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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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霞
摘要：美国监理会无论从派遣传教士的人数还是从差会本部的财政拨款来看，都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实力超群的传教组织，但自1848年派传教士来华传教，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在长达九十余年的时间里，监理会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庞大的教会事业和具有多重功能的基督教社区，通过与当地社会复杂的互动交往，形成了兼具近代性和地方性的鲜明特点，也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究其原因，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影响监理会在华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江南传统社会和新上海两大地方性元素实际为监理会在华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支撑，监理会内部规范的管理制度也功不可没。如为约束其教会成员，为教会树立其良好形象，监理会不仅设有专人负责的撙节机构，而且每届年议会都有专门的撙节报单。从晚晴至民国，从内容到机构，都在不断推演，从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近代化起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监理会；撙节；基督教；道德
宗教与道德本身无特别泾渭分明的界限，基督教与道德也是密不可分，其宗教信条、宗教礼仪与神圣的空间都能使人在精神、心理及其行为方面产生一种向上的良善的趋同的约束调试力。本文不专门探究其具有普适性的宗教信条、宗教礼仪以及教堂等神圣空间，仅以监理会的撙节为个案，看其对当时当地信徒的约束，进而透视其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与影响。
（一）监理会简介
美国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近代来华差会中监理会并不是一个大差会[1]，但自1848年始派传教士来华，到1939年三会合并前，除东北外，监理会在江南开辟了如下5个教区：上海教区（下辖12个牧境），尤以慕尔堂为最，中西女塾以海涵堂名义组织宗教活动，所以海涵堂牧境学生最多；苏州教区（9个牧境），其中圣约翰堂为最，境内学校、医院、教堂等最为齐全；湖州教区（15个牧境）；松江教区（7个牧境）；常州教区（11个牧境）；信徒总数达12077人。[2]在长达90余年的时间里，监理会在中国逐步建立起了跨越地域-性别-宗教-文化，涵盖布道、教育、文字出版、医疗卫生和妇女工作在内的庞大教会事业网络，并以此为支撑与当地助手和信徒一起建设具有多重功能的基督教社区，通过汲取江南地方社会资源，充实教会自身力量，进而对地方社会形成巨大影响，如在文教事业方面创办了晚清最具影响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成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启蒙读本；创办了第一流大学（东吴大学）、中学（中西女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如谢洪赉、宋庆龄、吴经熊、费孝通、赵紫宸等的一流人才。监理会通过与当地社会复杂的互动交往，也使其兼备了地方性和近代性的特点。在对信徒的约束
（二）晚清时期撙节内容的演变（1897-1911）
“撙节”一词在百度释义中有三层含义“抑制、节制；节省、节约；调节、料理”，本文中的“撙节”对此是兼而有之。从所掌握的监理会的年度报告中，首次发现“撙节报告”（Report on temperance）[3]是在1897年，年议会不仅有撙节机构，而且历年的年议会报单都能说明其撙节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比较1897-1911年的撙节报告内容，主要从戒酒、戒烟、放足及其他如防赌及节俭办婚丧等几方面展开。
