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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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遇春、李国强、常西银（同济大学）；周恩惠、张哲(阿斯隆理工学院)
摘要：世界近代史上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解放黑奴宣言》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然而也许若干人忽略了：实际上这些伟大的宣言都能够在希伯来文化中追溯到其理论来源和基本精神，而且竟然是如此地清晰、完整！《新旧约圣经》都渗透着清新、高尚、完整的自由精神，而且还有详尽的法律维护体系！在这一基础之上，自由精神就能够在希伯来文化中成为源远流长的重要传统，进而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提供伟大的动力！论文尝试就希伯来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和法律维护体系做出一点具有新意的探索。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面对大自然的自由。第二，面对社会制度的自由。第三，面对罪孽过犯的自由。第四，简洁的概括。
关键词：希伯来文化 自由精神 法律维护体系
一、面对大自然的自由
面对大自然的自由包括：第一，对各种偶像崇拜、图腾崇拜的彻底否定与完整超越。第二，管理大自然。第三，可持续发展。
- 对各种偶像崇拜、图腾崇拜的彻底否定与完整超越。
人类历史上的偶像崇拜、图腾崇拜相当普遍，而且偶像崇拜与氏族图腾、性图腾和个人图腾交织在一起就更加错综复杂。中国夏族的龙旗沿用到清代。古突厥人、古回鹘人、哈萨克族人以狼为图腾。罗马的古徽早先是母狼，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将罗马帝国古徽改为双首鹰。德国、美国、意大利为独首鹰。西班牙、瑞士的徽志为狮……这些动物标志很大程度上是其古代图腾崇拜的历史遗迹。狂热极端的偶像崇拜与氏族统治混杂在一起，往往出现非常恐怖的状况：IBM的专家用计算机编译程序与考古学家合作修复了一千八百年前秘鲁Moche帝国的殿宇天花板碎片，再现了Moche帝国的建筑艺术和民俗生活。Moche帝国用活人献祭，对待俘虏粗暴残忍，并且淫乱成风。这与《申命记》12 章所严厉批判的迦南恶俗十分近似[1]。考古学、人类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使得源远流长的希伯来文化更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崇高风格。《出埃及记》20:3－5强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十条诫命是圣经律法中的核心律例，这头两条诫命有助于对各种偶像崇拜、图腾崇拜的彻底否定与完整超越。圣经中也多次强调对偶像的彻底否定。
失去了面对大自然的自由观念，不仅是容易陷入迦南恶俗，而且在平日的生活中也会产生一系列严重混乱，譬如圣经规定希伯来人在婚姻上都不可乱骨肉之亲，《旧约·利记》第十八章等章节有着详细的论述。可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根据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埃及是流行近亲通婚的。《世界文明史》也有着对埃及家庭的记述：“王者因其是伟大太阳神之子，必须娶姐妹或者家里另一个女子为妻，免得神圣的血统受到玷污。”有证据表明，他的许多臣属也依从这个习惯[2]。实际上在近代史上，甚至欧洲的一些王室也是具有这样的观念和传统，最终导致王室家族的智力与健康严重衰退。我国每到春节以及其他重要节日，在各大名山和知名庙寺里面有无数香客，万头攒动、财源滚滚。媒体也多次报道，一些贪官污吏被双规之前或者双规之时，还在请风水高人为自己祈福。
能否拥有面对大自然的自由精神，使得人们在意识观念中和生活实践中有着极大的不同，德国学者汉斯·宇尔根·甫拉斯精辟地指出“将人类从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继而从单纯的种族关系中解脱出来，古希伯来的选民信仰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这种选民信仰把人作为个体置于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中，使个体得到他的尊严和不可剥夺的价值。”[3]
- 管理大自然
《创世纪》 第一章 写着“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③圣徒保罗与众人分别的时候强调，“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④ 《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更是直接了当地指出“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根据上述思想，可以概括出三条原则：一，劳动是人类自我生存的基本条件；二，劳动包含着管理大自然的崇高使命；三，也包含着博爱精神。
这一切已经构成马丁·路德“天职”思想的重要内容。黑格尔高度重视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不是靠自然界直接提供的东西，而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改变自然的物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黑格尔深刻地指出，“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4]。而且“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的必然性。” [5]黑格尔认为人的劳动对社会的发展，对人自身的充实和提高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谈起劳动问题自然会涉及到异化问题,对异化思想应当区分内在的失乐园异化和外在的社会劳动异化,这个问题可以成为一本专著。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是以色列的传统思想，在这里简洁回溯一下以色列的重农主义成就：
