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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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志华（独立学者）
摘要：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1]基于传教动机于1883年成立西医诊所，并于1887年使之发展成为盛京施医院。盛京西医学堂作为盛京施医院附属机构于1892年成立。当盛京医学堂于1912年发展成为奉天医科大学，这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家近代医科大学，而盛京施医院成为大学的实习医院和附属医院，于是学校与医院关系发生逆转，而在此过程体现医学传教发展之模式，即从诊所（医院）到西医学堂（医科大学），这既源于自身传教动机与思想的发展，也源于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基督教特别是西医高度认可和迫切需要，还有盛京施医院自身发展的需要与结果。
关键词：长老会、奉天医科大学、医学传教
盛京施医院与奉天医科大学作为中国东北地区著名的近代西医医院与医科大学，均为西方传教士基于传教动机而成立，为近代西医与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传入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已有部分成果，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因此现仅择要简述。陈兆肆则通过评介《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分析司督阁借医布道的必要性、可行性、具体方法、效果与认识，指出他认识到医疗并非教会传教的工具与附庸，而是教会传教工作本身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2]邱广军从克里斯蒂成立盛京施医院与奉天医科大学为例分析其在中国东北施医布道[3]，邱广军、杜辉更以奉天医科大学为简例探析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医疗传教活动[4]，姜德福、刘彬则以盛京施医院为简例分析基督教在近代辽宁的传播策略[5]。总的来说以上研究基本限于《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简史》、辽宁省与沈阳市文史资料等参考文献。[6]克里斯蒂夫妇出版这些图书旨在促进西方特别是英国教会内外人士资助盛京施医院和奉天医科大学，因此他们的图书对我的选题研究也具有最重要的史料价值。辽宁大学高云飞在此基础上，还查找一些中国官方档案，因此详述从盛京施医院到奉天医科大学成立的过程，特别是其规则、章程、建筑设施、工作人员、资金来源、科室与课程的发展完善及其传教动机。[7]另外，Austin Fulton基于大量会议备忘录和报告等原始档案详细叙述奉天医科大学整个历史包括其成立过程。[8]需要指出的是《沈阳县志》认为奉天医科大学建立时间是1913年而非其他观点所认为的1912年。《沈阳县志》“初创于于前知承德县事都君林布，继成于知县事金君正元，今沈阳县知事，赵君恭寅复修之。八年之间，凡三易稿。”赵恭寅作为沈阳县知事于1915年开始修订《沈阳县志》，1917年出版《沈阳县志》。而乔国祥也认为奉天医科大学建立于1913年。[9]《沈阳县志》可靠性很高，乔国祥也可能据此持相同观点，但是没有找到其根据与其他资料。笔者列于此仅作参考。本文将医学传教分为西医医院与西医学校两种方式，而且当医学传教从西医医院方式发展到西医学校方式，这意味着医学传教同时成为教育传教，因此笔者在此研究重点并非从盛京施医院发展到奉天医科大学过程，而是由此揭示近代中国医学传教发展之模式，即从西医诊所（医院）到西医学校（大学），以及促成这种模式产生的各种因素。
一、克里斯蒂与东北医学传教、“李提摩太路线”
1、中国东北地区的宣教环境
由于清政府长期对中国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1913年，该地区面积达36万平方英里，人口才近1500万，可谓地广人稀，但是资源丰富。[10]于是，近代以来该地区就成为列强争夺的肥肉。作为清朝陪都和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地处朝鲜、俄国和中国蒙古、关内外交通要道，奉天城就成为他们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重点，也是西方基督教传播中心。中国东北传教先驱罗约翰认为：“满洲教会一直有相同出身。虽然像每一个分布广的组织一样，它现在包含许多不同因素，无处不在，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据我所知，除了在南方少数边远的传教站、港口和北方的吉林省，所有其他传教站直接或者间接源自奉天城。”[11]
《天津条约》签订后，爱尔兰长老会与苏格兰长老会从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各自派遣传教士来东北。中国东北社会总体上有利于基督教传播。当地的满人对基督教并不很关心，数量更多的移民心态更开放。因此虽然晚清东北地区民众反教的例子并不罕见，但从总体上看反教势力还是相对薄弱的。在27个省区中，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教案数量分别为24起、15起和3起，在各省教案排名中分别为第12位、15位和20位。反教比较集中于辽阳、奉天城、吉林、呼兰等少数较大城市。[12]在奉天城传教士遭遇各种困难与危险，尤其在从中法战争开始历次中外战争期间。[13]
2、克里斯蒂医学传教与“李提摩太路线”
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局面，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宣教策略发生变化，许多比较开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开始认为，他们的工作应当“世俗化”，由宗教宣传扩展到对西方知识和文化的介绍，这就是著名的“李提摩太路线”。[14]李提摩太起初和其他来华传教士一样采取传统的宣讲教义、巡回布道的传教方式,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他了解到中国民众思想上的愚昧和生活上的艰辛,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阻挠和困扰，因此就采取以下传教方式,即通过教育和传播西学,改造中国社会;不只关注灵魂,还关注肉体;不仅重视来世,而且重视今生。[15]医学宣教也是“李提摩太路线”具体体现和实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教士在当地的需要，比如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就存在许多产生与影响疾病的气候、饮食、迷信、吸食鸦片，频繁自然灾害与传染病，落后的医疗技术、居住与卫生设施等本地环境因素。[16] 但是克里斯蒂选择“李提摩太路线”，从1883年到1912年先后创办西医诊所、盛京施医院和奉天医科大学，虽然受制于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奉天城环境，但是首先取决于与其早年的思想、生活与学习经历。