首先是关于戒酒。关于饮酒（the drinking of wines and liquors），在1897年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尽管饮酒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普遍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习俗对人们的身体、经济、道德及信仰兴趣都有害，本年议会希望在反对一切有害中国人的习俗方面发挥影响，赞成所有提升及重塑其品质的改革”，并对此作出了如下四点规定：1、在即将到来的年议会上每一位牧师必须做至少一次关于“撙节”的布道；2、牧师必须力劝每一位成员的生活要与教会的教规相一致；3、要求所有的教区负责人，主日学校的主管、劝道人及其当地牧师戒除使用富含酒精的液体做饮料；4、那些完全不顾其誓言、沉溺于饮酒的本年议会的任何一个牧师都将按照教规进行处理。”[4]1898年报告中认为“饮酒与教条的圣洁与纯净相反，既然作为上帝的代表就应该为监理会的信徒树立这样的榜样，从而达到道德的高标准及其净化程度”，于是决定通过戒律及其榜样的力量达到最理想的状态。[5]在1898年的报告中记录到“教会成员已经通过戒律及榜样的力量能够一致谴责醉酒了，但戒除过量只是撙节的一个否定方面，其完整的意思是要在包括权力、欲望及其愿求在内的一切需要救赎的方面，并由此谋求神圣的生活及其上帝的荣光”。[6]在1906年的报告中再次强调“鸦片之外他如醉酒以及各种能损人心之事均宜戒绝，教友等更宜协之，至于何事该当撙节，吾等无须多述，历年委酌言之尽矣。” [7]
其次是关于戒烟。晚晴以来鸦片泛滥，烟毒肆虐，老百姓深受其害，监理会对此一直在努力倡导并实践戒除烟害。如监理会医学传教士柏乐文从1882年来华到1927离世，为苏州博习医院服务约45年之久，谢颂三曾总结说“他最大的贡献为提倡禁烟、放足、办学并组织中国医学会。对于苏州慈善事业，无不尽心辅助，人皆敬之。”[8]针对苏州及周边地区的烟害情况，博习医院一开始就设立戒鸦片烟室，帮助烟民戒烟，如1895年住院的戒烟病人是73位[9]，1900年住院的戒烟病人就有127人[10]，1900年又在博习医院内设立戒烟医局，到1914年，住院戒烟者竟达530人[11]。1896年，柏乐文还与杜步西、斐尧臣等在苏州参与发起创办中国禁烟会，1899年柏乐文将传教医生对禁烟观点的调查报告辑录成《劝禁鸦片烟集论》[12]，其中心论题是反驳英国政府所谓的“鸦片于华人无大害,甚而能治疗疾病,于华有益”的谬论。[13]
在此背景下，监理会针对此的撙节内容也紧随其上，如1899年的报告中特别列出了柏乐文医生将关于鸦片问题的100位医生的观点收集起来辑录成文且由戒烟会出版发行一事，还决定支持禁烟会，并宣誓以下面方式参与其中：首先是在全年议会范围内帮助扩展禁烟会的组织规模；其次帮助宣传其作品，尤其是即将发行的柏乐文的中文译本；第三是通过订阅其论文并向其栏目投稿的方式来发布禁烟消息。[14]1900年的报单中报告了禁烟会的这一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所产生的反响，同时有一大批人受此影响开始戒除这一有害习惯。[15]1905年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望各位弟兄非但自己撙节亦当劝人撙节，如能广劝众人戒绝鸦片或设除烟会助人戒绝，使有公会在之处，无一人沾染是为至幸。”[16]1906年接着报道“吾等富有感谢之心为因政府已觉鸦片之害而明降谕旨设法禁止，想国中教內教外之戒烟会必然乘机日增月盛致上体天心而于百姓中大有影响也，故吾等亦须乘机于讲道处学堂内或医院中尽心竭力设法相劝相助以致感动人心。”[17]在清政府宣布禁烟后，1907年的撙节报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向，“惜乎仍不免阳奉私行，售买或以挑膏为名亦复不少，此由办理不善耳，然此等非我等所应干预，惟清理教会为我等当尽之责。凡我教中若有吸烟教友宜劝其速速戒除，除即慕道记名之人当谨慎以免后累。此外尚有赌博一端亦请注意。盖外间烟馆已闭，游手之辈每有叉麻雀斗蟋蟀等种种赌博不胜枚举，有未甚明道之人不免坠入陷阱为害，无异于鸦片，故望诸同人先事预防是所深幸。” [18]1909年的撙节内容中再次强调戒烟，并将其上升到信德的高度，“本委酌稽查本年会诸同仁于撙节一端似已无可指摘，若必细加查验，不无过事吹求，岁烟花酒赌会中尽知非分，然今之香烟其害尤大，不宜吸食，不但不吸香烟，写撙节即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微无不宜臻撙节境界，要知撙节即信德之表面，成圣之津梁，本委酌愿与同人共勉焉。” [19]及至1911年，报告宣告好消息“最可喜者，去年所举纸烟之害、今已不戒自绝”。
第三、关于放足。缠足是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对女性身体的一种摧残。当时柏乐文医生看到中国妇女走路“像一朵朵百合花在风中摇摆”，感到十分痛心，就邀请著名的立德夫人到苏州进行放足演讲，柏乐文夫人帮助召集人员集会，她以柏乐文的名片发出邀请，结果不少苏州上流社会的妇女前来听演讲。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的这次演讲影响很大，会后，产生了近代苏州第一个放足会。柏乐文夫妇还对放足妇女进行具体指导，鼓励她们慢慢放，多走路，适当用凡士林按摩。在他们的支持下，有一位王夫人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介绍自己放足的经验，散发全国。[20]
