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硕丰 ：早期基督教在陕西办学情况及其教育理念和影响——以西安市三中前身“尊德学堂”为例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296

王硕丰

摘要：基督新教对近代中国的教育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兴办学校等教育机构外，其在教育对象、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管理制度、教育内容等多方面都与传统中国存在很大不同，本文在梳理基督新教进入陕西的历史后，根据所查阅的大量历史档案、文史资料^[1]，首次汇总出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基督教在陕西开办的所有学校，并以第一所西安的西式学堂——尊德学堂（今天的西安市第三中学）为例，探讨陕西早期基督教学校的教育理念及其对陕西近代教育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基督新教 教育 陕西 尊德学堂

鸦片战争后，在不等条约保护下，基督教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同时也开办了教会学校。据1877年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报导，截止1876年，基督教教会学校在中国总数已达347所，学生达5917人^[2]。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1836-1908）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长篇讲演，他称：“基督教会应把教育列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教育对于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优良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3]。20世纪20年代时，基督新教已经在中国创办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等十六所大学，有学生数千人。

除了在中国的东部办学外，基督教同时也进入了西北地区。与京津、东南沿海相比，基督新教进入陕西时间较晚，范围略逊，教徒人数也较少，所建学校数量、规模和东部相比都较小，但基督新教在陕西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对陕西近代教育的转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早期基督新教在陕西

内地会^[4]是最早进入陕西的外国新教教会，差会总部设在上海。1876年，内地会的传教士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1852-1922）与金辅仁（George King，1848-1906）二人由汉口动身，旅行两月后抵达陕西，开始了内地会在陕南的传教历程，随后形成了以南郑为中心的汉中基督教联合会。其中南郑县的教务最为发达，教会在当地建有两座教堂^[5]，汉中成为内地会在陕西的第一个中心据点，而金辅仁的夫人（Emily King）则为进入陕西的第一位外国女性。

基督新教首次进入西安市，是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由英国浸礼会^[6]牧师莫安仁（Evan Morgan）、敦崇礼（Moir Duncan）及邵涤源（Arthur Gostick Shorrock）传入的。浸礼会在中国的总机构设在上海，下设山东、山西、陕西三个省教区。19世纪80年代浸礼会进入陕西，当时由于回民起义以及严重的旱灾，使得渭河北岸一带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三原县令焦云龙（1840-1901）是山东人，见此情景，便召集乡人来此开荒种地，这些山东移民有些人在家乡时就已信奉基督教，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诵经礼拜，还建立了学校。而当时在山西太原的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闻听此事后，认为是扩大浸礼会传教区域的好机会，于是便以保护教友为名，派英人郭、莫、邵等先后进入陕西，在三原福音村建立了浸礼会在陕西的第一所教会，成为其在陕西境内活动的第一个据点。之后又由乡入城，在三原县东关油坊道购买土地^[7]，建立教堂。他们在西安城东关长乐坊东新巷内设立差会，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新教教堂，他们也是第一批进入西安市传新教的洋教士。此后，其它基督新教各派均派英美教士相继而来^[8]。自19世纪中叶起，先后有20个左右的基督新教差会进入陕西传教^[9]，其中以英国浸礼会势力最大。

二、早期基督新教在陕西办学情况

在历经了周、秦、汉、唐的辉煌繁荣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到了清末民初，陕西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逐渐落伍了，包括文化教育，整个陕西文盲遍地，学校稀少，文化教育呈现一片荒芜景象，据民国初候补知事朱纶焕致省长李根源（1879-1965）的呈文中透露，号称当时文化中心的西安“仅设中学两所，他无所见，高等小学暨国民学校亦寥若晨星，西安如此，外县情况更差，大部分县份仅有小学一二所，设中学者屈指可数”^[10]，这是基督教在陕办学之前陕西教育事业的情况。随着教会教育的出现，情况终于有了改变，虽然数目依然有限，但它们却是陕西近代初等教育的先驱。

基督新教很重视兴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稍大一点的教会都办有学校，据《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1903年-1911年的8年中，教会在西安设立小学6所，中学2所^[11]。其中浸礼会在陕西开办的学校最多，浸礼会信徒中有文化的人也最多。