克里斯蒂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基督教氛围浓厚家族，因此在童年受到虔诚亲人宗教启蒙，还从后来成为医学界人物的唐纳德教师获得完整的知识与理想教育；少年时在格拉斯哥工作，礼拜日除了去教堂之外，还积极参与两个基督教组织"宗教改革青年社团佛兰芒支部"（基督教青年会分支）和"格拉斯哥铸铁少年团"活动，在穆迪和桑科伊"宗教复兴"思潮与他的姐姐杰西影响领洗新教，由此聆听安德鲁·博纳医生的讲道。在报考大学辅导班期间，受在印度宣教的达夫医生和一位准备去印度医学传教士影响，决心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最终入读爱丁堡大学医学传教士学院，并且在校期间投身于传教工作。1883年，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办公室邀请他去中国东北工作，并且赋予他放手按照自己思考开展工作的权力。不少人反对他"把自己扔到中国去"。[17]但是，他不忘初心，而且确实放手按照自己思考开展工作，先后创立盛京施医院和奉天医科大学，创造医学传教从医院到学校发展模式经典案例。
二、克里斯蒂在奉天城的早期医学传教（1883—1892年）
1、早期盛京施医院
苏格兰长老会向中国东北派遣医学传教士受爱尔兰长老会很德医生工作鼓舞。1870年，很德受遣在营口传教并且开设诊所，取得很好效果，赢得了当地人民尊重和好感,成为近代东北医学传教第一人。这座诊所发展成为普济医院，是为基督教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家西医医院。于是，爱尔兰、苏格兰两长老会相继在奉天、辽阳、锦州、长春、吉林等地建立医院。截止到1931年，他们分别派遣到中国东北地区24位医生、2位护士和38位医生、10位护士。[18] 正是在此背景下克里斯蒂被派往奉天城工作，但是医学传教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像在营口这个条约口岸发展那样容易，特别是在奉天城面临很多挑战。“对外部世界而言，奉天城依然是孤独、沉默、傲慢的”。[19]
1882年11月，克里斯蒂夫妇到达营口，克里斯蒂自己首先和已经在奉天城6年的传教士罗约翰一起到达奉天城，然而在那里没有找到房子，不久就返回营口。1883年春天，克里斯蒂夫妇到达奉天城，借住到罗约翰所租的东北大院，并且于6月在此成立一个狭小简陋的免费诊所。候诊室、诊疗室和药房在同在一个小房间，但更大问题是开始根本没有专业助手，所以克里斯蒂必须自己检查病人、开方、配药、准备器械、实施麻醉、进行手术、包扎伤口，以及所有关于术后护理指导。这所西医诊所却在20多万居民奉天城引起很大的猜疑、好奇、骚动和对抗。本地一些中国医生惟恐自己的收人减少，因此极力散布关于他的谣言。恰逢奉天城爆发霍乱，数周内丧生2万人。他成功地治疗许多病人，因此远近闻名，还结识了许多朋友，同时一些人却更加仇视他。一天，他与罗约翰到狐庙游玩，而那座狐仙庙恰恰是当地人求医治病的圣地。他们被一伙人围堵与袭击,留下斑斑伤痕。但是他仍然决心留下来，一直在寻找住宅。不久附近有一块晦气的房产要出卖，因为两任房主长子连续死在这里，所以难以出手。9月，克里斯蒂买下并从此定居于此，而诊所随之迁至其居室前门外屋，这间房子也必须同时作为门诊室、诊所，甚至手术室。当时克里斯蒂雇佣魏晓达为药剂师，另一位姓张的年轻人为宣教师，刘福担任门房。不久他还开始在许多乡镇定期的巡诊宣教，逐渐名声远扬。1884年，在城内开办第二家较大诊所，但是仍然没有住院病房。1885 年春季，购买了住宅后一座破旧建筑用作临时医院，安置12张病床。他工作认真，而且努力学习，追踪世界医学科学发展前沿，因此手术取得特别好的效果，特别是一位著名商人截肢手术。这位商人像奉天的许多人一样，厌恶外国人，且不失时机地攻击传教士。他曾前来问诊，但是开始拒绝手术治疗，宁可重新选择中医，咨询过约有百位当地医生，但最终接受克里斯蒂手术，从而治愈他的病，也改变他对西医和基督教态度。他为医院捐款、送牌匾，成为克里斯蒂亲密朋友，还加入了基督教会，在商界产生有利影响。1885 年和次年夏天两场大雨使他的医院化成废墟，因此克里斯蒂不得不租下住宅东邻院子当作住院处。[20]他从来没有打算一直在中国式小房子里工作。像华北大部分地区一样，中国奉天城根本没有两层以上建筑，除了寺庙之外，因为"神可以住在塔里，但人则不能" 。建起一座西式房屋肯定会带来麻烦，两层楼房就意味着一场暴乱。因此，他不得不购买一处适合做永久医院和诊所的中国风格的房产。1887年6月， 他买下一位友好的外调官员的院子，就在其住宅东不到100码。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委员会积极资助建造医院，而由营口、奉天与其他地区的朋友包括中国人补充经费缺口。11月，克里斯蒂把这座住宅改造成为一座全新的医院。门诊部由他亲自设计成中国风格，有一个能容纳150人的候诊大厅。门诊部后面有一个宽敞的院子，三面能够收治150名病人的病房，手术室、戒烟室和厨房等。还有一间和其他房间完全隔开可以容纳15 名女病人的房子，这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所妇女病房。10月10日，新医院正式开业，盛京兵部侍郎等中国官员和东北所有传教士都出席，教徒和从前病人还举行集会。[21]
显然，对西医和医疗传教的阻碍，不仅有政治与文化因素，还有可耻的利益算计与斗争，但是克里斯蒂最终克服一切困难, 从一所简陋的诊所发展成为一座颇具规模的医院，而这关键在于他在多年认真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医学传教政策。
2、克里斯蒂医学传教政策
有人把行医和传教工作分得泾谓分明，但克里斯蒂从一开始在中国行医起，就坚信:每个伤口的包扎，每剂药品的给付，都是上帝之爱明确体现。他积极让他治愈的患者明白这一点。[22]他认为，行医传教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作为一种先驱媒介，是一种体现基督意愿持久有效的力量，而且提供了一个如基督那样在世人面前生活的机会。他认为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有两大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坚持教会中国化原则。传教士们鼓励中国教徒自己承担起在同胞中传播福音的使命，并且负责教会的组织和管理。奉天教会甚至建造一座完全中国风格教堂（东关教堂），后来还在附近先后修建了两所中国牧师住宅。其次是医疗传教工作。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这种方式在中国东北更广泛，效果尤其明显。克里斯蒂在多年的实践中最终总结医学传教以下五大政策：
第一，要有意识地设法获得官僚阶层的好感，而这首先要掌握中国特别是官方礼节。因此，他逐渐地认识了许多高级官员，在此过程中力图解释他的工作，许多官员很感兴趣，有数名官员甚至成为真正的信徒。
第二，免费医疗一视同仁。他发现由此可以促使富人捐出比支付医疗费用更多的金钱，还巧妙通过捐献人名登记簿吸引富人捐款。
