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凌菲: 试论教会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的基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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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article/view/295

陈凌菲

 

摘要:19世纪,西方传教士们为了扩大和发展基督教势力,开始在华开办学校教育。二十三所教会大学崛地而起,位于基督教重要传教地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便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直接产物。协大由西方四大差会联合办学,创办初期大量借鉴甚至照搬了西方教会大学的教育模式和管理理念;在治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基督神学教育课程的开设和基督宗教活动的推动,因而具有明显的基督化特点。本文从筹办过程、办学宗旨、神学教育、校内宗教组织和校内宗教活动五个方面入手,以“基督化”特征为考察核心,对福建协和大学进行个案研究,探究基督教文化对在华教会大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教会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 基督化

 

一、引言

1807年,马礼逊作为新教入华的开路人率先抵达广州,开启了基督教四度入华的新篇章。传教士的到来,为身处时代大变革的传统中国带来了“现代国家”的新认知。他们推动了现代印刷业、现代报刊杂志、西洋艺术、西医等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发展,尤其在教育领域填补了中国旧式教育的缺陷,创办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19至20世纪,中国现代大学的崛起,主观上应归功于在华传教士的不辍耕耘。他们多方辗转、艰难传道,效果却差强人意,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在华传教事业,他们试图在教育上寻求突破口。而客观上,绝不可忽视中国的社会土壤,当时恰值60年代洋务运动风风火火地开展,朝廷在教育领域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制、建立新式学堂,但最终仍因后劲不足,而未能形成体制化的近代教育体系。加之中国社会希望通过西学教育达到“富强”目标的迫切需求,使得教会学校的创办迫在眉睫。

因为“大学教育”对在华传教事业的人才培育和社会思潮的引导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教士对精英教育的重视也不言而喻。在他们的多方努力下,二十三所教会大学[1]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崛地而起,共同隽写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治学传奇。福建是当时全国基督教势力最大的省份之一,福州是传教士的重要传教点之一。为了扩大和发展基督教的在闽势力,传教士们也在福州开办高校教育,以此作为传教事业的趋动器。

福建协和大学便是基督教高等教育和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极具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协大是由西方四大差会联合筹办而成的,是基督教文化东渐的产物,也是基督教文化在华教育界的体现。不少著名学者都曾致力于福建协和大学发展史的研究,有谢必震先生、方宝川先生、徐光荣先生、汪征鲁先生等前辈为后生开辟道路,梳理了福建协和大学开荒拓土的光辉历史。还有一些学者对协大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如教授群体、人才培养模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等问题。其中,黄涛先生以福建协和大学的中西交融为切入点展开研究,给予笔者以启示。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档案中收录了大量关于开展基督教育课程及活动的报告,文献中体现出的办学宗旨融铸了基督精神的要义。协大在办学前期大量借鉴甚至照搬了西方教会大学的教育模式和管理理念,在治学过程中,始终重视基督神学教育课程的开设和基督宗教活动的推动因而具有明显的基督化特点。笔者以“基督化”特征为考察核心,对福建协和大学进行个案研究,以此更深入地探究基督教文化对在华教会大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福建协和大学基督化特点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别探讨福建协和大学基督化的特点:(一)筹办过程;(二)办学宗旨;(三)神学教育;(四)校内宗教组织;(五)校内宗教活动

(一)筹办过程

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认为“中国基督教会的中坚人物,无疑是依靠我们教会中培养出来。……在任何社会里,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然是具有影响的人,他们可以支配着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说,给一个人施以完整的教育,那个人在他一生中就会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极大影响,其效果要比那些半打以上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好得多。具有高等教育素养的人像一支发着光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大多教异教国家来说,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1]”基督教会在华筹建教会大学的初衷是想通过高等教育培养起中国基督教会的中坚人物,助益基督教的在华传教事业。福建协和大学的建立正是基于传教目的,在此传教理念的影响下,西方各大差会联合筹办了福建协和大学。

