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寅：基督教在近代上海的医疗事业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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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寅（上海大学历史系）

摘要：上海开埠后成为传教士拓展在华医疗事业的首选，基督教将西医传入不仅影响了上海民众的就医观，还为构建新的近代医疗体系打下基础。本文着眼于基督教医疗与中医在近代上海社会无形中既争夺市场又相互影响的过程，通过对基督教在沪医疗事业的开展和与传统中医关系的论述，对近代上海医疗事业情形做进一步探究。

关键字：上海；基督教医院；医学教育；中西医就医观

Christian medicine in modern Shanghai

Wang Ziyin,(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Shanghai, after its opening of commercial port, had become the best choice for missionaries to expand Western medical care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not only affected the medical treatment view of Shanghai residents, but also laid a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new modern medical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 medical treatmen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both was market competitors as well as mutual influencer.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modern medical career in Shanghai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Christian medical service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一、上海开埠前后医疗概况（中西医）

基督教医疗事业是跟随基督教传播而开展的，耶稣既救人灵魂，也救人性命。因为重生得救的人，并不是重灵性轻身体的。传教士们清楚在一个没有国教的近代中国社会，普通民众关注肉体大于灵魂，传播宗教时若能医治他们的身体，就比较容易与他们接近，减少他们的误会和敌对，吸引他们来听道，从而进一步达到传教目的。且西洋医术的传入对19世纪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先进医疗技术，尤其是外科手术解决许多病症，同时又撼动传统中医几千年来的在中国医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其双方的“暗自较量”中，西医为更好更快地接近大众、招徕患者，逐渐入乡随俗以消除民众顾虑和怀疑，中医也不得不学习西医先进之处以完善自身。这一过程对中国近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今的上海是中国综合性医院、各类专科医院最为集中、诊疗技术和设备最先进、医护人员专业技能最好的城市之一。然而，开埠前的上海没有西医，只有中医郎中以游走和坐堂等方式行医。上海的中医事业，据文献记载，始见于唐代，兴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历代名医辈出，流派纷呈。在防治疾病、保障人民健康、繁衍人口方面卓有成效。^[1]西医出现之前，中医始终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官方医学，社会各层人士患病时均求诊问药于郎中，基础诊疗手段常以“望闻问切为事”^[2]，服用草药、针灸、推拿、拔火罐、艾灸等都是传统中医疗法。上海也有许多名医，据《松江府志》和各县县志记载，入志中医计有342人。其中清代199人，民国37人。

开埠后传教士进入，首次将西方医学传入上海，出现了综合性的西医医院。上海的基督教医疗事业开始于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创立的仁济医院。1844年在上海老城南门外开设西医诊所，1846年正式迁到城外北门挂牌开张，名为“仁济医馆”。开设之初就治疗大量患者，甚至免费施医送药，开上海近代西医事业的先河。自此至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先后开设公济医院、同仁医院、宝隆医院、广仁医院、广慈医院等综合医院14所，共有病床2000余张，其中国人办的有4所：上海医院、红十字会总医院、分医院，沪宁铁路医院。^[3] 可见西医传入后在上海发展态势甚好。基督教在近代上海的医疗事工不只是开设医寓诊所和医院，还开办孤儿院、育婴堂及其他慈善事业，随着教会医院的世俗化进程，其宗教性日趋减弱，教会医院在长期的慈善医疗活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救治了大批病人，直接间接的推动着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较于其他传教方式更能体现其宗教精神。再者，对于接受的客体--上海社会乃至中国社会而言，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为广大社会群体更好解决身体的病痛，通过外科手术和先进仪器治疗传统中医难以解决的顽疾，潜移默化影响着上海民众的就医观。1873年申报一篇评论报道:“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4]