第三，积极参与公共服务。1888年夏季洪水与随之而来的热病与饥荒造成灾难，克里斯蒂协助左宝贵赈灾，向英国国内呼吁，从而建立"重建基金会"。
第四，创办医院。医疗传教工作各种方法都有效。巡诊积极主动地促进与当地人民交流，又扩大了医疗工作以及基督教在当地的知名度。在候诊室可以进行布道活动，有空的患者与候诊的患者就听起来，甚至购买了基督教资料。但是在医院里，医学传教士能够看到发放的药品被合理地使用，进而观察用药后的效果;能够发现病人真实想法，讨论所遇到的困难，解答其疑问;与其他的布道场所比较起来，能告诉患者更多的东西，能够让患者每天都看到真实的基督教。出席宗教仪式完全是自愿的，但大多数患者都欣然前往，唱赞美诗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向门诊患者布道，主持宗教仪式，指导那些已经病愈但愿意听而且不断询问的人，克里斯蒂常年雇用了一名医院布道师，但是医生、助手、药剂师也有义务传播福音。[23]
医学传教政策第五项内容是训练助手，其根本原因中国东北地区当时缺乏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正是训练助手工作直接使其医学传教从西医医院方式逐渐发展过渡到西医学校方式，这意味着医学传教同时成为教育传教。当然这种转变与过渡也是其他各种因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而且经历很长时间。
三、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与盛京施医院的波折（1892-1907年）
1、从开始训练助手到设立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
克里斯蒂决定培训医疗助手，而且很快就认识到中国人的非凡能力，决定精选和培养他们中一些人成为专业医疗工作者。他在选择培养对象在先期教育、个人品质和基督教知识等方面标准是高的。在中国初级的医学教育一直在星散于各地的医院里进行，对医务人员的需求使一些够格的中国人接受了训练。但是，当时的教会里，受过教育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很少有人能够提供数年之内一个学生学费，或者愿意接受数年之内只得到一个学生的津贴。培训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与劳动，同时也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失望。有人只学会一点皮毛知识，马上就会离开，去建立自己的西药店，并且自称精通医术。克里斯蒂认真选择培训助手。他的第一个医疗助手叫洪步斗。他是乡下一个孤儿，也是一位中国文人，开始靠画画谋生。1879年初，他就成为一名基督徒。1883年，成为克里斯蒂诊所的助手，同时教克里斯蒂汉语，而克里斯蒂则教他英语，准确的说是拉丁语药品名称，以及如何配药。后来他成为医院药房的负责人。 魏晓达，出身富裕，也接受过良好教育。从儿童时代起，他就倾向于宗教，曾经甚至想皈依佛门，但最终接受洗礼。他先在一间大药房工作，当他拒绝按照药房要求供奉药神时候，他立刻被开除了，就于1883年秋季成为西医诊所助手。在以后4年时间里，克里斯蒂教他们两个人逐渐地熟悉了医疗工作。 1887年，克里斯蒂因为新盛京施医院开业收了4个学生(根据刘仲明回忆当时被称为"侍疾"),他们做初级护理和清洁卫生等工作，其中只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一年之内，就辞退了其中两个。剩下两人也不得不把其开除，因为一人吸食鸦片，另外一个不诚实。洪步斗被寄予厚望，但是在工作10年后也离开了，因为他希望能够赚取更多的金钱，同时宣称自己胜任西医治疗工作。当时魏晓达已经能够为大部分门诊患者检查和开方，也能做的一些小手术，因此可以承担起克里斯蒂很大一部分工作。培训工作自1885年开始，除了在病房临床实践，还学习化学、生理学和药剂学等正式课程。这些课程特别是化学必然与中国阴阳五行观念冲突，因此不久官方就建议应该在课程中加入阴阳五行的内容。人们前来听课，但是当一名外国人对中国传统信仰批判时，并没有引起愤慨和公开抗议。1888年，一套漂亮的牌匾挂在医院大门，宣布所谓的阴阳和五行观念已经被完全推翻，这牌匾正出自前来听化学课的一位官员。不过克里斯蒂要接待患者，管理医院，检查布道师工作，出诊，拜访政府官员，不可能将培训做得都很理想，特别是不可能把那些学生较长时间集中在一起进行系统培训。但是，在那些年里不得不如此。[24]
在因妻子病重回国期间，克里斯蒂感觉到苏格兰长老会更加关注医学传教。他常常被邀请做报告，也在很多大规模的集会上演讲，阐述其医学传教观点和信念。在返回中国之前，苏格兰长老会任命他为牧师。1891年秋，他回到奉天城，发现全院团结得非常好，而且培训工作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所培养的两名助手在门诊部坚持工作，并且出诊。此时奉天城风气丕变:所有有关国外事物开始流行，基督教已经广为人知和认可，活跃的敌对行为己经成为过去。1891年，苏格兰与爱尔兰长老会两个差会在奉天城设立基督教长老会关东老会，统摄管理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会，盛京施医院与之密切配合。新来的男女传教士正忙于熟悉当地的语言和人民，同时为传教士生活带来新的东西，也使克里斯蒂不再孤单。他在苏格兰时，接受的一笔钱购买了一个期盼已久，但价格不菲的人体模型。1891年秋天，克里斯蒂再次宣布培训医疗传教士和医院助手，招收一些基督徒青年作为学生。数月内不少人提出申请，然后他从申请者选出14人参加内容为中国古典著作和基督教知识的考试，最后录取了6名。此次培训为5学年，每年都开设正规的课程和临床指导。第一个春天和夏天， 教授药剂学和配方，还有学期期末考试。 冬天，讲授了解剖学和化学。1893年夏天，讲授眼科学及对眼病的治疗。1894年冬天，主要课程是生理学。除此之外，学生也接受了西药和手术的一般指导。他们分发所有的药品，每个人负责一个病房，做所有清创、敷药和包扎伤口的工作，以及在英国护士所做的大量工作，当然也有神学训练。实践证明，在已经培养的学生中，有些人是非常优秀的和令人满意的，并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5]
根据中国文献，克里斯蒂于1892年在盛京施医院附设西医学堂，招收王宗承（王少源）、刘玉棠等八名学员，他们按照徒弟的方式接受医务培训，边学习边临床实践。[26]但是在克里斯蒂的英文文献当年提到开展的只有相关的培训工作和提议成立医学校，根本就没有提到建立了学堂这回事，因此中国人把克里斯蒂这项培训工作称作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这个称呼显然不如后面所称的非正式的盛京西医学堂恰当，因为他并没有建立正式学堂或者并不认为建立正式的盛京西医学堂。
2、盛京施医院在三次战争间的挑战与机遇
