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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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倩（上海大学）
摘要：数字给我们提供了想象的可能和空间，凭借数字，我们就有了把握外部世界的可能性。传统中国并不讲求精确的数字，因此也缺乏数目字管理。但具有西方背景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将他们的调查统计深刻地应用到了传教工作之中，并对当时的传教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留下的一系列调查统计内容更成为后世对基督教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因此，本文将从历史逻辑出发，梳理和考察近代中国基督教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统计工作。由于新教在这方面留下许多记录，因此重点将放在新教方面开展一些大规模的统计活动，来看看当年他们是怎么样对松散的新教教会开展调查？他们取得了哪些数据，对自身治理有何作用？
关键词：调查统计；《教务杂志》；中华续行委办会
有关于中国基督教输入西方近代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近代基督教带来的针对自身管理的一些制度建设，却基本无人问津。近代基督教会的调查统计制度就是一个重要个案。其实，随着近年来有关当代基督教的一些数据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议的出现，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种有时与调查结合在一起的统计不仅仅对当时基督教会了解自身状态解决某些问题有用，而且对国家和地方的宗教治理也有重要意义。中国基督教运动的研究也离不开传教士和传教团体所留下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中，有关于调查统计的内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年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等，这些资料将调查和统计结合在一起，不仅关注教会本身的成长，也注重有关于传教发展的其他事业以及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调查。它们不断被学者引用于有关基督教的各类研究之中，对了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新教传教活动注重调查统计由来已久，传教士对于统计的热情在《教务杂志》中已有明显体现。教会早期的统计活动，也为其之后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奠定了基础。那么新教在华传教的调查统计活动究竟是如何开展的？开展的原因和意义如何？笔者将在下文中进行梳理。
一、教会早期的统计活动
传统中国并不讲求精确的数字，而西方来华人士却十分注重调查统计。早在1833年出版的《中国丛报》中就已刊有调查统计材料。英国殖民者在占领香港后不久，即在香港进行了人口统计调查，并编有《人口调查报告》。[1]具有西方背景的传教士也同样对统计有着巨大的热情。他们十分关心差会在中国的发展，这在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教务杂志》中可见一斑。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是基督教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自1867年因“为在工友间互通声息”创刊，至1941年迫于战火停刊，断延发展七十四年。[2]作为一份传教士创办的刊物，其本身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教务杂志》的阅读和分析，不难发现，杂志中包含了大量不同差会的统计资料。从创刊开始，杂志中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差会的统计数据或表格，尤其是在伟烈亚力主持杂志期间。其中1876年有关统计的内容有11篇，1877年则多达27篇。以1877年的《教务杂志》为例，除了传教士信息、通信等必要栏目外，整整一年的《教务杂志》中充盈着几乎所有在华差会的统计资料。有以差会派别区分的美国浸信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柏林妇女会（Lady’s Mission）、中国内地会、巴色会等差会的统计资料。也有以地域区分的，如上海和苏州新教差会统计、宁波新教差会统计、杭州传教士协会统计等。在这年的杂志第一期的《香港新教差会统计——1875年1月前香港新教差会史纲》，详细地记录了从1844年开始每一年传教士在香港取得的成绩，甚至细致到包括他们所开办的学校新开设了哪些课程，有多少人皈依，各差会分别在什么时候登陆香港等等。传教士所做的在华差会统计无论在数量和内容上，都着实令人惊讶。[3]但自1878年保灵重新出任编辑之后，伟烈亚力时期占据大量版面的各个差会的统计取消了。[4]这导致之后几年的杂志中比较少见统计内容。不过从1885年之后，我们仍能在每年的杂志中看到一至三篇的统计文章，并在1900年之后有增加的趋势。
《教务杂志》中大量的新教差会统计数据对于研究当时差会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前期杂志中所刊登的统计数据多是福音传播方面：传教站的数量、教堂数量、外国传教士、本地牧师、助手、传道者、受洗人数、圣餐受领者等等。当然也有关于学校的统计数据：学校的数量、学校中男女生的数量。杂志中所见最早的统计数据是浙江新教差会的统计，主要有宁波和周边地区美国浸信会差会、美国长老会、英国圣公会、中国内地会等。“根据上述的统计数据，我们知道在宁波、杭州和附近地区与差会联系的传教士有30人，51个传教站和分站，22个教会，54个教堂，4个受任命的本地牧师，过去一年受洗的约为180个，778个领受圣餐者。”[5]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得知1867年浙江地区新教差会的发展状况。到1869年8月，杂志中已经收入了一份相对较为完整的在华新教差会统计表格。其中包含了北京、天津、、烟台、通州、上海、九江、海口、宁波和杭州、福州、厦门、高雄和台湾、香港、广州多达50个的差会统计数据。统计内容也涉及传教士、女性传教士、受诫命的本地牧师、未受诫命的本地牧师、传教站和传教分站、教堂、寄宿学校男女生数量、日间学校男女生数量、圣餐受领者、新信徒数量、慈善资助。这些统计图表和数据为我们展现了19世纪70年代新教在华发展的初步图景。
