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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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碧芳（上海大学）
摘要：1907年在新教入华一百周年之际，中西力量对比已出现明显的变动迹象。传教士在上海举办了在华百年传教大会，兼具纪念百年传教成就和讨论在华传教事务双重意义，传教士邀请中国官方代表和资深的中国基督徒参与各类纪念活动，中国方面也借此机会表达了自身立场和观点，呈现出中外辑睦的良好形象。但在上海百年大会上缺乏具备投票权的中国代表参会引发中国基督徒的不满和质疑。在教会自立程度较高的广东，一批深具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的基督徒领袖决定自费自办华人纪念大会，地方官员也给予大力支持。中国基督徒在两次大会之间实现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身份转换，也用行动向各方展现了自身能力和独立承担教会事务的强烈意识，为中西新教权势建制的形成提供了早期探索。
关键词：在华百年传教大会、华人百年传教纪念大会、中国基督徒、传教士、官教关系
19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条约体系的建立，宗派林立的新教差会纷纷来华开拓教务，但差会间各行其是的传教活动阻碍着传教事业的有序发展，为此在华传教士曾于1877、1890年召开过两次大型跨宗派大会，借此平台交流各自的传教经验，规划未来传教策略与方向。原计划于1900年举办的第三次传教士大会因义和团运动爆发等众多因素而推迟，传教士在集体讨论后决定于1907年新教来华传教一百周年再次举办，兼具纪念在华百年传教的意义，因此此次大会的正式名称为“在华百年传教大会”（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虽然此次大会具有双重性质，但是以往研究主要围绕大会各项议程展开，着重于将其与前两次大会进行对比，并探查其对此后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针对传教士、中国基督徒开展的各类纪念活动的关注度尚显不够。同时因为缺少具备投票权的中国代表参会，与会的中国访客数量很少，研究者普遍认为虽然此次大会将传教士与中国同工的关系定位为“同事”，但传教士仍居于一种指导者的位置。[1]“中国基督徒由于缺乏传教士的信任，即使他们有领导能力，也很少得到锻炼的机会。”[2]这些观点的确反映了当时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部分实相，不过由于以往研究主要基于传教士的话语体系，即当时的英文大会记录，缺少中文史料和中国基督徒的相关文章，因此没能注意到存在于二者间的暗潮涌动，也忽视了中国基督徒面对此种状况曾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在百年纪念活动中发挥的作用。
裴士丹教授提出的“中西新教权势建制”概念是我们理解20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史的重要线索，那么这一建制在20世纪最初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形成过程？在华百年传教纪念活动便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当时不仅有传教士在上海举办的百年传教纪念大会，广东基督教人士也组织了华人纪念大会。对两场纪念活动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传教士在这段历史中所做的贡献之外，了解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基督徒、中国官员乃至社会各界所做的努力，并增进对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发展态势的认知。
一、日益壮大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基督徒的成长
义和团运动后在华传教士开始更多的反思条约特权的危害，在与官府往来时态度大为收敛，吸纳信徒也更加谨慎，同时传教士在教育、医疗、救济慈善等社会事业上投入更多关注，传教版图也拓展至内地各省，基督教进入在华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的进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教差会和传教士来华开拓传教事业，到1905年前后中国成为传教士首选的传教地区。到在华百年传教大会召开时有82个差会团体在华传教，传教士达3833人，受餐信徒18万人，被按立的中国牧师有345人，未受按立者5722人，中国基督徒的奉献数达到30万余银元。[3]
相比从数量上直观感受教会的发展，当时中国基督徒质量也有所提升。传教士注重培养教会的自养能力，入教者虽然还是以受教育程度低的下层民众为主，但逐渐摆脱以往“吃教者”的形象，并且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还存在一批“基督徒商人”和“基督徒知识分子”，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中国教牧人员的增长也有利于更多基督徒领袖出现，虽然这一时期的基督徒领袖往往是在地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教会人物，全国乃至国际性的领袖人物要等到民国以后才能出现，但是他们已不愿事事仰赖差会和传教士，试图争取更多自主性。
20世纪最初十年，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得国人对于西方人和西方文明持有一种复杂心态，民族主义意识高涨深刻影响着中国基督徒的思想观念，教会内部的中西隔膜也愈加严重。中国基督徒既不满于传教士对教务的控制，也欲表明自己的爱国热忱。义和团运动后民教冲突已大为减少，但偶有发生的教案问题还是令中国基督徒感到国家主权遭西人干涉，自身也遭受误解，这成为推动中国教会自立的核心因素。1902年高凤池、宋耀如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基督徒会主张教会自立，原因便是不满于“辰州教案”的处理结果，想要“以爱国爱人之心”“妥筹预弭教祸之法”。[4]1906年俞国祯发起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也申明是“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亟”，强调其“爱国、爱教”属性[5]。
