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0年第15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166
陈伟华、罗逸琳（湖南大学）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对以往被认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文学的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忏悔母题小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五十年代以前，它是经世致用的“内省式忏悔”；“文革”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表现为文化创伤遗留的“控诉式忏悔”；九十年代以来，逐渐走向叩问灵魂的“自觉式忏悔”。从中国忏悔母题小说思想内蕴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其重心逐渐转移到对人内心世界的探求上来，对于人性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關鍵詞：基督教文化；忏悔母题；中国小说
文学界在探讨忏悔意识与中国文学时，几乎都有着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中国没有真正表现忏悔思想内蕴的文学。刘再复，林岗认为“在没有原罪意识大背景下，中国士大夫没有罪观念，而表现在文学史，便缺少罪感文学，缺少面对良知叩问灵魂和审判灵魂的文学。” [[1]]他们指出中国文学缺乏向灵魂叩问、直面自身的深度，因而也就不够深刻。李建军则从中国正统文化中的“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思想探源，认为这种思想造就了中国人“缺乏成熟的忏悔伦理和自觉的忏悔习惯 。”[[2]]的确，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传统传达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使其对于人性之恶的反思不够深入，始终缺乏对于灵魂深处的叩问。自20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母题进入中国小说叙事，带来了新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源泉，使中国文学的发展更往内、往深处走，更多地表现灵魂的深度。
据《圣经》，基督教的忏悔意识来源于基督教神学中的文化典故。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没有守住对上帝的承诺，在邪恶狡猾的蛇的诱惑下偷食了禁果，犯下了背叛上帝的原罪。因此人类要想得到救赎就必须要相信上帝的旨意，时时忏悔和认罪以求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一典故演化为了基督教中的仪式——向上帝祷告。只要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向上帝坦诚自己的过错，人人都可被宽恕。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一词来源于拉丁词词语——confession，意思是承认[[3]]。因此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之中，忏悔一词更侧重于人们发现自我过错后，对内心罪恶的诉说和灵魂的拷问。基督教文化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与神学方面相关的形而上的思考，是对中国文学中缺乏灵魂叩问的弊病的“反拨”。有关人的存在的思考、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究等这些深刻的主题，随着中国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不断深入理解，在中国小说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阐发。
一、五十年代以前：经世致用的“内省式忏悔”
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论语·颜渊》中提到，“内省不疚， 夫何忧何惧？”[[4]]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内心光明澄澈而无愧于心。要做到无愧于心，人们应当“吾日三省吾身”而达到“见贤思齐”的境界。但是儒家文化中强调的通过人自身的不断内省完善个人道德修养，是为了使个人符合他人眼中的道德标准和现世的道德规范，从而实现“家国天下”的社会抱负。儒家文化中对自我进行反省的评价标准来源于与他者和社会，最终表现出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乐感文化”，因而也缺乏对灵魂深处的叩问。也正因如此，儒家伦理体系下的中国人往往以世俗责任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一心理表现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则体现为重在发挥文学的经世致用之功能。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承担着“明道”的责任。因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哪怕有悔过、谴责的思想，最终也是从社会需求出发，并不会对自我人性中的弱点进行谴责。
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压下的现代中国社会，基督教文化中忏悔意识的引入对于反思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有着很大的帮助。因此，文学家和思想家开始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合理成分用以社会启蒙。梁启超的《说悔》[[5]]强调“悔”能战胜旧习，洗去旧社会的污浊，是君子进步的原动力。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6]]一文中说要学习耶稣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感情，将中国人从堕落黑暗的深渊中救起，肯定了基督教在对于人格的归正与塑造。从这些文学家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呼唤着忏悔意识。