二、开埠后上海基督教医疗事业的发展

基督教在上海开办的医院不得不从雒魏林和他的仁济医院说起，他于1843年末两次来到上海选定了院址，于1844年1月最终关闭了舟山的医院，开始了在上海的工作，医院开办之初生意出乎意料地火热，上海附近地区的外地人也到这里来就诊，据统计在1844年5月1日——1845年6月30日就有10987个患者在此就医过。^[5]1846年，雒魏林认为有必要寻求一处更大更好的地方，于是迁址到离北门一英里的地方（今山东路），更名为山东路医院，花费了约3200美元建造了面积宽敞的门诊部和病房楼。1873年，医院再次扩建。院方以年金300元租得医院旁一块伦敦会地皮，在此添建病房一幢，可收病员60～70名。医院建立之初，每周开业4天，先看门诊，后查病房。院方规定，住院病人每日晨起须集中大厅，朗读圣经，进行祈祷。门诊病人则首先参加宗教活动，后由门房发给竹券，按号就医。每日，病房和候诊室皆有伦敦会传教士作布道演讲，散发宗教宣传品。一些病人由此接触到基督教，进而受洗为教徒。^[6]雒魏林曾得意的夸耀：“真理找到了通向那些若无医院将从不知福音之人心灵的道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取得如此有效的成就。”^[7]当然，以此招揽的基督信徒占就诊病患的少数，大多数人通过治病消除对洋人和西医的怀疑和恐惧，逐渐给予信任，但对于加入基督教并无多少兴趣。仁济医院因其“不去脉金、药费，悉心调治，全活贫民”，^[8]求医者逐年增多。1856年，门诊11495人，1887年达23419人；住院病人1869年为404人，1884年增至761人，分别增长108.6%和88.3%。

上海1866年圣公会另一著名基督教医院--同仁医院也发展良好，1877年便拥有19张床位，年收治病人130人，门诊约15000～20000人，这在当时是中医业所不敢想象的。曾在开办之初因收取少额费用，就医人数骤减。后不得不免费以招揽生意。迄1889年，同仁医院除院长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外，另拥有外科、齿科、眼科医师及药剂师各1人，住院内科医师1人及护士若干人。人数之多，门类齐全，为当时沪上西式医院所鲜见。^[9]

而沪上第一所妇孺专科医院1882年开业，1883年诊治人数便达到16138人，其中初诊病人9361名；到1887年，增至18062人，初诊占11448人，莱芙斯内德院长在年度报告中曾说道：“大部分病员来自边远地区……妇女们常要走5～10数里地，小脚使之步履艰难。”^[10]

从这三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医院在上海建立后发展态势看，甚至仅通过不断增加的就诊人数和病床数量就能看出普通民众就诊观念的逐步改变，上海人开始热衷于看西医。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人脑中对传教士的极端看法仍可从当时很多图画中可以看出，流行于民间的“洋鬼子‘剖腹挖心’和‘盗取眼睛’”之类的谣言使得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把自己的健康乃至性命交予洋医生之手。广州是中国最早开设教会医院的城市，故广东人和其附近的东南沿海地区民众最先对西医有了接触和信任，之后便是上海，虽然上海也出现针对西医的谣言,但并未引发大的医患冲突，且由于其开放程度之广，人们普遍对西医西药成见不深。1870年《上海新报》的一篇评论写道:“数日前上海谣言西医西药。虽然上海也出现针对西医的谣言渐兴，实为可笑。知者不为所惑，愚者易于受惊。”^[11]

