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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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厚锋（贵州民族大学）
摘要：本文论述近代教会团体及传教士在贵州的医疗活动与基督教慈善精神、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改良的关系。治病救人其实不过是效法了耶稣当年在地上的济世善举而已，然而，在黔传教士的这一施医散药之善举不仅仅吸引了贵州不少苗族、彝族和汉族等同胞归信耶稣基督，客观上也缓解了贵州乡村和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有力地推动西方近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在贵州的传播和发展，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促进了贵州社会风俗的改良。
关键词：近代 基督教 贵州 医疗事业
一、基督教传入贵州的社会历史背景
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政府先后与美国和法国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又称《中法五口贸易章程》）。这两个条约明文规定：外国人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基督教各差会亦享受同等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又令地方官对进入内地传教者予以保护。此后，大批基督教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各地传教。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贵州，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大多数地方耕作粗放，尤其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生产发展水平低下，一些地方甚至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落后的生产致使商品交换仍处于以物易物阶段，人民受官府压迫和地主残酷剥削，生活极端贫苦，少数民族受苦更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下层少数民族群众除了遭受汉族地主的压迫之外，还受到土司、土目等的阶级压迫。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缺医少药，教育也十分落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为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譬如，黔西北苗族力求在宗教领域里寻求解脱，本来在当地流行的佛教中可以实现这种愿望的。但由于苗族在历史上受压迫太深，历代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苗族在感情上一般难以接受汉化了的佛教思想。当他们在政治、经济上都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转而寻求精神上的出路。但简单的原始宗教无法解释生活悲苦的原因和指明解脱的出路，迫切需要寻求精神上的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宣传“天下的人都是弟兄姊妹”的平等思想，行善戒恶的教义，符合苗族群众的精神需求，于是基督教很快就在苗族中传开了。[1]在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情况。这些都为基督教进入贵州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施医散药的《圣经》根据
（一）从《圣经·旧约》来看
《创世记》第20章第17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她们便能生育。”《创世记》第50章第2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薰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薰了以色列。”《以赛亚书》第53章第5-7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象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象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西结书》第34章第16节“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从以上经文可以看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不单单是医治人肉身疾病的神，也是医治人内心疾病的神。
（二）从《圣经·新约》来看
