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 琦
摘 要
本文力图综合社会、政治、学术、宗教诸因素，对清初理学名臣李光地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作为研究案例，本文透过对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发生的观测老人星事件的分析，来说明李光地失宠的诸多因素，并进而分析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对历算抱有浓厚兴趣、聘请梅文鼎传授数学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赢得康熙的宠信。又结合李光地的为人、性格，分析他再次聘请梅文鼎的原因、在沟通康熙和梅文鼎之间所起的重要作用，以阐明清初科学活动的运作机制。由于李光地的邀请，梅文鼎在保定巡抚衙门所从事的历算教学活动，为康熙时代《律历渊源》的编纂，造就了大批人才。本文尝试对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背景分析。
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史上，李光地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学者已多有论述。在科学活动组织方面，李光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他协调康熙皇帝和梅文鼎，在君主和布衣之间架起桥梁，以迎合当时天文历算研究之需要，但迄今对这一问题尚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本文试图综合社会、政治、学术、宗教诸因素，并考虑李光地的为人、性格，与康熙皇帝、梅文鼎等人的关系，对李光地在清初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科学社会史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
一、 康熙学习西学之开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入了西方的科学与宗教。崇祯年间，在徐光启、李天经等人的组织下，编成了《崇祯历书》，但未及颁行，明朝就告灭亡。清兵进入北京之后，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向清廷进呈《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从此，西方的历算著作为官方正式使用。17世纪60年代，杨光先挑起的反教案，是清初政治史、文化史、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西方宗教和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康熙在幼年时代，因杨光先和汤若望之间的历法之争而深受震动，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他提及了学习西方历算的原因：
康熙初年，因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一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
也就是说，历法之争直接导致了康熙学习西方科学。教案之后，康熙对西学非常关注，经常委派朝廷要员负责历算的考验测量工作。1672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 Verbiest, 1623-1688)和杨燝南互相参告，康熙为此将熊赐履召至懋勤殿，谕之曰：「闻尔素通历法，故命尔同九卿科道等官，会看南怀仁、杨燝南等测验。治历明时，国家重务，尚其钦哉。」熊赐履则对曰：「臣章句小儒，从事于格物之学，故如步算占候之类，亦尝讲求其理，然不过粗知梗概，未能洞悉精微。今既承圣谕，敢不尽心看验，以副简命。」看来，熊赐履对历算之学有所了解，故康熙帝委以此重任。
历法之争在清初反响极大，汉人士大夫对「历狱」的态度也颇为不同，并衍生出不少传说。梅文鼎在《中西算学通》自序中曾道出了当时中学、西学争论双方的情形：
读者每难卒业，又奉耶稣为教，与士大夫闻见龃龉。其学者又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碍，此亦学者之过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自己能明断西方科学和传统科学的优劣，平息争论，康熙向耶稣会士学习西方知识。1668年，康熙向耶稣会士询问西洋风俗，利类思(L. Buglio, 1606-1682)、安文思(G. de Magalhaes, 1610-1677)、南怀仁便编成《御览西方要记》，进呈康熙皇帝。南怀仁还向康熙介绍《穷理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但由于康熙当时年纪还轻，国内尚未平定，还无暇集中精力学习西方科学。