杂志中开辟有“通信”板块，这是为方便传教士们进行沟通而设立的。其中有不少传教士在上面发表自己对于统计的意见和建议，他们之中有些人对统计事业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乐于帮助教会的统计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但也有不少传教士对统计并不信任，认为统计对传教事业于事无补。杂志的编辑对于不同的意见也都尽量作出回应：
“教务杂志的编辑：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除了事实，没有什么比数字更有欺骗性。’然而，在清醒的事实中，无论是数字还是事实都没有欺骗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被误导和错误的推导所欺骗。你的数字对那些懂得如何解释它们的人来说是有益的。
您能不能再收集更多有关中国基督教的信息？知道他们之间的性别比例也很有趣，他们在社会中的职业，能够读和写的人数等等。另一种信息也会很有价值，并且没有提供的困难。在差会中有多少皈依者作为传道士、牧师、校长、教堂长是有偿的吗？有多少传教士被雇佣为教师或者家庭佣人？又有多少在医院或者印刷厂？”
回信：“我们很喜欢通信者提出的建议，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很乐意提供这些项目在我们的差会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很乐意收到其他差会的统计数据，我们将尽快将它们出版。”
“教务杂志的编辑：我对统计没有信心，并且拒绝了填写寄给我的表格……我可以进一步的说，你的统计表与我自己所掌握的事实比较，再次证实了我对所有衡量精神工作的企图是谬论的信念。”
回信：“我们绝不是要求完善统计表，我们仍认为这是最接近事实的，并且比没有统计要好很多。”[6]
这样的交流对于《教务杂志》的编辑改善统计表格的内容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也能解答传教士对统计所产生的疑惑和误会，帮助传教使团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统计工作。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的传教士都在关心着统计的内容。尽管统计是粗糙的，却是传教使团迈出的重要一步。
1876年之后的统计相较之前又有了一些改变和进步。差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可供比较的统计数据，表明差会在不同时期的进展。例如厦门和福州的差会提供了1850、1860 和1875年有关于教堂数量、传教士、本地牧师、受洗人数、本地贡献等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使得我们对差会发展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对比，能了解它们在25年中的发展的情况。
“1850年，只有1个教堂；1860年，有4个传教基地和4个教堂；1875年，19个传教基督和20个教堂。（厦门英国长老会）”[7]
并且统计中也开始有关于医疗工作和文字出版方面的数据。
“医疗工作最开始在厦门是1842年，有一个医院包含40个床位。医院现有两个私人执行从业者，有3个本地外科医生和4个正在受训练的学生。
一年有560个病人；拿药的病人2458人，来自社会的所有阶层。
每年的支出是1000美元，由外国人和本地人共同捐款筹集；从本地人中收到的数量为260美元。”[8]
1876年各个地方的差会基本采用这样的形式，1877年的统计也会对比刚开始传教与当下传教的发展状况。之后的统计内容基本分为四块：福音传播、教育、医学和文字分布，当然每一部分之下又细分了更多内容。
在当时不同地区不同宗派的联系并不紧密的情况下，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主要依靠当地的传教士游历和访问邻近各地的传教分站，再将这些数据反馈给《教务杂志》的编辑，或是填写《教务杂志》编辑寄给他们的统计表格，再将其寄回，由杂志社统一进行汇整。
需要注意的是，1877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这次大会对全国的差会进行一次大的统计调查，以便了解当时的传教情况，并方便不同地区和宗派的差会互相了解。
随后召开的1890年传教士大会和1907年传教士大会也对全国的差会发展做了详细的调查统计。并且我们在对比数据中也不难发现，从1877年到1907年，新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工作的团体：1876年，29个；1889年，41个；1906年，82个。[9]
早期的调查统计数据方便了不同差会之间的互相了解，也使得传教团体的母会了解到有多少省份还未被占据，有多少省份有专门管区，便于他们做出下一步的安排。同时也能不断看到差会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但无论是《教务杂志》所刊登的统计数据，还是三次传教士大会所做的调查统计，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杂志的统计太过分散，无法系统地收集中国新教差会年度统计数据，统计内容覆盖不够全面，很多也得不到应有的反馈。这导致数据是不完整也是不全面的。而传教士大会召开的间隔过长，导致在华传教士无法时时获得统计数据。并且很多数据的界定也十分困难。“教堂的数量很难说明。 如果每个信徒的小团体被称为教会，教会的数量将超过一千。”[10]因此一个系统而专门的统计机构与负责人，及统一的统计标准就急需被提上日程。杂志中也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询问是否有一些计划无法系统地收集中国新教差会年度统计数据。首先，在我看来，一个人做这个工作是一件太过巨大的任务。因此计划应当是这样：每个人收集他代表的省的数据，然后交给在上海的主席制成一般的表格，放在教务杂志的专栏中。第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委员会的选择和组织。这看起来很长，而且会浪费太多时间，要一直等到下一次传教士大会在1907年的召开。因此，我们不能有一个志愿的委员会吗？这是个建议。还有其他人有更好的建议吗？”[11]
之后的传教士确实注意到了调查统计的重要性，并由此开展了一些的调查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调查资料，在传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清末民初大规模调查统计活动