在晚清时期，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上海的开展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实属不易，民众对传教士创办的西医院的信任究其原因离不开西医“先进性”，何处先进？其专业的医护人员，外科手术，诊疗手段及设备让患者耳目一新以及与此同时带来的良好治疗效果。这些从系统上来说都有别于中国传统医学，尤其在中医所不擅长诊断和治疗的外科方面功效显著。又以仪器见长，“西医则除察脉外，复有筒以听肺之盈虚，表以验身之冷热”^[12]，“其质几不可以目见者，则窥以显微镜”^[13]。在临床方面，西医最主要的阵地是外科以及眼科、妇产科等。这倒并不因为当时的西方医学只涉及此领域，而是针对中国缺乏有效外科治疗手段，自身又在这些领域的较为成熟，少出医疗事端的情况下，避免引发医患矛盾，故专攻于这些手术。此外，精明的传教士医生，看准了中医在此的弱点而充分发挥其长处。如老年性白内障手术立竿见影、体表良性肿瘤的切除、断肢术、外商的止血和清创缝合、膀胱结石是西医最先选择的手术。例如：上海圣约翰医院的著名医学传教士文恒理在1887年3月博医会报中就写了一篇记录治疗患者膀胱壁破裂的手术及康复的文章以及1889年9月的博医会报中记录一个上皮瘤的膝关节截肢手术，都大获成功。可见其临床治疗水平在当时上海已非常高超。而同仁医院于1888年一年中共施行白内障、胸骨疡、癌、甲状腺瘤、瘘管、腰椎溃疡、尿道造口、肠切除、腹腔引流等大小手术112例，挽救了一批中医无能为力者之生命，就诊病人近悦远来。^[14] 1881年，同仁医院院长文恒理为传教布道之需，每于夏秋两季携带药品去附近村镇巡回诊视，逐渐形成定期的巡回医疗，是我国巡回医疗事业的开始，此举使附近村镇居民对传教士医生和西医的信任加深。

三、民国前后上海基督教医疗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基督教医疗事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更多的教会医院在上海落成，如天主教的广慈医院、圣心医院、镭锭医院以及基督教的广仁医院、伯特利妇孺医院等。医院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就诊人数逐年递增。但是由于中华民国的建立，尤其到了20年代中国社会爆发大规模非基督教运动，教会医院意识到慈善事业尤其重要。如同仁医院采取“以富养贫”的办法，继续向贫民施医送药。将病房分作三个等级，普通病房一天收费0.15元，二等病房0.5元，头等病房则达1～3元，医院高额收费所得补贴对贫者的减免医疗。同仁医院规定，凡穷人治病收费半价，并时常收治难民病员。1935年北方水灾，一批逃难来沪的病人住进同仁医院，非但分文未取，病愈后仍留在院内。^[15]这些都使得教会医院发挥其慈善性质的优势，招徕更多患者，扩大了影响力。到1940年，仁济医院共有床位284张，年住院病人5258人，门诊175451人，平均每日手术12例以上。虽医院在抗战时期受损较少，但仍处于非常时期，病人如此之多，实属可观。

除建设医院外，传教士还开办孤儿院和育婴堂，救助和抚养了一大批孤儿、弃婴。

在医疗技术方面，上海都紧跟西方发展潮流。1849年乙醚麻醉法后又问世了氯仿麻醉法，第二年上海的医院中就用它进行外科手术。1875年西方实施第一例无菌手术，一年后上海医院的重要外科手术都在无菌情况下操作。随着无菌消毒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医务人员开始重视清洁并戴灭菌手术衣，手术室内大量围观者也被禁止。这些都为上海当时的医院采纳。1906年，同济医院率先从德国进口手术器械、电动工具和显微镜等。1922年，仁济医院从欧洲引进X光机，推动了西医临床诊断在上海的进步，提高了医疗水平

在医学教育方面，西医作为新知识，利用医学院这一载体，转化为新学科，基督教医疗教育在上海的发展速度很快。起初是传教士医生开办诊所或医院，在当地聘请中国人作为助手，并向他们传授一些西方医学的知识。而后一些综合性的教会大学设立医科或开设医学科目，聘请传教士医生讲授西医知识。如1880年美国圣公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设置医科，由文恒理负责。义和团运动给医学教育带来很大的打击，且医学院老师资源紧缺，于是教育规模受限，效果不佳。上海于1904年成立协和医学院，将各传教差会的教育资源和资金集中起来，增强了其实力，对上海医学教育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上海震旦大学1909年还设立有医学预科的医学系。医学课程1912年开展起来，Ricou和 Pellet博士是第一批老师。学校课程一直以来均模仿法国两年制医学预科课程（老师教授4个学期的骨解剖学）和四年制医学课程体系。1935年投入使用的两所用于临床指导教学的医院分别是有100个病床的圣安东尼医院和有445个病床的圣玛丽医院。1917—1929年的毕业生有45个，到1935年数量增到平均每年15到20个。教师数量也从1929年的10个增加到23个。^[1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从1901年开始15个学生已获得医学学位证书和25个资格证。下表是他们中很多人毕业后的工作，说明他们成为了中国医学的佼佼者。^[17]