现代忏悔母题小说中出现了形象上十分相似的一类主人公——忏悔着的“零余者”。忏悔着的“零余者”这一类人物形象，在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不曾出现过，这与基督教文化对作家的影响密切相关。《圣经》中，上帝对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最大惩罚就是要人类经历生老病死，男人需要拼命劳作得以生存，女人则忍受生育的痛苦。“可杀亦可生，可伤亦可愈。”（《申命记》3、2）人的生死都是上帝冥冥之中的天意，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到救赎。因此“忏悔者”在身心上所要经历的磨难，正是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导致的。郁达夫小说《迷羊》讲述了因为患病身体十分虚弱的王介成，在邂逅了名伶谢月英之后，展开了疯狂的恋爱，但却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一步步走向沉沦。最后王介成认识到了自己的堕落，在传教士的引领下写下了这篇忏悔录，小说的主题便是主人公心灵的忏悔史。主角王介成，一出场就患有脑病，小说中一遍遍强调王介成身体健康的缺失，甚至连谢月英最后离开留给他的信中也说道：“我觉得近来你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所以决定和你分开。”[[7]]王介成在谢月英的身上肆无忌惮地放纵着肉欲，希望用性能力来证明他生命力的强壮，但是一次次无节制的放纵反而使得他的身体状况更加恶化。经受着身体疾病的折磨，身体的放纵并不能使他们精神上的得到解脱。在长时间的疾病的折磨下，他们的意志力变得薄弱、情感上感到空虚，并逐渐衍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命经验，这便是“疾病的隐喻”[[8]] 。他们是由于自制力的萎弱导致了非理性情感的泛滥，要想得到解脱，唯一的途径便是向上帝为自己的过错进行深刻而又沉重的忏悔，以求得宽恕。另一方面，隐喻层面的疾病往往与丑陋、丑恶、羞耻、残缺、污秽等相联系，精神上的空虚和放纵，在身体上则表现出残缺的形态。
在其宗教文化元素的背后，对于“疾病的隐喻”其实也包含着“吃人的社会”对他们身心的摧残的深意。他们忏悔着自己犯下的过错，但是其罪过又是由于社会的黑暗所导致的，因而在审视着自我灵魂的同时，他们往往将其罪过归结为社会。正是因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在旧的封建社会下人的个性解放无法真正得到实现，主人公的忏悔与赎罪也无法改变世道的不古。“我”之所以会产生迷茫和飘零的情绪从而一步步走向堕落，是由于黑暗腐败的国家让“我”犹如浮萍，漂泊无依。但是基督教文化此时在中国的传播还宛如新生的幼苗，与中国文学的融合还不够好。虽然中国现代作家已经开始将眼光转向人的内心世界，但是探究这些小说的主题，还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文以载道”的基础上，带有浓厚的社会功用意味。
忏悔是基督教徒必不可少的仪式，这种与上帝之间的对话是完全私人的、秘密的，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心灵的拷问实现灵魂救赎。中国古代小说大多由于有着史传传统，大多都是“为他人立言”的他传。但是当“忏悔母题”进入中国小说叙述之后，小说的叙述视角由外部转向内部，人物刻画的着力点放到了心理描写上来。叶灵凤的《未完的忏悔录》以“我”和韩斐君的重遇展开情节。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家，所以韩斐君认为“我”能理解他内心深处细微的感情，因此和“我”交流这几年来的遭遇和经历，暂释自己的重负。而“我”对韩斐君过去的了解都是通过他的日记展开的。韩斐君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与歌舞明星陈艳珠的情感纠缠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痛苦。包含日记体形式的忏悔母题小说还有沈从文的《篁君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等。这些小说情感真切，思想深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有着日记体、书信体元素的小说中，叙事视角不再是对故事进行全知全能的叙述，而是转变为向亲切可信的内视角。这些小说叙事上的改变，显然都和基督教文化的传入有着密切关联。
但是思想中始终涌动着儒家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之精神，具有“启民智”、“开风化”之社会责任感的现代作家而言，对基督教文化形式上的使用还有着社会效用方面的考量。这时候的中国忏悔母题小说对于人物内心的剖析更多的是追求作家与读者心灵上的情感交流，实现启蒙之作用，呼唤大众自由平等之人格的觉醒。书信体和日记体使用第一人称，善于表达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情感和心理活动，便于与读者交流，可以起到很好的“启蒙”效果。小说《丽石的日记》里，丽石与沅青的同性恋爱不为世俗所认可。最终沅青迫于外界的压力与家里为其介绍的对象结婚，丽石则为心病所困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保守封建的社会不仅压迫着丽石，也侵蚀着她身边的青年们，曾经志趣高尚的欣于作了某党派的走狗，许多女同学因为结婚后为家事所累，丧缺了理想。“上帝真是太刻薄了！我只求精神上一点的安慰，他都拒绝我！”[[9]]主人公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是想和读者之间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她的苦难不是自身的精神忏悔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终指向的是现世世界的不合理的秩序。
从这一时期的忏悔母题小说中，已经可以窥见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给中国小说在形式及内容方面带来的变化。忏悔意识为中国小说带来了新的元素与活力，使其更关注“人”的变化及发展。但是它对于“自我超越”的意识还不够强烈，其精神内蕴还是与儒家的“入世”文化一脉相承。这一时期的中国忏悔母题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受到了较多基督教文化中“忏悔”典故的影响，但其内核仍然未摆脱现实世界的关注。因此笔者认为，五十年代之前中国文学里的忏悔母题小说，是带有经世致用功效性的“内省式忏悔”。