17世纪70年代，京师学术活动极为频繁。1678年，召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在太和殿御试「璇玑玉衡赋」和「省耕诗」。康熙设立博学鸿词科，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数十名学者，让汉人编修史书，以拉拢箝制汉族文人。「璇玑玉衡赋」竟然是试题之一，颇耐人寻味。璇玑、玉衡通常被看作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仪器，这使人联想到，康熙之目的可能是想借此考察汉人的科学修养，这与他的科学兴趣不无关系。此赋影响很大，当时入选的鸿儒，多把此赋收入自己的文集中。连没有参加考试的梅文鼎，也大约在1689年到北京之后，拟作长篇「璇玑玉衡赋」，充分体现了其渊博的天文学知识，此赋被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此赋对推动历算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学者无人精通历算，可以想见，这次答卷很难令康熙满意。康熙崇尚朱子，又对历算(历算作为实学)颇为重视。清初理学名臣「精研性理，好治经学，而于历数亦多通晓。」究其原因，和康熙之提倡有重要关系。
二、 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之关系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同年选翰林院庶吉士，1672年授翰林院编修，1686年任掌院学士，1694年提督顺天学政，1698年授直隶巡抚，1703年任礼部尚书，1705年升文渊阁大学士，名声显赫一时。他曾陷入官场之争，虽为官时有升降，但他能投康熙皇帝之所好，致力于学术研究，凡《周易》、音韵及朱子之学， 皆有所好，曾奉旨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提倡朱学，甚为得力。清初学术门户之争颇烈，如何在朱、王学说之间作出选择，以迎合时势之需，争论相当激烈。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以至于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之叹。
1687年春，李光地疏乞终养，请假一年，临走前，康熙特意召见李光地，谈论历算，特别是关于西方天文学，这是康熙和李光地讨论西洋科学的首次记载：
(上)又问：「历法日月交蚀、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错，其原安在？」奏曰：「历法不能不差，……即今历极精，然稍久亦当必差，所以要随时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为度数，所以难于推算。今西洋人打几个团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缩，这是他一点好处。」……上又问：「西洋历法果好么？」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看来西洋人学甚荒唐，而谭历却精实切当，此乃本朝历数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祸乱，功德巍巍，臣不敢赞。即制度文为有两事，足跨前古。」上问：「何事？」奏曰：「历法其一也。又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得天地之元声，亦从来所未及。」
李光地为政之余，除研习朱子外，还对历算颇有爱好，与康熙的问对很有关系。1689年，梅文鼎到达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馆中，以梅文鼎为师，网罗爱好历算的学生，形成了清初研究历算的集体，为康熙时代蒙养斋开馆、《律历渊源》的编纂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为什么对天文历算抱以如此大的热情，个中缘由，值得深思。让我们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1689年前后的一些活动。
1670年李光地考中进士，后经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当时任掌院学士) 的推荐，得到重用。1686年，李光地升任掌院学士，这是通向大学士的重要职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五月，李光地却受到康熙批评，被调为通政使司通政使， 实权有所下降。为弄清李光地降职之经过，有必要回顾在此前后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动。令人颇感兴趣的是，李光地的调职，与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从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观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李光地曾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在观星台的活动：