学校的政策是增加中国教师的数量，到1926年成员的主体基本是中国人，他们工作的3669个小时中超过五分之三都在课上。毕业生的总数从1901到1930年有113人。不仅提高了上海和中国各地区的西医水平，使西医社会接触面更广，也为西医更好的深入中国社会打下基础。中国人自己开设西医诊所、医院、药房诊治中国人，让西医深入人心，消除更多中国百姓对洋人传教士和洋人科学的恐惧、疑虑。

私立医学院也有很大的发展，1924年医学传习所建立，后改名为南洋医学院。由董事会管理，1930年发展到顶峰，共有十个班级的学生毕业。1926年，另一所私立医学院建成，叫东南医学院，由1927年组成的代理人董事会监管，在1929－1930年发展的最好，超过280人入学，工作人员超过30人，有15个床位可以用于教学。1934年报道，东南医学院拥有十个实验室，每个都可容纳30个学生，有200个病床提供给临床教学，384个学生在校。毕业生总数达到459人。东德医学院在1934年有学生206人，三个实验室，每个可容纳10个人，有50张病床可使用。这两所学校和东德医学院都有着很好的教学计划，两年预科，三年临床。这三所学校在1929－1930年毕业了近200个医生，对医学界和社会贡献很大。^[18]

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护士是麦基奇尼（Elizabeth Mc Kechnie）,她于1884年抵达上海，协助女公会传教医师莱芙斯内德（Elizabeth Reifsnyder）着手建立西门妇孺医院的事宜。培训中国护士是美国传教士文惠廉1887年在上海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接受适合他们的特殊训练后，能够展现出训练有素的护士的责任”17仁济医院创办了上海第一所护士学校, 校长、教师等多由外国人担任, 教材、护理技术操作规程、培训方法等都承袭了西方的观念和习惯, 由此形成了欧美式的中国护理专业。紧接着许多护士学校和护士培训都开展起来，典型的是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医师史蒂文斯（J.N.Stevens）创办的广仁医院，虽与其他教会医院相比规模较小，但注重医疗质量的提高。1914年创办卫校，迄30年代初，有100多名护士毕业于此。还有1920年石美玉创办伯特利妇孺医院和附设的护士学校，之后不久，助产学校亦告开学。两校学生来自全国各省，甚而还有远自安南（今越南）、缅甸、新加坡和檀香山的留学生。迄1937年，两校毕业学生25届，共600余人，皆获中华护士会及卫生署证书。^[19]

基督教的志愿卫生机构也在上海做出有效的工作，1927年玛格丽特威廉姆斯医院建立了一个公共健康示范中心，其中工作的有一个公共卫生护士和一个中国毕业的护士以及一群学生护士，医院派遣医生每周去Well Baby诊所坐诊。再如1927年8月，一群中国医生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商人在闸北设立了一个幼儿诊所。六个医生每个人在一周内提供半天去给幼儿体检、给妈妈建议，还有两个护士帮助开展工作。

基督教医疗事业的社会服务也是仿照西方模式，如上海到南京的铁路于1908年开放通车，就配备了由英国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20]这些显然是基督教医学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表现，有利于促进上海社会近代化进程。