甲午中日战争打断了克里斯蒂培训工作，随后义和团运动则使盛京施医院化为废墟，最后日俄战争延迟其重建，但是克里斯蒂积极领导战时红十字会与盛京施医院工作人员在战争期间及其后进行战争救助，赢得中日俄英四国政府与人民的尊敬与支持，因此在战后他不仅很快以全新面貌重建盛京施医院及其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而且奠定从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发展成为奉天医科大学的基础。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奉天城燃起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满族士兵的排外活动与谣言，而克里斯蒂冒着各种危险，先后在奉天城特别是营口领导建立红十字会，从上海接收大量捐款，收治大约一千多中国负伤士兵与平民，因此清政府授予包括司督阁在内几位主要医生双龙宝星三级勋章，授予他的助手魏先生双龙宝星五级勋章。司督阁的宝星执照后来在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清政府于1903年特批补发。这次战争促使中国东北地区对有关西方事物包括基督教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被任命为盛京将军保守，而普通人民则追求新生事物。听众挤满了教堂，孩子们涌入教会学校。中国东北新教会在1896年，教徒总数是5788人，申请者6300人，并不包括名字没有被登记的众多询问者。到1899年末，教徒总数达到19646人，申请者超过7000人。同时中国教徒捐赠从260英镑增加到超过2000英镑，在许多村庄教徒也积极资助教会。在战前克里斯蒂在奉天城小河沿三道沟西购买了地皮，1896年，盛京女施医院落成，由新来两名女医学传教士负责，曾经陆续训练出许多助产士，推行接生新法。克里斯蒂管理小河沿三道沟东盛京男施医院，但是医院空间日显不足，他利用红十字会从战后余款中给他的1500白银(约240英镑)拨款购买了医院毗邻院子。[27]
但是好景不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中国华北爆发，并且在6月传到奉天城。盛京将军开始予以抵制，不过很快被迫转变立场，却劝告克里斯蒂马上离开奉天城。当月30日，克里斯蒂在营口收到电报：盛京施医院被毁，奉天城义和团与清军在屠杀教徒。11月，克里斯蒂回到奉天城，盛京施医院仅存残缺的人体标本和骨架，而且自6月就无力支付职工工资，但中国批发商协会没有要求任何担保，就慷慨地借款给克里斯蒂。1901年5月22日，他回国采购设备和仪器。到1903年末，虽然受到政局不稳和战争阴影影响，盛京女施医院已经重建，而盛京男施医院计划于1904年重建。东北基督教会也开始重视教育问题，尽可能多开设小学，而且建立几所中学，神学讲堂也重新开放，为培养牧师、布道师、医疗助手或教师奠定基础。[28]1902年，基督教长老会关东老会与路德会于奉天城大南关合办文会书院，这是奉天城最早的近代高等综合大学。[29]
但是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日俄两国在辽河流域作战，大约8万人难民逃亡到奉天城。盛京将军成立救济委员会，由英格利斯牧师、克里斯蒂医生和两名中国官员组成。同时克里斯蒂和英格利斯还负责红十字会和难民救济会工作。大约1000难民入住在盛京施医院临时棚屋。除了忙于4个医院包括临时诊所，克里斯蒂还要监督和视察奉天城17个难民营。因此，直隶总督袁世凯1905年7月致函感谢，而日本和俄国政府也因为他在战争期间给他们的医疗帮助而致谢。日军总司令大山岩亲自前来拜访，并捐赠了1000英镑，还许诺免费把克里斯蒂建设医院所需木材从大连运到奉天城。中、俄和日三国政府分别授予他红十字勋章，俄国沙皇送给克里斯蒂一块金表及其俄文荣誉证书。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会的抵触也得以缓解，获得救济的人们为福音传播奠定基础，中国精英也表现友好。盛京男施医院被安排在小河沿岸三义庙里，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神仙偶像用幕布隔开了，患者就躺在偶像的下面;一边是基督徒在唱圣歌和讲述福音故事，一边响起本庙吸食鸦片的老道士敲击的锣声。盛京男施医院在战后两年时间不得不寄居于此,但是这只是为更大的重建与发展准备时间。[30]
3、盛京施医院的重建与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刺激清政府正在推进的新政高涨。奉天城于1903年开通中东铁路。1905年5月，赵尔巽取代增祺为盛京将军，全力推进新政。[31]1906年，推行通俗演讲，创立奉天两级师范学校等近代学校；[32]奉天城正式自开商埠，极大促进奉天城社会变迁。风气丕变，西学包括基督教对奉天城社会各界吸引力明显增强。[33]在此之前，满洲几乎没有公立学校。赵尔巽建立卫生部门，还首次颁布城市卫生法律，在克里斯蒂指导下开设一座公立医院。他追求进步、效率、节约，特别关注教育。盛京男施医院重建也于1906年春天启动。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的麦克费森上校负责指导医院建筑规划。虽然材料与工钱暴涨，清朝政府赔款还不到所需款项的一半，但是大山岩元帅践诺免费从营口运来购自美国俄勒冈的松木，清朝铁路公司总办免费把所需"波特兰水泥"由唐山运到新民屯，一个朋友负责运输全部砖瓦，还收到赵尔巽4000两白银（约合600英镑）捐助和许多小额的捐助。1907年3月5日，盛京施医院举行隆重开业典礼，奉天城各国领事和赵尔巽等主要官员120多人莅临。赵尔巽再次捐助1000美元(100英镑)，并且在其授意下大约150名奉天商会商人也捐助约700英镑，他们还为庆祝开业连续三天晚上在医院前面小河沿施放焰火。1907年11月，盛京施医院全部建筑竣工，采用西方建筑风格。医院临时占用的三义庙被扒倒而建成奉天工业学校，而其中的神像被砸得粉碎，扔到了河里。[34]
同样根据中国文献，当盛京施医院重新建成，其附设西医学堂招收12名学生,他们仍是一面学习医务理论，一面参加实际工作。[35]其实这座所谓西医学堂仍然是1892年那项培训医疗助手工作的继续。如前所述克里斯蒂在1908年之前没有提到已经建立任何所谓的西医学堂或者学校。但是此次新建医院的药房部是两层建筑，在其二层就有三间学生宿舍（three students’ dormitories），显然这正是这些接受培训医疗助手的住处。[36]如果这不算是正式学校，他本人应该如何称呼他的这项培训医疗助手工作呢？当时人称“医院学习班”（hospital class）。1913年10月，在中国教会学校与教会医院大约500名学生学医，其中就有200余名在“医院学习班”接受培训，显然这种情况在当时中国很常见。[37]克里斯蒂从来到奉天城就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宗教理想传授给中国人，同时认为中国巨大需求不可能仅仅靠一些外国人的努力满足，最终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因此他越来越坚信，一个医学传教士所能做的最好工作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中国人，但是要把其变为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他一直带着学生，从1892年给他们开设相当完整的医学课程，并且颁发了证书，只是人数有限，但是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如继续在盛京医院工作后来担任张作霖军医官的王医生。克里斯蒂曾多次建议基督教长老会关东老会建立一所小规模的高效医学校，但是被认为不切实际，同时既没有人，也没有钱，不得不一再推迟,只得像以前一样继续独自培养助手，而这工作被政局动荡和战争打断。当日俄战争结束后赵尔巽承诺支持克里斯蒂建立医学院或者西医学校，但是那时他正忙于重建盛京施医院。直到1908年初盛京施医院重建完成，他马上重启建立医学院计划。[38]
