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翠：费氏家族（Fitch Family）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以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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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翠（南京大学）

摘要：本文以一个在华生息繁衍的美国传教士家族——费氏家族的女传教士为研究对象，以家族为切入点，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内有关家族史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以一个家族、一群女性、一个典型三个层次来铺陈女传教士在家族、个人、在华传教之间的互动与互促。

关键词：费氏家族，女传教士，近代中国

前言

女性与宗教研究是学术发展史上新近呈现的跨越文化体系与学科体系的综合性研究。中外学界关于近代女传教士入华活动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相较于成果丰硕的男性传教士的研究而言，仍是亟待耕耘的学术领地。从研究的路径来看，大致主要沿袭传教史、性别史的研究路径，群体研究、个案研究皆有呈现。早期如1984面世的美国学者简•亨特著《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1]一书，从来华传教士群体中将女传教士彰显出来，梳理了美国女传教士群体兴起的历史背景、维多利亚时代美国女性文化及女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及其对中外的影响，并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初期中国普通人生活片段及中国妇女的处境。[2] 21世纪初，林美玫的相关研究对学界启发很大，如对于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活动中“纯正妇女意识”展现的研究，运用性别空间概念探讨在华女传教士等，[3]其著作《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锁定在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的研究，探讨她们来华的差传心理、行为表现以及影响，结合中美宗教史与妇女研究，引入社会学中的种族—性别—阶级的理念以及差传学中宗教与文化相互动机理论，展现女传教士、妇女与基督教在华发展的联动互促。[4]内地学界对于女传教士的关注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近十年，但成果不少，一是女传教士的回忆录、传记得以在内地出版，如安娜•普鲁伊特的回忆录《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往日琐事：一位美国女传教士的中国记忆》、赵中亚著《弘道遗爱：来华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传》；二是探讨女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其影响的学术论文涌现，涉及性别与宣教、传教动因、角色审视、边疆意识、性别观、女性启蒙、妇女解放、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如吴宁的《播道与兴学——晚清英国殉道会女传教士在广州活动考述》、梁育红的《加拿大长老会女传教士在近代豫北地区的活动及影响（1889-1949）》分别论述了女传教士在广州、豫北地区的传教活动；三是着力于研究力量培养的硕博士论文亦有不少，如朱骅的博士学位论文《赛珍珠与何巴特的中美跨国写作: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意识”》、陈妍蓉的《三位女传教士在甘新大道沿线社会（1923-1936）：以传教士记录为中心的微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使得女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面相更加丰富，研究的视角与理路都得到一定的延伸，但，总还会有不断的扩展。

以往对于女传教士研究对象的锁定，主要归于两端：群体研究或个体研究，群体研究难以突出个性，个体研究又有以偏概全之嫌。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个在华生息繁衍的美国传教士家族——费氏家族的女传教士，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尝试以家族为切入点，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费吴生档案内有关家族史料及其他相关资料，以一个家族、一群女性、一个典型三个层次来铺陈女传教士在家族、个人、在华传教之间的互动与互促。

一个家族：费氏家族（Fitch Family）入华及其繁衍

美国新教入华可谓是姗姗来迟，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已超过英国成为在华传教规模最大的国家”，^[5]对中国的影响已不容小觑，在中国社会发展、反侵略战争、政权转变的过程中动荡起伏，因应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美国新教入华传播高峰期，新教在华传教士人数激增，1889年新教在华传教士仅1296人，7年后，1906年则增至3883人，到1919年达到6636人，30年间增加了5倍多。新教在华的各项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统计，1919年新教在中国有6391个教堂，8886个“福音中心”。^[6]费氏家族（Fitch Family）正是在这一基督教在华发展由初澜走向高潮时期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这片土地结下深深的缘分，亲历并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1870年，美北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简称PCUSA）传教士费启鸿夫妇来到中国,以费氏夫妇为起点，其家族五代在华，家族成员中有十六位在中国服务传教，如其子费佩德(R.F.Fitch)曾为之江大学校长；费吴生(G.A.Fitch)曾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南京大屠杀时期为国际安全区总干事；其女婿高伯兰（A.R.Kepler）曾为中国基督教全国协会总干事，致力于合一运动。这是一个比司徒雷登家族更具影响力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家族，其家族成员加起来在中国服务的年数超过五百年。

