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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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广军
摘要：路德会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传教活动。在发展教务的同时，路德会还开展了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这些事业在推进教会工作发展的同时，对东北社会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路德会 近代 中国东北 社会事业
在近代中国东北开展传教活动的路德会是丹麦路德会，本部位于哥本哈根海勒鲁普，属信义宗。[1]它是较早来此发展教务的基督教[2]差会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传教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东北地区具有很大影响的教派。关于其在东北的传播情况，国内外学者有过一些涉猎。[3]本文拟对路德会在近代东北的传播及开办的社会事业进行梳理，抛砖之作，敬请方家指正。
一、路德会传入东北及其发展
丹麦路德会来华传教肇始于19世纪末。1891年，于承恩牧师奉派来华，仅工作半年，即因身体患病而回国。1893年，该会派柏卫等再度来华传教，驻足汉口，但教务进展不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路德会传教士古以丹以红十字会女护士身份来到旅顺口，请求参加救护清朝伤兵的工作，遭到清廷官员的拒绝。[4]1895年，柏卫赴海城，拜会了先期在这里传教的长老会马钦泰牧师， “因工场太大”，马牧师欢迎柏卫等来东北工作，并把原属于长老会传教的从岫岩到鸭绿江的东南区域划归路德会负责。[5]柏卫遂搬至营口，和外德劳一起到凤城、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大孤山等处租房开展工作。[6]1896年，旅顺口、大孤山教会建立，后又相继在岫岩和凤城等地设立教会。[7]外德劳驻旅顺口，柏卫驻大孤山，古约翰、于承恩、吴乐信等驻岫岩，李格非驻凤城。1900年前，丹麦路德会在东北地区只有这4个教会，受洗信徒30人。
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期间，时局动荡，丹麦路德会在东北地区的教务发展缓慢，1906年，信徒只有119人。日俄战争以后，东北社会渐趋稳定，路德会的教务亦获得进一步发展，传教区域由沿海逐渐推进到内地，相继在宽甸、桓仁、大连、绥化、哈尔滨等处设立教会。[8]1913年，在大连封立了第一位中国牧师阎兴纪。又在大连、安东、大孤山、岫岩、金州、宽甸、旅顺、哈尔滨等处相继建立了9个礼拜堂。[9]1915年,该会有传教士50人，信徒1177人。[10]1931年，路德会在东北的信徒有5000人，1938年前，信徒达6000—7000人。[11]
随着教务的发展，丹麦路德会在东北的教会组织也逐渐完善起来。1915年，为了便于本系统各教会的联络，路德会设立了临时教务中心，协调教务的联合发展。1923年9月，在凤城召开大会，制定章程，决定把路德会更名为基督教信义会，把大会作为信义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会址设在安东天后宫。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按信徒比例推选。常务职员6人，负责处理大会日常事务。大会下设中会，作为常设执行机构，每年例会两次，协商处理各教区事务。[12]中会之下设立教区，负责管理区内教务。教区下的地方教会称为督会，由当地牧师和信徒选举代表组成执事会，协助牧师管理教会事务。[13]1931年前，丹麦路德会在东北地区共设立了15个教区。
东北基督教信义会教区统计（1931年前）
| 教区 | 创设年代 | 创立或发起人 |
| 旅顺 | 1896 | 贾恩高 |
| 大孤山 | 1896 | 陈乐实、聂乐信等 |
| 岫岩 | 1898 | 孙信爱 |
| 凤城 | 1899 | 安世恩 |
| 金州 | 1900 | 谢恩荣、金济生 |
| 安东 | 1902 | 陈景升、邵若林 |
| 宽甸 | 1906 | 邢君选 |
| 桓仁 | 1909 | 王海山、王肇传等 |
| 大连 | 1910 | 张君选、王景堂等 |
| 绥化 | 1911 | 殷鸿基 |
| 滨江 | 1912 | 卫品三、克玉书 |
| 普兰店 | 1913 | 刘崇真、曲延逵 |
| 扶余 | 1917 | 尚得光、罗德亮 |
| 长春 | 1923 | 谭荣光、许世光 |
| 临江 | 1924 | 周湘泉、程占元 |
（图表资料源自《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211—212页。）
二、路德会在东北开办的社会事业
路德会在东北传播的过程中，为了发展教务，开办了教育、医疗和慈善等社会事业。路德会在东北地区较早开办的学校是崇正女子学校。该校是传教士聂乐信于1903年在东沟孤山东关创办的，当时，她聘请教师为自己在传教过程中收养的3名女孤儿传授小学课程。后又有教徒子女不断来此学习，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集小学、初中、幼儿、师范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女子学校。[14]此后，路德会又相继开办了培英学校、安东三育小学、凤城基督教信义会三育小学、宽甸基督教信义会三育小学、大孤山西教会黄华小学等。[15]到1917年，丹麦路德会在东北地区设有幼稚园2所，教师40名，学生48人；小学校30所，教师8名，学生938人；高等小学5所，学生83人；中学2所，学生38人；女子师范1所，学生10人；职业学校3所，学生101人。[16]
为了提高布道员的素质，路德会还开办了专门培养传教人才的教育机构。外德劳牧师到达东北不久，就在大连开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在传教工作之余，训导学员。随着教务的发展，布道人员的需求量日益扩大，1919年，丹麦差会将其迁往安东劈柴沟，建立正式学校，定名为安东劈柴沟基督教神道学院，由三育中学校长包乐深兼任院长。[17]1923年，该校有教室3间，宿舍2间，厢房3间。1929年，学校更名为“安东基督教信义会劈柴沟圣经学校”，学制三年。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各地教会做布道员。此外，类似的学校还有1924年开办的凤城女子圣经学校，专门培养女传道员。学员由东北各地信义会选送，学制二至三年不等，毕业后被分配到各地教会任传道人。[18]