四、从非正式盛京西医学堂到奉天医科大学（1907-1912年）
1908年初，克里斯蒂重启建立医学院计划，除了盛京施医院重建完成完成，还必须考虑他自己的医学传教思想的发展与其更广阔的背景。尽管总体上面临诸多机遇与条件，建立一座医学院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与困难，因此其过程也是柳暗花明，一波三折。
1、克里斯蒂医学传教思想、东北地区基督教及其教育事业的发展
克里斯蒂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建立西医诊所、盛京施医院，并且逐渐形成医学传教五大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培训医疗助手，同时非常认同与支持基督教会中国化，认为这是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最重要原因，但是他在九十年代初建立一所医学校的建议被视作不现实，他只能继续独自进行被中国人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的培训工作。1907年4月，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使他郑重地提出进行医学教育必要性与紧迫性。
1907年4-5月，在上海召开了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他被邀请担任医学传教委员会的主席，因此借机阐述了医学传教在基督教会工作中所应该占有的地位，并提出进行医学教育和建立医学校。上帝的启示是通过基督传达给人类的。基督如果是上帝精神在人间的体现，那么就会致力于同时拯救人们的身体和灵魂，所以教会自己也要关心完整的人，在解除其身体痛苦的同时，使其灵魂得到提升。迄今为止，教会的目标把医学传教士工作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按照加入教会的人数来估计，但是现在应该把整个医学传教工作提升到更高地位，并把其作为传教工作的基础和必要的地位，而不仅仅作为布道的辅助。医学传教是基督教会传教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永久组成部分。显然教会必须尽最大努力不但要保证建立这项工作，还要保证这项工作的持续。目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宣教只是权宜的办法。中国必须彻底的基督化和完全接受教育，但这要由他们儿孙来完成。因此，使医学传教工作不朽的办法是培养他们儿孙作为接班人，由这些人接过西方传教士无法完成的事业。只培养一些中国的医学助手和药剂师，使其掌握一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医学传教士需要经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基督徒。医学教育应该是是医学传教工作的重要部分。因此，各传教团体在尽可能多的中心地区建立完备的医学校。他的提议获得大会一致通过。[39]关于建立医学校，此后多年其他西方传教士也提出类似看法：通过中国医学传教士是实现中国基督教化最好方法；西方传教士肯定要离开中国，而中国传教士必将代替其空缺，因此必须建立医学校培养中国医学传教士继承西方传教士未完成的事业；医学传教是传播福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医学教育则是医学传教必要形式；建立医学校将使基督教在正在觉醒的中国的医疗职业中发挥重要影响，从而奠定在中国建立上帝之国的基础。[40]
日俄战争后教堂和礼拜堂在中国东北各地重新建立起来，而且逐渐形成大规模的奋兴运动。奉天建起两座基督教堂采用当时流行的西方风格。1907年，东关教堂开门，人们蜂拥而至，而官员与商人等非基督教徒则向其表达善意；教徒数量增加缓慢但是非常稳定，而且在教育水平方面有明显提高。同时许多基督徒灵智的深度和高度前所未有,刘全岳牧师就是其中代表。他是中国东北第一名新教牧师，他儿子是克里斯蒂医生的助手，他的孙女后来成为中国东北第一批医科大学女大学生。他首先进行了公开的忏悔，还决定捐出商业投资十分之一给教会及其社会事业如盛京施医院、教会学校，拿出部分时间巡诊。奉天基督教普通教育不断进步：1910年，奉天文会书院新教学楼落成，东三省总督锡良资助用地并且出席落成仪式；1911年，奉天基督教女子师范学校建立。如前所述，这也是适应当时东北地方政府新政，为中国当局资助。克里斯蒂建立医学院也是中国特别是奉天城新政与教会教育发展推动与刺激的结果。盛京施医院16名多年布道的牧师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近代教育和神学培训。克里斯蒂认为：时代需要新型的牧师，而只有经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才可以领导着中国教会。[41]当时有传教士在1906年指出这是基督教教育在中国发展的大好机会。[42]
还有一些情况也刺激了克里斯蒂的计划。当时日本人也计划在满铁附属地建立一所医科学校，招收中国和日本学生，但完全用日语上课。同时奉天城自开商埠后，奉天及其商埠地外国人人数正在增加，总领事馆、中国海关、邮政与京奉铁路外国人都期待着唯一外国医生克里斯蒂服务。在要求国内教会派遣另一名医生前来还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克里斯蒂计划让领事馆等人员承担提供一个医学传教士的工资，同时此人还可以参与医疗与教学工作。1908年，他想在国内招募一个医学传教士，而他就有时间进行教学工作。[43]
2、筹办奉天医科大学经过
但是基督教长老会关东大会没有支持他的医学教育计划，而寄希望已经成立北京协和医学院，而克里斯蒂确信北京协和医学院不可能满足东三省对西医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医生日益扩大的需求。祸不单行，这时中国南方某商会突然购买了克里斯蒂一直想要的医院附近那块地，以便建起两层的商会大楼，而其演戏和举办宴会将很影响医院工作。此时赵尔巽被调走，幸运的是继任者徐世昌同样开明与友好，他阻止商会大楼工程，还把其地契交给克里斯蒂。与此同时，一些苏格兰来访者、徐世昌总督与奉天巡抚先后参观盛京施医院后，苏格兰人承诺至少在5年之内每年捐助100英镑，而以东三省总督为首的11位官员向盛京医院捐赠3100两白银(440英镑)。[44]颇具戏剧性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建立教会医学校，基督教长老会关东大会反而不热心，而下面苏格兰长老会外国传教委员会也只是有限支持，如同一位西方传教士所言应该是教会实际面临空前繁重的任务而难以提供慷慨的资助，这应该在建立医学校中促使其加快中国化的进程。[45]