费启鸿（乔治•菲尔德•菲奇，George Field Fitch，1845-1923）1845年6月28日出生于俄亥俄的埃文市，1866年毕业于俄亥俄西部保留地学院(Western Reserve College)，随后1869年毕业于莱恩神学院（Lane Seminary）并接管了巴达维亚的教堂。同年，其与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结婚。为开展在中国的传教事业，1870年费启鸿夫妇来到中国，从此在中国传教53年。

费启鸿^[7]是美国北长老会入华传教士,曾先后在苏州和宁波传教,从1888年起出任上海由美国北长老会所主办的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的主任,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China Medical Journal），后来又兼任了在美华书馆出版的著名新教在华传教使团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的总主笔，前后时间长达18年之久。^[8]

1902年，费启鸿将美华书馆从苏州河南岸的北京路清源里迁往北四川路横浜桥，自己也迁居虹口。在费启鸿的领导下，美华书馆发展成早期上海著名的出版印刷机构。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均与美华书馆有渊源关系，而且创办过程也得到了费启鸿的支持和帮助。1923年，费启鸿在上海逝世。1925年，长老会将思娄堂迁往虹口窦乐安路（今多伦路）重建时，更名为鸿德堂，以纪念费启鸿夫妇对长老会做出的贡献。

费启鸿夫妇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两子三女，都出生在中国,其中三个出生在上海，两个出生在苏州。费氏夫妇及其子女情况大致如下所示：

费启鸿(George Field Fitch)＆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夫妇子女

长子：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生于1873年，1898年5月10日与伊萨多尔•克劳斯 （Isadore Kloss）结婚，育有四个子女。1937年6月26日与May Robson(1881)结婚，无子嗣。

长女：玛丽（Mary Elliott Fitch）生于1875年，与弗里德里克·图克 （Fred Jagger Tooker）结婚，育有六个子女。

二女：珍妮特（Jeanette Griswold Fitch）生于1878年，1903年与雷蒙•开普勒（高伯兰，Asher Raymond Kepler） 结婚，育有五个子女。

二子：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生于1883年,1910年与阿尔伯塔•肯普顿（Alberta Kempton）结婚,生育四个子女，1919年因病去世。

1924年，与杰拉尔丁•汤森德（Geraldine Townsend）结婚，生育两个子女。

三女：爱丽丝（Alice Raymond Fitch）生于1884年，与威尔弗里德·哈里森 （Wilfrid Harrison）结婚。^[9]

这五个孩子在父母的教育及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长大后，几乎都继承了传教士的家族传统，走上了入华传教的道路。费氏家族的第三代亦有大多数人出生、成长并服务在中国，费吴生等五兄弟姐妹的家庭亦是人员众多，这五个家庭的情况，笔者根据费吴生夫妇档案所述大致整理如下：

一 费佩德的家庭

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1873年-1954年），美北长老会入华传教士，宗教学者、教育家、作家、摄影师。出生在上海，1898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复来中国任宁波长老会所办中学的校长，后担任之江大学第四任校长、副校长等职。在中国度过了成年后几乎所有的时光，^[10]费佩德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在1936年过世，为其生育四个子女，第二任妻子在1937年与其结婚，并无子嗣，其家庭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任：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伊萨多尔•克劳斯 （Isadore Kloss）

1.Margaret Shelly(1900)，先后与Cyil Cheatham ,Jack Clarke结婚

2.Robert Elliot Fitch(1902),与Marian Dewitt结婚，有三个子女

3.Catherine 先后与Joshua Venter, Murray Emeneau结婚，有两个子女

4.珍妮特 (Janet，1909)与John K. Sewell 结婚，有两个子女：Nym和Roy

*第二任：费佩德与May Robson(1881)于1937年6月26日结婚^[11]

费佩德的家庭亦曾有数代人长期在杭州生活，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家庭。

二  珍妮特的家庭

珍妮特与高伯兰（A.R.Kepler）育有四子一女，详情如下：

Jeanette Griswold Fitch＆Asher Raymond Keppler (高伯兰),育有五个子女

1.Raymond  Fitch  Kepler(1904.5.17)与Margaret Blain结婚，有四个子女

2.Kenneth McLellan  Kepler(1905.10.15)与Kathleen结婚，有三个子女

3.William Henry  Kepler(1910.12.6)先后与Mary(Molly)Bartholomew，

Frances结婚，有一子

4. 4. Mary Bader Kepler (1913.9.6，Mrs. Stanley Hoffman)与Stanley Hoffman

结婚，有三个子女

5. 5. Alexander Rockwell Kepler（1917.8.29）与Elizabeth Martin结婚，

有两个子女^[12]