1910年世界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爱丁堡召开后,世界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高绰(John F. Goucher)先生着手制订了“全世界大学”的计划,拟在中国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西的成都、华南的福州,分别设立教会大学[2]。1911年约翰·高绰(John F. Goucher)来到福州,召集在闽传教士商讨建立大学事宜,并于1915年捐献了2500银元。经过几年的酝酿,由在福州的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和英国圣公会,在厦门的美国归正会组成了筹备委员会,同意承担每年开办经费300银元(后增至1000银元),并成立了学校理事会,聘请庄才伟(Edwin Chester Jones)为福建协和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915年5月25日,福建协和大学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学校的中文校名为“福建协和大学”,1918年把英文校名定为“FuKien Union College”,1918年9月,协大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获得颁发学位的许可证[3]

(二)办学宗旨

福建协和大学的创办为华南地区的寒门子弟带来了福音,协大面向广大学子招生,旨在为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事业招揽人才。据《福建协和大学章程》记载:“自乙巳科举改革以还,全华基督教会皆知并办高等教育的需要,期就近培育人才,以作基督教事业之领袖,既免留学西洋者供不应求之患,一般贫寒学子复可无须远游而享受最高教育之机会[4]。”由此可见,培育本土的神职人才来传播基督教是福建协和大学的办学目的,在此办学理念的引导下,福建协和大学的教育模式具有基督化倾向。但在回收教育主权和非基督运动愈演愈烈的时期,协大的办学宗旨发生了变化,不再以传播福音为单一的办学目的,而是把重心转向了教育本身,使传教与教育得到更好地交融。1927年4月,林景润[2]担任协大校长,开启协大华人主校的先河,并积极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登记注册。在教育宗旨的确定上却遭遇难题,一方面既要免除宗教意味,获取国民政府的立案批准,另一方面如果除去宗教宗旨又会引发校董会的不满。为了协调双方的意志,协大把基督教义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融合,最终确立了两全其美的校训。据《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组织大纲》的第一条规定:“根据董事会章程所定之博爱、牺牲、服务精神,研究高深学术,养成高尚健全人格,以应社会需求为宗旨[5]。”而后被凝练为六个字的校训精神:“博爱、牺牲、服务”。校训精神既与基督教义里倡导的博爱奉献精神不谋而合,又被赋予了奉献自我、捍卫国家的民族精神。在《协大周刊》上也传达了此精神要义:“本校本基督教传受牺牲服务的精神,以造成实行礼义廉耻的人格。深盼诸生于研读之时,不忘努力修养品性,振作民族道德,到处表现出协大的气魄,做建设三民主义国家的中坚人才[6]。”

(三)神学教育

1.宗教学程设置

自创建之始,福建协和大学就设有宗教学系,开设专门的宗教学程,神学教育有条不紊地开展。初期,协大的哲学及宗教学系课程设置如下:

(1)宗教哲学(上下学期各2学分,共4学分):上学期讲求宗教的本质,及其对于其他思想的关系;从宗教经验上说明“圣”及“神”的概念;用讲义。下学期研究宗教的价值;课本用Brightman, Religious Values及Youtz, The Supremacy of the Spiritual

(2)耶教研究(下学期,2学分):讨论耶教之起源,主义,历史,及其在社会上之影响。

(3)耶稣之生命与教训(全年,6学分):上学期以历史的眼光研究耶稣之生命;下学期研究耶稣论神、人、救赎等问题之主张。

(4)圣经与现代思潮(上学期,2学分):研究现代思潮与圣经之关系

(5)基督教与社会(下学期,2学分):讨论基督教如何应付现代社会之需要

(6)耶稣之伦理(上学期,2学分):研究耶稣对人生问题之解决

(7)宗教经验(下学期,2学分)

(8)保罗书信之研究(上学期,3学分)

(9)约翰与普通书信之研究(下学期,3学分)

从上面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协大的神学教育不仅停留在普及的阶段,更能进一步细读圣经文本、探寻基督教义,并与社会思潮密切结合,具有经世致用之效。