如果说传教初期，教会仅仅“为传播福音开辟道路而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 …”^[12]兴办学校，那么后来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除传教、培养传教士及造就教会学校教师之目的促使教会学校发展外，社会对大批人才的需求，亦促使教会学校迅速增加。这时期的教会学校包括：神学校、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校、各种培训班。下表是作者根据所查阅的省、市、区、县多地政协及档案馆所藏文史资料，汇总出的基督新教在陕办学情况一览^[13]。

表一：基督新教在陕西办学一览^[14]

除上表所列基督新教在陕各教会所办教育机构外，还有西安市基督自立会^[15]、西安市基督教青年会^[16]、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17]等各教会建幼儿园、小学、中学若干。根据《西安市教育志》，教会在西安所办学校中，规模较大、程度较高的神学院和私立中学的数目占到总量的50%^[18]。

由上表可知：1888-1936年共48年间，基督新教在陕共建校39所，其中英国浸礼会所办学校14所、美国安安息日会8所、瑞典瑞华会5所、英国公理会3所、英国圣公会3所、美国协同会3所、挪威挪华会3所。至1933年，英浸礼会在西安创建幼儿园1所、小学3所、中学3所、神学院1所，职业技术学校1所，培训班1所。根据表一可以看出，基督新教在陕西所办第一所学校的时间是1888年，而西安的第一所西式学校则是1903年的崇德学堂，这距中国内地最早的教会学校——1844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宁波女塾，相差了近半个世纪。究其原因，基督新教进入西北较晚，当时的陕西在全国影响已日渐式微，因此基督新教把最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东部沿海。此外，基督新教在陕西所办教育机构大多为中、小学，层次最高的尊德学堂最初也只是教友妻子的识字班，整个陕西没有一所教会高等学校，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生源少，缺乏举办高水平学校的生源基础、陕西社会对工商业及外贸人才的需求不足、陕西缺少致力于创办高等教育的传教士。

三、以尊德学堂为例窥探陕西基督教会学校理念及影响

浸礼会所建尊德学堂，作为基督新教在西安所办学校中时间最早、投资最多、名声最大、设备最完善、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其办学、治学、教育方法等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反映了基督新教在陕西教育事业的理念及影响。20世纪前后陕西的教会学校如今已鲜有存在，而尊德学堂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第三中学，作为陕西省重点中学，依旧颇负盛名。下文将以尊德学堂为例，讨论基督新教在陕办学的教育理念及其影响。

• 教学对象方面，首次突破中国古代教育对女性的禁锢。

根据《西安市教育志》统计，1932年的西安共有三所女子中学，而两所都是教会学校（表二），其中之一就是尊德学堂^[19]，尊德学堂亦是西安市最早的女子学校。学校起初是妇女识字班，教成年妇女“教友”识字，唱“赞美诗”，学校要求“每一个来这里学习的基督徒必须能读懂圣经，并且能成为不识字者的教师”^[20]，办学宗旨为提倡女子教育，女子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教育，开西北女子学校风气之先。教士们常在教学与平时交谈中向学生灌输女权思想，强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让学生勇敢地反对包办婚姻。这些女子学生与女教士们的关系非常好，英国女教士们常着旗袍上课，学生们看外国人穿旗袍觉得好笑，老师也置之一笑。一些教师离开陕西、回到英国后，新年时会给学生们寄来贺卡，表达思念与祝福^[21]。在信教的学生中，学校会选拔一批优秀的女青年，在自愿的原则下，再进行培训，合格者送入当时浸礼会在西安创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英华医院（今天的西安市第四医院）任护士，或者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入高等院校深造。开办女子学校的做法始开陕西女子教育先河，对全省女性地位的提高、教育意识的增强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表二：1932年西安女子中等学校一览表^[22]