面对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传教士有着复杂心态，差会内部对此也多有争论。一些传教士虽然意识到教会最终将由中国人管理，但又认为当时的中国教牧人员能力不足，尚未达到完全自主的程度，不愿将权力转交给中国人。一些差会和传教士则认为教会自立是传教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很早便开始了培养中国本土教牧人员的尝试，并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教会走向自立。
由于传教士的理念差异、基督教传播的地域差异以及中国基督徒成长状况各异，因此中国教会自立情况也各有不同。广东是基督教传入最早的地区，在广东开展传教事业的长老会传教士汲约翰、浸信会传教士纪好弼、湛罗弼等都致力于推动教会自立，因此广东地区的教会自立程度相对较高，在19世纪末便开始自主办教的尝试。1872年陈梦南积极联络海外华侨筹集资金，组织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这是最早的国人自立教会。19世纪末两广华人浸信会组织成立联会，张立才成为首任干事。进入20世纪后，广东基督徒的自立活动更为频繁，1903年多位教徒在华人宣道堂集会，决议以宣道堂为母会，另组“兴华自立会”为子会，选举冯活泉为会长，廖卓庵任会吏。[6]不过自立教会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差会和传教士断绝联系，1906年黄旭昇等人在广东也效仿中国基督徒会组织广东基督徒会，但强调参与者不用离开母会，而且“若兄姊欲入会，必要母会有荐书本会方允收纳。”[7]可知广东基督徒的在追求自立的同时也努力与传教士和差会保持良好合作。
除了教会内部的关系变化，进入20世纪后，官教关系也面临新的形势。“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官教互动成为常态。”[8]在华传教士的根本目标是广传福音，为此他们需要与官僚阶层保持良好的交往，为传教活动提供便利。传教士在举办一些重要活动时常常会邀请当地官员出席，如1907年山东省所有的高级官员以及50余位中级官员出席了济南府的英浸会共合医道学堂（English Baptist Institution）开学典礼，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典礼上发表演讲。[9]在1907年上海举办的青年会第五次大会上，两江总督端方也曾派员出席。政府官员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对于民众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导向意义，传教士一方对于当时的官教关系非常满意，认为“民教辑睦，帖然相安，内而政府，外而疆臣，亦皆保护臻至，约束极严，不令其下稍有蠢动。”[10]
地方各级官府也有众多具备留洋经历和交涉经验的官员，以往被看做是反教主力的官绅阶层对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态度大为转变，他们都非常注重与传教士维持良好的关系。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周馥都是著名的开明官员，他们不仅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传教士进行保护，也多次上陈处理教务问题的奏折、发布政令并组织编撰相关书籍。[11]不过对中国官员而言，与传教士的交往毕竟是因应形势之举，当中国基督徒提出教会要自立自养以消弭民教冲突时，官员不论是基于自身的民族情感还是维护辖境治安的客观需要都会支持中国基督徒的行为。1906年俞国桢在建立耶稣教自立会时便请求官府立案保护，并强调“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之设，意在尽除民教嫌隙，即遇有民教词讼一以和平办理，不假外人分毫之力。”[12]这种将容易引发中外交涉的民教冲突转变为内政问题的设想无疑与地方官员的诉求相契合，上海道瑞澂多次发布告示对其予以保护。
在百年传教大会召开之际，如何纪念百年传教成就，推动在华事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的关注焦点。对于在华各差会和传教士而言，此次大会既是对百年传教的纪念，还是向母会和各国传教士展示其传教成果的机会，并且在纪念活动之外最重要的是讨论各项在华传教事务。在华传教士努力呈现中西融洽的情景，但此次大会并没有为中国代表留下席位，这成为后来深受垢病之处。对中国基督徒特别是成长起来的中国教牧人员来说，借由在华百年传教纪念活动，他们想要向传教士和差会展示自己的能力，为此后在教会内部提高自身地位而努力，同时基督徒也要向中国社会展现自立自主的形象，扭转社会对于教徒和基督教的偏见，因此他们对于能否参与并以何种方式参与纪念活动非常在意。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在华传教百年大会是一次国际性会议，他们需要向世界各国展示其开放包容的形象，官教双方长期的良好互动也使众多官员深度参与到传教士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来，同时官员对于中国基督徒自办华人纪念大会的想法也乐见其成，并及时提供帮助。下文将对此进一步展开叙述。
- 上海纪念大会上的中国声音
上海作为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基地，各差会在华总部多设在此。在百年大会召开前上海的传教士们积极参与各项筹备事宜，也组织了众多纪念活动，其中最为盛大的是李佳白（Gilbert Reid）组织的尚贤堂[13]欢迎会。对于以推动“中外和洽民教辑睦”为己任的李佳白来说，此次大会无疑是展现成果的难得机会。1907年4月27日下午，欢迎会在尚贤堂花园内举办，到场传教士有600多名，除在华传教士外还有来自英、美、加、法、德等国的母会代表和访客出席，尚贤堂方面的到场者有商约大臣吕海寰、上海道台瑞澂以及其他尚贤堂董事，包括朱葆三、吴少卿、陈润夫、叶明齐、杨信三等，此外还有上海县李大令、英法两会审公廨谳员也出席了欢迎会。李佳白等人还曾邀请盛宣怀，但他因事并未出席。[14]由于尚贤堂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同时此次欢迎会规模盛大，因此从筹备到举行都备受关注，众多中英文报刊都进行了报道。[15]