直到1927年学潮爆发,三月中旬发生公开闭倒校运动。首倡者是学校数年来所惠培之人员,其诱结下级生聊和校外暴徒,鼓吹校内不得习授宗教科目。这种倒校风潮的发生与回收教育权的群众运动密切相关,中国国民想从西人手中回收教育利权,这些在华教会大学首当其冲。协大经阅月之苦战,终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从此开启华人主校的新历史。但立案要求在华教会学校必须与宗教断绝一切关系,因而直接制约了神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福建协和大学在立案后,为保留基督教育传统,调整了原有的神学课程设置,取消了基督教学系,将有关的神学课程移至文科哲学系中,虽然相当多的宗教科目变成学生的自由选读课,神学教育仍在协大的教育实践里保有特殊地位。七月校董会又通告设立宗教及服务科之方案。秋季即开始授业,报名投考者颇形踊跃该科。……预备明春投考已不乏人。现校内选习该科属下之各课门者共七十人。第一年级学生之选读宗教及社会服务课者居全级人数之半。[7]

据协和大学十七年度(1928年)校务报告:所设中国宗教思想史及三民主义研究两科甚见发达。哲学课程由徐教授继续促进,成绩甚佳。美以美会派遣的申鸿荣教授担任宗教教育课程,自申教授莅任以后,宗教事业有蒸蒸日上之势。更得各教授及学生之赞助,宗教事业日见进步。[8]

到了1934年,神学课程的设置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在其哲学系开设的20余种科目中,宗教或与宗教神学有关的课程达十几种,如耶酥生平及其教训、基督教教育与服务、人类宗教、圣经之现代使用、宗教哲学、宗教心理学、圣经之社会制度与理想、基督教哲学、基督教与社会问题等[9]

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文科各系课程名有变动,政治经济系学程分别并入中国文史学系,及农业经济系外国语文学系共哲学系并为一系,现立之文科三系为中国文史学系,西洋文哲学系及教育学系。[10]至1937年春季间,奉教育部令准将中国文史学系扩充为中国文学系及历史学系。西洋文哲学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11]神学教育课程也随之划拨到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外国语文学系中开设。

1943年,在林景润校长关于协大民国三十二年度暨民国三十三年度春季校务报告(1944年10月29日)中记载:本年本校所开有关于宗教之学程,除哲学、论理学、伦理学、歌咏学等普通学程外,尚有英文圣经、佛典文学、宗教哲学、中国宗教史、中国哲学史、基督教发展史、欧洲中古史、农村教会等。选修这些学程之学生,每门皆在三十人以上,足见青年对于宗教学识需要之迫切[12]。同年秋间,宗教学课程的相关培养方案也提上日程,林景润校长与福建省各公会领袖商洽拟定四年及五年制之宗教学课程方案,初步筹备工作已经开展。双方共同致力于增强协大宗教研究工作,及提高员生精神之修养,也旨在为社会培植宗教工作的人才。[13]

1945年,从一份神学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三十三年五月十日)[14]可再现当年协大神学教育之盛况。据载,神学教育基本课程暂定如下:旧约(3学分),新约(3学分),神学(6学分),教会史(6学分),应用神学(6学分)。从圣经文本到教会历史,从理论神学到到应用神学,面面俱到,无不涉猎。会议中还特别列举了校内各系开设的与基督教神学教育有关的学程设置,如下:

(1)中国文学系:西洋哲学史(3学分)

(2)历史学系:基督教发展史(2学分),盎格鲁撒逊文化史(3学分),宗教史(3学分)

(3)外国语文学系:西洋文化史(上下学期各2学分,共4学分),希伯来文学(3学分)

(4)教育学系:宗教教育(3学分)

(5)农业经济学系:农村教会(2学分)

1949年,更有详细的课表记录了当时神学课程的安排问题

(1)中国文学系课程开设如下:(历史学系课程除第三学年不开设宗教课程外,其余学年的宗教学程设置与中国文学系一致)

第一学年:希伯来文学 (上学期3学分),基督教文学(下学期3学分)

第二学年:宗教与真理(上下学期各3学分,共6学分)

第三学年:基督教发展史(上下学期各3学分,共6学分)

第四学年:宗教教育(上下学期各3学分,共6学分)

(2)第五年神学课程有:犹太思想史(旧约先知研究,上下学期各2学分,共4学分),犹太诗选(诗篇箴言研究)(上下学期各2学分,共4学分),初期基督教文学(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上下学期各3学分,共6学分),基督传(上下学期各3学分,共6学分),教会组织(上下学期各2学分,共4学分),现代宗教思潮(上下学期各2学分,共4学分)。