医疗事业是路德会在东北传教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另一个重要活动领域。聂乐信抵达大孤山后，即协助先期到达的柏卫牧师夫妇施医布教。每日求医者二、三十人，多者近百人。[19]随着西医被民众的认可，医院规模也逐渐扩大。创建于1906年的丹东基督教医院，主体建筑是带地下室的3层楼房，地下室设有洗衣房、锅炉房、烧水间等。一至二层楼设病房、手术室、化验室等，三楼为仓库。此外还建有2层楼的门诊室，医院拥有病床70余张。[20]创办于1913年的岫岩西山医院，占地面积一万余平方米，建有楼房3座，瓦房37间，设有手术室、药房、化验室、门诊室等，分设男女病房，可同时收治六、七十名病人。[21]是当时岫岩地区设施最好的医院。据资料统计，1917年，丹麦路德会所属的2所医院，有男女病床119张，每年入院诊疗患者1186人。[22]
随着教会医院的建立及诊疗规模的不断扩大，专业护理人才日益短缺，路德会又在东北地区创办了专门培养医护人员的护士学校。丹东基督教医院在19世纪20年代创办高级护士助产学校，招收男女学员，男学员学制三年，女学员学制四年，考试合格后准予毕业，获得从业资格。每期学员招收数额不定，少者四至五人，多者十余人。[23]岫岩西山医院为解决本院专业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在院内附设护士学校，学制三年，男女生均招，学员大多来自东北各地教徒家庭，医院免费供给食宿，且不收学费。开设解剖生理学、细菌学、药物学、护理饮食学、内外科护理、眼科护理、儿科护理等专业课程。1923年，该校在南京中华护士学会立案。学习期满后，考试合格的学员，由学校发给毕业证书，再通过中华护士学会统一组织的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由学会发给护士证书，凭此证书换取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颁发的护士执照，取得正式护士资格。[24]
孤儿、幼童及贫民，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救助是基督教慈善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教会对孤儿及幼童，主要是建立孤儿院或育婴堂进行收养。聂乐信创办的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就是路德会在东北创办的很有影响的一所慈善机构，救济所的创办源于她在孤山施医传教和办学时，接触到很多鳏夫、寡妇、孤儿和无家可归者，看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露宿街头的困境，便于1912年创建崇正贫民救济所，收养一些愿意到贫民救济所的鳏夫、寡妇、孤儿和无家可归者。为了使收养者发挥各自的能力，孤山救济所实行养、教、工结合的办法。组织他们编织、刺绣和耕种，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创造财富，自食其力。开始时主要收养女性，设立了丝织部，组织她们从事编织、刺绣等手工劳动。后来男、女都收养，又于1928年，设立农作部，组织男子从事耕种。随着收养人员的增加，救济所将收养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分工，设立了两部四科。男子参加农作部，下分农作科和土木科。女子参加工艺部，下分织作科和家务科。[25]到20世纪30年代，发展为男子部、女子部和幼年部三大部门，男子部设有耕作科、养豚科、养鸡科、榨乳科、挽谷科和木工科。女子部则设有织作科、刺绣科、家务科和再生产科。
崇正贫民救济所为了提高劳作者的劳动技能，还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根据收养者的智力和知识情况，把他们编为初小和高小两部分，初小4年，高小2年，每日坚持授课两小时，男子晚上授课，女子白天授课。同时，还设有专业教师教授收养者专业技术知识，女子部有一名女教师讲授织作、刺绣、家务等课程，男子部则由有经验的长者指导，在实践中学习技能。[26]据资料记载，1938年时，崇正贫民救济所，有住宅和厂房175间。其中草房150间，瓦房25间。有土地、苇塘、果园和菜园700余亩，捕鱼帆船两只。农作科主要经营这700亩士地、苇塘、果园和菜园，同时还从事养猪、养奶牛、养鸡、捕鱼等生产劳动，年收入七、八千元。土木科主要搞建筑，他们除维修贫民救济所的房舍和崇正女校的校舍外，还在外面承揽建筑工程，每年可收入1000多元。织作科主要生产台布、袜子、毛巾、刺绣等。优质产品还销往美国、丹麦及其它欧洲国家。织作科每年创收达8000元左右。据1938年统计，全年收入16800元，支出17000元，基本能够自养。
崇正贫民救济所对收养的孩子和收养人带的孩子，达到入学年龄，都要求上学读书。1938年时，在崇正女校和孤山培英小学读书的有20人，送到凤城圣经学校和安东、蛤蟆塘国民高等学校学习的12人，每年所需经费一千余元。由贫民救济所负担。个别学习优异者还可供其上大学和出国留学。[27]崇正贫民救济所对生活没有出路的人，不管来自什么地方，只要有人作保引荐，都予以收留。到20世纪30年代末，救济所占有耕地5860公顷，收养370人。[28]
安东育婴堂也是路德会在东北创办的很有影响的一所慈幼机构。1916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郭慕深牧师在元宝山前基督教文化女学校院内开办育婴堂，宗旨是救护无人收养及父母无力抚养之男女婴孩，“俾免弃失夭亡，乳哺教育使能成立为完全人，作社会国家有用之才。”政府由商业学校存款内年拨200圆赞助。初创时堂内育婴尚少，后逐年增多，经费渐感不足。1919年，政府决定由市政项下每月支给200圆，余款则由郭慕深等向社会劝募资金补充，每年所需经费3400余圆。1927年统计，育婴堂内有保姆、乳母及女看护人员18名，收养男女婴儿35名。[29]1938年统计，该院收容儿童213名。[30]从留存下来的一些育婴堂当年的影像中，可以管窥当时儿童在堂内的生活片段。日常堂内组织孩子们做游戏，组织他们排练、演出节目，闲暇时，还会带孩子们去户外集体登山、游玩。从照片上孩子们的笑脸上，我们能读出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欢愉心情。