• 教学对象的另一方面：面向全社会各阶层。

中国古代教育主要是为了科举考试提供后备力量，故其教育对象集中指向士人阶层，受教育者在人口总数中比例极少，带有某种贵族性。而教会学校强调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受教育权利，学生大多来自周边百姓及教徒家庭，甚至不乏孤幼聋哑，这表明教会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近代国民教育的性质。抗战前，尊德学堂在校学生多系基督徒家庭子女，以中小资产阶级居多，对家庭贫困者，学校免收学杂费，成绩优异者还颁发奖学金，这种做法在当时的西安盛得好评。抗战中，由于东南沿海一带各省逃难来陕者日众，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因此学生中来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日渐多数，使学校的“贵族”色彩愈益浓厚，校风也日渐浮华，但在教学方面尊德学堂依然保持其严谨的作风，在人才培养方面显示出它的深厚底蕴。教会学校一视同仁、面向中下阶层的做法，使得当时陕西的贫苦百姓受到曾经遥不可及的教育权利，学生们非常重视这样难能可贵的机会，学习态度亦非常积极。据记载，二三十年代全西安市的中学生会考中，夺冠者常常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将军几次受邀参加教会学校的毕业典礼，并为学生颁发奖品和毕业证书^[23]。

• 教会掌控学校管理大权。

尊德学堂开始时学校经费完全由浸礼会提供，学校并未在官府备案，也没有校董会的设置，一切行政和经济大权都由浸礼会掌握。进入三十年代后，西安各公私立学校体制、课程悉遵照教育部颁布的规章制度施行，因此1931年尊德学校正式成立校董会，在陕西省教育厅备案，名为私立尊德女子初级中学，并聘请中国人担任校长（第一任中国人校长为聂梦九），然而浸礼会仍对学校有经费补贴，并在学校派有住校代表。校董会由四名英国人、三名中国人组成，学校的大小事情校长依然要请示差会驻校代表，按其旨意办理，教职员的聘请和招生的数目等也都必须事先征得驻校代表的统一后方能确定，因而学校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浸礼会手中，而中方校长一职，无甚实权，据记载，曾任驻校代表的浸礼会女教士卫曾云称：“有我在校，即有学校；设无我，即无学校”^[24]。由此可见，教会对所办学校的掌控、管理权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在省上备案，却大小事务基本由教会负责，可以说在解放前、教会离开西安前，教会学校的中方代表基本没有实际决定权。

• 教学和管理中突出宗教部分。

虽然教会学校为了打消中国士大夫的反对心理、采取中西兼顾方法，开设中国传统课程，试图冲淡传教色彩，消除中西文化差异，如引进老儒生为学生教授儒家经典，教材有《古文观止》、《四书》、尺牍（书信范文和写作）等，同在1903年由浸礼会开办的西安乐道学校（尊德为女校，乐道为男校）请两位老夫子任教，教《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等^[25]，可这些学校与之同时开设《圣经》课程并为主课，即时在省教育厅立案后课程均照教育厅颁布的课程科别进行，可尊德中学仍以“道课”代替“修身”，教师向学生讲述基督教义理和《圣经》内容，教唱赞美诗。每日清晨举行“朝会”，升旗仪式完毕后，唱一首赞美诗。平时一日三餐做祷告，包括不信教的学生。每周日住校的学生要整队进礼拜堂参加礼拜，晚间回校后参加团体礼拜活动。每年圣诞节前夕，住宿生要披上白床单扮成天使，去给教士们报佳音，教士们则以糖果招待。圣诞日凌晨所有住校和走读生要去牧师家里报佳音，唱赞美耶稣诞生的诗歌。这天上午集体赴礼拜堂参加大型庆祝活动，完毕后给学生分发糖果^[26]。学生中多数是教友和附近街巷居民之女，其中若有不参加者，即遭训斥，反对者轻则记过，重则开除。当时的尊德学校如此，其他教会学校均亦如此，如乐道学校选定一些中青年教友为学员，把这些人培训为传教士，为学生专门讲授教会史、教义、耶稣及其门徒的事迹等。

• 重视英语教学。

据尊德中学的学生回忆：“很多学生来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英语”^[27]，尊德中学的英文课设两位老师带一个班，一为中国老师专讲语法，一为英国老师专讲语音，课堂气氛颇为活跃，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接触西方习俗和先进理念、使得比较封闭落后的陕西接触到文明之风的吹拂。英语课本采用的是《英语初阶》、《英语进阶》、《英语初范》^[28]。语音课教师由英国女教士担当，重视会话，注重交际运用，当时尊德中学的学生们课下也常用英语对话。教会学校因其英语课程吸引来了不少当时陕西的学子。