《马太福音》第4章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可福音》第2章第17节“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马可福音》第5章第25—36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要见作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路加福音》第4章第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约翰福音》第4章第47节“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从记载耶稣的生平的四福音书来看，作为三位一体神的圣子耶稣，他在降生到地上33年生涯的最后三年时间里，宣讲天国的福音、培训门徒和医病赶鬼成为他最重要的事工内容。主耶稣开始传道时，常常利用会堂[2]里人多，就在那里教训众人。我们从主耶稣多次对病人所说的话不难看出，有许多的病症乃是因着各人犯罪引起的，[3]因此医病象征赦罪或对付罪。尽管如此，主耶稣还是常常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表明主耶稣是以医生医治病人的态度，而不是以法官审判犯人的态度来对待世人。换一句话说，他对待世人不是根据公义，乃是根据怜悯和恩典。[4]耶稣对待无论因着何种原因患病的人都存着一颗怜悯的心肠，还将医病赶鬼的权柄毫无保留地赐予经过他三年艰苦培训的门徒们，希望他的门徒们透过在宣讲天国福音的同时，也将医病的祝福带给那些身心灵疾病痛苦缠身的人群。
再者，《使徒行传》第4章第30节“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在新约时代，无论是三位一体的兼具神人二性的圣子耶稣，还是使徒们，医治疾病是耶稣和初期教会的使徒们极为看重的事工之一。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说“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40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可见，圣子耶稣是一位满怀大爱者，他不仅医治人肉身的疾病，他也医治人内心的疾病。而医病的恩赐则是三位一体的神特别恩待和赐予属他教会的礼物。
纵观以上经文所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将施医散药作为传播基督福音的重要手段，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治病救人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由此观之，给那些确实需要施医散药的人群以这样的善行其实并非近代传教士们的创举。历世历代基督信徒们所追随的耶稣生前的最后3年传道生涯中常常借施医散药来传道，他的确给后来的传教士们树立了榜样，后来的传教士们所做的不过是步耶稣的后尘而已。可以说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基督福音活动或多或少都伴随着医疗手段，在近代中国也是如此。毋容置疑，近代传教士们在贵州的医疗卫生事业完全符合耶稣“爱神我的主，爱人如己”、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精神。
三、恶劣环境下的医疗慈善卫生活动
历史上，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并存的省份，贵州共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近40%。目前，贵州信仰耶稣基督人数约为50万，基督信徒中汉族约占53%，少数民族约占47%（其中，主要是苗族、彝族，人数约为20万人。此外，还有少数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白族、水族、满族及穿青人信仰基督）。[5]
在贵州，最初的布道地点主要在城市和交通要道沿线，传教对象以汉族为主。在传播过程中，因受儒家文化的排斥，传教的效果甚微。内地会和循道公会等宗派才将传播重点转入黔中和黔西北农村少数民族聚居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贵州的医疗卫生条件还非常落后，而贵州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自然环境和医疗卫生条件则更加落后，他们中不少人所居住的房屋多为茅草棚，甚至有的人家还住在山洞里、崖壁下。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卫生，于是疾病多发，死亡率很高。这样一来，奉鬼信神便极为普遍。人们逢灾生病时请巫师、巫婆呼鬼叫魂的现象比比皆是，整个精神都被束缚于自然现象和力量中。他们对许多自然物和社会现象都无能为力。威宁地处高寒山区，平均海拔约2200米，山高谷深，所谓的“抬头朝上是白天，弯腰看地是夜间，隔山讲话听得见，走拢面前要半天”。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苗族同胞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思想境地也就不会开朗奔放了。[6]