三、路德会在东北开办社会事业的作用
首先，路德会在东北创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发展教务，在这些事业运行的过程中，处处围绕着传教这个中心工作。聂乐信在创办崇正女校之初，即编选《圣诗选编》，作为传授“圣乐”的基础。后又编印了《基督教五要选读》，除作为本校的教学课本之外，还提供给信义会各教会学校。该校在开设汉语、数学、理化、史地、音乐、体育、美术、国民道德、实业、家事、裁缝等课程的同时，还把《圣经》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并规定学生周日要到教堂作礼拜。此外，宗教活动也是该校日常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早七点到七点半，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唱赞美诗、诵圣经、做祷告等活动。[31]岫岩三育小学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是除使用当时通用的小学课本之外，《圣经》为学生必修课。而且每日必读。任课教师均为基督教传教士。[32]在丹东基督教医院附属护士学校里，宗教活动安排得更是井然有序，学员每天早6点起床，即到小礼堂集合，唱赞美诗。6点半上班，到医院做晨间护理。7点开饭，7点半又举行礼拜、唱诗、读经、讲道、祷告等活动。这些活动均由护士长亲自负责，届时查点人数，无人敢迟到。[33]在岫岩西山医院护士学校里，“学生除每日晚间同其他人员一起来做礼拜外，每天早晨上班前还要做简短的(约十几分钟)礼拜，由护士组长带领进行。以上这些活动，不论是教徒或非教徒都得参加。”[34]
教会医院里的宗教宣传活动，和教会学校如出一辙。在岫岩西山医院，为了保证传教工作的正常开展，医院的医生均为传教士，在行医的同时，负责向工作人员和患者传教。医院还规定，院里医务人员必须入教。[35]医院内的勤杂人员，在每天晚饭后做礼拜半小时，由医院的传教士对其进行讲道。对前来就诊的患者，在门诊所设有专职传教士，利用候诊时间对患者进行宗教宣传，而对住院的病人，则要求参加每日午饭后的礼拜活动。届时，凡能下床活动的病人都集中到一起，听传教人员讲道三、四十分钟左右。在治疗期间，传教士还到病床前对病人进行单独讲道。[36]在丹东基督教医院里，也是宗教气氛浓厚，每天都要做礼拜，门诊、病房每天均有传教士讲道，对住院的患者，传教士还带领他们读经、唱诗、做祷告，宣传基督福音。[37]
崇正贫民救济所除向收养者讲授专业技术知识外，还组织他们加宗教活动。每天早晨7点至7点半为宗教活动时间，集体在教堂诵圣经、唱赞美诗、做祈祷。宗教活动一般由聂乐信主持。
路德会通过这些方式，把宗教宣传渗透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和行医诊疗过程中，在促进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收到了一定的效益。聂乐信在大孤山创办的崇正女校，初创时，入学人数很少。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社会上送孩子来此就学的人日益增多。[38]人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逐渐淡化了对传教活动的抵触情绪，为教务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传教医师的诊疗活动，在解除患者疾病痛楚的同时，也化解了他们心中对异教的猜忌与抵触情绪，为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一些在东北活动过的传教士所说，我们的这些努力是值得的，如今，“基督徒的奉献精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大众心理越来越倾慕于基督教”，他们“对外国人的敌意已经消失”，“基督教受到善待，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尊重”，“在满洲，基督教堂的数字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39]
其次，从文化交流方面来说，路德会在东北开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在客观上对东北社会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信仰文化的传播，附带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传扬。路德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在传播宗教知识的同时，也教授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客观上培养了一批掌握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从崇正女校的课程设置上可见一斑，崇正女校的授课内容：小学为汉语、算术、音乐、图画、手工、体操等；高小增设实务课。初中为汉语、数学、理化、史地、音乐、体育、美术、国民道德、实业、家事、裁缝等；师范为汉语、算术、音乐、国民道德、教育史、教授法、体育、实业、手工、图画等。这些人从学校毕业后，除了一部分从事宗教事业外，更多的则是到社会上从事其它工作。崇正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少数到各地教会学校任教或到医院做护理工作，其他的到社会上从事农、工、商等事业。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毕业生深受地方一些部门的欢迎。[40]由聂乐信1918年从丹麦引入的黄杏苗木，经与当地杏树嫁接，培育出新品种“孤山杏梅”，因其果大、口味酸甜适中而倍受欢迎，1926年，在孤山普遍栽植，至今仍是当地的特色优良果木品种之一。[41]