收集和整理传教使团在华传教的全部情况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这几乎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试图着手来完成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早期已有传教士着手在做传教的调查统计，但这样的统计始终是分散而粗糙的。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新教各个传教使团的信息十分闭塞，相互之间得不到充分的交流，所以人们对于大清末年中国境内的基督教传教情况很难有一个全面的印象。[12]因此在1890年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华传教士联盟开始着手编纂一本可随时供人查询和参考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此书于1896年正式出版，首次向读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45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概况，迄今仍具有很好的研究和参考价值。[13]
1907年百年传教大会，为了对新教在华各差会的事工有一个更清晰全面的认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计划编辑一份在华各项社会工作的简明扼要。该书所用的方法与《中国传教使团手册》完全一样，来自加拿大长老会的广学会干事季理斐被指定为该书的主编，他将要调查的资料以信件的形式发给在华各个差会，然后编辑成《新教差会在华百年史》一书于1907年百年大会前夕出版。[14]
1910年，中国的传教士借鉴日本传教使团的做法，开始编纂一部类似的中国基督教运动的年鉴。作为基督教文献出版机构的广学会担负起了编纂的重任，年鉴的主编仍然由季理斐担任。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承担起这样一份工作并不容易。1910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前言中也说到：
“日本可能是便于管理的，但是中国地域辽阔。计划书坦诚地承认在中国做和日本一样的事情或许是不可能的。第一个不完美的尝试已经出现在了这本书上，但是我们很高兴地说300个提前的订阅者，给了我们简单的信心，让我们给大家呈现了这样一本书。”[15]
该书从1910年开始出版，开始时的名称是《中国传教使团年鉴》，之后随着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成长，从1926年起，《中国传教使团年鉴》正式改名为《中国基督教年鉴》（以下简称《年鉴》），一直出版至1941年，共21期。
在《年鉴》出版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13年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成立。这是中国基督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涵盖各宗派的常设机构，其目的在于为进一步推动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事业提供最具参考价值的资料。[16]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宗派林立的历史原因，因此随着各国差会入华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固有的宗派主义。1900年前入华的各差会，各自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差会，基本上互不联络，也没有一个中心的组织。1910年爱丁堡普世宣教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提供了契机。1913年，爱丁堡大会主席穆德访问中国，并在中国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会中仿照爱丁堡续行委办会的方式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办会。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开展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全面调查，它的出现使得更为全面而系统的调查统计事业逐渐成为现实，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委办会的调查事业。
该机构成立之后，就从广学会处接管了《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编纂工作，由它负责指定该《年鉴》的主编和编委会成员的人选。这样一直到1922年，续行委办会完成它的使命。之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由协进会继续跟进《年鉴》的编纂工作，直到1941年的收官。它向我们展示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传教使团在中国所做的种种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30年来，中国教会的发展。正如《年鉴》序言里所说：“它就像一套全面记录和展示在华新教传教使团活动的大百科全书，为我们发掘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提供了一座丰富的矿藏。”[17]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华成立的九年时间里，不止承担《中国基督教年鉴》的编纂工作，更是将自己成立初期调查的目的和宗旨发挥到极致。1910年，爱丁堡召开普世宣教会议，会中便提出要进行全面的宣教事业调查。1913年，爱丁堡大会的主席穆德博士(Dr. John R. Mon)访问中国并主持了一系列会议。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后，正式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大会中提到委员会应详细调查所有宣教地，印刷各项图表，详记各宣教地点，教堂基督教职员与宣教师，总教徒之大略，以及教会内大小学校、医院，以及各项慈善机关。[18]委员会下设许多特别委员会，与调查相关的特委会也是最多的。这些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国情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最初只是由各差会的传教士分门别类地收集各种与传教相关的资料，为全面调查的开展做一些准备工作。[19]