尚贤堂欢迎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直隶、两江、两广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均派代表出席。百年大会举办地上海正是两江总督端方的辖境，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无疑备受瞩目。[16]由于唐元湛[17]此次是以端方代表的身份出席，所以在有关这次欢迎会的报道中多未指明他与尚贤堂的密切联系，但实际上唐元湛与李佳白有三十年的交情，并任尚贤堂董事二十余年，在李佳白两次返美时也始终由他来承担尚贤堂各项公务。他的官私身份都是代表端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二人选。[18]袁世凯派遣的代表钟文耀[19]是非常有外交经验的官员，当时负责处理洋务事宜。周馥派遣的代表为包家吉，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但目前可知他曾参与处理“马嘉理事件”，也是具有处理外务经验的地方官员。浙江巡抚张曾敭代表为世增。[20]世增对于教务问题非常熟悉，1906年法国限制教权，中法商约修订在即，张曾敭曾代世增上奏整顿教务清单，希望借此机会与法国“订定焦律，减损教权。”[21]江苏巡抚陈夔龙代表为陆钟琦，其与传教士相关的资料较为缺乏。地方督抚如此集中地派遣代表出席传教士集会，代表们普遍具有留洋、出使及对外交涉的经历，这都表明新教进入中国百年之际官教关系早已不同往日。
欢迎会上几位官方代表多使用外语致辞，“江督直督所派代表钟唐两观察操英语，浙抚代表世观察操法语演说尤为特色。”[22]对于参与此次欢迎会的西方人士而言，这批熟谙外语、娴于外务的中国官员出席也预示着未来官教关系将向更好的方向迈进。由于此次集会旨在促进民教辑睦，所以几位官员的发言多是赞扬基督教在华的百年成就，不过从中仍可以感受到官方对如何处理民教冲突的理解。
钟文耀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袁世凯在处理民教问题上的成绩，他希望在百年纪念之际，“诸教士有鉴往事，研究其启人误会之由而随时改良，我国家亦自治其民坚明约束。”在钟文耀看来民教辑睦是需要中西双方的各负其责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世增在发言中表示自己非常认同李佳白在《民教相安议》中的观点，认为该书“于西教士则谓宜遵礼貌于华人，习教者则谓当守法律此律己之严也，于平民则毫无畛域之分，于官长则自尽交际之道，此待人之恕也。”[23]此外商约大臣吕海寰和上海道台瑞澂也发表致辞，他们分别任尚贤堂议董会长和董事，二人的双重身份正是当时官教调和的最佳展现。瑞澂的发言也认为只有民众遵守法律、传教士不妄加干涉、中国官员秉公办理，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才能达到民教相安的效果。[24]这与世增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见当时的官员阶层对于民教问题颇为熟稔，他们对此已经形成一种普遍认知，并且官教双方对此看法也趋向一致。
面对中国官员的发言，百年大会主席汲约翰在答词中强调传教士一直以来视华人为友，他认为传教士与中国官府在慈善、教育事业上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李佳白在欢迎会上叶发表了简短致辞，他随后便在西方差会杂志上发表长文介绍此次集会，并更为明确的表明了他的想法。他认为中西双方虽然在民族、宗教、种族、风俗习惯、仪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仍可以基于友好和尊重的态度相互交往，认为传教士在打破偏见、误解和怀疑方面做得努力最多，并且已得到一些人的认可。[25]此次欢迎会也证明这样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教务杂志评价此次尚贤堂欢迎会时认为，李佳白的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便是他的社会交往，这有助于培育中外人士的友谊，化解许多人的忧虑，并且通过促进官员对传教理念的理解而更好的推动传教事业的进步。[26]
除了尚贤堂欢迎会之外，当时还有各类欢迎活动在会议期间穿插进行。在4月26日上海传教士协会筹备的欢迎会上，两位中国人出席并致辞，其中一位是中国牧师张葆初，另一位便是上文提到的两江总督端方的代表唐元湛。[27]在传教士看来，“有一个像端方总督这样的人派代表来欢迎传教士和基督徒，这是对他们劳动的极大认可，标志着中国新教历史上的一个美好时代。”[28]一些大的教派也组织了社交聚会以加强了中外基督徒的交流。4月30日中午后，伦敦会的当地代表和朴脱（W. H. Poate）夫人在联合礼拜堂大厅举办招待会，款待伦敦会和美部会的母会代表和访客。同一天晚上，200多名长老会教徒以社会身份在北京路的特派记者招待所聚会。并且卫理公会、浸信会和圣公会教徒也有类似的集会。[29]此外上海基督徒商人也组织了欢迎活动，5月3日商务印书馆邀请650名大会代表和访客参加午宴。[30]他们以行动展示了中国基督徒的成长。
以往由于中国代表的缺位，研究者普遍认为此次大会是西方传教士在唱独角戏，在开会前中国基督徒也意识到此次纪念大会缺少华人参与：“兹闻赴斯会者，皆系久于中国之西人，而华人无分也，盖一切所讲者，俱系英文故也。”导致中国人缺席的因素将在下文详细论述，不过中国基督徒虽然不能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但还是努力参与并展现对此次纪念活动的支持。在开会当天上海各教会牧师及有职人员佩戴欢迎徽章在青年会所门前站立，并请中西书院、清心书院、约翰书院的学生身着戎装奏军乐，欢迎传教士的到来。[31]