公元前二十世纪，以撒“一年耕种有百倍的收成”。
公元前十五世纪，犹太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并且重视生态资源的保护。
公元前十一世纪，大卫王的官员中，不但有专人分别负责田野耕种和牛羊放牧，也有专人分别负责葡萄园、橄榄树和桑树的管理[6]。
公元前十世纪，所罗门王时期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公元前十世纪，基色历（Gezer Calendar考古学的重要发现）表明犹太人在农事方面已经很有规律。
公元前八世纪，乌西雅王和希西家王对农事和水利卓有贡献。
公元一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其名著《犹太战争史》中对犹太境内的农田、牧场和果园做过优美的描述。
可见重农主义是以色列的悠久传统。所罗门的《雅歌》 是抒情诗，因着犹太民族在农事和生态资源方面的成功，使得下列美丽的诗句是真实田园风光的描写：
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班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 可持续发展
希伯来的文化中也包含着深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20年代泰戈尔到西方讲学宣扬“森林文明”，瑞士伯尔尼大学哲学教授赫尔褒兹（Richard Herbertz）就以失乐园之后“占有的权力”反驳泰戈尔的“联合的权力”。张岱年先生指出：“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们都不愿花力气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得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和战胜自然。” [7] 实际上希伯来文化在资源与生态、人口问题、贫困问题、水利建设、植树造林、保护动物、公共卫生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笔者已在加拿大的《文化中国》（1999 春季号）上发表过论文《论希伯来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这里举两个典型例子： 《旧约》的《利未记》等几处别具一格地规定了休耕制：“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上帝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地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在这里呈现出一个优美的系列，休耕之年的出产：留给穷人──留给牲畜──留给野兽──留给田野，田野虽然是“下等兵”，可是还能够得到牲畜、野兽与飞鸟的粪肥。休耕制对于保持土壤的肥力非常有利。
旧约也多次提到耕种的方式， 譬如《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等处的耕种方式有着几道工序，专家们指出这也是先进于其它地区的。《旧约·诗篇》六十五篇写着:
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
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
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
可见旧约在早期就包含着关于休耕制、以及多种耕作方式的宝贵知识。在当代以色列的基布兹被成为“取得了成功的乌托邦”。以色列将许多沙漠改造成了良田，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荐项目，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在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得到推广。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大的柑橘出口国之一，鳄梨产量仅次于美国和墨西哥居世界第三位。鲜花出口量占欧洲市场进口量的百分之四十。不足上海市人口百分之三十的以色列，竟有农业与生态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三十多个。在这里还应该加上浓重的一笔：以色列人口只有全球的0.2%，但是诺贝尔获奖者大约占20%！而且往往是特别重要的人物譬如爱因斯坦。仅仅是医学的伟大成果例如青霉素就给世界带来重要贡献。
二、面对社会制度的自由
面对社会制度的自由包括：第一，三千多年之前，摩西五经就明确规定要释放奴隶，也要保护逃跑过来的奴隶。第二，通过土地制度，从根本上废除奴隶制。第三，每隔五十年禧年来临，要释放一切奴隶！
- 三千多年之前，摩西五经就明确规定要释放奴隶，也要保护逃跑过来的奴隶。