早期统计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导致统计内容分散和混乱。现在已经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那么调查过程采用怎样的形式进行是委员会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华续行委办会与爱丁堡续行委办会的关系，爱丁堡续行委办会所使用的统计标准成为了中国教会所借鉴的标准。爱丁堡大会的续行委办会通过小组委员会在这一方面准备了一个详细报告，如果中华续行委办会能够确保采用这样统一的程序来报告中国的差会工作的一般事实，那么它将有助于消除现有的混乱条件。[20]尽管使用统一的统计表格并不意味着统计的完整，但确实会比之前发表的一般数据要更为精确。调查委员会收集到的统计数据，不仅用于《中国基督教年鉴》，也用于从1914年开始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该年鉴是委办会仿照《中国基督教年鉴》出版的，一直出版至1936年，共13期。与前一种不同的是，它是以中文形式出版。该年鉴编辑之宗旨，其范围仅及于与本会联络之各基督教会，调查其事业效果，及进行之状况，以概括主义述之。[21]《中华基督教会》所列各种统计调查图表，率多关于西国教士，实以在华西人为数较少，调查尚易，故先就见闻较确者，列成图表，将来更拟于华人方面，精细调查，借资参考比较。[22]
调查特委会前期的调查工作为1918年开展的全面调查做了充分的准备。统计干事司德敷在1918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提到：
“前次中华续行委办会开年会时，曾决议今日中国教会，应施行总调查，盖以中西教牧之观察，均谓中国传道事业，至今已达一种之程度，足有成绩可调查也。且欧战今已告告终，将来世界恢复和平，对于传道事业，自必益加振奋。”[23]
可见到1918年，试办全国总调查的时机已经成熟。1918年开始的调查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委办会的成员也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1917年的会议上确定了工作计划，并在第二次会议上批准了收集信息的问卷表格。调查问卷的复印件和其他必需材料在11月的第一周一起被散发出去。11月的最后两周和12月的前两周，秘书访问南方的城市，其目的是希望帮助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24]之后是收集调查材料的反馈，并将其转录，最后形成图形展示和最终报告。为了获得更多的调查资料，此次调查采用文献调研与发放统计表格、询问表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5]其数据和资料的来源是多方面的。1921年的年会上报告说会在年底完成英文版本，中文版将在1922年初完成。这样可以保证在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之前，大家都能有时间进行阅读和研究。
全面调查的工作持续了三年，对于中国基督教的事业，以科学的方法、详细的调查；将教会中布道、教育、医药、文学、慈善、等等的工作，详细调查，巨细无遗，不但调查教会事业的现状，更是以此省与彼省的工作比较，以往的工作与现在的工作比较，此项的调查是中国教会前所未有的。[26]当然，其中的困难也可以想见。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上进行调查，其数据的繁多和庞大就足以分散人的精力。同时为了追求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需要咨询多个来源，并进行多次的检查。加上缺乏中国助手的援助，所需信息难以获得。但这些困难并没有消减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最终完成了《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现名《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这一巨作。
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中华续行委办会的使命告一段落，中国教会成立了新的组织机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它既是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继续，同时又有新的使命和任务。而委办会存在的九年时间里，在调查统计事业上所做出的成绩已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调查统计事业的原因与意义
无论是早期传教士分散的调查统计活动，还是之后大规模、有系统的调查统计，为何传教使团如此热衷于此？调查统计是对事实的一种的考究，于统计学理论而言，统计可以根据过去的事实求得正确的见解，并分析比较以考查往事成败的原因，而定现在事业进行的方针，免得覆辙重蹈。[27]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传教团体的统计活动同样有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曾提到：“统计调查，与教务之进行，均有极大之关系，不有比较，不足以惩前毖后，不有调查，不足以舍短取长。”[28]传教初期，新教各个宗派分散，大家在各地传教，消息也相对闭塞。早期的统计尽管不够精确，但在一定程度已经反映了当时各个地区各个宗派传教的事实，便于各个差会之间互相了解，清楚自己和其他差会传教发展的程度。将这些调查统计内容传回家乡的母会，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宣教事业有所了解，以便制定下一步的传教方针，预测将来传教事业的变迁。通过调查得到的数据也能使传教士清楚自己这些年所做工作取得的成绩，对于激励以后的传道工作亦有很大帮助。并且，这些传教使团不止考察差会发展的状况，也调查中国的风土人情、人口地理等情况。这对于传教会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和现状，制定适合中国路线的传教方针有很大作用。并且，随着中国基督教徒地位的不断提升，华信徒在传教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司德敷提到调查事业的开展也能使华信徒知传教事业的重要性，仅仅依靠西宣教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应各当奋勉，以图教会自立，自行布道，以养成其自行发展之能力。