二、七八十年代：侧重疗伤的“控诉式忏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之自由风气逐渐被民族问题所取代，倡导革命文学观的左翼文学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从左翼文学开始到延安文学再到“十七年”文学，渐渐陷入政治的漩涡中，创作的主题被简单的二元对立价值观所支配，阶级性和政治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标准，忏悔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了空白期。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几乎不会触摸到有关“忏悔”一类的母题。即便是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会因为自己的出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而感到愧疚，继而产生了深深的忏悔之情。但是她也是出于其背负的阶级身份这一原罪心理进行忏悔，并不是真正对其内心的批判和反思。“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忏悔自己因时代的压迫说过的违心话、做过的违心事，控诉那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
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对于“文化创伤”的定义是：“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 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 成为永久的记忆， 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 文化创伤就发生了。”[[10]]这里对于“文化创伤”的界定包含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人要在特定的苦难环境下，有过苦痛的经历；二是这种苦难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并且永久地留存在人的回忆中；三是这种创伤具有不可逆性，会有一群人因受到伤害，影响其个人命运的发展。“文革”给当时的知识分子带来的伤痛可以说是久久难以忘怀的，给他们心灵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苦痛记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此期间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创伤”。由于“文化创伤”的不可逆性，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们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苦痛，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面对无法更替的历史，知识分子们选择对苦难记忆进行重新建构，将因苦痛和动乱所扭曲的人性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沉重的伤痛中反思历史。作家们或作为受害者用血泪写下自己的受难经历，向时代发出深沉的追问；或作为曾经的受益者痛心自己的盲目跟随，祈求得到谅解与救赎。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有着深沉而又真诚的忏悔意识，呼唤着在“文革”中被摧残的人性的早日复归。
戴厚英的《人啊，人！》讲述的就是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历尽坎坷之后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进行的反思。在这部以多个人的讲述作为叙事视角的小说里，每个人对于“文革”时期记忆和感悟都是不同的。在他们各自的叙述中也存在着不同声部的声音，展示着自我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也正是在这种多声部的“复调性”[[11]]叙述中，主人公们对自我灵魂的谴责和对时代的控诉等多种复杂的情感纠缠在一起，形成了侧重疗伤的“控诉式忏悔”。
在小说中，每个人的忏悔既出于良心责任上的不安，又来源于世俗责任赋予他们道德上的压力。孙悦是此书的女主角，与书中的何荆夫、赵振环和许恒忠都有着情感纠葛。她的心中一直爱着何荆夫，但是当他们再次重逢的时候，“双方的语调都是冰冷的，带有挑战的意味。”[[12]]孙悦不敢跨越他们之间的界限，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那场劫难中，曾站在自己的领导奚流这边批判过他，更因为在她与何荆夫、赵振环三人的感情中，没有早早认识到自己对何荆夫的爱情，不愿承担朝秦暮楚的罪名。在何荆夫成为“右派”之后，“更不愿意给自己的历史增添‘政治的污点’了。”[[13]]在孙悦的心中始终有着良心上对何荆夫的负疚感，这种负疚感的根源又来自于世俗的压力。她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来弥补何荆夫，所以只能选择对自我内心进行懊悔和责怪。孙悦身上的道德上的压力也是那个时代所特定的标准，“政治污点”、“思想正确”等标杆是她身上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因此她也控诉那个不合理的时代压抑了人的天性和自由。
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面忏悔自己的罪过，一面向历史追责。受害者们想要找回曾经丢失的自尊和自信，施害者则想通过获得别人的谅解得到解脱。于是像何荆夫一样被错划为“右派”，遭受了时代不公的待遇的受害者发出“可惜我对历史负责，历史却不对我负责”的呼号。孙悦本来怀有对何荆夫的好感，并且认为他的思想十分正确。但是当时对历史的任意剪裁和歪曲的不良风气使得人的意志也随之动摇，由于对奚流的盲目跟随，孙悦伤害了何荆夫。在新的生活里，她努力拾起自己沦丧的道德和正义，并勇敢地与何荆夫结合了。赵振环之于孙悦而言是施害者。在孙悦遭受批斗处境艰难之时，他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她。而当岁月流逝，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孙悦的亏欠，希望通过与孙悦复婚来得到她的宽恕。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谴责那段混乱无序的历史、控诉时代对他们的不公，但也企图寻找赎罪的对象，用以减缓自己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因此他们的忏悔是不彻底的。