2.学生培养

据统计,在1924年至1936年间,福建协和大学的入教人数占学校人数比例在全国13所所教会大学中均位列前矛。尤其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协大相较于中国其他教会大学入教人数所占比例最高。一方面因为协大的生源多来自教会中学,学生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较多;另一方面,虽然受到非基督运动和学校注册立案的影响,协大的基督化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但仍保留了份量不多但举足轻重的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对学生起到了重要的“德育”功能,因而校园内的基督氛围仍十分浓厚。

 

各教会学校入教人数的比例%(1924~1936)

 

齐鲁之江金陵岭南燕京湘雅圣约翰东吴华中沪江华西金陵女子福建协大
192489.186.344.471.672.247.533.944.88554.681.780.576.2
1930811230 44 35266446 7760
19365627222231 24 4929335160

资料来源: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P172[15]

到了抗战后期,由于教会急需神牧人才,加之西方差会精简合并教会教育机构,福建协和大学的神学教育在战时中断了一段时间后开始恢复。随着战后神学教育的加强,学生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开始增加。复校魁岐后,林景润校长更是努力推行“神学计划”,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神学院联合培养神职人才。根据协大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1945年春)学生宗教信仰统计表,显示协大当年学生590人,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达329人,比例达55.6%。超过半数的学生都信奉基督教,可见协大的神学教育和相关的宗教活动开展颇有成效。次年(1945年),全体学生注册总数达到715人,较上年约增加10%。学生中有64%为基督徒。[16]

协大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1945年春)学生宗教信仰统计表

人数

教别

百分比
总计590481109100%
基督教3292527755.6%
天主教4310.68%
佛教110.17%
回教220.34%
道教110.17%
无宗教2532223142.76%

资料来源:福建省档案馆,档案编号:5.1.226. [17]

在记载毕业学生去向的档案材料中显示,有不少毕业后从事神职工作的学生。如民国十二年正月毕业生魏希本毕业后任职上海江湾圣公牧师。还有一些著名校友从事宗教事务工作:如林步基,任福州基督堂座牧;柯志仁,任福州美以美会布道司;翁怀友,任福州中华基督教会牧师;黎天锡,任福州中华基督会干事。

(四)校内宗教组织

林景润先生在民国三十二年暨三十三年度秋季校务概要上提到:本校必须尽忠于设校之主旨,以基督精神,引导青年;以求真信念,探究学理;庶能有所贡献于社会而垂永久伟大之成绩。[18]协大除了大力推行神学教育,还在校内设置了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组织。主要宗教组织设置有宗教委员会、协和堂会、基督教学生青年会。协大的基督化倾向很大程度地体现在这些宗教组织设置的常态化。这些组织自创建之日起就在校园宗教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校内宗教组织的存在,不是单纯为了培养神职人才,更重在陶冶学生的情操,赋予其更高的宗教信仰,以此激荡他们的思想,开启他们的智慧,引领他们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正如徐以骅先生说的:“教会大学对于教会的贡献,当然不应止于提供若干大学程度的神学生,而更应在于培养基督教思想运动。[19]

1.宗教委员会

林景润校长本身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协大十七年度校务报告中这样谈自己的基督信仰:“盖吾人皆期有以实现基督之思想生活于协大。故于待人接物上,常思虚心服务以表耶稣博爱、牺牲为人之精神而扩大此协大基督化风气,难时觉力有所不逮,然心往之。” [20] ,“博爱、牺牲、奉献”的校训精神正是他的人生信条,他在任职期间,重视发展协大的宗教事业,为了让协大青年得到更高的宗教信仰、过上更有价值的生活,他努力在协大宣扬基督教的精神。在他的宗教观的引导下,福建协和大学组在学校行政机构训导处之下设起了宗教委员会(1947年一度称为团契委员会),是福建协和大学最重要的宗教组织机构,负责学校一切宗教事业。除指导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外,还主持晨祷会、教职员祈祷会,圣诞周等一系列校内宗教活动,对于提升师生的宗教修养有极大的贡献。林校长把宗教作为训导学生的重要方式,基督教之博爱牺牲服务的精神即是训育的主要目标。宗教委员会在训育学生、推动协大的基督化发展方面起着指导的作用,在该组织的引领下,协大的宗教生活发展得有声有色,形成了许多有特色的宗教仪式,如晨祷会、宗教周、圣诞纪念活动,对青年学子起到了十分深远的教化作用。