关于缠足一事早在1898年的年议会报告中就单列一项，文中报道缠足的罪孽，大部分是由于男性的权力而致，所以呼吁父亲们应下命令不让女儿缠足，为儿子挑媳妇时也仅仅挑天足的女孩，如此这种罪行就会被立即制止，同时年议会赞同放足会的目标，并力劝该会信徒尽己所能凭靠戒律和榜样援助这场放足运动。[21]1899年的撙节报告首次列出关于缠足一项内容，报告重申1898年的观点，认为放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亲，同时高兴地宣布国内赞成天足的各阶层人士逐渐增多。[22]1900年的报告大力推荐了反缠足会的工作及其著作，立德夫人于同年也参观了许多城市及其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通过她真诚的演讲为反对这一恶俗作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此监理会也再次呼吁人们努力戒绝这种罪恶行径。
第四、其他方面。如防赌首次出现在1907年的报告中，内说除戒烟外，“尚有赌博一端亦请注意。盖外间烟馆已闭，游手之辈每有叉麻雀斗蟋蟀等种种赌博不胜枚举，有未甚明道之人不免坠入陷阱为害，无异于鸦片，故望诸同人先事预防是所深幸。” [23]
关于节俭，在1903年的报告中说“夫教会之设，各等聚会，原为传道者相集勉励，报名作工起见，非徒餔啜也，若于聚会时，宰牛屠猪未免太费，且宰牛乃违国法，更不可为，故各牧师当劝教友于一切聚会，宁俭勿屠，不可以有益之费，至于爱惜光阴，保养身体，观书阅报，食息起居，皆有撙节之关系，所愿做传道者，慎毋忽诸。” [24]在1911年的报告中再次倡导节俭“委酌每见夫婚丧诸事，尚不免有耗费不节之虞，推原其故，或为风俗牵制，或为戚友怂恿，因之流于奢靡，一人如是，群相效尤，其流弊不可胜言，此最宜撙节之大端也，愿诸君共勉之，以树众教友之表率。” [25]
从上面的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监理会撙节的内容主要限于烟、酒和缠足三大项，对于赌博只限于防范，对于节俭则有强调，但未若前三项之严厉。
（三）民国时期撙节名称及其内容的演变（1912-1939）
进入民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对撙节名称及其内容的变化皆有影响。
1）撙节组织的名称变化及其要求
在1919年监理公会第34次中华年会记录中首次出现“撙节兼社会服务部报单”，[26]1924年改称“节制与社会服务部”，1932年，中华监理会大议会成立后，将“节制与社会服务部”改组为“社会服务部”，“依据改组条例规定职务为经管社交礼拜堂及大议会之节制与社会服务事业”[27]，即在原来“节制与社会服务部”的基础上，添加了管理社交堂[28]的内容。
关于此组织，在1931年的报告中添加了以下要求，“按照新刚例每教区及各牧境应当组织教区节制与社会服务委员会。查本年六教区除常州教区已有正式组织外，其他均未实行，是以本委员会拟定数点祈照刚例实行是为盼。（一）请各教区依照新刚例组织教区节制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二）请各牧境亦组织一节制与社会服务委员会”，即要求在教区及各牧境都需设立节制与社会服务委员会，同时还“请牧师每年至少一礼拜功夫专任演讲节制及社会服务事宜以致鼓励；请各牧境之节制与社会服务委员会于年议会前将全年之工作详报本委员会”。[29]在此倡议之下，至1932年，“现下照章设立者已有四教区，现据该部调查各本堂设立委员会者计廿余堂，襄助拒毒运动、卫生运动者计有十九处办理民众教育者计十六处，办理其他施药种痘事业者亦甚多，但本委深觉尚未普遍，不无余憾…各教区及各本堂均须依照新刚例组织节制与社会服务委员会”[30]，设立之处逐步增多，从而进一步加强节制与社会服务工作的逐项开展。
2）内容的变增
民国时期，随着撙节机构名称的变化，其内容在原来烟酒赌毒及节俭的基础上又加添了新的内容。