虽然没有为中国基督徒提供参与百年大会讨论决议的资格，传教士还是积极邀请了一些在各领域德高望重的中国基督徒出席大会相关议程。4月27日下午是围绕“中国教牧人员”这一主题的讨论，一个中国牧师代表团应邀来到讲台上，潘慎文（A. P. Parker)将代表团介绍给与会的传教士，明恩溥将这一内容翻译成官话。潘慎文明确表示中国牧师绝不是传教士的助手或者手下的人，而是传教士的同事。两位中国牧师代表发言，一位表示令他感到惭愧的是，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中国教会仍然像个小孩子，然而独立精神在中国正迅速发展。另一位牧师感谢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教导，他希望中国人可以承担起他们的责任。他说，广州的许多差会都在建设自立教会，他期待可以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宏大的中国基督教会。[32]到新教在华传教百年之际，传教士与中国教牧人员的关系已经发生重大转变。[33]虽然大会讨论中传教士们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双方的关系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但在面对中国教牧人员时传教士还是承认中国教牧人员地位的上升，中国牧师的发言也表明了他们的责任感和承担更多教会事务的诉求。5月1日下午，在“妇女工作——教育”主题的讨论中，中国女子教育先驱阿德希女传教士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学生曾兰生（Tseng Lai Sun）夫人出席。[34]曾夫人也是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中国女性。
沈毓桂生于1807年，与马礼逊入华年份相同，因此极具纪念意义，他长期担任《万国公报》的华文主笔，是当时深具影响的中国基督徒。在百年大会开会前，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到沈毓桂家中邀请他届时诣会，“指陈同人开会宗旨，兼阐发耶教善与人同之宏愿，俾教外望道未见之士，藉余作一识途老马，引之入胜。”[35]可见，传教士们邀请资深的中国基督徒参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现传教成果，并引导更多的中国人信教。但是由于沈毓桂不小心摔伤必须卧床休养因而缺席大会，不过他还是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颂辞纪念大会的召开。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新、旧教的区别以及新教的宏愿，其意也与传教士们的想法相契合。5月2日上午，大会专程委派由丁韪良、林乐知、范约翰组成的委员会答谢沈毓桂致大会的问候。[36]由沈毓桂与传教士们的此次往来可以看出，虽然此次大会没有中国代表，但是资深的中国基督徒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特殊途径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5月7日，在有关“传教士与公众问题”的讨论中，唐元湛道台又一次受邀出席，大会主席汲约翰认为这是传教史上第一次有中国官员在这样的场合谈论传教士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与前两次偏于赞扬和恭维的致辞不同，在此次发言中唐元湛更为清晰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称赞了传教士过去取得的成绩，接着便转而批评过去传教士对武力的依赖，唐元湛直言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传教士不会再利用条约权利开展传教，否则会对传教士的的工作和努力产生压倒性的负面影响。唐元湛建议传教士应放弃自身优越感，加强与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并以祖先崇拜为例加以说明传教士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缺乏了解。[37]唐元湛的发言对过去民教矛盾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并向传教士提出建议，这与尚贤堂欢迎会上几位官员的意图相似。在多年后尚贤堂对唐元湛的悼文中还特别提到了他在百年大会上的演讲场景：“先生以中西交涉，我国割地赔款，多由教民肇衅，乃将耶教博爱与孔教汎爱宗旨，本非枘凿，洋洋洒洒，演说数千言，更劝以勿因小故而酿大祸，袒教民而伤感情，西人多为动容。”[38]此次对话也有助于中外传教士理解中国官方对待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态度，以进一步调整未来的传教策略。
除以上受邀出席此次纪念大会的中国人外，当时的中国基督徒以至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相关纪念活动。大会期间有不到20位中国基督徒作为访客参会，这些中国人的具体信息我们目前难以一一获知，但其中也有余慈度、陈维屏等此后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大会期间，每晚还有知名传教士进行公众演讲。[39]不过由于英语演讲的受众面有限，因此每晚同时有人在青年会所用华语演说，在这些演讲中还会向听众介绍百年大会的相关决议[40]，普通的中国基督徒和民众也可以及时获知大会信息。4月27日为礼拜日，大会专门组织了公众会议，这被认为是“与百年纪念大会有关的最有趣和最鼓舞人心的会议之一”。当天下午便有1800名上海基督徒、学校学生等聚集在市政厅参加会议。[41]
中国人的出席为百年大会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也给传教士们留下了深刻影响，他们在撰写与百年大会相关的文章时往往都会特别提到这些细节。[42]中国基督徒、官员乃至更广泛的普通民众通过百年大会这一平台，与世界各地的著名传教士直接接触，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但是缺少中国代表这一问题还是会影响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情感，对于华人没能参会这一问题，当时的中国基督徒便颇有微言。