林肯解放黑奴是近代史上的大事，然而旧约多次规定要释放奴隶：“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利未记》25：44－49规定：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申命记》15:12-13也指出：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可见即使希伯来人做了奴隶，也还是有恢复身份的许多机会。 当然外族人也有恢复身份的若干机会，在后面要谈到。《旧约·申命记》二十三章的规定很像现在的政治避难：“若有奴隶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给他的主人”。可以看出这三千年之前的法典，已经蕴含着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的高度重视。新约《哥林多前书》7章20-21节写着“你是作奴隶蒙召的么，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还有《腓利门书》可以作为依据：保罗恳切要求他的晚辈挚友愿意甘心释放家里的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已经成为保罗的助手。可见圣经新旧约都包含着给奴隶以自由的光明方向。
当年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曾建议将以色列越过红海向自由进军的行列作为为美国的国玺[7]。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布洛赫在其代表作《希望的原理》的序言中指出“对乌托邦的憧憬凝成的希望引导了全部的自由解放运动……，对乌托邦的憧憬起源于圣经中《出埃及记》和关于弥赛亚救赎主的部分。”（在布洛赫的体系中，乌托邦不是空想）[8]。
- 土地制度
在以色列的传统中，土地是可以赎回的。《路得记》里面拿俄米一家虽然在外面摩押地漂流了多年，甚至丈夫和儿子都已经故去，可是多年之后家族对土地的名分还是保留着，还是可以赎回的。这是有摩西律法书的明确依据：《利未记》25:23－25强调：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
《民数记》27:4－7记载着西罗非哈家族的后裔只有女儿，向摩西要求土地继承权：“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西罗非哈家族的女儿们得到了土地的继承权，显示出土地制度的公正和家族继承的公平。德国近代史有一则威廉皇帝跟平民为了一座磨坊打官司的例子，想不到最后竟然是法院判定皇帝败诉！实际上这一突出法律公平、抑制皇权肆虐的案例，在圣经旧约里面就有类似的例子：《列王记上》 21章记载着国王亚哈看上了虔诚人拿伯的一座葡萄园，愿意通过其他位置的地块来调换，但是被拿伯拒绝令国王亚哈非常郁闷。最后是王后耶西别通过毒计害死拿伯才阴谋得逞。上帝也严厉惩罚了国王亚哈和王后耶西别。王上21:1－7：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作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土地的产权对农业社会的人们非常重要，生活基础、社会地位、未来发展、还有家族的名分和故乡的认同感无不依赖于土地。严格的土地制度对于希伯来人也是社会领域拥有经济基础和人身自由的重要维系。就希伯来文化中的自由意识而论，这也是在社会制度中维护自由的重要保障措施。
- 得到整体性自由的机会
首先我们浏览一下可以获得自由的若干重要分支：“外族人也有恢复自由身份的机会”，与古代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摩奴法典相比较，希伯来文化突出了自由精神，不仅希伯来人做仆婢还有恢复自由身份的机会，外族人也有恢复的机会。譬如美丽的女俘虏被纳为妻妾之后，如果不喜欢她了也不能将其卖掉，而是让她得到自由。《申命记》21：11－14规定：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他，要娶他为妻，后来你若不喜悦他，就要由他随意出去，决不可为钱卖他，也不可当婢女待他，因为你玷污了他。“逃跑的奴隶有得到长期自由的机会”，《申命记》23:15－16规定：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奴仆在日常中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公平和善待”。譬如，《出埃及记》 21:26－27规定：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圣经严禁拐卖人口”，“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将他治死。”（《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应该说上述条列也都是对于社会领域自由的重要法律规定。
《利未记》25:8－10的律法是激动人心、值得大书特书的，这里的规定是针对一切居民的伟大宣告：“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深思上述得到自由的种种途径，而且还有得到整体性自由的重要机会，不能不使人赞叹希伯来法典的博大和仁爱！自由意识是希伯来文化中的独特传统和深厚馈赠！
三、面对罪孽过犯的自由
面对罪孽过犯的自由包括：一，暴露出来的罪孽过犯；二，隐而未现的罪孽过犯；三，罪孽过犯的本性。
- 暴露出来的罪孽过犯。