• 完备的教学体制。

中国古代科举教育的体制极不完备，没有一个系统的学制，没有年级制度和班级，也不按程度进行教学，而西方学校当时已有一整套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备教学体制，在教学中注重循序渐进，教会在陕西所办学校就是最佳体现，尊德中学在开办八年后（1911年），更名为“尊德女子小学”，成为六年制高小，四年后又设立初中班，供小学毕业班的学生升学，还附设了“幼稚园”。这种体制上的革新对陕西近代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转变作用。

• 重视学生全面发展。

在基督新教办学之前，陕西的教育内容是不涉及自然科学的，而基督新教在陕学校中，尤其是中等学校中，普遍开设科学课程，如尊德中学专门聘请教师对入学学生先进行考试，以成绩划分年级，按中学、小学分级授课，小学讲授国文、数学、初级英文；中学课程除国文、数学、手工、体育、唱歌外，还开设高级英语、 几何、历史、地理、物理和化学等课程^[29]，冲击了陕西教育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促进了陕西在教育内容、教育体制和教育形式上的近代化发展进程。此外，附设的手工体育、唱歌以及青年俱乐部、辩论会、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科学课程采用的方式是口授，教师也往往是一人兼数职^[30]。三十年代中期是尊德中学大力发展的几年，这期间学校的设施也日益完善，有图书馆、实验室、体育器材等，在当时的陕西各校来说，设备相对齐全，尤其学生活动场地大，图书馆有不少英文书籍，实验室更是有不少先进的西方设备，对于陕西学子了解先进技术和新知起了很大作用。

• 教学方法科学。

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注入式的，很难谈得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只是按教师的要求反复朗读或背诵《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教会学校极其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如尊德中学的教师往往通过讲故事、做游戏的方式传授^[31]，便于学生掌握。化学、物理课的实验课，用实验当场验证理论，立竿见形。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校规范科学教育的大门，对学生开阔眼界、对教师提升方法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 管理严格。

管理严格表现在学校规章制度完备，并坚持实施，如严格执行升留级制度，狠抓考场上的舞弊现象，督促检查学生平日遵守纪律，尊德学校每周六下午临时通知一个班参加一门功课的突击考试（参加班级及考试科目，由各班班长临时抽签决定）。住宿生平日不能随便出校门，周末回家返校须有家长签名。再如服装规定，高中女生可穿旗袍（1941年尊德增设女子高中部，学校更名为“西安市私立尊德中学”），但仅限月白色或阴丹士林色。初中女生则只能穿黑色或蓝色制服。发型也有规定，高中女生可留长发至肩上，初中女生则只能留到耳下一指。一月一查^[32]。对于住校的学生，在生活方面，教会修女负责管理，效果很好，学生安心读书，家长放心，在社会上赢得不少名流及军政要员将自己的女儿送入这里学习，包括蒋介石的二儿媳——大华纱厂总经理石凤翔之女、蒋纬国的未婚妻石静宜。

• 政治运动对教会学校体制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高涨，在政治上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和全国其他地区教会学校一样，陕西教会学校也受到了“非基”运动的冲击。1925年12月，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领导陕西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运动，12月13日，西安非基督教大同盟正式开会成立，各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这其中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受“非基”运动影响，崇德女校等所有教会学校的教士们先后返回英国，这期间学校一度停办。之后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学生救国运动日益高涨，尊德学校没有学生会，也不许学生成立救亡组织，其他学校“前卫社”和“互济会”的爱国学生夜里来到尊德女中外，在墙壁上刷写“尊德女中同学觉醒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分子”等口号，并将刻印的传单系在瓦片上隔墙扔到学校操场^[33]。那时尊德女校的学生们，不敢公然与学校作对，却也背负着叛国的骂名，感到极大压力，都希望尽快毕业，摆脱学校的名声。这场运动也直接导致陕西的教会学校在上世纪30年代起先后于省教育厅备案，启用中国人任校长。然而顶着这样的压力，陕西省的学生们仍乐于报考教会学校，可见当时教会学校向陕西注入的西式教育之风，效果之佳，声望之佳。