民众有了疾病无法医治，只有杀牲祭鬼。对自然界的一切都认为是附有神灵的，一切疾病也都是鬼怪在作祟。因此，祭鬼请巫在苗族村寨里即无休止之日。1905年，循道公会英籍传教士撒母尔·柏格理一方面向贵州威宁苗族宣讲“信了上帝万事无患”；一方面向山民施医散药，并宣传医药卫生知识，如沸水消毒、预防疾病、包敷外伤、种牛痘、饮食不要吃生食等医药和生活常识。经过这些宣传和预防措施的实行，苗族人的疾病确实有所减少了。柏格理和张道惠主持教会期间，都有免费看病拿药的措施。于是前来教堂做礼拜的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求药治病而来的。这对妇女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妇女都有孩子，婴儿疾病较多，为了治好婴儿疾病，她们就要来做礼拜，顺便看病拿药。这时石门坎虽无正式医生，但是传教士是知道一般的医药常识和救护手段，为了使信徒热心信教，他们都愿意多下功夫。偶尔有正式医生来到，他们就大力宣传。约在1920年前后，英籍传教士在石门坎修建了一小栋平房，分为3间，房间内放有床和桌凳，平时空闲着，有医生时，重病人便可住下来医治，虽然设备简陋，但总之是方便了群众。因为除了病人负责饮食资金外，柴火教会免费供给，烧水打水自己出力便可解决。有正式医生来到，还可以免费诊治，方便了群众，但这个机会不多。总之，宣讲医药知识，免费治病发药，这是信徒十分欢迎的，教会旺盛时期，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关于宣讲医药卫生知识，柏格理一方面平时对信徒结合实际进行教育指导，另一方面，还对在校学生设卫生常识课程，这样一来，效果较好。[7]
光绪三年（1877年），基督教中华内地会（以下简称“内地会”）传教士从湖南湘西进入贵州。在贵州，基督教最初传入的地区是以贵阳、安顺为中心的黔中一带城镇及交通要道沿线。历史上，基督教传入贵州的曾有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女执事会等24个宗派和社会团体。
早期进入贵州传教士开办的医疗诊所，大都免费施医赠药或低收费，加之医疗效果明显，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就诊，因此也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感，降低了传教的障碍。克拉克曾做过这样的总结“懂得医术的传教士，容易深入民众，取得信赖，尤其是在传播福音的开拓阶段，这种信任感是必不可少的，难能可贵的。”[8]为了争取群众，基督教所办医院（诊所）均采取了一些惠民措施，例如，铜仁福音医院在开业之初就规定：(1)对贫穷病人，上门诊病送药；(2)对住院病人，供应牛奶和罐头食品；(3)对信教病人，送医送药；(4)对不信教群众，折半收费。同时在医院设立布道所，向患者传教。[9]到民国38年（1949年），基督教各宗派在贵州开办的医院计有8所、诊所100多个。限于经济和医护人员等原因，这些医院和诊所，医疗设备较为简陋，多数只有一两名专职或兼职医护人员，只能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 医院
1．安顺福音医院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内地会英籍传教士党居仁在安顺双眼井街建福音医院，并设诊所两处，由内地来安顺的费济华医师主持医院工作。当时，医院初告成立，规模较小，加之中外医药有很大差异，一时还不能取得群众信赖。到民国五年（1916年）医院已设内科、儿科、妇产科，病床50余张，聘医师费济华（加拿大籍）主持医院工作，设备较齐全。民国十八年（1929年），澳大利亚人李德文由贵阳来安顺，主持安顺的宏恩医院，基督信徒陈知生协助（4年后陈知生自办了“安顺新医药房”，附设门诊）。[10]
2．威宁石门坎平民医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循道公会英籍传教士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教堂时，就注重卫生知识宣传，在乌蒙山区推行 “种牛痘”预防天花病，宣传沸水消毒，避免与病者接触，不要生食，不要喝冷水，外伤要包敷等卫生知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柏格理在石门坎教堂开设药房，后逐步发展为诊所，由其妻海孝贞负责，主要是为学校师生和信徒治疗一些常见病。民国十九年（1930年），苗族信徒吴性纯（192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和医师从业执照）到诊所工作，主持扩建，改名为“石门坎平民医院”。医院护理人员均由毕业于昭通福清护士技术学校的苗族信徒朱明义、杨忠明、李德美（女）等担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吴性纯去云南昭通医院，石门坎平民医院由杨忠明负责；民国三十年年（1941年）由朱明义负责；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2月，又由李德美负责。1952年，县人民政府接管。[11]
3．大定德女执事会医院
位于大定（今大方）县城文星街，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清宣统二年(1910年)德国女传教土巴宽敬、包宽爱、苏宽仁、韦宽良等到大定府传教，为群众免费看病，发给西药。自此，西医西药传入大定。民国元年(1912年)，基督教会内设一小型医院，最初为诊所，由鲍宽爱（女）负责。有病床10张，收治感冒、腹泻，小外伤等病人，处理外伤缝合止血等手术。民国五年（1916年）教堂修好后单独设立药房和门诊室。培养杨利末在药房配药、售药及料理事务。不久，杨利末离去，又培养杨吉祥在药房工作。民国7年（1918年），鲍宽爱担任华西小学校长，由李喜德接管。当时西药治疗伤寒、痢疾、疟疾等病效果显著，看病的人日渐增多。医院对穷人一律免费。对其他能负担药费的按价收费。因程绍光(汉族、女、贵阳人)在湖南德生医院学习过妇产科，她到医院后，医院开设了内科、外科和妇产科。1950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合并到县医院。[12]
4．铜仁福音会医院