[29]可见，这样的调查统计活动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教务杂志》中所说：“甚至传教士在研究自己的工作时也不知所措，直到他们的工作记录得到很大的改善。实质性的进步取决于对有关过去和现在环境的事实的准确了解。”[3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和1918年的全面调查工作的开展，除了上述原因，也离不开一些必要条件的成熟。首先，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事业是一个从分散走向联合的过程。1877年、1890年、1907年、1913年以及1922年召开了五次大规模的传教士大会。其目的就是整合在华传教资源，共同实现中华归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详尽的调查资料。[31]并且传教士大会的召开，打破各自差会独立传教的局面，也使得他们更加想要了解彼此。然而光靠传教士大会进行的交流远远不够，需要传教使团手册方便大家查询和参考。这就产生了1896年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也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年鉴》的开端。
其次，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其变化日新月异，各个传教使团的发展十分迅猛，如果不及时更新调查资料，就会难以把握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态势。因此，一部系统的调查年鉴十分必要，它将帮助传教士和母会及时把握最新的动态，以便更好地传教。加之日本的西方传教使团已经连续八年出版了题为《日本基督教运动》(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的《年鉴》，给了中国传教士刺激和动力，由此产生了《中国基督教年鉴》。
第三，世界基督教宣教组织的支持。1910年爱丁堡大会之后，世界宣教事业走向联合，大会上成立了爱丁堡续行委办会，为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其后出版的统计报告也成为中华续行委办会统计报告的参照。[32]爱丁堡续行委办会为中华续行委办会的调查统计事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同时，一个统一机构的建立也就为全面的调查事业提供了可能性。加上北美世界布道运动担任所有调查经费，以及宣教会资金的投入，使得传教使团具有全面调查的实力。由此《中华归主》这一79万余字的调查巨作能得以实现。
当时进行的调查统计活动，对当时和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上文调查统计的原因我们就能发现，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制定传教方针。“这个调查的工夫，是找出全国教会的实情，是找出教会的荣辱。我们大家在这奋起进行，要为全国效力的时候，总要先把全国教会的情形，无分事体的巨细，实情的好否，全都把他看的了如指掌，然后才得有恃无恐去竭力进行。”[33]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差会的工作与其他差会有关的工作，指导他们更有利地分配工程和资金，以及协助他们在中国各地的所有任务的工作中提高效率，协调和平衡。[34]其次，能唤醒中国基督徒对这个国家传福音的更大兴趣和更深刻的责任感，中心目标是继续更加迅速和充分的宣教与福音运动。[35]《中华归主》的序言中也提到：进行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速中国宣教事业的发展，并使之更有成效。本调查的目的不只是要说明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要是中国基督教一致化，并提出各教区独具的特点借以评价每个教区的宣教事业。[36]而调查中采用对比的方式，不仅能从横向看出不同宣教地的事业差别，也能从纵向表明宣教事业的得失。通过对比，便于传教团及时调整传教策略。
而当时处于宣教目的进行的调查统计活动留下的调查资料，成为现今研究中国基督教运动重要的原始资料。无论是《中国基督教年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还是《中华归主》，我们都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当时中国的现状，传教发展的状况以及传教使团当时所进行的活动。加之，中国的统计调查起步较晚，清末统计也未讲求精确化的数字，对考察对象更是缺乏较为深入的分析。社会的动荡也使其缺少系统的社会调查。因此，传教士的调查活动也起到了补充清末民初中国发展动态的作用。
《中华归主》一书出版，因这些调查材料不仅显明了基督教在华发展势力之迅猛（由本世纪初的8万人到20年代初发展为36万），而且还表明了基督教的最终野心是要“占领全中国”。这也引起了一些原本就对基督教无好感的知识分子更大的反感，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37]但抛去传教士的宣教野心，就调查统计本身而言，它对当时中国和基督教运动发展的帮助以及后世的研究具有肯定的价值和意义。
[1] 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学的传入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7月，第4页。
[2] 崔华杰：《传教士学者与中国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1年，第12页。
[3] 陶飞亚：《传教运动的圈内“声音”：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初论》，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254-255页。
[4] 陶飞亚：《＜教务杂志＞研究》，李灵、陈建明主编：《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392页。
[5] Rev. M.J. Knowlton, “A chapter of statistics”, The Missionary Recorder, Vol. 1, NO.12, December,1867, p.139.
[6] “Statistic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 NO.10, October, 1869, p.140-142.