而教会开办的医院，在宣扬基督福音的同时，传教医师凭借硬朗的西医技术，解除了很多患者的病痛之苦，在客观上也是有益于广大民众身体健康的。丹东基督教医院在建院初期，门诊量每日大约四、五十人次。三十年代以后，门诊量每日为200—300人次。[42]据相关资料统计，1920年，路德会在东北的医院有男女病床121张，全年住院男女病人1186人。拥有男女诊所4处，全年门诊初诊男女病人34279例，复诊男女病人65180例。[43]通过这些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管窥到他们在当时东北社会上为救死扶伤所做的努力，这些人道主义的善举，还是应该为后人所感念的。
教会开办慈善事业固然是为发展传教事业服务的，但这些慈善事业因其本身所具有的仁爱性质，在客观上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安东育婴堂的创办者郭慕深，把收养的每名儿童都视为自己的孩子。有幼儿因病或其它意外身亡，她都非常伤心。有一次，有名幼童因在河水中洗澡溺死，她在河沿上悲声恸哭。[44]为了孩子们，郭慕深专程回国取来父母留给她的遗产，充为育婴堂的日常开支。为了把爱都献给这些孩子们，她终身未嫁。直至临终前，她在故国的病榻前还惦念着远在万里之遥的孩子们：“我多么想知道我的那些孩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在做些什么？”真情的付出，亦得到真情的回报，她抚养长大的孩子们也同样惦念着她。1921年，出生没几天的郭宝珍就被抱到育婴堂，在郭慕深的精心抚育下，郭宝珍长大成人，结婚生子。1950年，郭慕深回国临别之际，情同母女的二人在一棵大槐树下抱头痛哭。直至辞世前，郭宝珍也没有停止对郭慕深的思念。[45]聂乐信创办的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收养孤幼，使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得以安身立命，对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崇正贫民救济所对收养的孩子和收养人带的孩子，达到入学年龄，都要求上学读书，学费由贫民救济所承担。同时，崇正贫民救济所对社会上生活有困难的人，也会伸出援助之手。1925年，被誉为中共“战略情报专家”的阎宝航在出国留学前，为了爱人及四个子女的生活出路问题，曾托人引荐到救济所生活一段时间。多年以后，阎先生的女儿阎明诗女士在回顾这段生活经历时，曾充满感情地写道：“我始终记忆着大孤山这个难以忘却的地方”，[46]感激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路德会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开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教务，但这些社会事业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在推动基督教在东北传播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对东北地区的社会进步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1] 黄光域：《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8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2] 基督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宣称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总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小教派。我国习惯上把新教称为基督教。本文基督教即指新教。
[3] 主要著述有：D.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1907；Inglis Lza. Thirty years in Moukden：1883—1913.Being the experiences and recollections of Dugald Christie.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14；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满铁社员会，1940年；邱广军：《聂乐信在近代中国东北传教活动述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4] 王德良：《大连基督教》，政协大连市西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西岗文史资料》第2辑，1990年内部版，第66页。
[5] D.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1907,P.208.
[6]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182页。
[7] D.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Shanghai: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1907,P.526.
[8] 阎兴纪：《路德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三期，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续64页。
[9]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183页。
[10] 阎兴纪：《路德会》，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三期，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续64页。
[11]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184页。
[12] 同上，第181—182页。