四、基督新教医疗事业在近代上海对中医的冲击

基督教西医在上海的出现打破了中医独当一面的状态。由于中医在临床实践上有自己特殊的优越性，西医不能完全像其他近代科学那样快速的全盘接受，当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十九世纪末的西医在传教士的长期尝试下还不足以撼动中医的传统地位。^[21]但经过不断努力和摸索，西医在民国前后已在上海站稳脚跟，向中医传统主导地位发起挑战。黄克武先生在对《申报》的研究中说“当时上海医生的人数是中医师多西医师少，但在诊所广告方面却是西医的广告多而中医的广告少。中医人数是西医人数的8倍左右,宣传上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广告量上中医广告大概还不到西医广告的一半”。这表明“在民国初年，较多的西医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不少的西医师为了增加知名度,便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希望能借此而招揽到更多的生意”。^[22]

首先中国人对西医的信任，一定是来源于是传教士医师在医疗实践中显示出的高超技艺。从教会医院的规模的扩张，医护人员和就诊人数的增多，医疗设施的改进等就可以证实西医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在不断扩大。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便有很多记载当时百姓对西医治病的态度，多是对其神奇疗效大加赞赏。如着著手成春、诚求保赤、仁济施医、开膛相验、西医疝治、妙手割瘤等等。反之，相较于西医，中医市场开始受到冲击，许多民众开始怀疑中医的科学性，甚至一些社会名流抨击中医诊疗体系。梁启超以中医学理为耻辱，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提倡西医，对中医持批判态度。“五四”运动后，他批判中医日趋激烈。1897年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撰“医学善会叙”说：中医“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土燥湿之勿辩，植物性用之勿识，病症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借此类也”。^[23]此外，梁漱溟谓中医知识浅薄；陈独秀说中医不知科学；傅斯年宁死不肯请教中医等都表明中医在上层人士中地位已然不再，对中医的科学性和临床经验全盘否定固然是有失偏颇的，但这是中西方医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千百年来传统中医学占主导地位的医疗环境中撞击溅起的火花。

西医未曾公开排挤中医在上海的市场，也未因争夺患者而发生严重事件，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西医的诊疗体系大不相同，所以基本互不干涉。传统中医总是家中坐诊，无规模化医院的存在，家和医院两种空间合二为一，除江湖郎中外，要么是患者有家属陪同或独自上门求医，要么是中医郎中应患者家属之邀赴患者家中为其就诊。开方子拿药也多是在自家药房，有些则是在郎中家附近的药铺，通常形成了一体化的内在联系。在个体行医方式之外，还有一些由知名人士倡导或出资兴办、有多名医生和多个科目的慈善性质的医局或施诊所。如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立的广仁堂施药局；嘉庆五年（1800年）创办的同堂施医局；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药王庙施药局；光绪十三年（1887 年）的普善医局等。^[24]而西医则不可能在家中治疗，均采取医院、诊所的形式行医，区别在于分科细致、有病房，有护士，必要时须住院。中国人起初自然是不能在自己的生命问题上给予这些从未接触过的新模式以充分信任，通常这些不熟悉的洋人医师、白大褂，冰冷的病床，尖锐的注射剂针头无法带给患者中医寓所那种熟悉的亲切感。在这种完全不同的两种系统下，上海民众开始有了更多的就医选择。中西医在彼此认识了解后开始在对立中求生存，期间互相借鉴以争夺市场份额。