首先是关于烟酒赌毒等方面。一是大力宣传并劝戒。如1914年撙节之内容是“愿各牧长注重此事并希自绝一切水旱烟，然后劝教友戒酒香烟及有鸦片性质之丸药等毒物，此冀有效也。” 1915年柏乐文医生就“撙节”一事，再次谈及饮酒之害，根据自己及苏迈尔等医生的从医经验，“详知中国人成病资料，厥有四大类，即酒色痨疟，而酒具居其首”[31]。1916年的报告再次针对饮酒及纸烟危害作出详尽的专业解释，“兹查去年年会乐文等已提交饮酒所成之病，系酒膈酒痨酒湿，然饮酒不仅成病，而且有关于德行。谚云酒色财气嫖赌吃喝 此八者之伤身败德，夫人皆知，而其源悉根于酒故，圣经云酒能阻人入天国享永福关系甚大，乐文又查得不但常饮者受害即暂饮者亦然，且因酒成病者病人中十有七八，而其病势夜不能眠，水涨呕噁痛苦难当，种种原因一言以蔽之曰酒色蟲痨。据保险公司查众人中饮与不饮之比较须减寿数十岁至十三岁，由此推算，百万人所减之寿不知几何良可痛惜，惜故敬劝诸君己已不饮更宜导人速戒。乐文前所注意者有二即酒与鸦片，兹又有一物类乎鸦片名曰纸烟之害，尤能染于妇孺青年，每见童子吸之，进于口而回出于鼻以为奇特，其不知为害尤甚，害内则先由内皮入于血液而至于心，至于心则心必跳动，外则腮部缩小呼吸不灵，身体不健而短矮。故美国大运动会中禁会员吸纸烟，大商家亦不用吸纸烟者为夥亦关乎体育关乎德行名誉而已，总之烟也酒也害人之深甚于猛兽毒蛇，因猛兽毒蛇人皆畏而避之或诛之，若烟酒则人皆乐而亲之，吾教中人宜随时随止，童子吸纸烟如美国一般是所切祷而深愿焉。”[32]1917年继续跟踪报道“…柏乐文君痛诋烟酒二项，对于德智体三育均有绝大之阻碍，理宜竭力抵制，当蒙年会采纳施行然两年以来，社会上之吸烟饮酒者仍不减少，良由戒烟酒会之办法尚未尽善，故本年不得不再行提及，以供年会诸君之研究，溯客岁在沪上曾创设戒烟酒会，今夏在苏州夏令大会时复经诸同人讨论进行方法，本届年会又请本埠同仁医院胡兰生医士演讲烟酒之毒害，益觉除戒之必要，若得本年会界内各循环制各本堂与各支堂相继遍设戒烟酒之支会，则烟酒之贻祸定能早日削减焉。” [33]1918年强调“从来为信徒者身心要贵圣洁即吸烟饮酒之习惯亦当不为所染，敢请各牧师传道务宜以身作则俾众教友有所取法”。[34]1920年进一步强调烟酒赌博之害，认为“烟酒赌博足以败坏社会丧亡国家而有余，而人始终不之觉，斯为害所以大也。传道人负救人天职不能正己何以正人？穷查各连环中卷烟饮酒赌博（如购买彩票之类）屡有所闻，实深浩饮。兹谨提出两则尚采纳实行：一实行拒绝己立立人即遇婚丧喜庆等事一概不染俾易劝化外人； 二各连环司随时提倡如逢季会联欢会等乘机劝道提倡拒毒会以资实行”[35]，在此首次出现“拒毒会”之名称。1921年[36]、1922年[37]、1923[38]年还是针对传道人，要其“以身作则，“勿从饮”，‘勿吸纸烟’”、“当劝人撙节，凡烟酒赌博一切与身心无益者皆当拒绝”；1924年[39]则要求信徒“请勿吸烟喝酒，以挽今之世风”；1927年要求订立戒律并记名履行即“按照城市乡村地方情形，以适用自己教区牧境支会布道处为度，订立戒酒规律，责任记名，慕道以上各人员一致履行勿渝；订立戒烟规律，责任记名慕道以上各人员，一致履行勿渝。”[40]1931年“请牧师以身作则劝道信徒戒除烟酒等嗜好”[41]；1932年要求牧师“须力劝信徒戒除烟（香烟）酒，各牧师有此嗜好大会加以指摘。”[42]1934年“对于节制方面，凡属信徒如有喜庆，宴会，应酬等事当力为撙节，并绝对不可用酒，籍资倡导而除酒害，至于［节制日］亦祈各堂相继举行”[43]1935年“请各堂组织节制会，尤当拒绝酒与纸烟。” [44]
二是参与拒毒运动。1924年8月5日由中华国民拒毒会由中华高等教育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教育改进会、上海总商会、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中华卫生教育会、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红十字会、万国拒土会等30余家民间团体以“肃清国内鸦片之种植、国外鸦片及一切复制毒品之输入”为宗旨"在上海参与发起组织拒毒会。[45]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后，先后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及筹备处300余处。监理会的撙节报告中国虽然早在1920年就提出倡导拒毒会，但直到1924年中华拒毒会成立后，才开始大力配合，要求“凡没有举行拒毒的地方，请设法提倡” [46]1926年又增添新的内容要求“实行拒毒与卫生运动”[47]，1927年“请求各牧境每年举行拒毒大会一次”，1928年建议“各牧境当连合各机关举行拒毒大会”，[48]1929年要求“各牧境当连合各机关举行拒毒大会并设立节制会或附属于益德会中，亦可俾可劝勉教友戒除一切嗜好并请各牧师以身作则”，[49]1930年“请各牧师竭力提倡卫生事业及拒毒运动”，1932年内容更加具体，“各堂当相继办理反对［种］［运］［吃］鸦片并当相继举行［拒毒运动］与［卫生运动］”。
其次是关于节俭，主要针对婚丧喜庆之事。一是呼吁节省和戒除糜费，如1924年“教会中大凡婚丧喜庆务须节省糜费，为社会大模范”，[50]，而如1927、1928及1931年等都呼吁“须戒除糜费”，1918年则想出新招，“如喜庆婚丧各种家之有无若能节省糜费用作慈善事业，亦足归荣耀于上帝”；二是不穿华服不带金珠，如1923年建议“勿衣华服盛饰金珠之类，请传道劝勉教友遵行以挽今之世风”；三是如1926年倡导“实行节俭与赈济运动”；四是订立戒规，如在1927年1月倡议“按照城市乡村地方情形，以适用自己教区牧境支会布道处为度，订立戒奢（包括衣服的用具的交际都以婚丧喜庆的）规律，一致履行勿渝。” [51]