己巳年(1689年)，上南巡。……予随驾至南京，果见孝感(按：即熊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始出。上问孝感：「李某学问何如？」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上曰：「闻得他晓得天文历法。」曰：「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不认得。」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观星台。……既登，予与京江(按：即张玉书)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予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剿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上指参星问云：「这是甚么星？」答以参星。上云：「汝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底实在不认得。」上又曰：「那是老人星？」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上问淡人(即高士奇)：「李某学问如何？」曰：「不相与，不知。」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而事实适得其反，遭到了康熙的责备。 老人星即船底α Car，亮度为-0.86等，也可说是负一等星，据推算，1689年其赤纬为-52。33'57'', 因南京的地理纬度为32。, 故当时老人星出地平最高为5。26' 03 ''，可以见到老人星；而北京的地理纬度约为40。，故老人星始终位于北京的地平线之下，不能观测到。上述对话中康熙说在闽广(即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见到，这反映他的天文常识仍不够深入。
上述这段君臣对话表示康熙对李光地已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熊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皇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李光地和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亦有记载，称：「孝感(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和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康熙南巡时，适逢「天主堂远西天学士」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意大利耶稣会士毕嘉(G. Gabiani, 1623-1694)在南京。洪若翰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作为路易十四的「国王数学家」被派遣到中国，来华前即以擅长观测享誉法国，1688年2月到达北京后，曾受到康熙之接见，对洪若翰的成就，康熙已有所耳闻。在南京时，毕嘉和洪若翰还向康熙进献「方物、测量仪器」。
此次南巡，康熙所到之处，屡次召见传教士。据《熙朝定案》记载，康熙在到观星台观测星象之前，已经派侍卫赵昌向洪若翰、毕嘉打听能否在南京见到老人星，他们就有关天文问题作了解答。《熙朝定案》云：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廿五日，由丹阳陆路至江宁。……廿七日，……侍卫赵又奉旨来堂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等语，毕、洪一一讲述。侍卫赵即飞马复旨矣。毕、洪因匆遽回答，恐难以详悉，至晚戌初时分，观看天象，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详察明白，另具一册，于二十八日早送入行宫。
以上记载说明，康熙对「老人星」确切位置所知不多，故有询于洪若翰等人。《圣祖实录》也提及康熙观测老人星之事，以及和李光地的问对，而只字未提洪若翰。更有甚者，据实录所记，康熙懂得「老人星」在天空中的位置，这完全颠倒了前因后果。《圣祖实录》云：
(二月)乙丑(二十七日)上幸观星台。……上又披小星图，按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李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也？」
康熙在谈论老人星以外，还和大臣谈到了其他天文现象，如「荧惑退舍」、「五星联珠」，以及觜、参在天空位置的先后问题。清初历法改革，耶稣会士改变了传统的觜、参先后问题，但这个问题遭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康熙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说明它仍然困扰着当时的许多学者，《康熙起居注》详细记述了此事，原文如下：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证今历不谬矣。」……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谕毕，回行宫。是日，上驻跸江宁府。