西医传入广州之初遭到的冷遇和积累的经验让传教士在上海的行医传教多了些手段和方法，首先传教士们意识到中医在很多方面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卫生概念十分模糊,传染病的流行是社会一大顽疾。于是着手改善近代中国社会的卫生状况，在西方防疫医学上加大研究，投入人力物力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和治疗传染病。郑观应描述上海的变化:“上海一隅,自西人来后,风气先开,耳濡目染,亦几成文明之渊蔽,然而商旅糜集,人烟稠密,煤气、电气满布空中,早寂夜嚣,奢靡成习,居家涉世,殊大不易,况吾国人之于生活程度尚未发展,源既不开,不得不节流以资补。故楼房一幢,居者四五家,人口二三十，空气窒塞,秽浊自必充斥,即西人所谓炭气多养气少,疫厉一起,如放边炮,循此药线而接续不绝,此卫生上一大问题。然经济困乏,虽知之而不能行也。” ^[25]显然,城市化所带来的对医疗卫生的需要为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如雒魏林1844年就在仁济医院首次将琴纳接种引进上海。自从医院建立以来再三努力从香港的医院获取牛痘，后第二批从澳门引进的用于仁济医院的部分孩童患者的牛痘收效十分成功。雒魏林希望通过现代方法可以尽快取代旧式中国孩子主要使用的天花接种，显然逐渐解决了天花这一致命杀手在近代中国的横行。

1920年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社会团体先后多次举办卫生运动。 6月20月，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童子部根据端阳节市民祛虫习俗，提倡卫生运动，举行提灯游行，参加者三四百人。民国12～20年，护西公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社会团体先后举办5 次卫生运动，每次1～4天不等，以图片展览、电影等方式宣传预防疾病、育婴、扑灭蚊蝇等卫生知识，参观者4万余人，并免费注射霍乱、伤寒预防针，接种牛痘，为婴孩沐浴。^[26]

其次西医从中医的身上吸取很多新内容，做了一些本土化的适应和改变使自身能更好更快的贴近普通民众，融入中国医疗体系。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合信(Benjamin Hobson)1839年来华从事医疗和著述工作,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最早批判性地研究中医、企图沟通中西医的第一位外国学者。在他的著作《全体新论》中说:“胃为仓凛之官;小肠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肠为传导之官,变化出焉;《素问》日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非也,肝之为用无他,主生胆汁而已。”这是西方医学家检验中西理论的最早著作。在此基础上,不少中医先知者受启发教育,开始在文献上进行互验对比中西医汇通工作。合信氏在临床上还采用不少中药。《内科新说》记载:“利小便用朴硝、获荃、泽泻、车前子。泻下用大黄。驱蛔虫用石榴根皮等。”^[27]

为减少患者对西医医院的畏惧心理，传教士医生和护士常通过聊天方式拉近与患者之间的距离，且旧时上海要是不做任何宣传，医院或诊所门口只挂一块招牌，病人自己是不会摸上门来的。医生业务的发展都是靠口碑，因为病家最喜欢打听医生，有人介绍才肯信赖，登门就诊。美国传教士泰勒(Chas.Taylor)是美南监理会在华传教的开创者。在他的日记里说到，自1850年4月起，每日有五、六个中国人来他的寓所求诊，向他索药，他故意问这些病人:“‘你们有中国药,为什么要我的药呢?’索药者往往回答说,‘你的药比我们的药好’。他又问:‘你们怎么知道我有药?’他们总回答说:‘邻舍已经服过了你的药,很灵验呢!’”^[28] 西医看到这一点，也同中医一样深入患者家中以求获得信任，希望通过口碑相传扩大医院和西医影响力。

传教士西医起初传教目的明显，随着1886年的上海成立了由新教各差会传教医师组建的“中国博医会”（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s），替代“中国医务传道会”成为传教医师的联合协会。以促进西医科学在华发展为其宗旨，同时协调各差会间医事机构和传教医师的关系。教会医院和服务于教会医事机构的医生直面的问题是加快西医科学在华传播和为“整个帝国的保健事业进行规划。”医学传教中传教的色彩逐渐淡化，至19世纪末医学传播中的专业化和科学化内容完全替代宗教内容，医学传教工作就此终止。^[29]使之更好的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为其彻底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学科，在现代医疗体系中担当主导作用起到推动作用。