清宣统元年(1909年)，美国人柯茂林夫妇在铜仁开设福音医院，院址设在铜仁下南门(今解放路87号)。民国二年(1913年)，福音医院又租用萧、王、谭、徐4户人家住宅扩建医院。民国十九年(1920年)，医院有美籍医生2人、美籍护士1人，病床37张(男25张、女12张)，每年住院人数25人次。医院附设护士学校一所，肄业护士3人，其他杂务人员6名。截至民国八年（1919年），初诊病人男976人、女353人。复诊病人男1213人次，女502人次。出诊139次。当年该院经费及收支情况：国外差会津贴2680元（大洋），国外其它来源（如捐助）290元，医院收费1114元，总支出4084元。该院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随铜仁教会一起移交给中华遵道会。历任院长为柯茂林（美国籍）、如勒美（美国籍）、邬懋尔（美国籍）、王漫生、郑嘉伦等。1951年5月，由铜仁专署接管，并入专署中心医院（改名为铜仁专署医院）。[13]
5．贵定同济医院
贵定行道会创立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次年4月开业）。位于县城西门外，为租用的一幢三层楼木板房改建。药品和医疗器械主要是湖北汉口救济总署资助，湖南常德医院也赠送了一批器材，又从贵阳添购了部份药品。医院设挂号室、诊断室、药房、化验室、病房、库房。院长为行道会负责人潘觉民牧师（瑞典籍），医院人员有李世凯（医生）、万志坚（女，助产士）、蔡培华（护士）、刘仁齐（负责治疗）、赵秀珍（护士，负责化验）。行道会传教士裴友德（女，美国籍）和艾路德协助管理工作。
此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基督教在遵义丁字口大街、凤朝门、杨家巷(后迁古式巷王宅)，建立教堂，设立西医医馆，其中英国教土潘惠廉本人就是医士，加拿大牧师孙成仁和霍兰德既是牧师又是医生。还有外国牧师魏格尔，丁大胡子等。他们一面传教，一面行医。他们免费为民众施治。[14]许多教堂兼有诊所，由传教士为人治病发药。由此，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士便成为当时西方医药卫生知识传入贵州的主要载体。贵州西式医疗卫生事业的兴办更与基督教有关。贵州第一个挂牌行医的西医程乾生，系内地会信徒，在重庆教会“宽仁医院”当学徒十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成回筑开业行医。
民国十年（1921年），德女执事会在毕节县城设立医院。由苏宽仁（女，医生）负责。后得到赵济普的协助，将药房扩大为医院。在国际红十字会援助下，增添医疗器械和药品。由于军阀割据，内战不休，经常收治和抢救交战双方伤兵。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贵阳市安息日会设立“武汉疗养院贵阳分院”，该院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贵州区会医疗卫生站（1929年开办）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中华内地会平塘通州教堂附属医院，由郭赉贞(女，瑞士籍)负责，她长于外科手术，免费为信徒和群众治病。
（二）诊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遵义丁字口福音堂建成，附设一诊所，潘惠廉等为人诊治。后又在风朝门杨家巷福音堂设诊所。曾有加拿大籍霍兰德、魏格尔等在诊所工作。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有8位美籍传教士至遵义，其中有一名女医生，亦在福音堂诊所免费为市民看病施药。光绪二十年(1894年)，内地会英籍传教士曾泰夫妇到独山传教，在城关四甲街开办诊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澳大利亚籍传教士毕道隆负责独山教会，诊所继续开办，其妻毕本德(人称毕师母)做助手并担任护士。[15]
中华内地会创办于民国九年（1920年），位于贵阳市陈公祠（今飞山街），由澳大利亚籍医生李德文（Dr Rees）主持贵阳福音诊所，全日应诊。1928年因李德文调离而关闭。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贵阳市市场路设立贵阳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诊所，专为流亡学生服务，由中央医院所派医护人员免费治病，分设内科、外科、儿科、妇科。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贵阳市老东门设立西南布道团贵阳老东门诊所（今东新路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英籍医生郭安庐和护士韦淑英负责，每日接诊200人以上。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在葛布教堂设立“福音诊所”，县内始有西医。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内地会在黄平旧州福音堂设立黄平旧州医务所。民国九年（1920年），中华内地会在赫章结构设立结构教堂医药室。民国十二年（1923年），中华内地会在玉屏县城设立玉屏福音诊所，该诊所济困扶危。对贫困患者，免费赠药。民国十三年（1924年），中华内地会在盘县城关镇设立盘县自立教会圣美医馆。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华内地会在贵阳市市府后街（今公园南路）设立贵阳福音诊所，为内地会费济华医生主持。民国十八年（1929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贵阳市普定街（今黔灵西路）设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医疗卫生站，先后由汪祖贵兄妹、马灵生夫妇主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循道公会在威宁灼乐多设立灼乐多医务所，由安超云医师创办，受命于教会。