1908年末，一直期待的拉塞尔·杨到达奉天城，负责服务西方人，克里斯蒂因此有更多时间筹建医学院，但是建立医学院还需要建筑、设备以及至少两名教授。基督教长老会关东大会授权给他回英国为奉天医学院募集资金，1909年春天，他全家回国募捐，同时再招募两名医学教师。他首先求助苏格兰长老会外国传教委员会，其大多数成员对他的奋斗目标抱同情态度，但认为不负责医学教育工作，因此作出决定:医学院资金必须来自正常传教费用之外，而教会没有义务资助医学院，医学院资助费用不超过4000英镑。即使如此他坚持不懈，散发5000份呼吁信，介绍他建设医学院的计划，获得热烈反应。1910年9月，他已经募集了4899英镑捐款，同时找到两名非常优秀和合适的教授人选：莫乐尔（Mole）和他的朋友亚瑟·嘉克森（Arthur Jackson）。1910年秋天，他回到奉天城，基督教长老会关东大会和丹麦路德会组建校务委员会，制定和公布招生简章，他向其提提交财务报告。医学院建筑师慷慨地提出削减其收入作为捐助。人们完全确信第二年早春将开工建设，在1912年中国新年之后将最后竣工。克里斯蒂的美梦就要变成了现实。[46]
但是冬季中国东北爆发空前鼠疫，东三省总督锡良正式聘请克里斯蒂为政府的首席医疗顾问，成立奉天鼠疫防疫局。亚瑟·嘉克森医生1910年11月来到奉天城，当时还不到27岁，为了帮助中国的抗疫战争，接受克里斯蒂邀请筹建医学院工作，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毅然加入防疫工作，不幸于1911年1月25日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安危当作他自己的义务，这是什么精神？这是真正的医生的救死扶伤精神，这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博爱精神，每一个基督徒和医学生都要学习这种精神。锡良致函慰问他母亲，还提供一万美元(学900英镑)抚恤金，他母亲将其全部捐给了医学院，而作为会应锡良捐助了4000美元。医学院还没有成立，但是嘉克森已经成为其光辉榜样。当隔离营需要4个人去管理时，盛京医院12名助手和药剂师自愿报名，没有人退缩。抗击鼠疫的斗争面临着许多困难，特别是极端缺乏专业助手，因此盛京施医院学生不得不当作医生来使用。疫情解除后，中国政府邀请各国专家参加在1911年4月举办的奉天国际鼠疫研究会议，而克里斯蒂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他们被邀请前往北京，获得摄政王、庆亲王等中国统治者接见。而奉天政府请求克里斯蒂在医学院中确保增加一个教师。他将负责在鼠疫等传染病防疫工作，其工资由政府提供。抗疫战争遭遇的问题与最终的胜利，使西医获得高度认可，而这无疑增强建立医学院紧迫性与说服力。[47]
3、奉天医科大学的校园、招生与制度
1911年春天，因为鼠疫而耽误的盛京医学院建筑终于开工，并且很快建成了。但是在一天夜间，鼠疫预防委员会建筑突然起火，盛京医学院刚刚完工的建筑与其只隔着一条狭窄小路。人们奋力救火，但是起火建筑房顶随着一声爆炸塌落下来，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火魔蔓延。然而风缓和下来，然后转变方向，盛京医学院毫发未损。1911年夏季，英国与中国政府先后分别授予克里斯蒂"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帝国宝石星勋章"，然而他认为这不是给他个人的荣誉，而是对所有医学传教工作的表扬。当时中国社会许多传统偏见已经发生动摇，例如尸体解剖可以自由地做了。当地中国报纸免费刊登医学院入学考试公告，其中主要日报刊文支持医学教育。赵尔翼又返回奉天城担任东三省总督。现在他对自己离开以来的进步非常感兴趣，还赠送医院一块地皮，同意资助医学院建设。[48]
盛京医学院要求于11月报名考试。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但是还是有270人按期报考，最终有142人参加了考试。在奉天有73人考试，其中半数以上的人都剪了辫子。11月25日和26日两天举行考试。26日晚上，奉天城发生大屠杀，许多人只是因为没有辫子而丧生。盛京医学院录取50名考生，其中近四分之三是基督徒。1912年3月28日，盛京医学院在其教学楼前举行开学典礼，唱歌，祈祷，发言，就平静开学了，而当时克里斯蒂被工作压垮了而不得不在营口休养，不久回国治病。[49] 医学院在诞生之日命名为奉天医科大学（Mukden Medical College）。
起初，奉天医科大学的教学人员稍显不足。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缪尔医生与丹麦路德会传教士安乐克（Ellerbek）医生先后加入。到1913年秋天，奉天医科大学已经有7位医务人员和一位合格药剂师。如前奉天洋商代资助聘用的拉塞尔·杨医生，于帮理医院各事之余，则教授功课。其他城市一些医疗传教士也承担起学院的一些课程。盛京施医院对奉天医科大学临床教学最为重要。盛京施医院有110 张病床，后来在政府划拨土地与外国资金帮助下建设一座两层楼房，增加了50张病床，而且门诊患者增加了许多，这为奉天医科大学临床实践提供有力支撑。盛京施医院现在有外科、内科和眼科3个候诊室，还有一个很大处置室与电疗室，支持4位医生同时接待患者，学生们也可以轮流实习。盛京施医院现在已经有两间明亮的现代化手术室，使学生们能够进行直接的观察。奉天医科大学开始是五年学制，开设英国医科大学一般课程，其水准和专业考试尽可能接近英国医科大学标准。除了英语课程，奉天医科大学其他课程均用汉文授课。在奉天医科大学所举行的第一次课程考试时，奉天教育厅应奉天医科大学请求派一名代表现场监督。克里斯蒂还拟请参赞梁大人参与大学管理，但是地方当局没有批准。奉天医科大学的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更加系统地学习医学知识，数年之后将成为高素质的住院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而虽然在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学生如王少源医生同样受教五年，相比之下则没有接受过这样系统教育。当奉天城新贵张作霖要求克里斯蒂推荐一位军医官建立军队医疗机构时，克里斯蒂指出王少源的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与上述局限性，因此他在推荐王少源，王少源也认识到自己问题而听从了推荐。显然，克里斯蒂认为所谓的盛京西医学堂并非正式的完全系统的医学教育，因此他竭力建成奉天医科大学。1912年，奉天医科大学正式成立，他兼任校长，制定校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当年9月，奉天医科大学正式成立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东北地方政府承担其计划内办学经费，还于1914年派遣东北矿务局局长王正黼（王正廷兄弟）担任学校董事长。1923年，克里斯蒂辞职回国，由丹麦人安乐克接任校长之职。克里斯蒂回国后仍然致力于为医院与学校募捐工作，直到1936年逝世。他先后被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皇家外科医学院选举为院士。1930年，遵照他“应将学校与医院的管理逐渐转交给中国人”的嘱托，奉天医科大学改组校董会，其董事中国籍占三分之二，由中国高文翰任校长，但是九一八后山河易色，日益受制于日本帝国主义。[50]