中医也在各个方面向西医学习了很多，对待西医的态度经历了很大的转变。起初独信唯中医是正统医学，虽然这90年间一直在飞速发展，但十九世纪末和中医相比还没有取得全面领先的地位。血压计发明于1881年，1819年发明听诊法，1853年发明皮下注射法，此前西医给药途径毫无高于中医之处，乙醚麻醉首次用于1846年，在1870年以后发现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之前西方也视伤口化脓为正常现象。所以来华的西医先驱使用的诊疗方法没有与中医拉开大的差距。虽然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领先于中医，给药效果显著于西医，但仍有很多解决不了的病症中医可以治疗。在上海著名中医陈存仁回忆中说到一件事，一次南阳烟草公司的简玉阶的颈项之间生了一个极硬的疬核，轻则淋巴腺结核，重则结核性疬串，甚至癌症。陈存仁让他请西医诊治，求遍名西医，但那时没有雷锭设备，也没有切片的检验方法，医生建议到美国或者法国诊治。于是辗转日本、美国、德国，最后迫于无奈手术，一个月后却不能收口。西医说待身体强健，伤口会渐愈。于是他回到上海，继续请陈先生用滋补的方法来增强他的体力。但当时陈先生检查后发现“四周已经结成白色皮肉一般的‘缸口’，身体再好也难收口。”之后患者神经衰弱，厂务也不再打理，惊慌之色溢于言表。最后陈带患者去求访擅长外科的同学刘左同，敷药三个月后伤口愈合。刘说是从铃医那里学来的方法，所谓铃医就是上海人所称的“走方郎中”。这种郎中，手里捏着一个铜铃，一路走一路摇，嚷着：“专治疑难杂症。”^[30]中医认为，他们随身带的几十种药，是有一套的。事实证明不无道理。

到民国时期上海中医是能够客观的看待西医的，患者需要紧急救治时只得求助于西医，中医基本不耽误患者病情，为之推荐有名西医及医院，解决患者苦痛，得到患者认同和感激。陈存仁先生在其书中回忆道：“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即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用的无非是“消治龙”，敷的无非是“安副消肿膏”，在治疗上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由此也挽救了十分之五六将死的病人。”^[31] 

西医医院的就诊量远大于中医，不仅是由于它治疗细菌真菌感染性疾病和外科疾病的效果显著，还因他不同于中医的医院式诊疗模式，中医也看到了这一点，着手建立仿照西医医院模式的中医医院。清代及以前，上海中医专业分科不细，一般为内、外科大小方脉，专科有针灸、疯科、按摩、整骨、喉、眼等科。到民国时期。到民国时，专业分科渐细，一般分为内、外、妇、儿、针灸、伤科、痔科等。1946年，《上海市开业医师调查表》对1515名开业中医师的调查分析：中医内科801人，外科86人，妇科34人，儿科69人，针灸41人，推拿27人，伤科29人，眼科22人，喉科8人，牙科4人，其他394人。^[32]中医医疗设备渐趋近代化，出现了一批私人办中医院。30多年间，先后兴办中医医院40多所，一般规模均较小。规模较大、设备较全、知名度较高者有广益中医院、四明医院等。其中广益中医院是1917年由沪上名医丁甘仁、陈甘棠等创建，为上海最早兴办的中医院。门诊设内、外、如、儿、针灸等科，有床位40多张。南市石皮弄设有分院。四明医院前身为四明公所，1906年设立，科目设置较全。中医一旦建立医院，便不可再采取简单的诊疗模式和家庭护理方式了，而是必须仿照教会医院式正规的病房和护士看护制度。对病情作系统观察，有助于医院解决治病问题和提高医疗质量，为患者提供更好治疗。四明医院开业不久，部分门诊病人的家属便要求开设病房给病人住院，于是设置了100张病床，收费标准分为甲、乙、丙、丁4种，价格低，主要是为贫苦的甬籍同乡服务的。这四种病房病人除病房设施与伙食有区别外，其他药物等都一样。住丁种病床的病人如无力缴费者可以豁免，还可得到免费给药。对住在医院附近或远处来就诊的外省籍病者，则看他的经济及病情等具体情况而定，要求急诊的酌情照顾。^[33]