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循道公会在威宁四十五户设立四十五户诊所，由陆世贤医师开设，听命于教会，巡诊于四十五户、大街子和四方井。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圣公会在遵义市红花岗区设立遵义圣公会助产门诊部，免费为产妇接生。民国37年（1948年），中华基督教会在惠水县城设立惠水白天城三自诊所，该诊所由白天城主持，收入解决家用和补助教会开支。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华传道会在贵阳市花溪大寨石头村设立贵阳泰东神学院（后称黔光圣经学院）基督教诊疗所。
光绪三年（1877年），中华内地会在贵阳、清镇、六枝、盘县、水城、遵义、湄潭、余庆、务川、绥阳、习水、安顺、镇宁、平坝、普定、毕节、黔西、纳雍、威宁、赫章、兴义、安龙、思南、印江、石阡、凯里、镇远、施秉、黄平、惠水、平塘、独山创办刊物《灵通讯》；创设葛布、遵义、平坝3所圣经学校；兴办小学5所，瞽目学校1所，医院2所，诊所药房3处。
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循道公会在威宁、赫章创办有中学2所、小学30所。创制和推广苗族文字。办有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各1所，试办了良种推广站、小规模农场、纺织推广站；在信徒和学生中辅导生产训练，普及体育运动、音乐知识、改革婚姻制度等。
宣统二年（1910年），德女执事会在大方、毕节、赤水、锦屏、黎平设有麻风院1所，保育院1所，药房2所，女子神学院1所，中学1所和小学2所。宣统二年（1910年），中华遵道会在铜仁、江口、榕江、松桃、沿河、印江、思南创办中学1所，男子小学和女子小学各1所、医院1所。
民国十五年（1926年），安息日会在贵阳、清镇、息烽、遵义、桐梓、绥阳、安顺、平坝、关岭、毕节、大方、纳雍、惠水、罗甸、福泉创办幼儿园2所（其中一所与其他宗教团体合办）、小学2所、医院1所和诊所2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华圣公会在贵阳、惠水、福泉、桐梓创办幼稚园2所，小学2所有不定期刊物《活泉》。遵义圣公会办有有圣安德烈团契、传道服务团、助产门诊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华基督教会在贵阳、福泉创办幼稚园1所、小学2所（桐梓敬一小学、惠水敬一小学）、诊所2处，民众补习班两处。贵州区会发行会刊《贵州灵铎》，贵阳堂会发行会刊《堂讯》，天籁团契发行《天籁月刊》。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由贵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发起成立组织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难民救济会、儿童保育会等，发动各教会信徒参加战时服务活动；招待过境伤兵、难民，收容流落儿童安置于各地保育院。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10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贵阳开展的主要工作有：设有成人教育部；进行妇女职业指导开办妇女缝纫学习班；妇女家庭生活服务；举办家庭物品互换会；儿童保育工作。
民国二十九年和三十年（1940年和1941年），联合组织圣诞音乐庆祝会，特邀湘雅医学院、大夏大学、贵阳医学院等院校基督徒学生歌咏团演唱《圣乐名曲》，为伤兵、难童募捐，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听众1000余人，收入1700余元法币；次年演唱会免收门票，听众多达3000人。音乐会上各宗派团体举行了联合崇拜。并联合举办布道会、奋兴会、演讲会等。该会曾组织各派信徒参加一些社会服务活动，向工厂女工、医院伤兵、监狱囚犯传讲福音。每年寒暑假，举办青年学生夏令会、冬令会；组织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难民救济会、儿童保育会等，发动各教会信徒参加战时服务活动；招待过境伤兵、难民，收容流落儿童安置于各地保育院。又如，贵阳非常时期学生救济委员会负责对战区来筑高中以上学生进行生活补助、介绍工作、发放特别津贴、安排住宿等，计救济学生600余人，发放救济金5000元；还在平越（今福泉）、湄潭、榕江等县和迁入贵州的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大学设服务所，建学生公社，为学生提供课外活动场所。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中华基督教会行道会在贵定开办同济医院。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贵阳市西路贵阳基督教会成立有妇产科诊所。
（三）麻风病院
1．石门坎麻风病院