康熙君临观星台，与李光地等人的问对，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康熙又借此对汉人进行批评。因此，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逢场作戏，并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还有多种表现，在此暂不论列。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1676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1688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王之间，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朱学。
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当熊赐履在南京时，曾与毕嘉密切来往。1692年，康熙授意顾八代，发布了容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宽容诏」(edict of toleration)，熊赐履在其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此诏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很大的保护作用，这也促使了一些文人(包括李光地)对西学的兴趣。
三、 梅文鼎入京与被聘入李光地馆
为了迎合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的爱好，以达到与熊赐履等人争宠之目的，对李光地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让我们先来考察李光地在此之前学习历算的一些经历。在梅文鼎到北京之前，李光地曾从著名学者潘耒学算，但当时他对历算知识所知甚少。在回忆中，他曾如实地称：
某天资极钝，向曾学筹算于潘次耕，渠性急，某不懂，渠拂衣骂云：此一饭时可了者，奈何如此糊涂， ……今日梅先生(按：指梅文鼎)和缓善诱，方得明白。
历史的巧合是，正好在李光地被调官的同一年，梅文鼎为访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专程到北京。梅文鼎一向循循好学， 每有精通历算之人，「虽在远道，不惮褰裳往从」，或通信请益。在到北京之前， 梅文鼎曾在杭州作短暂停留，广交学人，并结识了耶稣会士殷铎泽(P. Intorcetta, 1625-1696)，因此，梅文鼎打算拜访南怀仁，有可能是通过殷铎泽的介绍，可是历史却阴差阳错，在梅文鼎到达北京之前，南怀仁刚刚去世。
梅文鼎在北京期间，正值《明史》纂修，学者名流云集京师，可谓极一时之盛，梅文鼎因此结识了不少学者。作为精通历算的大家，受朋友之托，梅文鼎参与了《明史》历志的部分修订工作。除吴任臣、黄百家等人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之外，梅文鼎在《明史》历志编纂中也贡献不小。大概是梅文鼎的工作颇得史局学者的赏识，李光地得以耳闻其名，毛际可曾写道「史局服其精核，于是辇下诸公皆欲见先生，或遣子弟从学，而书说亦稍稍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从1689年底开始至1691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 Bouvet, 1656-1730)、张诚(J. F. Gerbillon, 1654-1707)及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 Thomas, 1644-1709)和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 Pereira, 1645-1708)，开始向康熙介绍西方几何和代数知识。在掌握新的西方数学知识后，使康熙在和大臣们对话时增添了许多天文历算的问题。法国耶稣会士到北京之后，与清初形势已大不相同，三藩业已平定(1681年)，海内升平，康熙学习西学达到了一个高潮。因此，可以归纳说，梅文鼎到达北京的时期是：李光地暂时失宠、《明史》纂修、康熙西学兴趣正浓的大好时机。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梅文鼎的到来，促使李光地把梅文鼎聘入家中，为后来康熙时代一系列历算活动成为现实，使清初西学传入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在梅文鼎被聘请到李光地家中后，李光地促使梅氏完成其历算著作，首先是促使写成《历学疑问》。梅文鼎曾记载道：
己巳(1689年)入都，获侍诲于安溪先生。先生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经生家犹苦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意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为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益显。鼎受命唯谨。……辛未(1691年)夏，移榻于中街寓邸，始克为之。先生既门庭若水，绝诸酬应，退朝则亟问今日所成何论，有脱稿者，手为点定，如是数月。