1913年1月，北京举行中国医疗传教士协会三年一度的会议，此次会议由克里斯蒂主持，其决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他的医学传教思想。与会者认为:教会医学教育非常紧迫，应该置于医疗传教工作优先位置。大会通过如下决议: 1、建立医学院和医院的惟一目的是通过对身体和心灵的治疗为中国人民祈祷神的赐福，通过对知识青年医学教育使之成为完全合格医生从而为自己国家做出更大贡献；2、我们并不想创建永久性外国机构，我们应该寄希望于中国人自己逐渐并且最终负责与解决医学院和医院的人员、资金和管理问题；3、协会希望把教会医学院置于政府教育部管理之中，与民国政府进行全面合作，并获得民国政府的支持，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中国建立起强大完备的医疗职业。[51]3月，美国基督教领袖穆德来到奉天城演讲，奉天省教育部门负责人主持，在其命令下奉天城公立学校5000名在读与毕业学生出席，而演讲位置就是克里斯蒂与罗约翰在三十年前遭受民众石头袭击和十三年前义和团屠杀教徒的狐庙前。[52]显然，奉天城社会对基督教态度发生巨变！
小结：医学传教发展之模式：从医院到医学校
纵观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晚晴历史西方传教士一般在中国首先是建立西医诊所或者医院，然后在医院附设西医学堂，最后建立医科大学或者医学院，总之西方医学传教呈现从医院发展到医学校的模式。如创始于1887年的辽阳施医院，后受传教士仁某捐资于1892年在其西院修建名为仁母院的医学校。医院当时没有护士，由其学生帮忙拿药、处置伤口和敷药。1888年，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高积善来到吉林，于1892年在旅店中租房作为诊所。后受英国长老会资助3000两白银，在吉林城建立礼拜堂和施医院，后在义和团运动中焚毁。在清政府新政期间，东北医疗传教事业的发展迅速发展，各差会纷纷通过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重建医院，建立医科学校。1902年高积善重返吉林，重建医院，后又增建女医院一所，并且开办医助培训班，共招收学生八届,直到1934年停办。丹麦路德会安乐克在安东天后宫街建立丹国基督教医院及其附属护士学校。[53]医学传教先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广州十三行开设眼科医局，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1859年，改称“博济医局”。1866年，改称“博济医院”，附设博济医学堂。1879年，博济医学堂改名为南华医学堂。1904年改称南华医学校，1930年改称岭南大学医学院。显然西医学堂开始都是附设于医院，然后成为医院与医学校甚至医科大学的过渡。
关于西方医学传教发展呈现这种从医院发展到医学校的模式，存在历史的必然性，而克里斯蒂医学传教案例具有一定代表性。
首先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对基督教特别是西医高度认可和迫切需要。从医院发展到医学校正逢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和正统思想儒学逐渐崩溃，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取而代之。克里斯提在1913年指出：过去两年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中国政府与公众对基督教态度的完全改变，基督教徒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基督教竟然成为救国之道。[54]另外，盛京施医院在疾病治疗、战争与自然灾害救助杰出表现，逐渐使西医为中国精英与大众接受，然后才可以使其可能接受西医教育。毕竟十年树树，百年树人。没有中国精英与大众对西方基督教特别是医学的高度认可，他们不可能下决心接受长达5年的教会学校医学教育。西方传教士认识到中国人的务实性，特别是体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各方面支持。[55]另外，中国东北政府和社会一旦形成对西医的高度认可，就会需要大量经过专业系统教育的医生，这样建立第一家东北医学院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势在必行。
其次盛京施医院自身发展的需要与结果。当中国精英与大众认可，教会医院发展迅速发展，需要大量专业医疗人才工作，克里斯蒂进行的被国人称为盛京西医学堂的培训工作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这就需要建立培养专业医疗人才的西医学校乃至医科大学。盛京施医院的发展不但要求建立奉天医科大学培训更多的医学工作者，而且为建立奉天医科大学提供良好而充足的临床实习条件。同时克里斯蒂领导下盛京施医院的杰出表现，使赞助人相信他可以建立一所同样优秀的医科大学。
最后创办人自身医学传教思想发展结果。作为一位在中国工作四十年的西方传教士，克里斯蒂认识到中国文明与中国社会的活力与潜力，同时认识到列强包括西方教会力量的局限性，因此坚信只有基督教中国化，中国才有可能基督教化。克里斯提对教会及其教育医疗事业中国化态度与政策顺应了中国教会的自立精神，也激励中国人支持建立医学院。克里斯蒂积极践行医学传教，认为这与基督教中国化是中国基督教化最好方法，于是他提出培养中国医学传教士，这就必然建立西医学校。
[1]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是英文名称Dugald Christie中文音译名称，而司督阁则是其中文名称，本文统一使用克里斯蒂。
[2] 陈兆肆：《借医布道：走在医疗与传教之间》，《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
[3] 邱广军：《司督阁在中国东北施医布道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9月。
[4] 邱广军、杜辉：《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医疗传教活动探析》，《兰台世界》2012年11月上旬。
[5] 姜德福、刘彬：《基督教在近代辽宁的传播策略分析》，《文化学刊》2012年1月。
[6] [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张士尊译，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伊泽·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张士尊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仲明主编《奉天医科大学简史》，中国医科大学，1992年。
[7] 高云飞：《近代东北基督教教会医院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8] Austin Fulton，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1867-1950. Edinburgh: Saint Andrew Press，1967，pp245-294.