小说最后，孙悦给赵振环的信中说，何荆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出版有了一些眉目，他们“失去了应该失去的，找回了应该找回的。”[[14]]人道主义的重新复归，预示着人们在遍体鳞伤的现实之后重新拾起了丢失的自我。但是书中的人道主义仍然没有超脱出阶级话语外，因为它的诞生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了逃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作的尝试。但对于更深层的人性的自由和人性之恶的反思却没有涉及。正如何荆夫在小说中所言，“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来纠正这个错误，奚流也会承认自己的错误。”[[15]]他所等待的，还是时代和历史欠他的一个公正的评价。因此整部小说还是在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去探讨人应如何得到解放，人的本体性仍未完全回归。
还有像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灵与肉》等小说，从题名上就显示出与基督教文化的联系，主人公章永麟在“文革”期间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追求，在痛苦的历程中不断反思。也正是在这种带有时代和阶级色彩、并未超越世俗范畴的忏悔中，饱含了作者对于极左思想影响下引起的政治运动的批判之意。在这一时期的“人”的定义始终是以社会性为首要属性的，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唤也离不开对那个荒唐的年代的批判。他们虽然在文本中表露出了深沉而又真诚的自我忏悔意识，但是背负的罪责是时代和社会强加于人的，所以他们的忏悔实际上也是在控诉那个荒唐的时代。在时代“文化创伤”的记忆建构之下，“文革”后的“控诉式忏悔”既有出于良心责任上的自我忏悔，又有着对于时代的控诉，但始终没有超脱于“此岸”。
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中的忏悔母题书写由于时代的原因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文化创伤的烙印，带有着特定时期遗留的伤痛印记。基督教文化中由原罪、忏悔等元素而形成的是包含着“爱”的哲学，这也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来源。在浓厚的感伤氛围下，人们开始对人性本身进行一种形而上的探求，呼唤个体的自由与平等，认识到承认人性、人情及人道主义的合理性是成为人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一时期中国小说的忏悔母题书写，蕴含着基督教文化语境中对人性的关注。正因为他们承认人性之恶的存在，因此对其自身之罪进行了真诚的忏悔。但是由于“文化创伤”记忆所带来的痛苦一时难以消除，所以在他们的文中始终有着“追罪”的执着。作家们倾向于像卢梭的《忏悔录》中那样“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16]]，将自己的罪和过错毫无保留的呈现出来。一方面，“控诉式忏悔”小说中都有着深沉的罪感，是真实的自我展现，有着向世人宣告“我有错”的真诚和勇气。另一方面，虽然“我犯了错”，但是错不在我，历史和时代也要对我负责，对于罪责的追问还是会回到对时代的控诉中。
三、九十年代以来：叩问灵魂的“自觉式忏悔”
九十年代之初，市场经济的浪潮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欲望泛滥的社会里，人文精神开始走向失落。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知识分子们展开了一场文化领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家们开始重新深入挖掘人类精神世界，注重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深刻反思。因此直至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忏悔母题小说中出现了“自觉式忏悔”，从人的灵魂深处挖掘忏悔意识在人文精神方面的深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基督精神的忏悔母题书写。基督教文化精神中的“忏悔”建构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之上，是因为“人错误地应用自由意志而导致的对上帝所创造的良善本性的败坏。”[[17]]它是人对自己罪责的主动承担，是完全从自身内心出发的。这一时期的忏悔母题小说带有“神性书写”的色彩，不注重对罪恶的追根溯源而是在于发现人性之恶，侧重于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之后迷途知返的过程，所以它是人性真正的自我发现和自我解放。
北村自九十年代公开信仰了基督教之后就转向了“神性书写”，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涉及到基督教元素。其长篇小说《施洗的河》中，主人公刘浪一出生就带有原罪色彩。因缘巧合之下，游手好闲的刘成业看上了正在菜地耕作的陈阿娇，于是就在混合着菜叶和肥料的臭气冲天的环境里，“陈阿娇被彻底征服了。”[[18]]刘浪一出生就被刘成业所厌恶，因为他是臭菜地这样一个污秽、阴暗的环境下产生的，是人的兽性战胜了理性造成的后果。这与基督教中亚当和夏娃因为没有压抑自己的欲望，使人性之恶被激发出来从而背弃了上帝的行为，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这种欲望的泛滥不由外在环境引起，也不受权力话语所支配，它纯粹来源于人的非理性情感。而且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是无法消除的，它是人类所共同犯下的过错，全体人类世世代代都背负着它，需要时刻谨记罪过并进行真诚地忏悔。刘浪的一生也是流浪的一生。他出生起就带有人性之恶的印记，因而他从小就带着“懦弱的惶恐神情”，对谁都少言寡语，就像是一个被掏空的“空壳子”，懦弱而无力。然而此时的刘浪还不能意识到身上背负的原罪，经历了漫长的认知过后，他才开始自我的赎罪之旅。
小说虽然是围绕着成年之后的刘浪与马大这两股势力在樟坂的斗争为线索展开，但是作者并不着眼于描绘这二人之间的纠葛，而是将重点用于书写刘浪的心理斗争。刘浪不断地犯罪，只是为了掩饰其内心的空虚。他掌握了万贯家财成为一方霸主，杀人如麻连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也不放过，并且企图在情欲上找到征服感。但是这些物质上的满足感无法代替他精神上的匮乏。神圣存在的缺席，恰好是人心颓丧所构成的危机篇章。最终刘浪意识到他痛苦的根源在于信仰的缺失。刘浪的精神世界与现世世界脱轨了，这是存在意义上的痛苦。因而他对“我是谁”、“我为何要活着”、“我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展开了终极追问。这些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宗教层面对于“人”之自然属性的定义，因此现世世界无法拯救他，他必须要去“彼岸”世界寻求答案。“主呵，我现在明白你是多爱我，让我能开心中灵的眼！”[[19]]刘浪的一生就是从堕落到走向救赎的过程，在他最绝望的时刻，是基督教里的神拯救了他。但他终究是幸运的，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皈依之处并实现了自我救赎。“他那里有公义、良善和救赎”[[20]]，在基督的指引下，刘浪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并进行了深刻的忏悔，迷途的羔羊终于知返。