《通问报》上有关于大会的连续报道，并在大会召开前发表了署名知白子的时评：“此次百年大会，非为纪念传道于他国。乃为纪念传道于中国。何以西人皆奔走皇皇，经营数载以成此大会。独我华人阒然无声不发一言。垂手乐观其成。”[43]这一批评在中国基督徒间引发众多讨论，随后彭启峰在《西人百年大会之感情》一文中强调了这次大会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后指出：“惟此次聚会均用英文，中国教友不能与分，有谓华人程度过低，资格未及，且语言不通，无裨实济，于是物议纷然，殊于同力合作义务，颇滋障碍。”[44]两篇文章虽在最后都指出中国人切勿因此与传教士心生隔阂，仍要与其进行合作，但从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当时存在于中国基督徒间的诸多不满与质疑。
那么传教士一方对此有何解释？在《教务杂志》等英文杂志上相关内容虽然非常简短，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传教士一方的观点。 在《本土教牧人员和下次大会》的文章中传教士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争议，“许多人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他们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他们强调语言不通是这一问题的根源，该文最后指出不应该让中国教牧人员有被轻视的想法，在筹备另一次会议时要充分考虑这个问题。[45]在5月7日晚上举办的告别会上，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郭斐蔚（F. R. Graves)也专门解释了没有中国代表出席大会的原因，并强调：“在我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件事中，我们都在思考如何能够最好地帮助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教务杂志》报道没有完整记录郭斐蔚的发言，但认为“大家都清楚他们缺席的原因”。或许在当时传教士看来，不论是语言还是其他方面，中国基督徒还未达到参与讨论并决议在华传教事务的程度。但是该文也意识到：“差别和困难不得不面对，但不会始终存在，我们几乎不可能再单独讨论传教士问题了。”[46]分歧的存在激励传教士更加重视中国教会与基督徒的成长，进而在此后支持中国基督徒举办自己的大会。
在传教士自身的认知以及中国基督徒的质疑声中，此次大会将是最后一次传教士大会已经成为当时传教士群体的共识。美部会代表团主席提到：“大家都坦率地说，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传教士大会了。下次大会将是中国教会自己的会议，那时传教士和中国人将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相遇。”[47]他认为中国基督徒将承担起在自己的土地上传教并维护和发展基督教会的责任，传教士对此充满乐观的期待。女传教士麦美德（Miss Luella Miner）也在有关百年大会的文章中称应该为能干的牧师和中国教会的其他领导人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下一次会议(必须马上举行)将庆祝中国本土教会时代的到来。因为我们培养的这个年轻巨人早已把襁褓解开了。”[48]
三、登台的主角：广东纪念大会中的中国基督徒
面对上海百年传教纪念大会缺乏中国代表的局面，中国基督徒决意自行组织纪念活动，在华人信徒每月定期集会的上海小公祈会上，有人便提议此事，并拟定于次年九月四日举行华人纪念马礼逊来华传道百年大会。广东籍牧师黄旭昇极力促成此事，他表示“吾深望此会之能底于成也。吾深望中国所有之信徒赞助此会之能底于成也，不然我不知我中国信徒何以为地。”[49]可见其对举办华人纪念大会的期望。因资料缺失，目前对于上海是否曾举行百年祝典以及其中的细节不得而知，但是曾多次在上海参与讨论的黄旭昇将该想法带回，广东华人百年传教纪念大会得以成行。[50]
1807年马礼逊入华传教时，最初抵达的地方便是广东。1906年广州各教会便曾举行小型的纪念活动，当时青年会事业正拟推及广东，因此此次纪念活动更多的是借此机会筹建马礼逊纪念堂，更加大型的纪念活动未能提上日程。[51]《真光报》在记述广东纪念大会的筹备经过时提到1906年广州十大公会曾欲筹集20万银元建堂纪念，但因耗资较大，未能如愿筹齐，遂决定在上海百年大会后，于马礼逊入华满百年之日在广东举行庆典。[52]不过当时对于是否举行庆典似乎存在分歧，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形势下，时人多认为“外人传教为其政府所利用以阴行其殖民政策”，在中国举办大会纪念外国人来华传教似有“媚外”的嫌疑，中国基督徒努力在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与教徒的身份间寻求平衡。在《真光报》的专题报道中便专程对举办这次纪念活动进行解释，强调“今日之纪念，非纪念英人马礼逊，实纪念中国得耶稣始于英人马礼逊。”[53]1907年黄旭昇曾提及：“广东信徒旧岁虽有提议，请各省信徒派代会议，以作百年祝典纪念，无奈老成持重，安隐畏劳派，多不主张救主骑驱入京张扬故事，此事暂寝。”可知当时整个社会对基督教与外国势力联系持有疑虑，导致教徒在行事时也不愿张扬，因而当时并没有达成是否举办纪念大会的一致意见。
不过同样是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上海百年纪念大会召开时中国基督徒的讨论和质疑无疑加深了黄旭昇等人自行筹备华人纪念大会的想法。在回到广东后，他便开始积极奔走劝说之前并不主张开纪念大会的同仁。[54]1907年7月27日（农历6月18日）在兴华会礼拜堂举行的各公会联会上，最终决定举办华人庆祝百年传教大会。兴华会本就是由广东教会领袖发起成立的自立教会，在当时颇有影响，入会者众多，联会上推选的纪念大会总委办长廖卓庵便是兴华会会吏。[55]四日后在伦敦会自立会再次集议，由廖卓庵确定筹备组成员，分别为择地部长刘子威[56]、陈设部长蔡自昭、主理演说部长张立才[57]、音乐部长余锡生、文件部长劳曰富、招待部长谢恩禄[58]、度支部长黄旭昇。[59]
因是临时起意，广东纪念大会的筹备时间仅有月余，不仅无法请其他省份的代表参加，甚至连所需款项都未能集齐。不过当时的广东基督徒领袖已有一定经济能力，筹备组成员自行凑出七百元用于各项支出。[60]在筹备组的努力下，各项事宜都有序进行。9月5日（农历7月28日）即马礼逊入华前一日，广东纪念大会如期举办。大会会场规模壮观，长40米，宽近27米，高与博济钟塔齐，可容纳三四千人，搭建费时十六日，至开会当天才完全建好。会场内部陈设精致，而且为保证会场安全，筹备组专门安装电灯以防火灾，并请水车公司提前预备。为防到会者不足数，筹备组为每场集会印制了五千份入场券，结果每日到会者络绎不绝，因人数过多有人还想要仿造入场券以渔利，出乎筹备人员的意料。为维护会场秩序，筹备组除安排了专门的招待员外还设有稽察员、纠仪员数人，对于参会人员的言行举止都进行规范。[61]