民国时期，撙节委酌-节制与社会服务部-社会服务部等名称的变迁，使其原来所开展的戒除烟酒赌毒及节俭等工作内容逐步延至社会服务领域。如1921年除“撙节”外，“服务”一项就“提倡‘义务学校’‘清洁会’‘俭德会’”[52]；1923“请提倡服务社会1开办义务学校2提倡公共卫生就是灭蝇去蚊清洁街道等；请各益德会设法1点路灯2设书报室3提倡体育”[53] ；1924“设法开办平民学校…人说我们中国人都是病夫，我们教会中人应当首先觉悟，提倡体育”[54]；1926年 “实行体育，与平民教育运动”[55]；1927年“在夏令时当设法施痧药水并多演讲卫生事业，当在这当地点创设平民夜校使一般劳动工人以及失学者均得求学机会”[56]；1931年“请各牧师竭力提倡卫生事业及拒毒运动；请各牧境于适当地点创办民众学校使劳动工人年长失学者以及失学儿童能得求学之机会”[57]；1932年“对于服务方面 希望每堂努力于服务工作以表显基督的服务的精神并请成人教育委员会注重农村服务工作以救济破产之农村；各堂当相机办理［民众夜校］、［义务学校］、［夏令学校］、［农民补习学校］以及适合人民需要之社会服务工作”[58]；1937年，要求“每一教堂应组织救护队，于平日或特殊情形时服务当地社会（此项工作须慎重筹备加紧训练）”，[59]1939年“各堂对于救济事业务请提倡自助精神；请各堂将有关社会服务之特殊工作报告本部主席以便通告他堂作为参证；各处本地教会务请注重义工，使教友多能参与教会事工。”[60]
（四）小结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监理会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撙节动机的不纯粹性。虽然本着基督教“爱人如己”的基本理念，由初期单纯为了辅助传教，逐步演进为完善教会形象、发展教会自身及服务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二是撙节群体的广泛性。参与慈善活动的主体由最初的传教士及其夫人扩至当地信徒及当地热心人士，由教内延至教外，由个体而群体，以致涵盖政府、相关社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三是慈善活动方式的多样性。从单纯的义学义诊到传播道德思想移风易俗，加强公共卫生，防疫救疫，到慈善教育、及包括募赈救灾、救治弱势群体、实施医疗救助等在内的慈善救济等，慈善及社会服务活动方式日趋多样化。四是撙节的近代性先进性。随着慈善活动方式的多样化，尤其是教育和医学逐步与国际接轨，其专业性、近代性和先进性等特点也随之显露出来。五是撙节活动范围的广阔性和地方性。监理会在华慈善事业，开始是以上海为根据地展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逐步走出上海。走向江南、走向全国，迈向了世界，这一系列活动成就的取得，却主要得益于以“新上海”元素特征的雄厚的“上海财源”及如苏州等地的传统文化优势，因而又兼具鲜明的地方性特点。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on Modern Chinese Morals Viewed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Name and Contents of Temperance Department
Ma Guangxia
Abstract: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which entered the field of China in 1848 and was united into Methodist Church in 1939, has built up huge church enterprises and multifunctional Christian community with modern and loc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complicated and dynamic communication with local society, though it is not a big mission organization in terms of its missionaries and the financial allocation.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wo local factors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nd new Shanghai providing more local force between the worker and the finiance, and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standard management system of it.