民国二～四年(1913～1915年)，英籍传教士柏格理、贝克等在威宁县石门坎一带传教时，将当地麻风病的流行情况向基督教的一个麻风病防治组织(Mission to Lepers)联系，得到一笔资金，决定在石门坎建立麻风病院。因选址困难，遂将此款购买粮食布匹，逐月发给麻风病患者。后经张道惠（英籍）、钟焕然等努力，于民国八年（1919年）购买石门坎教堂南面的一块荒坡地, 作为创建麻风病院的地点。次年，在英国麻风病慈善会的资助下，修建了8所房子。民国十年（1921年），接收了40名患者。刚建成的麻风病院, 由于条件落后, 实际上只是收容病人，由毗邻的云南省昭通福滇医院派人做简单治疗（后来由石门平民医院负责）。外国传教士、苗族和汉族传教人员张夏禹（苗族）、周汉章到医院担任护理工作，石门坎的中、小学生也常到麻风病院进行慰问演出等。20世纪30年代后，因治疗水平提高，不少患者病愈回家。1951年12月，人民政府卫生部门接管该院，尚有病员51人、职工2人。后与毕节撒拉溪麻风病院合并（1956年恢复）。
2．毕节撒拉溪麻风病医院
民国十八年(1929年)，传教士苏宽仁、贝克等在毕节县撒拉溪一带考察后，决定在撒拉溪建立麻风病院，在钱和生（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的岳父）等地方人士支持下，麻风病医院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建成，当年收治病人3人。抗日战争后期入院病人增多，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底，在院病人已达100人；1949年底，达到250人。医院由教会合办，经费主要由加拿大资助，药物由各国支援，当时的新药蒲洛明、茯亚松由美国麻风防治委员会捐赠。该院工作人员均接受外资津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因经费拮据，经女执事会呈报，贵州省政府卫生署每年拨款法币1200元补助，粮食按人口定量由地方粮仓支出。病院最初由苏宽仁、贝克负责；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由内地会传教士费济华（加拿大）任院长，更名为“毕节县贵州省麻风病医院和防病院”。医护人员为21人，其中外籍人员共7人：德籍苏宽仁（女医生和负责人），英籍贝克（医生和负责人），加拿大籍费济华（医生和院长），费济华之妻专为医院开车，美籍黎明道（女护士），澳大利亚籍魏文芳（女护士），英籍孙有仁（会计）。医院为18岁以下病员开办病员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和谋生技能。对其他病员则根据特长分配其能胜任的工作。在毕节县城内（大水口）设防病院，收容病员子女34人，进行隔离观察和抚养。共治愈病人89人。1951年8月，由毕节专员公署接管。[16]
1905年，柏格理夫人Emma Hainge（埃玛·韩素音）开始把西药和西医护理技术带到石门坎，其后张道惠夫人Annie Bryant （安妮·布莱恩特）又继续上述工作，直到1926年回国，前后21年。这些年石门坎人一直有着教会药房免费提供的医疗服务，虽然它是再初级不过的，但是很重要，它使很多病人得到了救治，更主要是教会苗民开始知道要改善环境卫生，同外部世界有了初步的接触，拓宽了眼界。然而，那时石门坎没有医生，需要进一步诊治的病症，都要去昭通，存在着许多不便。
柏格理在乌蒙山区推行“种牛痘”预防天花病，他每月抽出一天为人接种牛痘，每次接种200余人。还从苗族传教人员中挑选部分人员进行培训。此后这些接种员，每天晚上在边沿村寨为人接种。此外，在宣讲教义和上课时，也对信徒和学生宣讲医药知识等。如宣传沸水消毒，避免与病者接触， 不要生食，不要喝冷水，外伤要包敷等卫生知识。经过反复宣传实践，逐渐为群众所接受，疾病确有减少，请巫祭鬼的人逐步下降。传教士还用免费为群众治病，吸引民众关注基督教，进而信教。[17]为救助麻风病患者，经柏格理争取，世界麻风病总会汇款到石门坎，由柏格理散发给患者并建立麻风病院，因没有建房地址，教会用这笔款购买布匹、粮食发放给患者。
四、医疗卫生事业活动对改良贵州社会的贡献
基督教在贵州近代进行的医疗卫生事业活动，其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超出了宗教和治病的范围，对西医在贵州的传播和发展、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社会风俗的改良均有着积极的意义。传教士在贵州施医散药客观上把西方的医疗技术和西药以及近代医院制度、医学教育（包括护理教育）传入了贵州，并且在培养人才、普及医药知识方面成效显著。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因篇幅所限，以下仅作简要介绍。
1898年出生于威宁石门乡苏科寨苗族同胞吴纯性，1911年入读石门坎教会小学读书，天资聪明的吴纯性1921年考入基督教会出资兴办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29年毕业获得牛津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即刻回到石门坎，使石门坎药房第一次有了苗族医生，这为把药房提升为有诊治能力的小医院成为了可能。Willianm·H·Hudspeth（王树德）对这个医院的建立做了如下的描述：“吴纯性博士独创性地根据三种语言，把他的医院首字母缩略词设计为‘P·M’，代表着如下的名称：（苗语）Pi-Miao Hospital,意为‘我们苗族的医院’；汉语‘Ping Min Hospital（平民医院）’；英语‘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意为‘柏格理追思医院’。医院一直被视作怀念柏格理而建立。”吴纯性非常清楚，在1915年石门坎流行伤寒的时候，是以柏格理夫妇为代表的人们，救治了数以百计的在校学生和村民，虽然当时还没有特效的治疗药品，但在他们的指导和护理下，人们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改善卫生状况，注意合理膳食，尽可能地增强机体抵抗力，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发病及病员伤亡。在“四千年莫与问津”、“谁肯是携”的地方，在九死一生的大病流行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群人救助了广大边胞，谁不为之感动并进而效仿呢?在这个医院里，吴医生开展了牛痘疫苗的接种；收治疟疾、麻疹病人；为腹部受枪弹伤的士兵施行手术；用竹管做气管切开后的导气管，解救过喉头水肿导致呼吸困难的病人。[18]