同样，中医也学习像西医一样在诊所里聘请各科医生坐诊，也为不同病的治疗提供方便，以吸引更多病患前来就诊。1910年，中国医学会会长蔡小香等聘请各科医生在虹口区老三官堂内设施诊所；1918年，上海医学研究断在北泥城桥劳合路（今六合路）芝罘路60号设事务所，聘请内、妇、幼、喉、眼科多科目医生施诊；1939年，中华国医诊狞所在新大沽路中昌运里三弄98号开设，聘用医生担任诊务。这些便民利民的医疗服务改变了传统中医在家中一人坐堂或出门应诊的局面，已初具被纳入中医体系的现代中医院的范式。上海有规模的中医院也同教会医院一样开展慈善事业，在四明医院每星期都请一位天主教嬷嬷来院一天义务施医。医院门诊挂号每人仅收4个铜元，对贫困的病人免受挂号费并免费给药。

在二十世纪初，基督教西医不断创立医学院培养本土医护人员，高效率地培养大西医人才，同样为西医教育提供了教授西医的中国老师，为西医在中国传播知识营造了很好的社会环境。而当时上海正规的中医院校还是很少，中医教育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得不开始采取中西医结合教学方式。1904年上海著名中医活动家李平书创办了第一所女子中西学堂，率先采用中西医课程并授的教育方式。1909年上海中西医院院长汪洋创办中西医院函授学校，各门课程中西内容并列，这种中西医知识并置分授的方式影响了后来的中医办学教育。到1915年的丁甘仁、夏应堂筹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可谓是中国当时比较正规的中医院校。总之，西医大规模的渗透，使得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中、西医教育并存，中、西医系院校并存的局面，此局面对于中医学的传播和继承有了强烈地冲击，使得中医教育难以开展。这也是中医教育西医化的社会历史根源。

总的来说，基督教将西医传入上海，带来全新的医疗方法，建立一套新体系，撼动了上海传统中医地位，在慈善医疗中救死扶伤，同时促进中西医学之间的交流。西医更好的融入上海社会，也为中医注入新元素，更好的服务病患。与中医不同的是医学传教初期扩大了基督教在华影响力，而中医不具备此目的，基督教西医在近代上海社会近百年的的不断发展，逐渐脱去宗教的外衣和枷锁，建立更多实验室和医院，医学院校，更加科学化、专业化。上海民众就医观念从怀疑到逐步信任的改变，为西医彻底打破旧有医疗格局，构建新的近代医疗体系打下基础。无论从近代科学的角度，还是从促进上海社会近代化来说，近代基督教医疗事业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

^[1] 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卫生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2] 《答客问中西医学之异同》，1895年10月13日《申报》第一版。

^[3] 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卫生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4]《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申报》,[清]同治癸酉十月二十七日,第504号,第1版

^[5]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英文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55页

^[6]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898页

^[7] 约翰·洛：《医学传教，地位和作用》（英文版），伦敦，1888年版，第123页。

^[8]《申报》，1888年5月7日。

^[9]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902页

^[10]《博医会报》（英文版），1888年，第97页

^[11] 时评《上海新报》1870年7月6号

^[12]《述医》，1899年5月31日《申报》第一版。

^[13]《肺廱肺痿治法各异论》，1898年3月21日《申报》第一版。

^[14]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902页

^[15]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902页

^[16]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英文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545页

^[17]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英文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23页

^[18]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英文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93页

^[19]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911页

^[20]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英文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569页

^[21]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2页

^[22] 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

^[23]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49-453页

^[24] 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卫生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25]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34页

^[26] 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卫生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27] 周明忻：《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史(续完)》，《中医文献杂志》，2001年04期。

^[28]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第585页。

^[29] 高晞.传教与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 (04)

^[30] 陈存仁：《我的医务生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35～36页

^[31] 陈存仁：《我的医务生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6页

^[32] 上海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卫生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33]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10教科文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