2.协和堂会

协和堂会在宗教委员会直接指导下,于三十二年(1943年)四月十一日成立,基本会友一百六十人,举申鸿荣教授任牧师,后由本堂洗礼者九人及新收进会者共十七人,堂会工作经分部进行并设学习慕道者二班。[21]协和堂会仍作为校内基督聚会活动的日常性机构,对于宣传基督教精神甚是积极,在校内宗教活动的表现颇为活跃,极大地推动了学校宗教工作的开展和师生员工的灵性修养的提升。抗日战争期间,虽然治学条件艰苦,但越发激起了协大师生的宗教热情。在逆境中,基督教精神成为他们的生活信仰,博爱、牺牲、奉献的精神引领他们团结同胞、抗击外敌,寻求光明未来。协大师生在战时始终坚持协和堂会的日常宗教事务,经常举办崇拜会,并定期与青年会联席举行宗教座谈会、音乐会。1945年,协和堂会之各部工作亦有进展,新收会友及暮道友一百余名。高凌霄牧师提倡圣餐礼拜,及圣书研究。[22]在耶稣救主复活节前夜,协和堂会圣歌团在新礼堂举行复活节音乐崇拜。在校庆前夜在新礼堂举行感恩崇拜,藉资纪念。礼堂布置甚为整洁,圣歌团全体团员着黑色白制服,朗诵赞美歌入席,歌毕,有青年会会长杨振藩主席献祷,继由农学院陈兴乐院长讲经,听者深为感动。[23]档案记载,1948年堂会由秦多玛牧师担任主持,温卫凯牧师是副司。除圣日崇拜,晨祷会外,尚有榕腔礼拜及主日学等活动。榕腔礼拜系向工友布道,主日学系为儿童而设。本年受洗礼者共十一人,主日学二十余人。[24]

3.基督教学生青年会

福建协和大学的基督教学生青年会与协大同龄,创立于1916年,是学校最早的学生社团,原名为青年会,至1927年改称为“基督教青年会”。协大的基督化在组织青年宗教生活的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1927年以前青年会组织实行“全校皆兵,学生即会员”的制度。自1927年的非基督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以来,协大宗教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员的征集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征求会员,一种是基本会员,凡属该校基督教徒学生都加入;同学与教职员中同情本会者也可参加。虽然会员征集不再强制化,但入会人数却仍十分可观。据福建协和大学三十七年度校务(1948年)记录,青年会上期会员二三零人,本期会员二百人。[25]青年会宗旨分为四大纲:人格修养、校内团结、校外联络与社会服务。内部还有专门的灵修部负责学生灵性修养与人格造就,设团契十二组,每周举行团契一次,此为师生之间,宗教生活之殷繁,不因学潮或其他外界环境影响而停顿。[26]青年会还负责办理每周晨晚团契、晨星壁报(每两星期出版一次)、协大青年(每半年出版一次)、主日学、监狱布道、荣军服务等,甚著佳绩。可见基督教青年会在协大的基督教宣传工作方面功不可没,对学校宗教事业和学生人格塑造发挥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五)校内宗教活动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十七年度报告称:教会学校之能弘扬浓厚基督教精神者,除课业内科目外,一方须视学生之自由事业、课外宗教组织与活动,他方须视全校之普通风气,而最后则宜注到教职员之日常态度与生活。[27]协大经常举办纷繁多样的宗教活动来熏陶学生的心性、启迪学生的智慧,甚至有的宗教活动成了常规化的活动,如圣诞节庆祝活动、晨祷会、团契。协大的基督信仰活动计划有度、开展有序、坚持有恒,因而成效显著,对全体师生的灵性修养、基督精神的养成和宗教知识的普及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协大“采取宗教自由主义,绝不强迫或劝勉学生信仰何种宗教,或参预何种宗教集会。但师生个人,欲于无妨碍功课时间举行宗教结集者,亦不禁止之[28]。”可见协大的宗教氛围十分宽松自由,宗教活动十分活跃,对师生形成了极大的感召力。此外,协大对教职员的日常宗教生活也十分关注。1928年住校教员共二十二人(英美籍九人,华籍十三人),除一人之外皆为受洗之基督徒。教员们对各种宗教集会及事业则无不共同努力促进。