梅瑴成在为李光地《历象本要》所写的序中，也谈到了《历学疑问》的成书过程：
昔先徵君于康熙己巳岁至都门，主家侍御桐崖先生，公闻而先之，且设馆焉。先徵君家世受易，而好治历，兼通中西之学，欲著《古今历法通考》一书，拟列五十八卷，属稿未成。公曰：先生之书，卷帙浩繁，成之难，镂板亦不易，莫若逐条为之论说，以发明奥义，庶经生家亦得而卒业焉。先徵君然之，遂命题设问，成书数十篇，名为《历学疑问》。
因此，《历学疑问》是在李光地的敦促下撰写的，1692年，李光地还曾为《历学疑问》写序。后来梅文鼎又受到万斯同的勉励，才完成此书。
王萍先生认为：「平心而论，以文鼎之学，养而为此书，确系大才小用。而李光地亟力催其完成此书，与其谓为使人人能得其门户，不如谓其欲呈予康熙，则较恰当。」陈祖武先生也认为：「李光地又于62岁时，把当时的著名学者梅文鼎聘入幕署，讲求天文历算学，以便同康熙帝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持论颇为公允。
四、 李光地为何再次聘请梅文鼎
从1689年至1693年，梅文鼎在京师断断续续共停留了约四、五年的时间，见到不少算书，见识渐广，与耶稣会士安多也有往来。除馆李光地家外，还曾受到裕亲王福全(1653—1703年，顺治第二子，康熙之兄)的礼请，但只呆了月余即告辞，而梅文鼎在宫廷已小有名声。1693年，梅文鼎辞别李光地，返回南方。梅文鼎的天算成就当时已享誉京城，他完全可以继续长住，可为什么就告别朋友南下呢？1699年，当梅文鼎和毛际可再次在杭州相见时，毛氏为梅文鼎作传，其中称：「台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长以与人竞。」也许与梅文鼎不愿和人相争的性格有关，他辞别了李光地回到南方。之后，梅文鼎在江南和福建一带游学，长达十多年之久。
问题是，为什么1703年梅文鼎又回到李光地的手下？其中的经过如何，背景怎样，很值得思考。
自从康熙初年历法之争发生之后，康熙对历算很重视，不时向周围大臣询问历算知识，或向大臣炫耀自己的学习心得。康熙对汉人不懂历算的批评，时时可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康熙向李光地索取所刻书籍，李光地于是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进呈，康熙得到梅文鼎的书后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两天后，康熙见到李光地，称：「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
第二年春，康熙南巡时，把《历学疑问》发回给李光地，并说：「无疵暇，但算法未备，盖梅书原未完成。」在李光地看来，梅文鼎得到康熙的知遇，可谓千载一时。然而就在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康熙在德州期间，曾对李光地说：汉人对算法一字不知，这些话无疑伤害了汉人的自尊性。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廿三日，康熙在灯下看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这使李光地回忆起1692年康熙对熊赐履历算知识贫乏的不满：
老师(按：指李光地)因言：壬申年(1692年)上问孝感历算，律吕新书与郑世子书孰是，孝感原不知道，漫应以季通书是，上大不平。
从1692年康熙批评熊赐履不懂历算，到1702年康熙批评汉人不懂算法，时隔十余年，对李光地来说，仍然是记忆犹新，这促使他猛然反省。1703年春，康熙又把《几何原本》、《算法原本》送给李光地，在学习天算问题上，君臣之间一拍一合，甚为默契，但李光地「虽经指授大意，未能尽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讨论其说。」也就是说，李光地邀请梅文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数学。
1702—1703年间，李光地给梅文鼎写信，告诉他已把梅氏《历学疑问》进呈康熙的消息，与此同时，再次邀请梅文鼎到保定传授数学。大约在1703年，梅文鼎给李光地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年在北京一起和睦相处，李光地敦促梅文鼎成书的情景，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奉违忽复十年，每忆畴昔追随之乐。……承先生以历论灾梨，日拟补作，以竟其绪，而迄今未就，他可知已。每于养疴之隙，勉自策励，亦多稿本，然往往贪发胸中昔日难明之事，聊自遣适，山河阻修，末由就正。……私心感激，无以为喻，有捧函感泣而已。……且以鄙著进呈，草茆下士，姓名仰达宸聪，中心惭感，……