珍妮特与高伯兰的子女亦有3人为传教士，夫妇二人在华传教时期，其子女亦协助相关事业。

三 费吴生的家庭

费吴生（George）成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先后在上海、南京、重庆、兰州等地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在华总干事38年。费吴生先后有两任妻子，共生育有6个孩子：四子二女，其家族人员信息较为清晰，如下：

1.费吴生与第一任: Alberta Kempton 1910年结婚，生育两儿两女

（1）玛丽恩•凯斯琳 (Marion Kathleen//Marion Chubbock Fitch), 与约翰•埃克斯特（John Exter）结婚，育有四个子女

（1-1）John Exter(1942.10.28),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1-2)  双胞胎 Janet 和Nancy Gray(1944.6.23) 分别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和卡萨诺维亚专科学校

（1-3）George(1953.8.8)

（2）乔治•肯普顿（George Kempton Fitch），最后在哥伦比亚。

（3）艾伯特凯斯特林（Albert Casterlin Fitch）与塞西莉亚•史密斯（Cecelia  Smith）结婚，育有三个子女

（3-1）Edith Gisele

(3-2) George B.

(3-3) Kim

（4）伊迪斯（Edith  Casterlin Fitch）与第一任Albert Troychak结婚，

育有三个子女

（4-1）Tanya Alberta

(4-2) Steven

(4-3) Aleda

伊迪斯与第二任 弗瑞德•斯蒂芬斯(Fred Stephens//Fred Stevens) 结婚，

育有一子（4-4）Frederick Kempton

2.费吴生与第二任杰拉尔丁（Geraldine Townsend）1924年结婚，育有两子

（5）乔治•汤森德（John Townsend Fitch）与玛丽•霍尔 （Mary Hall）结婚，育有六个子女

（5-1）John Logan

(5-2) Robert Kingsley

(5-3) Mary Margaret(Peggy)

(5-4) George Lawrence

(5-5) Thomas Alan

(5-6) Laura Eliot

（6）罗伯特•麦克莱伦（Robert McLellan Fitch）与雷塔•佩克（Reta Peck）结婚，育有三个子女

(6-1) 大卫•汉密尔顿•阿什莫（David Hamilton Ashmore）

(6-2) 道格拉斯•杰拉德（Douglas Gerald）

(6-3) 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13]

他们的家庭成员分散在七个国家，当克里斯托弗出生时，费吴生已经拥有了20个孙子女。

四   玛丽与爱丽丝的家庭 

费吴生的姐姐玛丽成为一名医务传教士，并随后嫁给了同在一个布道团的传教士医生弗里德里克•图克，图克家族的第二代。图克家族关系如下：

1. Nathaniel Tooker(-1912)与第一任妻子Anna Christine Danforth育有三个子女

• Mary Robert Tooker(1868)与Henry B.Heylman结婚
• Frederick Jagger Tooker(1871.12.20-1952.12)1907年与Mary Elliot Fitch(1875.3.27-1960.4.27)结婚，生育六个子女

（2-1）Dorothea Danforth Tooker(1908)与James Joseph Ketchell结婚

（2-2） Nathaniel Tooker(1910)与Elizabeth Ringland结婚

（2-3）Marjorie Kendrick Tooker(1912)与Stephen Martine Whittlesey 结婚

• Alice Ruterford Tooker(1913)
• Frederick Fitch Tooker(1915)

（2-6）Mary Delmer Tooker(1916)

（3）Gertrude Tooker

2. 2. Nathaniel Tooker(-1912)与第二任妻子Sarah Brown育有两个子女

（1）Margaret Tooker (1888-1960)与Rev. Reid Dickson 结婚

（2）Anna Tooker(1915)与 Henry Cotton结婚^[14]

费吴生的妹妹爱丽丝（Alice）早年亦在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后嫁给了一位英国商人威尔弗里德·哈里森 （Wilfrid Harrison），有关他们的信息在费吴生的自传中鲜少提及，在费吴生夫妇档案中存有一些往来家信，但也难以判断家庭情况等，所以，谨在此一笔带过。

费氏家族人员众多，而且费氏家族几代成员在中外之间构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费氏家族（Fitch Family），成员之间亦保持着“家族公开信”形式的通信传统，如下图1所示：

图1： 费吴生1937年7月在南京写给家人的信，信中提到了家人在青岛的假期，及当时日军侵略南京前费吴生在南京观察的形势。

费氏家族成员常年向整个家族汇报在中国、美国或其他地方的生活或工作情况、各地见闻、政教意见等等，特别是在中国政治动荡的年代，他们对中国政治动向、社会人心、中外局势的观察尤其细微，且参与期间担任重要角色。