[7] “Statistic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at Amo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VLL, NO.2, March-April, 1876, p.111.
[8] Rev. J. Macgowan,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at Amoy”，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VLL, NO.2, March-April, 1876,p.111-112.
[9] “Missionary statistic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VIII, NO.5. May, 1907, p.295.
[10] Rev. J.W. Davis, D.D, “Statistics of protestant mission work in China”,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660.
[11] P.W. Pitcher,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and statistical retur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V, NO.6. June, 1904, p.315-316.
[12]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基督教年鉴（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1月，第2页。
[13]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基督教年鉴（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1月，第2页。
[14] 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52页。
[15]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10”, in D. MacGillivray, ed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0, p.i-ii. （中国基督教年鉴（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重版）。
[16]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359-360页。
[17]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基督教年鉴（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1月，第30页。
[18] 全绍武：《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协和书局，民国十二年五月（1923.5），第92页。
[19] 尹明亮：《爱丁堡会议与中国教会》，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4月20日,第35页。
[20] “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inese Record, Vol. XLV, NO. 3, May, 1914, p.267-268.
[21] 基督教会民国二年全国议会组立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11月，前言页。
[22]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11月，U123-0-1，第3页，上海档案馆。
[23]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五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73页。
[24] 《中华续行委办会第7-9次年会记录：第七次会议》，1919年4月，第75页，U123-0-11-1，上海档案馆。
[25] 李志英、罗艳、傅奕群：《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第423页。
[26] 《中华归主——中华归主运动通告书》，第十六期，1921年11月10日，U123-0-60，上海档案馆。
[27] 赵胜忠：《数字与权力——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年5月，第78页。
[28]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上海：广学会，1917年12月，第212页。
[29]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五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74页。
[30] “The Statistical Secretary”, The Chinese Record, Vol. XLVII, NO.6, June, 1916, p.358.
[31] 参考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55页。
[32] 参考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55页。
[33] 《中华归主——中华归主运动通告书》，第十三期，1921年6月10日，U123-0-60-43，上海档案馆。
[34] 《中华续行委办会第7-9次年会记录：第七次会议》，1919年4月，第72页，U123-0-11-1，上海档案馆。
[35] 《中华续行委办会第7-9次年会记录：第七次会议》，1919年4月，第72页，U123-0-11-1，上海档案馆。
[36]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永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页。
[37] 参考段琦：《奋进的历史——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5月，第180-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