从此信也可看出，梅文鼎已获悉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又得知在保定已经集中了一批对历算感兴趣的学生，故极为兴奋，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某虽不敢以此相方，然亦亟思同志者共相讲明，每求其人而未得。今既有实心问学其人，又有贵同学数辈，丽泽相资，闻之不禁狂喜，即拟溯洄相从，亦出中诚，非泛泛酬应语也。属有保定之行，往返约有数月，……某所撰亦非一种，皆稿本，携之行笈，时时有所增定，以故不能录副。即《疑问》已经授梓，亦尚有宜补之图，未备之篇也。……
因此，李光地的再次相邀和学生们聚集保定，使梅文鼎决心再次投靠李光地，也正是在这一年，梅文鼎到了保定。
五、 算学学习中心保定——巡抚衙门的科学活动
1691年左右在北京时，李光地周围就有几个学习算学的学生，方苞曾回忆当时的情形：「康熙辛未(1691年)，余再至京师时，诸公方以收招后学为名，天下士负时誉者，皆聚于京师。而君(按：指梅文鼎)与四明万季野亦至。……而君所抱历算之说，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贞，及其徒三数人从问焉。」李光地的这「三数人」学生中包括徐用锡，他跟随李光地达二十三年，记述李光地的一言一行，成《榕村语录》，是李光地的得意门生。
1690年之后，三藩之乱业已平定，尼布楚条约也已签订，海内升平，这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等耶稣会士向康熙介绍数学、解剖学等知识，使康熙的眼界大开。故康熙在许多场合下，多次向大臣谈论和询问天算问题。1692年正月，康熙来到乾清门，和大学士九卿谈论性理、音律、算法、河道、测量圭表等问题，提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反映康熙对算学的重视，大臣也为迎合康熙，建议编撰历算书籍，如同年，张玉书曾在奏书中称：
皇上检阅性理，披图指示，因而究论算数，综考律吕，辨径一围三之非，穷隔八相生之实，俾臣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圣谕谓每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而不可算圆，诚不易之至理也。事最明显，具在目前，而律吕新书诸说未究及此，所以徒为空言，而不求验诸实用，固无往而不见其讹耳。……顾乐律算数之学，失传已久，承僞袭舛，莫摘其非，奥义微机莫探其蕴，在臣等躬聆训诲，犹且一时省悟，而覆算迷蒙中外臣民何由共喻，臣等仰祈皇上特赐裁定，编次成书，颁示四方，共相传习，正历来积算之差讹，垂万世和声之善，法学术政事，均有裨益，臣民幸甚，后世幸甚。
这次对话也表明，当时康熙对算学知识的了解已远远超过臣子们，康熙在算学方面的威信已经树立起来，故对大臣缺乏历算知识，也屡加批评。康熙作为满族君主，学习儒学，又能适应当时天文算学的发展，学习西洋科学，使汉族大臣极为振奋，熊赐履在给张玉书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主上留心文事，乃崇儒重道之一机。」因此当时的一些理学大臣都设法迎合康熙的旨趣。
可惜在1692年，因人才尚没有培养成，故康熙编纂历算著作的打算犹如空中楼阁，不能实现。毛际可「梅先生传」亦感叹道：「天子欲讲明方圆围径，刘徽古率与西法之得失，有应召往者，而先生襆被出都久矣。」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李光地已经注意到历算的重要性，在论及「治道」时，他也谈到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如今人才不生，予做学院至今，留心人才，虽童子有知觉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为之教，须得相如为之师。」
1694年，李光地任顺天学政，1698年至1705年，担任直隶巡抚，在此期间，提倡学习经学和算学，网罗了一批得力人才，他们精通理学，又对数学、天文、音律等学科有精深的造诣，如魏廷珍、王兰生、王之锐、陈万策、徐用锡，都在巡抚公暑。李光地之子李锺伦，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也来到保定，向梅文鼎学习历算。徐用锡当年在北京时，就曾向梅文鼎学习，他又追随李光地到了保定，再次受到梅文鼎的指教，在保定的一些学生，无不对梅文鼎表示敬意。而群贤毕至，研习历算，相聚问难，对于梅文鼎来说，高兴万分，他在诗中描写道：「问辨集群彦，欢然洽主宾。」1712年，梅文鼎八十诞辰，李光地曾有诗文祝贺，同人相应，徐用锡后亦作诗唱和，生动记录了梅文鼎的事迹与活动：
文望北楼近，灵源宛水长，巨人宁世出，绝艺得明扬。忆昔燕台畔，常依泰岳旁。大文弥噩噩，坠绪起茫茫，荣禄轻三策，中西贯九章，赋言惊纸贵(先生有璇玑玉衡赋拟作，一时竟传)，仪制重金相(先生自制仪盘十数面，妙出欧罗巴良工之上)。思至神来告，疲因乐此忘。发蒙工启钥，开诲必倾囊。异授仍修古，真知喜共商，每逢花月地，亦入咏游场。棠蔼三间屋(蔼棠轩在保定抚署)，荷清十亩塘(保定城畔有荷花池)，藉糟如恋恋。……，上船天子召，操笔冢卿行(舟次给笔札与安溪先生，同时试诗律)，帝谓怜龙马，云书舞凤皇，身名隐犹见，志业老逾强。别后山川间，尘中日月忙。殷勤新梦想，历落旧心肠。奉诏元孙至，欣闻八帙康。……
此诗道出了当年徐用锡等人先在北京，后来在保定抚署莲花池畔跟梅文鼎学习的情景。当时保定很有名的保阳书院就设在那里，这批学习算学的人才，后来参加了《律历渊源》的编撰，迎合了康熙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李光地在保定造就了一批天文算学人才。梅文鼎著作也在保定刊刻，共八种，其中《历学骈枝》、《勿庵笔算》为金铁山所刻，李光地所刻者共有六种，包括《交食蒙求订补》、《交食蒙求附说》、《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