1.圣诞节庆祝活动

基于福建协和大学的基督化办学理念,学生又多从基督教中学升学而来,信仰基督教的甚多。因此圣诞节庆祝活动成了学校每年一度的大事件,是师生员生的一场精神盛宴。在圣诞节庆祝周期间,学校会举办交换礼物、音乐大会、奉献济贫星、戏剧表演、教职员会餐、校工庆祝会等活动。全体师生无论是否基督教徒,皆可参与,庆祝周期间学校洋溢着温馨、喜悦、幸福的和谐气氛。在战时期间,圣诞纪念活动也没有中断,而是将博爱与反战精神巧妙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受到了更大的感染,对基督教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在1939年圣诞日晨祷会上,申鸿荣教授作了题为《混战世界中的圣诞节》的演说,深刻地揭示了圣诞救世的意义和当时人民对于博爱社会的渴望:“……战时圣诞节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逃避现实。假如这样,宗教就成为鸦片了。我们要面对现实,并以更大的魄力去改造这个世界与生活[29]。”1946年圣诞庆祝活动是复校以来最盛大的一次,12月22日晚七时福建协和大学与华南大学及福建神学院三校教职员在华南大学举行联合会来庆祝圣诞,参加者计六十余人,中西人士,济济一堂,明灯辉映,备极热烈……由神学院杨昌栋院长上席致辞,继邀三校演唱圣歌,以表庆祝,至八时卅分始告散会[30]

2.晨祷会

自协大立案以来,宗教活动并未禁止,而是由强迫转向自愿,反而激起了更多师生对于基督教及其文化的兴趣。其中,晨祷会就是协大基督教信仰崇拜活动的重要内容,对基督教精神的宣传和实践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据档案记载,每日晨祷会及星期日礼拜,参加者占基督徒学生约百分之三四十。林景润校长曾在晨祷会上作过关于基督教与生存的演讲,“基督教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种进入真正生存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让所有的人都在基督心中像兄弟般地对待,保证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权力,但也为其权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博爱的基督人格的精神。[31]”此番演讲在学生中引发了共鸣,深得学生喜爱。即使在战时晨祷会也从不中断,虽在寒暑假亦照常举办。每星期一、二、四、五上午都会定时举行晨祷会,并会有与时事相关的演讲,有一部分教授学生集于礼堂作自省,为时约20分钟,但赴会与否皆个人自由,绝对不加以干涉。自由的宗教氛围反而引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总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和三分之二的教职人员参加,参加者占全校基督徒约百分之三四十。其筹备周到与秩序井然,每每皆能引起青年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反省和思考。1939年3月的一次晨祷会就特请申鸿荣教授报告本年度基督大会详情,定的报告题目皆以基督教义的核心精神为主,如:1.上帝就是众人的父;2.上帝就是爱;3.四海之内皆兄弟;4.敬神爱人[32],充满了博爱、团结、和谐的精神意旨,颇具感染力。1932年的校务报告提到晨祷每日照常举行,秋序时参与者较去年为多,崇拜精神极为浓厚。