1919年，基督教循道公会在石门坎建成滇、黔、川边的第一所麻风病院，收治了云南、贵州的50多名麻风病人。原载于1924年2月《传教士回声》第24-25页的《中国的麻风病院》，讲到南丁格尔医生前来巡诊的事例。至今，当地群众还流传着这位英国女医生对麻风病患者毫不歧视，时常把自己的围裙垫在地上，屈膝位病人打针、换药、包扎创口的感人事迹。[19]
张超伦于1918年生于威宁石门坎一户张姓贫苦的苗族家庭，六岁的时候就读于石门坎光华小学。192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石门光华小学，考入云南昭通宣道中学读初中，1932年秋，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华西中学高中部理科就读。1935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上华西大学医学院牙科医学系，学制为7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通过勤奋学习，刻苦专研，1943年毕业时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5年受聘到云南昭通专区福滇医院当医生。1947年又奉调到贵州省卫生处防疫大队工作，开展乡村卫生实验、医疗预防和卫生保健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贵州成立农工民主党，他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和常委。1951年受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为贵州省卫生厅厅长。1953年起，张超伦任中华医学会贵州省分会会长，直到1983年改选离任。1969—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和抄家，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和“羊艾农场”劳动改造。1977年才恢复他的工作，到贵州省政协任专职常委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998年任政协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20]
最后记入柏格理日记的时间是1915年7月5日。石门坎学校的考试将于次日上午举行，但是，当天却发生了比准备期末考试远为严重的事情。有几名学生因伤寒热病倒，他们感染上流行在邻近区域的一种传染病，柏格理和他的妻子怀着特有的仁慈与同情心，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不懈地照顾着苗家孩子。当时柏格理在苗族工作方面的同事王树德先生，在帮助照料几个生病学生后，也感染上这种传染热病。尽管工作的辛劳已经使自己达到空前的困乏和耗损程度，柏格理依然承担起日夜不停地照料与看护这位同事的事务，帮助他度过痛苦难忍的发病期。眼前的事务对于精疲力竭的柏格理来说是过于沉重了。护理工作所导致的额外辛苦足以将他引入一种崩溃的境地，而正当他的同事进入康复期的时候，柏格理本人也显示出了相同的伤寒热的症状。柏格理乐观的精神成功地掩盖了他的全面衰竭，因此他的同事们都没有意识到，高度的紧张已经使他的抵抗力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进行着人生的最后一搏，由于自己的体力与精神已为他人耗尽，柏格理没有留下武器为他本人而争斗。病情继续发展，他处于高烧之中。所幸在最后的时日里有他的妻子陪伴与照顾着他。听说柏格理患病的消息后，一名医生急忙从昭通赶来，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去减轻他的痛苦或制止这种冷酷的病情进一步发展。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在石门坎殉职。柏格理的勇气和胆识以往总是使他赢得胜利，他无忧无虑迎对危险的态度，使人们感到他具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人生。当柏格理去世的可怕的惊人消息传出后，苗族人的首领们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他始终都对我们那么友爱。”[21]
柏格理生前身体力行的基督品格赢得了石门坎及其周边众人的爱戴。至今，石门坎人一提起柏格理，内心无不对柏格理肃然起敬，无不感慨万千。
叶采生（1884～1970年），名灿琛，江苏苏州人。早年肄业基督教监理会所办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前身），在校接受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后任上海邮政总局高级职员、贵州省邮务帮办兼翻译、贵州法政学堂、通省公立中学堂等十余所学校英语教师、先导汽车公司经理。
邓文波（1886～1961年），名光济，贵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在日本圣公会受洗接受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热心教务。民国27年（1938年）圣公会来贵阳开展活动得其大力赞助。任中华圣公会董事会董事长后，力求教会“自立”，并以“爱国家”、“遵法律”、“尽本务”劝勉信众。民国36年（1947年）贵阳中华圣公会兴建圣安德烈堂时，他的捐款高居首位。