《马可福音》7：21－23概括了社会上常见的罪孽过犯：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这一切在现实中司空见惯，譬如根据官方资料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一茬接一茬，前不久华融掌门人赖小民被双规，拥有房产一百套情人一百个，家里面的现金成吨重！根据官方资料和媒体报道，大学生里面艾滋病患者也在增多！吸毒者的数量亦有增无减。北美西欧虽然是最发达的国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人们在面对大自然的自由和面对社会制度的自由方面特别舒畅，但是罪孽过犯的禁锢依然存在，譬如枪击事件层出不尽，不但在校园里面甚至发生在教堂里面！纽约警察局的官员谈到：如果纽约的夜晚没有枪声，那倒不正常。毒品泛滥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杨振宁先生曾经表示不赞成我国的中小学生去美国读书，因为毒品泛滥太可怕了。《约翰福音》第八章指出：“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诚然如此，贪官污吏携带巨款逃到海外，可是惶惶不可终日。携带巨款的贪官污吏已经成为钱财的奴隶，饮鸩止渴的嗜爱毒品者已经成为毒品的奴隶。十年之前，笔者和德国外教参观过上海一家年轻人的戒毒所，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其中不少年轻人都是来自名牌大学！可惜他们的体质已经非常虚弱，并且往往患有疾病。笔者也参观过德国鲁尔区的一家戒毒所，管理人员通过医学治疗+教会辅导+团队生活+逐步扩大的劳动与社会生活，能够把复吸率降低到30%左右。这是很好的成就。可见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罪孽过犯的问题盘根错节、积重难返！
- 隐而未现的罪孽过犯。
论到隐而未现的罪孽，2018年8月16日，一则来自美国宗教界的重磅丑闻震惊了全美国，更登上了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的网站……：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宗教界的主流宗教“天主教”，竟包庇了总共300多名性侵、性虐待和猥亵儿童的“神职人员”。而被他们侵害的受害儿童人数，目前已经确定身份的就有1000余人——更有多达数千名的潜在受害者因为记录丢失或不敢站出来举报而没有被记入……“他们掩盖了一切！”，美国《纽约时报》在其关于此事的报道标题中这样写到。而其他报道了此事的美国主流媒体则选择在他们的标题中用数字展现这一丑闻的惊人程度：300名“神职人员”，1000名受害儿童！[9]。 实际上隐而未现的罪孽也是很多的，譬如通过崔永元的揭发人们知道了许多明星有着严重的偷税漏税问题，许多官员也沆瀣一气。甚至在德国这样法律严谨的国家，根据权威性的《德国之声》报道也是有许多人偷税漏税。隐而未现的罪孽过犯因为是隐藏的，这就往往能够有更为持久的危害性。在《马太福音》23:25－26 耶稣发出了强烈的批判“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实际上只有解决了下面第三点罪孽过犯的本性，才能够根本上解决好隐而未现的罪孽。只有铲除了罪孽过犯萌生的可能，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好第一点和第二点的严重问题。当然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持久战！《诗篇》第十九篇和九十篇都包含着深切的祈祷：
诗19:12：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诗90:8：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 罪孽过犯的本性。
数年前在参观海野生动物园的时候，因为有驯兽师在旁边许多人也可以近距离观看老虎狮子猎豹等动物，甚至可以一起合影。当人们近在咫尺地欣赏猎豹的优美体型时，本来挺安静的猎豹突然间变得精神抖擞、直视前方，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在密集的人群中有一只小羚羊跟着驯兽师走了过去。看来猎豹虽然一时安静了，可是骨子里面捕猎的本能并没有失去。实际上人们心中罪孽过犯的本性也有类似之处。否则，那么多的神父就不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圣经的律法去做那些丑事。许多的贪官污吏在早年并不是后期这样的丑陋，他们也曾经学习过努力过奋斗过，不少人也曾经是劳模、先进。但是随着权力的增加诱惑的增加，最终还是被罪孽的本性所征服。《罗马书》第七章18－23深刻地揭示：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面对着这样的挣扎和道德困境，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6:14强调：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上架上。
唯有靠着基督的十字架，与基督一同钉死一同复活，让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主，这样才能够有希望让新生命战胜旧生命，从而也能够彻底阻断前面隐而未现的罪孽。《约翰福音》8:32 告诉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也成为顶级大学的座右铭。譬如加州理工学院：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真理使你自由。
四、结语
圣经对自由精神的法律规定和维护体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世界近代史上法国著名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解放黑奴宣言》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这些伟大的宣言都能够在希伯来文化中追溯到其理论来源和基本精神，而且竟然是如此地清晰、完整！《新旧约圣经》都渗透着清新、高尚、完整的自由精神，而且还有详尽的法律维护体系！当年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曾建议将以色列越过红海向自由进军的行列作为为美国的国玺[10] 。托马斯·杰斐逊1801年在首篇总统咨文中说：“人民的自由乃上帝的恩赐，这个深入人心的信念是自由唯一坚实的根基。如果我们铲除了它，那么一个国家的自由就不会让人觉得有稳固的保障[11]。 