3.团契聚会

团契组织主要出现在1942年以后,由青年会牵头主办。是教会大学中一种特有的基督教组织活动,是协大基督教青年会的灵魂,更是宣扬传承博爱、牺牲、奉献精神的直接实践活动。创办之初,青年会灵修部每星期日早晨举行崇拜,寒暑及假期皆无间断,初创的七个信契团每星期晚分别在教授住宅内举行团契活动,经常参加之学生计一百三十余人,占全体学生三分之一。[33] 1942年-1950年期间,有十三个团契逐渐建立起来,人数最多者达35人。据1945年校务报告,教职员之团契范围扩大,参加者甚为踊跃。[34]团契一般由一个至两个顾问、一个召集人和一批热心宗教的学生组成的,经常在一起切磋教义、沟通灵性、增进友谊。团契的顾问必须是基督徒,顾问中多是受人尊敬者,或是外籍教员。成功的团契领袖要能诱导全体契友共同参加某项有益的事业,多多发现契友们的特长,并给予真心实意的欣赏和鼓励。团契往往以顾问的姓名命名,如毓华团契、卫凯团契等。团契都有固定的聚会时间,聚会的内容包括灵修、讨论、游艺等[18]。其中,有几个团契建设发展得十分成熟,契友们息息相通、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如毓华团契,其英文名是Four L’S Fellowship,意思是Look up Laugh, Love, and Lift[35],表现出其乐观向上的心态和扶助相携的博爱精神。毓华团契的每次团契聚会都使用英语,不仅有助于外语的学习,更有利于体悟基督教义的原意,使契友们在每次团契聚会后都可以得到更深层地灵魂的升华。又如锡安团契,聚会的中心问题常常以探寻基督起义为主,较少娱乐或游艺,多是注重对圣经真理的探讨和灵性生活的追求。团契聚会的持续开展让契友们得到了信仰的深造和灵里的合拍,使他们更从容、更博爱地去处身现实世界。

4.其他宗教活动

学生宗教生活亦甚显著,除参加晨祷会外,学生青年会并主持圣日崇拜、组织查经班。圣日上午有福州语之主日学及正式礼拜,下午有国语或英文说经,为非基督徒举行特别宗教讨论会。从来每日礼拜会系自由聚集,参与者有全体人数五十分之八十分以上之多。[36]每学期复举行宗教周一次,有全国青年协会梁小初总干事与海维德牧师及卫理公会陈文渊会督主讲圣公会之故事,舒展会督及来必翰会史德亦曾特临主持讲经,全校员生无不踊跃参加。[37]学生每年还会有定期省祷会,教职会家属每周亦举行聚祷会一次。此外,还有基督徒联谊会、宗教研究班、服务团等活动。以上各种宗教聚会自由性质,绝不迫诱或勉强。以故每会中空气甚为清淅、自由、诚虔之情。除每星期一全体学生举行纪念周,此外每星期有二五两日之教职学生全体大会:一为特别演讲会,一为本校主管者训话及校务通告等。[38]特约来校作宗教讲演与修养指导者,先后有圣公会之张光旭会督,来必翰会吏总,彭鸿思会长等; 卫理公会之班谷教士;中华基督教会之康乐尔牧师;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吴高副总干事;全国基督教女青年协会之袭普生干事;男青年协会之林观得干事,及建欧之林和馨女士等若干人。[39]

三、小结

福建协和大学是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项教育创举,更是基督教文化在华南地区的重要传播据点。它是爱丁堡会议的直接产物,以培养神牧人才为办学初衷,开办了神学教育课程,更有许多校内宗教组织在校方的倡导下组建起来,并以自由主义为原则举办了各种宗教活动。协大素以基督宗教的熏陶,以求人格之统一,建立博爱牺牲服务之人生,康荣互助之大同世界。林景润先生曾慨叹:“本校本信仰之自由之旨,提倡宗教研究,以基督教之精神,推进人格教育,视三十年如一日,所培人材颇为社会所钦重。[40]作为一所在华南地区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教会大学,它对于华南地区的基督教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教会的“人才库”,更是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思想库”。不仅对近代学生的“德育”教育起了重要作用,更对中国的近代教育改革进程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1]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共有二十三所(其中基督新教大学二十所):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文华书院大学部、博文书院大学部、博学书院大学部后合并组建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上海震旦大学。

 

[2] 林景润(1898-1947),福建莆田人。1919年毕业于福建协大,同年赴美国留学。1920年6月,获阿柏林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22年6月,获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卓鲁大学研究员。1926年秋,回到福建协和大学讲授政治学与经济学。1927年开始主持协大校务,后任校长。1934年,带职赴美留学,并任哈佛大学特约讲师。 1935年,获卫斯理学院文学博士。同年9月,回国继续担任校长。1946年9月赴美讲学,并为学校筹款。因患肝癌,1947年1月6日在美国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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