玉屏县干山坡杨再献和吴开绪自接受耶稣作他个人的救主后，虔诚奉行基督教义，处处与人为善。特别是中草医生杨再献，一改过去无利不行医的作法，行医不计较报酬。贫困的免费治疗，并劝告亲友，有病早投医，不要迷信鬼神。在他信教后这种乐善好施德行的感动下，当地吴先明、吴先学、杨政恩、杨政全、杨承章、吴本清、杨政熙、吴本乾、吴本坤、吴志辉、吴本钊、罗国双、杨承斌、刘永德、吴志香等人，都先后成了基督信徒。信徒增加到60余人，民国35年（l946年）秋，设立干山坡福音堂，由杨再献、杨通箴担任传道。[22]
[1]李正仙《解放前纳雍县境内基督教传播活动及其对纳雍苗族社会的影响》，载政协纳雍县委员会编《纳雍文史资料［第9辑］纳雍苗族》，2005年11 月印，第33～34页。
[2]『会堂』（Synagogue）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后才开始有的，因那时在异国已无圣殿，犹太人为着聚集敬拜神并聆听神的话，会堂乃在各地应运而生。
[3] 参见《马太福音》第9章第2节；《约翰福音》第5章第14节等。
[4] 参见《罗马书》第9章第15节。
[5] 谭厚锋 林建曾 伍娟 著《贵州基督教史》，前言第1页。
[6] 杨汉先《基督教在滇、黔、川交界一带苗族地区史略》，载于李文汉主编《杨汉先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182页。
[7] 杨汉先《基督教在滇、黔、川交界一带苗族地区史略》，载于李文汉主编《杨汉先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月版第191-192页。
[8]克拉克著，苏大龙译，姜永兴校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09年6月第1版，第71页。
[9]铜仁史料组《铜仁基督教简史》，载贵州省宗教志编写办公室编《贵州宗教史料》（1）,1985年2月印，第36～37页。
[10]岳湘《安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简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安顺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顺文史资料 第11辑》，1990 年11月印，第126页。
[11]谭维履、禄天明《解放前威宁境内西医概论》，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员会第二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威宁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12 月印，第页。
[12]大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方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813页。
[13]贵州省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仁市志》（下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499页。
[14]张炎《遵义西医的传入与发展》，载政协遵义县学习文史委员会编《遵义文史资料 第11辑》1987年4月印，第294页。
[15]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卫生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第1版，第8页；第152页。
[16]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毕节地区志·科学技术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222页。
[17] 杨汉先《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威宁苗族地区传教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1年1 月第1版，第103页。
[18] 王召等著《乌蒙苗族的第一位医学博士——我们所认识的吴纯性医师》，载于陶绍虎编《从石门坎走来的苗族先辈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12月第93-96页。
[19] 张道惠、邰幕廉、王树德等著，张道惠、布莱恩编辑，东人达译注，《西南传教士档案揭秘》，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18页。
[20] 张美琪著《我的大哥——张超伦》，载于陶绍虎编《从石门坎走来的苗族先辈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年12月第333-335页。
[21] 塞缪尔·柏格理、王树德、埃利奥特·甘铎理、张绍乔、张继乔著，东人达、东旻译注《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585页。
[22] 杨承儒口述、胡仲金整理《干山坡“福音堂”》，载政协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玉屏文史资料》（第3辑）1990年11月印，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