尊德女校1946年增设男子初中、高中班级，成为一所包括男、女生、初、高中四部的完整中学，改称为私立尊德中学，学生增至700余名，是当时西安所有中学中，人数最多、办学质量最高的学校，它培养出了一批具有文化知识、思想开明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在旧中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才稀缺的陕西是一笔极为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人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在陕西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尊德中学为陕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它自身也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成为一所深受社会赞许的名校，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先生曾亲笔为尊德中学题写校匾（图一）。基督教在陕西的办学事业，除了增加了陕西学校数量外，首开陕西女子教育之先河，为陕西女子的觉醒和崛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教会学校更是面向社会中下阶层，为贫苦百姓提供了宝贵的教育机会，很好的在陕西普及教育，更启迪民智，引导陕西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教授外语的同事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带领陕西女子认识、了解西方文明，教学管理与方法方面，与中国传统教育的注入法、体罚大为不同，对陕西近代教育事业起到了巨大影响。至1952年，陕西全省接受教会津贴资助的圣路中学、尊德中学、玫瑰中学、崇德中学等6所中学和圣公会小学、培德小学等16所小学，完全接受改为公办，基督新教在西安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学校尊德学堂，更名为“西安市第三中学”，至此，教会学校在陕西的使命宣告结束，然而基督新教对陕西省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其教育理念及影响，则被永远地继承和发扬下去。

[1] 感谢陕西政协文史委员会张老师、西安政协文史委员会陈老师、新城区文史委员会杨老师、西安档案馆刘老师以及西安三中校办王老师等提供的宝贵资料，没有诸位的帮助，本论文很难完成。

[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Z].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第488页。

[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页。

[4] 中华内地会，是由英国人戴德生牧师于1865年创办的跨国家的基督教差会组织，1964年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5]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36页。

[6] 英国基督教浸礼宗派遣来陕的传教士，名其所设教会为“陕西英浸礼会”，1933年改名为“陕西中华基督教会”。

[7] 王雪：《基督教与陕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8] 李因信：《西安市基督教会历史简编》，西安：西安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版，1988年，第205页。.

[9] 陕西省政协存《陕西基督教部分资料》。

[10] 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民国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1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42页。

[12] 徐卫国：《近代教会校舍论》，载自《华中建筑》，中南建筑设计院出版社，1988年第三期。

[13]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42页。

[14] 根据《西安市志》（第六卷，西安市地方志编幕委员会，科教文卫出版社，西安：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西安市教育志》（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幕办公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14页）、《西安文史资料》（第21辑《西安近代中等教育》，西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陈新《19世纪末页至20世纪中叶西安教会学校与医院建筑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荔、宝鸡、三原、潼关、商洛、蒲城、合阳、澄城、绥德县志。

[15] 西安市基督自立会，是1913年由刘丹之等100多名教徒发起创办的中国自办教会，是陕西境内由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教会。

[16] 西安市基督教青年会，1914年成立，当时在西安东关耶稣教救世堂传道的英籍牧师史密斯，为了发展基督教外围势力，即联络西安教友桑伯廉和西安教会学校毕业的王焕章、张友樵等着手筹办的青年会。

[17] 西安市基督教女青年会，1938年成立，由赴西安避难的原太原女青年会干事程翠香组织成立。

[18] 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幕办公室：《西安市教育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页。

[19] 尊德学堂建于1903年2月，校址起初设在西安市内的西木头市，由浸礼会传教士、西差会总干事邵涤源创办，英国女传教士白忠信、吕明忠、文安思等人管理，“尊德学堂”是开办初期的校名，1932年更名为“西安市尊德女子初级中学”。

[20]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21] 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近代中等教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24页。

[22]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32页。

[23] 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近代中等教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26页。

[24] 西安市碑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碑林文史资料》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25] 西安市碑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崇道小学纪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26] 西安市碑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碑林文史资料》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27] 西安市碑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碑林文史资料》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28] 西安市碑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碑林文史资料》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29] 李西园：《回忆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陕西传教的概况》，《陕西政协文史资料》第1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250页。

[30]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室存，李西园：《私立尊德中学回忆》。

[31] 同上。

[32] 西安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第21辑《西安近代中等教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33]西安市碑林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碑林文史资料》第二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