亚当斯指出：“尽管我喜爱、敬重和仰慕希腊，但我相信希伯来人对人类的启蒙和文明所作的贡献更大[1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强调 “执掌世界的造物主已经制定了一部永恒的法律，它优先于人类任何法律，自由权利是造物主给所有人的礼物。”[13] 名著《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的作者柯克在70年代许多人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深刻地地指出：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14]。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在分析美国的传统时指出：“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得到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15]。
实际上圣经中突出的自由精神对欧美还有更多的地区产生了全方位不可估量的影响。譬如。在欧美顶级大学的校训里面也能够感受到：牛津大学， The Lord is my light.上帝是我的亮光。耶鲁大学，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 哥伦比亚大学，In the light shall we see light.在上帝的光中我们看见光。加州理工学院，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真理使你自由。在国际清廉指标体系中也能够发现，多年来前二三十名的国家大都是信仰圣经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圣经中令人震撼的伟大预言：《以赛亚书》43-44章数次宣告：以色列是上帝的见证！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学发现死海古卷是公元前二世纪的文献，包括了旧约圣经的许多残章。其中以赛亚书很完整，以赛亚书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作品。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太丰富了，我们可以聚焦：以色列人口只有全球的0.2%，但是诺贝尔获奖者大约占20%！而且往往是特别重要的譬如爱因斯坦。仅仅是医学的伟大成果例如青霉素就给世界带来重要贡献。
在《创世纪》18:18上帝宣告：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根据BBC中文网报道，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与哥伦比亚大学经过实证调研，发现信仰圣经的国家和地区，民主与科学都是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我们可以联想：第一，圣经上述预言的发出时间，摩西五经为公元前十三世纪，而挪亚、亚伯拉罕则更为遥远！第二，有死海古卷的确据，即使是公元前二世纪那也是不得了！第三，以色列虽然在大卫王所罗门王时期很繁荣，不过毕竟是不同于古埃及古罗马那样的大国。第四，那时候还没有地理大发现，而预言都是全球性的。第五，也许有人会提问：其他民族不也是有一些预言吗？重要区别在于：圣经的预言覆盖了人类的整个历史！
圣经中卓越的自由精神在希伯来文化中作为源远流长的重要传统，已经为世界文明史的发展提供了伟大的动力！而且能够继续提供不竭的动力！
[1] 上海《文汇报》1997年7月5日。
[2] （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著，罗经国等译，《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58页。
[3] 汉斯·宇尔斯·甫拉斯著，《人类的宗教》：范登豪克出版社（德文版）1993：9-10。
④圣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指出，保罗时代已经有新约圣经的相当一部分内容 ]
[4] （德)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著；范扬,张企泰 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209页。
[5] 《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210页。
[7] 阿巴·埃班著，《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P15。
[8] Ernst Bloch:《希望的原理》（德文版），祖尔康普出版社，1973，第6页。
[10] 阿巴·埃班著，《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P15。
[11]伯尔曼（美）《信仰与秩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01月1版。
[12] (亚当斯评论孔多塞《人类思想史观概述》)转引自18位美国国父对基督教的看法 苹果树姊妹，2018，10
[13] （收录于《美利坚众合国的历史：由发现新大陆开始》）转引自18位美国国父对基督教的看法 苹果树姊妹，2018，10
[14] [美]拉塞尔·柯克（Russel Kirk）《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初版于1974年，中译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
[15]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P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