[9] 沈阳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辽宁旧方志·沈阳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序言、第282页。乔国祥：《蜚声中外的盛京医科大学》，《东城风韵：大东文史资料选萃》，沈阳市大东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年，第237、239页。
[10] University of Minnesota，Elmer L. Andersen Library，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Records of YMCA international work in China，Box 75. Elmer Yelton, General Secretary, Mukden, Manchuria.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 30, 1913，p1；Report of investigation concerning building in Mukden，May 28-29,1914，p1.
[11] John Ross, Mission Methods in Manchuria.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3，p6.
[12] 徐炳三：《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第41-2页。
[13] [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89-128页。
[14]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1916)，p197．
[15] 马林：《李提摩太在华传教方式的转变》，《沧桑》2011年6期。
[16] [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332-344页。芝田研三 :《满洲宗教志 》, 满铁社员会 ,1940 年,第269 -276页 。Hyung Shin Park，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in Southern Manchuria，1867-1931: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Ph.D.The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8，pp132-5.
[17] [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8-9、11-14、19-29页。
[18] Boyd Robert Higginson,Waymakers in Manchuria: the story of the Irish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to Manchuria, p27.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第182页。《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西医院——盛京施医院》，《东城风韵：大东文史资料选萃》，沈阳市大东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年。Hyung Shin Park，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in Southern Manchuria，1867-1931: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Ph.D.The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8，pp133-4.
[19] [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第39页。
[20] [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42-3、45-54、289-291、294-5、299、305页。 [英]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伊泽·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 第5、8页。
[21] [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71-2、311、313页。
[22] [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 第55-6页。
[23] [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62-8、69-76页。[英]克里斯蒂，伊泽·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9-11、23、26-7、64-6、68-9页。 刘仲明：《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2-3页。
[24] 黄四奎与姓洪的汉语教师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是张士尊在以下这两本书翻译成为两个人，而根据刘仲明回忆应该是洪步斗。[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68-9、324-6页。[英]克里斯蒂，伊泽·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70-1页。刘仲明：《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7页。
[25] [英]伊泽•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68-9、80-1、99、326-7页。[英]克里斯蒂，伊泽·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71页。 邱广军：《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第51-52页。克里斯蒂在下文中说有13人申请，在1891年（应该是1892年）3月组织初试，录取7个人。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October，1,1892，p354；November，1,1893，p323.
[26] 刘仲明：《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7页。刘仲明等编辑《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简史》，辽宁医学院出版，1992年，第1、9页。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37页。齐守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西医院——盛京施医院》，《东城风韵：大东文史资料选萃》，沈阳市大东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年，第234页。
[27] 盛京施医院成立男医院和女医院，主要是当时社会仍然保守，所以把男女分开。盛京施医院当时没有专门的妇科，所以不能把女医院等同于现在的妇科医院。在《奉天三十年（1883-1913）》中认为：1897年，盛京女施医院及其门诊成立。[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90-101页。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73-7、80-2、85、89、91-6页。辽宁省档案馆微缩资料：为补给英国医士司督阁宝星执照事，军督部堂。全宗号：JB14，案卷号：1916。 沈阳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辽宁旧方志·沈阳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年，第620-1页。刘仲明：《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87页。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September，1,1893，p262.
[28] [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03-112页。[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36-7页。
[29] 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著《沈阳历史大事年表》，第309页。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一O一一九二O)》（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16-517页。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第一辑）》,1991年，第49页。
[30] [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15-7、121-3页。J.W.Inglis，“Notes on the Situation in Manchuria.”The Chinese Record，May，1906，pp253、254.
[31] 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著《沈阳历史大事年表》，沈阳：沈阳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32]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第一辑）》,1991年，第51页。《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2集下册，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23页。
[33] 《沈阳历史大事年表》，第317页。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1-3页。James Webster，“Sidelights from Manchuria.”The Chinese Record，September，1906，p525.
[34] [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30-7页。[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67、170-3页。刘仲明：《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0页。齐守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西医院——盛京施医院》，《东城风韵：大东文史资料选萃》，第235页。James Webster，“The Opening Days New Hospital at Moukden.”The Chinese Record，May，1907，pp290-2.
[35] 刘仲明：《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1页。刘仲明等编辑《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简史》，第1、9页。中华续行委办会编辑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37页。
[36] James Webster，“The Opening Days New Hospital at Moukden.”The Chinese Record，May，1907，p291.
[37] J. B. NEAL, M.A., M.D. ，“Medical School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October，1913，p596.
[38]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212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45-6页。
[39]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81 -7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38-9页。
[40] J. SHIELDS，“Why We Need Medical Schools？”O. L. KILBORN，“The Medical College.” The Chinese Record，October，1913，pp597，599，600, 601.
[41] 我改动部分译文如：教徒数量增加缓慢但是非常稳定，但是在教育方面有特别迅速发展，显然标准有明显的提高。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74-5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40-4页。
[42] E. W. Burt，“Christian Education: A Great Opportunity.”The Chinese Record，August，1906，p446.
42 [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46页。
[44]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89 -193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47-150页。Austin Fulton，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1867-1950. Edinburgh: Saint Andrew Press，1967，pp245-6，253. F.W.S.O’Nrill，“The Outlook in Manchuria.”The Chinese Record，August，1912，p451.
[45] Thomas Gtiuson ，“Medical Education :— A Revolution Necessary in Medical Mission Policy .”The Chinese Record，October，1913，p602.
[46]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93-4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50-5页。Austin Fulton，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p251.
Hyung Shin Park，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in Southern Manchuria，1867-1931: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Ph.D.The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8，p135.
- 刘仲明等编辑《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简史》，第9-10页。
[47]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98-214页。Austin Fulton，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pp249，253.
[48]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224-5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69-171页。
[49]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225-7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79页。Austin Fulton，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p251.
[50]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227-8、232页。[英]英格利斯：《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第197页。英国医士司督阁函称在奉天创设学堂拟请每年给银三千两情形，奉天省长公署。全宗号：JC10。案卷号：2582.辽宁省档案馆馆。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43页。刘仲明等编辑《奉天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简史》，第10、11页。据校史，1925 年，奉天医科大学改组校董会，其中国籍董事占多数，与教育志不同，本文以教育志资料为准。
[51]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187页。
[52]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233-6页。
[53] 张振华．辽阳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59-68 页。金庆阳．吉林高大夫医院，中国人民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吉林省文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宗教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 转引自高云飞：《近代东北基督教教会医院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5页。
[54] [英]克里斯蒂、英格利斯：《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3、233-6页。
[55] Austin Fulton，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