六、 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德州之应对
1704年，当康熙西巡时，康熙向李光地问及「隐沦之士」，李光地推荐了李颙、张沐及梅文鼎。次年春二月，康熙南巡，李光地曾前往迎驾，「上问曰：「汝前道宣城梅文鼎者，今焉在？」臣地以尚留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闰四月十九日，康熙返回北京途中，李光地带领梅文鼎前往见康熙，一起受到接见的还有李光地的学生督学杨名时和天津道蒋陈锡。梅文鼎之所以能够受到康熙的接见，完全是李光地引见之功。
一连三天，康熙在舟中接见梅文鼎。当时《三角法举要》已刻，梅文鼎把它进呈康熙。会见之后，康熙对李光地感叹地说：「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临别时，为表彰梅文鼎在天算方面的成就，特书「绩学参微」相赠。 对于历算能通皇上，李光地曾深为感叹地说道：「六艺真是要紧事，……本朝顾宁人之音学，梅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作为梅文鼎，对于李光地的引见，则是感激涕零。1711年，当李光地七十寿辰的时候，写诗祝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诞毓中天盛，登庸大道公，赞襄仁寿溥，敷锡海邦同。燮理全经术，甄陶录爨桐，尘霾烦拂拭，顽钝藉磨砻。遂使寒 朽，能邀圣主聪，一编亲指授，三接对优隆。霁色瞻云日，宸章焕彩虹。每怀抒短技，何以当苍穹。……
同样，梅文鼎对康熙的召见，也是受宠若惊，因此写了一首感恩诗，把康熙说成是古代圣贤的再现：
圣神天纵绍唐虞，观天几暇明星烂。论成三角典谟垂，今古中西皆一贯(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枯朽余生何所知，聊从月令辨昏旦。幸邀顾问遵明训，疑义胸中兹释半。御札乘除迅若飞，定位开方辞莫赞。庶勤榆景 殊恩，望洋学海期登岸。却忆司成接对年，阿季多才精剖判。……
1708年，梅文鼎在给熊赐履的诗中也再次称：「至教承光霁，秘策容参证。优老宽擎跽，放归保衰病。庶此毕榆景，残篇娱短檠，一得报殊恩。」上面提到的「秘策」即康熙的「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曾讨论西历传自中国，其中称：「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
康熙之所以提到「西学中源」说，是有感于杨光先反教案造成的后果而发的，目的是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而产生的争论，为学习西学寻找借口。梅文鼎对康熙的「西学中源」说大表赞赏，在给熊赐履的诗中，他写道：
畴人守师说，蔑肯窥西书。欧罗矜别传，宁能徵昔儒。二者不相通，樊然生龃龉。大哉圣人言，流传自古初(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
梅文鼎这里强调的是康熙「西学中源」说对结束「诸家聚讼」的作用，不免有阿谀奉承之嫌，因为梅文鼎有关「西学中源」的学说，实际上在《历学疑问》中已有表现。《历学疑问》大约完成于1692年，与康熙的三角形论大约同时，因此可以说康熙和梅文鼎可以说几乎同时宣扬了「西学中源」说。自从1702年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1703年初，康熙就把经自己批点的书还给李光地。同年，梅文鼎到保定之后，就看到了康熙的御批，在一首诗中，梅文鼎曾写道：「恭承钦若旨，授受奇文真。顿令草埜目，琬琰中秘臻。诹度及刍荛，采撷兼蘩蘋。」诗中的「奇文」是指康熙的批点还是《御制三角形论》，尚待确证。但可以想见康熙的看法中很可能包括「西学中源」说。此诗也指出康熙在批点中参考了梅文鼎的一些看法。1692年左右康熙撰写的三角形论，在梅文鼎的书中找到了佐证，因此康熙把自己的十多年前写的文章告诉了梅文鼎。
实际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并不完善，只是由于李光地的再三催促，才于1692年完成初稿，之后时有补正。1699年，在给李光地的信中称：「入闽已将两月，闲暇无事，拟补作历论寄正。」1700年，也再次谈到：「拙著历论，已承中丞授梓，……尚有欲补之篇，因循未报。」大约在1702—1703年间，梅文鼎在给李光地之弟的信中也称：
愚向谓三角即勾股，郭守敬浑天之法与西法一理，今益了然。又几何中如理分中末线之类，共相诧为神异者，求其根，皆出勾股。始知吾圣人九数，范围天地九州，万世所不能易，想高明闻此，亦为抚掌一快也。自承中丞公之教，不复为简帙繁重之书，每多为小本，以便省览，合计所撰有数十种，其书各单行，而义亦相发。然皆草稿，容当努力陆续誊清，寄请斧正。其《历学疑问》，尚有当补之篇，宜附之图，而久未成者，惰废之愆，真难自解。……