大会前后共计四天，前三日举办纪念活动，最后一日充做广东基督徒联会的秋季聚会。大会主席每日均不同，分别为美领事波贺劳、岭南学堂国文总教习钟荣光[62]、长老会传教士富利惇，并且请广东政界、绅界、学界、报界、商界、慈善界分日参会。大会期间各项流程紧凑，每日专程请陆军速成学堂军乐队奏军乐，还请教徒、学生鼓琴、读诗、唱歌，并组织与会人员为政府及民教相安、教务及学务、全球教会与中国振兴祈祷。
此次大会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各项演讲，这些题目都是当时中国基督徒最为关心的内容。第一天由传教士皮尧士演讲“马礼逊历史”、杨襄甫[63]牧师演讲“百年后中国教会前途之希望”、传教士湛罗弼演讲“中国民教相安问题”，其后几天的演讲题目分别涉及基督教的教育、文字、慈善以及同风俗的关系，演讲者多为中国教牧人员。[64]在晚上举行的会议上，分别为谢恩禄任主席演讲“劝戒鸦片”、黄登云任主席演讲“振兴工业”、湛罗弼任主席演讲“改良风俗”，吴尊三任主席演讲“家庭教育”，每晚有五位讲员围绕主题依次进行演讲。[65]
纵观此次广东纪念大会，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
首先从筹备者和演讲者来看，他们多为广东地区主张教会自立自养的中国教会领袖或在各领域颇具影响的基督徒。他们深具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在教内将推动教会自立视为争取国权的一部分，在教外也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努力。其中多位基督徒都与当时的革命人士关系密切，第二日大会主席钟荣光便因被视为革命党被抓刚获释放。在大会筹备过程中也处处体现着中国基督徒的自立意识，筹备组成员不假手于人，而且坚持自行筹款。参与筹备的中国教会人士前后有两三百人，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各项事宜筹备妥帖，这也证明了中国基督徒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独立承担教会事务。
虽然演讲者中有数位知名传教士，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中国基督徒与传教士在此次大会中的“主客”位置。湛罗弼（R. E. Chambers）在大会演讲中表示：“眼前此纪念会已算是自立精神，会场顶上虽大书特书马礼逊先生传道入华百年庆典，我西人并无一人预议，纯是中国教友自办，我得立此地演说，实系中国教友用一张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单柬请来，不请我都不能擅立此地，盖我辈西人在此事实系客，客非得主人请自不敢孟浪也。”[66]他认为传教士在中国所有教堂都是做客，并期望此后中国教会可以逐渐做到完全自立。他在《教务杂志》上也发文介绍此次大会，并对中国基督徒的自立意识大为赞赏。他强调这次大会的筹备始终由中国人掌握，而且没有向外国人请求捐款，尽管有些人自愿提供帮助。[67]湛罗弼的演讲和文章虽然并不能代表全部在华传教士的观点，但也表明广东地区的教会自立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这为此后全国各地的教会自立运动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广东地方官员多有协助。在广东基督徒拟建马礼逊百年纪念堂时，两广总督周馥、其他多位地方官员以及侍郎伍廷芳都提供捐款。纪念大会在选择场地时曾计划借河南戏院、博济医局等地为会场，但都因担心参会者太多而作罢，后来巡警局龚廉访得知这是华人自办的大会，非常赞成，并且允许借用官地搭盖大棚为会场，还派兵加以保护。[68]电灯局在会场照明不足的情况下免费加装电灯，且电费收取数额大为减免。
从参会者来看，广东各界都积极参与其中，会场内每日都人满为患，参会人数超四万人，是当时中国基督教史上最大的集会，这反映了广东各界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也有助于扩大基督教的社会影响。通过这次纪念大会，中国基督徒的素质得到证明。大会秩序井然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传教士对中国基督徒发生改观：“西人对于此事，初亦谓华教友程度未至，办理恐未能如法。及获观第一日礼，便交口称誉。不待会事之毕，已撰英文登西报，传遍全球矣。”[69]中国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以往“吃教者”的形象。曾参与此次大会的传教士伍赖信（Charles A. Nelson）在文章提及出席者穿着很好，表明这里的基督徒并不贫穷，“事实上皈依者和信徒并不属于真正的穷人，可以肯定的是，在广东没有‘米教徒’。”[70]传教士们对于大会详情的介绍有助于在各西方差会与中外传教士心中树立中国基督徒的良好形象。[71]
此次广东纪念大会参会者人数远超上海百年大会，而且在广东举行纪念大会的同时，至少还有佛山、香港、新宁、香山、广西桂平大黄江及平南石塘六处也举办了百年庆典，并且都极为热闹，新宁有参会者约八百人，香山参会者约一千二百余人。[72]中国基督徒如此广泛地开展和参与纪念活动，再次证明了新教入华百年后中国基督徒已经成长。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教入华百年后，中西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的变动迹象。在华传教百年纪念活动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有助于我们观察当时基督教中国化的程度和限度。中国教牧人员追求教会自立，在教会内的话语权不断提升，虽然在上海百年传教纪念活动中，传教士努力营造一种中西融洽的景象，中国基督徒也积极参与各类纪念活动，但是传教士将中国基督徒排除在有关在华传教事务的讨论与决议之外，这一举动无疑伤害了中国基督徒的情感。他们借由广东纪念大会证明了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也向中外传教士明确表达了追求自立自主的强烈意愿。中国人在两次百年纪念大会期间的举动写就了中西新教权势建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页。