《施洗的河》其题名本身就带有着洗刷罪恶的深意。洗礼是基督徒成为教会成员的必要仪式。在《新约》中，约翰曾用约旦河的水给耶稣洗去身上的俗气，洗礼不仅能洗去污浊，还能帮助人们重获新生。因此“施洗的河”也就具有了基督教文化意义上的“原型”意味。弗莱认为《圣经》的叙事呈现出“U型结构”，也就是说“背叛之后是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21]]，在整个《圣经》的叙事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由创世到堕落，而后又通过不断忏悔重新得到上帝指引的过程。《施洗的河》里刘浪的一生的起伏就与《圣经》里的“U型结构”模式相同，都是使人的命运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在宗教的指引下得以升华。由此可见，《施洗的河》里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忏悔模式”：原罪—知罪—归罪—赎罪。
北村的另一部小说《愤怒》里，主人公李百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的不公与现实的罪恶后，先是选择了以暴抗暴的报复心理去对抗黑暗的世界，后来受基督教义感化，选择用善良去化解仇恨以获得心灵的救赎。施炜的《叛教者》展示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批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虽然几位主人公在时代的裹挟中曾一度失去了最初的信仰，但是从未停止对自我的忏悔与反思。在不断的自我斗争中，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坦诚的面对自己的罪过，在上帝的引领下走向救赎之路，重新回归纯净的心灵家园。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讲述了初平阳为了筹集去“耶路撒冷”求学的学费而经历的种种事件。小说中，“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具有“彼岸”的象征意味，而“到世界去”的这一行为，昭示着书中的人物从“此岸”走向“彼岸”的自我赎罪之旅。在这一旅途中，“忏悔”就成了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正是在这样一个完整的忏悔过程中，人们在精神层面得到了解脱。挖掘九十年代之后的忏悔母题小说的思想内蕴，可以看出这些作品是想告诉读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还有信仰之光可以照亮人们无处安放的灵魂。
在这些小说的书写中，可以发现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忏悔母题小说走向了一种更为自觉的忏悔意识的书写。现代忏悔母题小说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并未放弃对现实的观照，因而其主人公总是未能走向救赎；“文革”后的忏悔母题小说着实是从人的灵魂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但却无法避免时代的影响，仍然带有意识形态的镣铐；而九十年代之后的忏悔母题小说超越世俗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全方位观照，试图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逐渐被异化的人性找寻可以被救赎的途径，真正实现了对人的灵魂的叩问。
母题是一个故事内容叙事当中的最小单位，既是对情节的抽象概括，又是主题的重要组成单元。一方面，基督教中的忏悔文化为中国小说带来了新的叙述空间，形成了特定的叙述模式；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忏悔母题”的书写在中国具有了外延内涵上的张力。基督教文化中忏悔意识的传入不仅为中国小说弥补了缺乏“忏悔母题”的状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忏悔”意识在不断深化中实现了中国化的重新建构。由于时代观念的不断更迭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家对于忏悔的文化内蕴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忏悔母题小说的书写也趋于完善和成熟。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忏悔母题小说完成了由“自省式忏悔”、“控诉式忏悔”到“自觉式忏悔”的演变，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忏悔”模式：原罪—知罪—归罪—赎罪。在“自觉式忏悔”的小说中，实现了对于“此岸”世界的超越，是具有形而上意义的人性的新生和对灵魂的拯救。
结语
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意识为中国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文化源泉，带来新的小说叙事模式和思想主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忏悔母题小说。忏悔意识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却不仅仅止于小说的结构层和功能层。文学究其根本还是“人学”，以人的描写为中心，揭示出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东西。在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而人的精神世界却愈加匮乏的当代社会，基督教中对于人性的终极关怀使文学更加关注人类精神世界。荣格曾说：“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自身”[[22]]，因此对于自我灵魂的拯救必须要认识到人自身的所共有的弱点，而忏悔意识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向自我拷问的路径。忏悔意识中对于心灵的拷问、对于自我的审视，让人能够自发的超越自我、完善自我。因此在精神向度上，忏悔意识为中国小说带来了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蕴。