根据费吴生夫人（Geraldine T. Fitch）的手稿统计,这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族先后有16名成员在中国，加起来在中国服务的时间超过500年,从这个家族走出来五位医生、三位教育家、五位福音传道者、三位基督教青年会（男女青年会）干事，^[15]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广泛且深远。1979年1月20日，费吴生病逝后，将全部个人收藏档案由其后人捐赠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从而使得后世得以知晓这一家族的历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密切联系及深远影响，为学者研究美国在华传教士及传教史、抗日战争史、中西交流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个案。

一群女性：费氏家族女传教士概述

从1870年，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 Fitch）追随其丈夫费启鸿入华传教，迨至1970年代费吴生夫妇相继去世，这个家族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直接影响持续着一个多世纪。费氏家族中的女性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密不可分，并有数位成为传教士，入华宣教，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中国社会的联系越加紧密。费氏家族的女性不管是女传教士还是作为传教士的妻子或亲人，其因家族在华传教事业的缘故，已与中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际会。

第一代：费启鸿夫人

费启鸿的夫人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 Fitch，—1918）^[16]是一位著名的美北长老会女传教士。根据费吴生的回忆，其母亲在中国常被誉为最受爱戴的美国女性。她的兴趣和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从早些年对其子女的教育到监管两所教会学校、在家中举办女性基督徒的每周例会、编辑知名的季刊《远东妇女工作》、翻译若干首赞美诗、撰写两小册赞美诗以及在散文方面。赞美诗中一首题为《上帝的苹果》，还有一首题为《银色美景》。^[17]费启鸿夫人在华期间创办杂志，翻译文学作品，还建立了救助妇女的慈善机构，并且成为诸多中国妇女及儿童的圣经老师，也是一位学者。

创办主编多种杂志。费启鸿夫人曾在华创办远东妇女杂志《远东妇女工作》（Women's Work in the Far East），并长期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主编的《福音新报》（Glad Tidings Messenger）月刊, 1874年10月创刊，是用上海方言撰写的布道刊物。[18]

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费启鸿夫人还曾翻译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其1912年将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童话故事集《原来如此》（Just So Stories for Little Children）翻译为上海土话版《新小儿语》。此外还翻译了《大皇帝的差役》《多谢安五传》《第四博士传》《无形之画》《买你自己的樱桃》等多种儿童文学作品。[19]投身文学创作和翻译外，还通过教会学校、创办期刊锻炼、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编辑、翻译和作者。

敬献慈禧太后《圣经》。费启鸿夫人与李提摩太夫人等曾于1894年发起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号召女基督教徒捐钱，向慈禧太后赠送了一部由广州顶级银匠打造的《新约全书》作为其六十大寿贺礼。慈禧太后对外国女传教士们慷慨地回赠了礼品。[20]圣经由美华书馆印制，封面由银质硬面精装。[21]

1894年2月在上海传教士的一次会议上，几位女传教士提出了给慈禧太后敬献《圣经》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传教士协会理事会的支持，并委派一个七人小组实施这一计划。七人小组包括伦敦传教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主教、美国圣公会传教会的汤霭礼（E. H. Thomson）主教、美国圣经协会总办梅格思（Hykes）主教、英国与海外圣经会代理萨缪尔•戴尔（Samuel Dyer）、中国内地传教会代理主任范约翰（John Stevenson）主教、美国长老会费启鸿夫人、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李提摩太夫人（Mary Richard）。发动全国各地女教徒筹集了大约1200美元。[22]这一《圣经》由美华书局印制，为文言版的《新约全书》，慈禧太后接受了该书，并想知道牵头敬献礼物的人员姓名。英美公使分别提交了李提摩太夫人、费吴生夫人等二十位女传教士的名字。不久，美国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收到了总理衙门署名1894年12月15日的照会，其中关系慈禧回赠女传教士礼物记载如下：

贵大臣在案，十一月初一日，续准美馆哲翻译函送祝嘏之女传教士名单一纸，本署当代恭呈。御览奉懿旨，首事李氏、费氏（按：费启鸿夫人）每名赏给江绸一卷、大缎一卷、针黹一盒、手绢二匣，帮办女教士马氏等二十名，每名赏给手绢一匣、湖绉一卷。以上各件与本月十二日函送美馆，查收属其按单分交该女教士等祗领。业于本月十四日准美馆函复收到，转交在按，相应函达，贵大臣查照可也。[23]