不过，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基督徒走向舞台中央的愿望还面临众多阻碍。广东纪念大会只具备纪念意义，且参与者仅限广东一地，中国基督徒还没有能力独立组织一次商讨教会事务的全国大会。从全国来看中国教牧人员数量还非常不足，教会自养能力有限，西方差会和传教士在教会事务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广东基督徒自费自办纪念大会并不能代表当时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水平。教会要实现自立既需要中国基督徒的努力，也需要官方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清朝各级官员虽然提供了众多帮助，但是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无力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张珺：《“在华教会”与“中国教会”——以三次传教士大会为平台的讨论》，《基督教学术（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7-118页。
[2] 刘家峰：《从助手到领袖：191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以诚静怡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4页。
[3] Missionary Statistic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295.
[4] 《中国基督徒会小启》，《中西教会报》，1903年4月，第14页。
[5] 《追录鼓吹自立会之缘起》，《圣报》，1924年7月，第2页。
[6]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321页。
[7] 《外教人论羊城基督徒会之成立（附黄旭升先生致本馆函）》，《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6年第214期，第1-2页。
[8] 陶飞亚、李强：《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200页。该文也涉及到此次尚贤堂欢迎会的部分内容。
[9] （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等译：《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10] 《论基督教百年大会辑睦中外之大旨》，《大同报》，1907年第10期。
[11] 如袁世凯1901年在山东颁布《保教简明章程》，1904年在直隶发布《各州县教案简明要览》、周馥在1905年编撰《教务纪略》等；《各省近事：外交：编定传教约章摘要》，《秦中官报》，1907年12月，第33页。
[12] 《道示照录（为设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事）》，《申报》，1906年3月31日，第17版。
[13] 尚贤堂是传教士李佳白最初于北京创办的社会团体，原名上层社会布道会（Mission Among the Higher Classes in China) 。它“面向中外上层人士，以协调中外关系，调和中西文化冲突为目标。”因此非常重视与中国官绅阶层的交往。义和团运动后，尚贤堂在张之洞、盛宣怀等官员的支持下迁往上海，并进入发展的黄金十年。
[14] 《麦葛老李佳白朱葆三等致盛宣怀函》，1907年4月23日，《朱葆三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
[15] 尚贤堂方面专门出版了记录会议内容以及几位代表发言的小册子，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重庆的《广益丛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北华捷报》以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万国公报》、《通问报》、《教务杂志》，还有一些西方差会报刊都对其进行报道。
[16] 大会期间《北华捷报》还发表了名为“总督与大会”的文章，认为端方一向对所有为中国民众谋福利的外国人及其工作表现出善意和礼貌，并详细叙述了端方与传教士之间长久以来的良好互动。参见：The Viceroy and the Conference，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April 26,1907.
[17] 唐元湛为第二批留美幼童，1905年曾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端方任用他为驻沪接待外宾专员。
[18] 《纪本堂董事唐露园先生事略》，《尚贤堂纪事》，1922年第13卷第1期，第38-39页。
[19] 钟文耀是清末第一批留美幼童，曾担任清廷驻美使署通译官、驻日使官二等参赞、北洋洋务参赞。
[20] 世增为京师同文馆法文学生，曾出使英、法、俄等国，后任浙江洋务局差使。
[21] 《浙江巡抚张曾敭奏道员世增条陈整顿教务缮具清单据情代奏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清末教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871-874页。
[22] 《尚贤堂开欢迎耶稣教士会纪盛》，《申报》，1907年5月18日，第5版。
[23] 《尚贤堂欢迎耶稣教士会纪事》，《万国公报》，1907 年第223期，第92-99页。
[24] 《尚贤堂欢迎耶稣教士会纪事（续前）》，《万国公报》，1907 年第224期，第325-329页。
[25] Rev. Gilbert Reid,D.D., “A Social Function in China”, The Christian work and the evangelist, 1907, p.374.