因此，可以说《历学疑问补》的撰写，从未间断，梅文鼎的学术风格一贯如此，并非完全由于康熙1705年之召见。梅文鼎一直致力于宣扬「西学中源」说，在同时代人中已有一定影响，如李光地曾称：「本朝如梅定九之历学，不特精中西之法，能表章出周髀为西法不能外。」又称：「梅定九讲算法，存古九章，渠言西学总不出吾中国学内，只是中国失传。」1705年底，李光地升任大学士，离开了保定，梅文鼎也于1706年初返回南方，继续从事他的历算研究。梅文鼎感恩戴德，过分强调「西学中源」说，以迎合康熙，实际上已稍稍偏离了康熙本意(康熙的目的是为了息聚讼)，但梅文鼎著作的流传，使「西学中源」说在清中叶影响颇为深远。
七、结论
通过对李光地活动的分析，可看到他在清初的历算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沟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使18世纪初的科学活动更为活跃。事实上，李光地在有清一代，不仅参与了天文历算的组织工作，而且领衔纂修了御制《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他的科学组织活动，是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文历算和其他文化活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康熙的兴趣，促进了清初学术的繁荣。
上面分析了李光地在协调康熙和梅文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涉及到1705年康熙的召见。实际上，此后的一些活动，从西方科学知识传入方面来说，内容更为丰富多彩，也就是从1713年蒙养斋开馆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的编成，李光地在这一转变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光地和梅文鼎培养的人才后来成了《律历渊源》的重要参加者，我们在雍正初年刊成的《历象考成》中发现，参加编修、校对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李光地、梅文鼎的培养或提携，这些人包括汇编：翰林院编修梅瑴成、分校：原任湖南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廷珍、翰林院编修王兰生、原进士方苞等人。王兰生因为李光地的引见，与梅瑴成一起，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容许破格参加会试和殿试，得以名列进士之榜，这种对学习音韵、历算人士的优厚待遇，在有清一代并不多见。李光地奖掖后进，培养历算人才，为清初科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李光地两度聘请梅文鼎，同时苦心经营十余年，完成了学术宗尚向朱子学的根本转变。李光地对朱子和历算的爱好相辅相成，使他能成功迎合康熙，朱子和历算均成为君臣之间唱和的绝好话题，最后使李光地再次赢得康熙的信任而荣登文渊阁大学士之位。梅文鼎因李光地之引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康熙对汉人历算水平的看法，也为李光地(乃至汉人)嬴得了面子，这无疑对改善君臣关系大有裨益。
一个值得比较的例子是，在明末，科学活动是由象徐光启这样对历算有较高造诣的大臣全权负责，在短时间内组织人力物力，完成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其活动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而李光地凭藉科学手段以达到迎合皇帝之目的，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成功案例，因为在整个有清一代，我们只找到这样一位汉族大臣，同时也只有康熙这样一个皇帝对科学情有独钟；李光地的所作所为和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有很大关系，作为满族统治的清代，特别是清初，皇帝对汉人存有戒心而加以防范，国家的重大事务，大都由皇帝或其代言人(王子)和八旗官员负责，象李光地这样的大臣，只能努力为清廷效力、讨好皇帝而博得宠爱；再者，清初的历狱之争，不仅使康熙，也使得部分汉族文人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来摆脱无知，明辩是非，其结果在汉族大臣中造成了某种竞争机制，李光地和熊赐履的争宠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整个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看，李光地的活动，是对康熙圣旨的积极反应，成效也颇为显著，其结果为清廷输送了一批精通历算的人才。但需要说明的是，康熙时代的重要决策仍由宫廷所制定，如1713年创立的蒙养斋，实际操纵科学组织运作的是皇三子诚亲王胤祉，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康熙的全权代表，带有浓厚的宫廷色彩，李光地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御制」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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