这一次敬献圣经被刘禾称为是女传教士们精心设计的一场与清朝皇太后的交流，不同寻常，跟女权运动的兴起密切相关。因为，在中国的基督教组织从来没有任命过一个女性成为《圣经》翻译决策委员会的成员。白人女传教士自始至终被排斥在“知识王国”“智识交往关系”之外。她们在传教站的角色，是替丈夫和家庭服务和作自我牺牲。[24]这次女传教士与女教徒得以彰显其存在，慈禧太后奖赏的锦缎都被费启鸿夫人裁成小方巾，用中国蕾丝镶边（像小型的桌布），然后赠送给数百名捐献者，其中一些人身在美国和英国。^[25]

“希望之门”创始人之一。费启鸿夫人是“希望之门”（The Door of Hope）机构的创始人之一，[26]这是一个关爱被卖入卖淫行业的女孩的慈善机构，数以百计的女孩得到这一机构的关照。

此外，费启鸿夫人对来华传教士都十分关照，当时的上海并没有像之后出现的类似“传教士之家”的场所，于是美华书馆便多多少少成为几乎每个教派来上海的传教士们的集结地。费启鸿家的客房也经常容纳客人们住宿，这些客人要么是路过上海，要么是来监管他们的作品出版，这些作品包括词典、评论或是一些其他形式的作品。费启鸿夫人通常每天下午4点会安排一场下午茶，很多客人都感兴趣。他们的客人都是早期传教士中的中坚分子，例如，狄考文（Calvin Mateer）、倪维思（John Nevius）、郭显德（Hunter Corbett）、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花之安（Ernst Faber）、亨特（Hunter）、卜舫济(Hawks Pott)、来会理(Willard Lyon)、缪尔海德（Muirhead）等，费吴生曾回忆当时的场景，“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我家逗留的时间延长了很久。晚餐会并不是经常举办，但若有这样的晚餐会，通常都会发生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一般总是随后进行简短的家庭祈祷和播放音乐。常常是父亲吹奏长笛、母亲弹钢琴，或者可能是两人一起歌唱。”^[27]费启鸿夫人作为早期传教士中的中坚分子，不仅终身致力于各种传教活动，对于整个家族的未来都是与传教事业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代：费佩德夫人、珍妮特、玛丽、费吴生夫人、爱丽丝

费氏家族入华第一代及第二代，即费启鸿夫妇及其子女几乎全为传教士，这与其家庭背景以及人际环境密切相关。费吴生及其兄弟姐妹均在家中接受的教育，他们的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因此接受的也是传教士的教育。虽然后来都回国升学、深造，但最终还是选择为传教服务。

除了家庭教育，他们的人际交往基本以传教士为主，从小的玩伴到密友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如费吴生曾介绍其家族最好的朋友之一：莱恩斯家族，莱恩斯太太及其子女均成为他们的挚友，永恒的伙伴。莱恩斯一家即和费吴生一家差不多，也是传教士家族，大卫·莱恩斯（David Lyon）是一名在外服务的传教士。他的子女中，威拉德（Willard）后来成为首位派往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曾在神学院求学；查尔斯（Charles）后来成为一名医务传教士来到中国；苏菲（Sophie）即将嫁给查尔斯·法斯(Charles Fahs) 并成了一名杰出的作家；洛伊斯（Lois）来华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嫁给了之江大学的马托克斯博士(Mattox)。^[28]

因此，传教士家庭出生的费吴生及其兄弟姐妹长大后，几乎全部投入到在华传教事业中，而且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与传教士结合，组成家庭，甚至在自己的下一代亦是以传教为志业。因此，费氏家族的第二代，无论是费启鸿夫妇的子女还是儿媳均与传教事业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是女传教士。

女儿：珍妮特（1878-1945），1878年出生在上海，在当地上学，后来回到美国进行深造，1898年在伍斯特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后，在阿提卡、纽约的高中教书，教英语教的很好。在社区中则以音乐天赋见长，擅长器乐和声乐。 1901年秋，他回到中国，加入到其母亲的工作中。1902年12月15日，她被任命为传教士。1903年2月4日，珍妮特嫁给了开普勒（Kepler）家族的高伯兰（A.R.Kepler），从此与其一起从事传教事业。^[29]开普勒家族亦是传教士家族，夫妻俩和一些子女均在中国传教。