[13]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宗教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14] 辛国祥：《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77—78页。
[15]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16] [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满铁社员会，1940年，第266页。
[17]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第235页。
[18]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19] 辛国祥：《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76页。
[20]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内部版，第74页。
[21] 杨喜泉：《岫岩西山医院》，政协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岫岩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内部版，第90页。
[22]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 —— 一九二〇）》中卷，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21页。
[23]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内部版，第76页。
[24] 杨喜泉：《岫岩西山医院》，政协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岫岩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内部版，第89页。
[25] 辛国祥：《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82页。
[26]（日）芝田研三：《满洲宗教志》，满铁社员会，1940年，第289—290页。
[27] 辛国祥：《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82—84页。
[28]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29] 王介公修，于云峰纂：《安东县志》，成文出版社，1931年影印版，第1082-1083页。
[30]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31] 辛国祥：《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80页。
[32]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33]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内部版，第77页。
[34] 杨喜泉：《岫岩西山医院》，政协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岫岩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内部版，第92页。
[35]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宗教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4—225页。
[36] 杨喜泉：《岫岩西山医院》，政协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岫岩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内部版，第92页。
[37]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内部版，第81页。
[38] 辛国祥：《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78页。
[39]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著：《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40] 辛国祥：《聂乐信女士在大孤山》，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79-80页。
[41] 许敬文主编：《东沟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0、1085页。
[42]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内部版，第78页。
[43]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 —— 一九二〇）》下卷，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98—1201页。
[44] 王立家：《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第81页。
[45] 吴凤杰等：《三育堂——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兰台世界》，2011第5期，第71-72页。
[46] 阎明诗：《忆在大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里》，政协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印：《丹东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内部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