“忏悔母题”在中国不断演化的过程，不仅表现出“忏悔母题”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使中国作家在对忏悔意识的运用中，对人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从中国现代小说中忏悔意识的萌芽，到七八十年代对人性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再到九十年代后“神性书写”与忏悔意识的有机结合，小说的主题逐渐由“忏悔的人”走向“人的忏悔”，实现了由局部性的忏悔到对人类的普遍局限进行反思的思想深化。这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人性反思，在物质文明盛行的当下，使文学能直击灵魂深处，让人的心灵在迷茫的时代里能够有所依托。
From "this shore" to "the other shore":
On Christian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s in Chinese Confession Motif 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CHEN Weihua, LUO Yilin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nsciousness of confession in Christian cultur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 which was previously considered to have no real sense of confession literature. Chinese confession motif novel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in the changing times. Before the 1950s, it was the "introspective confession" applied to the world;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appeared as "complaint confession" left over from cultural trauma; since the 1990s, it gradually moved Ask the soul for "conscious remorse."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penitent motif novel, it can be seen that its focus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human inner world, and the thinking about human natur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depth.
Keyword：Christian culture；Confession motif；Chinese novel
[[1]]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59.
[[2]] 李建军.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J].小说评论,2006(06):10-16.
[[3]] 参见杨金文.忏悔观念与中国文化之悔过精神[J]现代哲学,2007(06):128-134.
[[4]] (春秋)孔丘.论语 颜渊篇第十二[M].杨伯峻,杨逢彬注译,长沙:岳麓书社, 2000:108.
[[5]] 梁启超.说悔[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36:75-79.
[[6]] 陈独秀.基督教与青年人[J].新青年,1920(03):15-22.
[[7]] 郁达夫.沉沦 迷羊[M].刘佳主编,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5:88.
[[8]]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5.
[[9]] 庐隐.丽石的日记[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40.
[[10]] 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 第11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11.
[[11]]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指在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详见(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M].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9.
[[12]]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6.
[[13]]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45.
[[14]]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350.
[[15]] 戴厚英.人啊,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44.
[[16]] 卢梭.《忏悔录》第一部[M].黎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
[[17]] 王鹰.基督徒与佛教的“罪”与“救赎”——明清天主教徒的“和儒易佛”与艾香德的“以佛释耶”[J].基督宗教研究,2016(02):222-235.
[[18]] 北村.施洗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7.
[[19]] 北村.施洗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249.
[[20]] 北村.施洗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236.
[[21]] (加)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22]] (瑞士)荣格,黄奇铭译.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工人出版社,198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