[26] Exception to the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Jul., 1907, p.393.
[27] Inaugural Recep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p.284-285.
[28] Rev. George S. Miner, M.A.,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Northwestern Christian Advocate, June 12, 1907, p.7.
[29] Social Gather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p.288-289。
[30] George A. Stuart, M.D., “China Centenary Conference”, The Christian Advocate, June 20, 1907, p.21.
[31] 《百年大会预闻（本埠）》，《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4期，第247页。
[32] The Chinese Ministry, Record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p.471.
[33] 刘家峰：《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49页。
[34] 曾兰生（1826~1895），又名曾恒忠，祖籍广东海阳，被认为是比容闳更早赴美留学的中国人。1850年与印尼土生华人路德·亚德(Ruth A-tik)结婚，出席百年大会的应是路德·亚德。详见：Edward J. M. Rhoads, “In the Shadow of Yung Wing: Zeng Laishun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 2005, pp.19–58.
[35] 沈毓桂：《拟玛礼逊纪念百年大会记并颂》，《万国公报》，1907年第219期，第49页。
[36] Abstract of Proceedings, Record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p.XXVII; A Graceful Greet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ep., 1907, p.517.
[37]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ord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pp.734-738.
[38] 《纪本堂董事唐露园先生事略》，《尚贤堂纪事》，1922年第13卷第1期，第38-39页。
[39] 《百年大会演讲纪题（本埠）》，《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5期，第3页。
[40] A Chinese Meet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y 3, 1907.
[41] Meeting of native christia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280.
[42] Rev. James Vernon Latimer, Morrison Centenary Conference from a Missionary’s Standpoint,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Aug., 1907, p.336.
[43] 《时评》，《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5期。
[44] 《论说：西人百年大会之感情》，《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7期，第1页。
[45] Native Ministry and the Next Confer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280.
[46] Prominent Though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Jun., 1907, p.343.
[47] Professor Edward C. Moore, D.D., “The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The Missionary Heral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July 1907, p.328.
[48] Miss Luella Miner, “The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Mission studies: Woman's Work in Foreign Lands, Aug., 1907, p.234.
[49] 《时评》，《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5期。
[50] 黄旭昇：《定期集议华人百年大会（本埠）》，《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54期，第2页。
[51] 《传道百年纪念会启（广东）》，《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6年第205期，第3页；《筹建纪念马礼逊堂劝捐序文》，《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1期，第2-3页。
[52] 廖卓庵：《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1页。
[53] 张亦镜：《自序》，《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3页。
[54] 黄旭昇：《羊城纪念马礼逊百年庆典详闻》，《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66期，第23页。
[55] 廖卓庵，浸信会牧师，革命派人士，曾在美留学，1902年《真光报》创办，湛罗弼主政，请廖卓庵任主笔，廖邀张亦镜任编辑；1903年任孙中山帮助改组的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大同日报》编辑；1903年兴华自立会成立，廖卓庵任会吏；民国建立后曾任高要县县长。
[56] 刘子威，伦敦会信徒，1907年冬在佛山轮船上曾发生印度警察踢死中国人命案，多位医学界人士在刘子威医所集议主张华人自立，决定成立光华医社，这是中国“第一间‘民办自教’的西医学校”。
[57] 张立才，浸信会牧师，两广浸信会传道部总巡。
[58] 谢恩禄，伦敦会自立会牧师，1904年，谢恩禄提倡自养，刘子威、钟荣光等人多有襄助，后来曾任广州青年会总干事。
[59] 《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缘起》，《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4页。
[60] 黄旭昇：《羊城纪念马礼逊你百年庆典详闻》，《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66期，第23页。
[61] 《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会场形式 陈设 规则 秩序》，《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7-14页。
[62] 钟荣光，广东香山人，字惺可，1895年参加孙中山发动的广东起义，1896年加入兴中会，1899年受洗入教，1900年任岭南学堂汉文总教习，1907年被袁世凯密探拘捕，后经营救得脱。武昌起义后任广东都督府教育司长，后任国民党纽约支部长。1928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后任第一任校长。
[63] 杨襄甫，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往来密切。具体参见：陆丹林《总理的一位师友杨襄甫》，《时代精神》，1944年第9卷第5期，第71-72页。
[64] 《各讲员演说词》，《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9-41页。
[65] 《夜堂聚集汇记》，《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41-42页。
[66] 湛罗弼：《各讲员演说词：中国民教相安问题》，《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16页。
[67] R. E. Chambers, “Chines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Arrival of Morrison at Cant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Nov., 1907, pp.626-627.
[68] 《张立才牧师二十年前反对传教条约名言》，《真光报》，1927年第26卷第6期，第20页。
[69] 《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情形》，《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19页。
[70] Rev. Charles A. Nelson, “Canton’s Celebration”, The Missionary Heral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Dec., 1907,p.583.
[71] A Native Celebration of Robert Morrison's Coming to China,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September 20, 1907;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Oct., 1907, pp.571-572.
[72] 《余闻》，《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4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