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restrain church members’ behavior,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not only has a temperance department which was in the charge of an appointed person, but also has a special report about it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bulic of China, this department has been envolving, so it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Keywords: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Temperance; Christian Moral
[1]1848年监理会来华后共转化了31名中国人，到1866年却只剩20名，其他人曾因恶行、奸淫、吸食鸦片、不坚守安息日而被驱逐。林乐知自1860年来华后施洗了7名中国人。从全国情况来看，1866年，中国共有24个差会，195名新教传教士，3000名领圣餐的中国人，平均每个教会团体领圣餐人数是125人，每个教会的传教士平均数大约是8人。监理会中国差会是20名领圣餐者2名传教士，远远低于平均数。（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8-1883),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3, pp.27-28）
[2]《中华监理公会第54届年议会记录》，1939年，第25-39页及统计表，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8。
[3] 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September22-27, 1897.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Office, 1897.p. 30，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291。
[4] 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September22-27, 1897.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Office, 1897. p30，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291。
[5] 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 October20-25,1898. p.39，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291。
[6] 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19-24, 1899. P.32. 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100。
[7] 【U107-0-52-105】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1次记录，1906年11月，第1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2-105。
[8] 毛吟槎：《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週年纪念》，1935年，第56-67页。
[9]《监理会中华年会第10次记录》，1895，第1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7。
[10] Minutes of the fif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held at Shanghai, November 14-20,1900, p.29, 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1.
[11]《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9次会录》，1914年，第55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5-1。
[12] William Hector Park, Opinions of Over 100 Physicians on the Use of Opium in China,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9, Preface.
[13] 杨大春：《苏州“中国禁烟会”述论》，《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第100页。
[14] 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19-24, 1899，p.30. 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100。
[15] Minutes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900.11, p.37. 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1.
[16]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0次记录，1905年10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2。
[17]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1次记录，1906年11月，第1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2-105。
[18]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2次记录，1907年10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3-2
[19]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4次记录，1909年9-10月，第1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3-108。
[20] 陈珍棣：《柏乐文和博习医院》，《苏州杂志》，2004年第2期，第38页。
[21] 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hanghai , October20-25,1898，p39，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291。
[22] Minutes of the Twelfth annual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held at Soochow, October 19-24, 1899，p.31. 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132-100。
[23]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2次记录，1907年10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3-2
[24]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18次记录，1903年10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2-1
[25]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26次记录，1911年，第4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4-1。
[26]监理公会第34次中华年会年记录，1919年，第91-9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3。
[27]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年，第6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6。
[28] 当时监理会的社交堂有上海的慕尔堂、苏州的宫巷乐群社会堂、湖州的三余社会堂及常州的三一社会堂四处。
[29] 中华监理公会第46次年议会议事录目录，1931年，第87-88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5。
[30] 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年，第6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6。
[31]《监理公会中华年会第30次记录》，1915年，第6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5-97。
[32]监理公会第31次中华年会记录，1916年，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0。
[33]监理公会第32次中华年会记录，1917年，第7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1。
[34]监理公会第33次中华年会记录，1918年，第88-8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2。
[35] 中华监理公会第35次年会记录，1920年，第88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4。
[36] 中华监理公会第36次年议会记录，1921年，第8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5-3
[37] 中华监理公会第37次年议会记录，1922年，第92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6。
[38] 中华监理公会第38次年议会记录：会务、报单，1923年，第86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7-13。
[39]中华监理公会第39次年议会记录：报告，1924年，第7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8-55。
[40] 中华监理公会第42次年议会议事录，1927年，第7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1。
[41] 中华监理公会第46次年议会议事录，1931年，第87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5。
[42] 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年，第6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6。
[43] 监理公会中华年议会第49届纪录，1934年，第45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50。
[44]监理公会中华年议会第50届纪录，1935年，第4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7。
[45] 刘庆葆、刘霆：《论中华国民拒毒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第40卷第4期，第66-67页。
[46]中华监理公会第39次年议会记录：报告，1924年，第7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8-55。
[47]中华监理公会第41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年，第87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0。
[48]中华监理公会第43次年议会议事录，1928年，第88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2-52。
[49]中华监理公会第44次年议会议事录，1929年，第93-94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 U107-0-43-50。
[50]中华监理公会第39次年议会记录：报告，1924年，第7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8-55。
[51]中华监理公会第41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年，第87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0-14
[52]中华监理公会第36次年议会记录，1921年，第80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5-3
[53]中华监理公会第38次年议会记录：会务、报单，1923年，第86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7-13。
[54]中华监理公会第39次年议会记录：报告，1924年，第7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8-55。
[55]中华监理公会第41次年议会议事录，1926年，第87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39-60。
[56]中华监理公会第42次年议会议事录，1927年，第73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1。
[57]中华监理公会第46次年议会议事录，1931年，第87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5。
[58]中华监理公会第一次大议会记录，1932年，第6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6。
[59]监理公会中华年议会第51届纪录目录，1937年1月，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07-0-49－1
[60]监理公会中华年议会第53届纪录目录，1939年3月，第59页，上海档案馆藏，档号：U107-0-49-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