女儿：玛丽（Mary）后来成为一名医务传教士，并随后嫁给了在同一个布道团的传教士医生弗里德里克·图克（Frederick Tooker）。

女儿：爱丽丝(Alice)亦保持着家庭的传统，回到中国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并于多年后嫁给了一位英国商人威尔弗里德·哈里森（Wilfrid Harrison）。

儿媳：费佩德夫人伊萨多尔•克劳斯（Isadore Kloss）曾协助费佩德的传教与教育事业。[30]费佩德第二位夫人梅·罗伯森（May Robson）,于1937年6月间结婚。1938年间，参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委员会及生产组办事处设在圆明园路169号五楼520号，由费佩德夫人及李百强主持工作，费佩德夫人负责组织生产，从各难民营组织熟练女工进行绣花、手套等工作，支持救济委员会。 [31]

儿媳：费吴生夫人杰拉尔丁•汤森德（Geraldine Townsend Fitch）早年为美国卫理公会青年团契务德会在中国的总秘书，与费吴生结婚后，为基督教青年会服务，1937年因日军侵华携子返美，在美国从事抗战及援华事业，且成为美国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费氏家族的第二代女性几乎都投入到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各项事业中，虽然其从属的传教团体各异，但工作的本质确实一致的。新教入华传教初期，传教士的妻子们在正式记录上被列为“女性助手”。1902年，波士顿教会取消了这个职称，此后与传教士们结婚的妇女才自然地被看作是“妻子”。^[32]这也是教会在进入20世纪后的变化之一。费氏家族的女性，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正是经历了女性由助手到妻子的身份认同之路，她们既是助手、妻子，亦是女传教士，而从代际的发展来看，到第二代女性在整个家族的传教事业中选择性更大，与父母甚至丈夫分别为不同的机构服务，当然受到婚姻影响，婚后选择同一传教组织的趋势更加明显。不过，虽然受到家庭的影响抑或选择的制约，但并不影响其自身的发展，甚至可以运用家族与丈夫的资源成就自己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费吴生夫人的人生轨迹堪称典型。

一个典型：费吴生夫人——杰拉尔丁•汤森德•费奇

费吴生夫人杰拉尔丁•汤森德•费奇的人生轨迹在入华传教后，从一名独立女传教士，到婚后与丈夫协调传教，再转变到援华事业，与中国社会命运发展休戚相关，而且费吴生夫人对中美关系影响颇深。

一、婚前：理想的女传教士

费吴生夫人（以下或简称“费夫人”）早年服务于务德会（the Epworth League）[33]，是美国卫理公会（the State Epworth League Cabinet）团契成员，在该会大规模开设传教学习课程时，费夫人已是第二副会长。后来作为美国卫理公会青年事业者务德会在中国的总秘书（总干事），来到中国。对于为什么来到中国，在一本专门介绍费夫人来华进行青年团契的小册子《密西根去中国》（Michigan for China）中有专门讲述过原因如下：

早年汤森德小姐觉得她应该成为一名传教士。1919年，她接受了W.F.M.S.的召唤，并于当年秋季出发。突然间，就像上帝有时来那样，刘易斯主教宣称，务德会应该在中国。通过总秘书古斯利，到密歇根务德会，到亨德森主教，再到汤森德小姐。很快事情就摆在委员会面前了，马上决定了，而汤森德小姐接受了作为务德会秘书去中国。[34]

费夫人有做传教士的理想，在召唤下立即接受了使命，来到中国开创卫理宗的青年事业。最初在南京金陵大学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学习了一年语言后，她在上海开创了自己的办公室，找了一个中国翻译 ，为务德会的年轻人准备了文学作品及必要的材料。她到中国各地实地考察，向她在美国代表的年轻人汇报工作。第一次暑假旅行去到了福建、浙江一带，沿海遇到台风，还要安然回到了上海。[35]

1922年秋，费夫人志愿加入救济饥荒的工作，那是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影响到北方的五个省份。她被分配到保定府，负责一个为乡村女孩而设的庇护所。那时候在所里有62个女孩，最小的才五岁。[36]她在那里七个星期，并在工作中锻炼了自己听、说方言。

务德会青年团契的名言是“青年工作为青年”（Young People’s Work for Young People）。[37]费夫人为务德会青年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常年在外实地考察各地的青年工作情况，她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大部分的省份。因此，她写了大量的游记，介绍自己的见闻、风景，以及工作等，如《轿子:从龙田到黄石》《海棠岛》等。她还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感想都写成了工作汇报，发回给在美国的母会。

直到她与费吴生结婚之前，她还在为务德会青年事业在中国的开展操心。1923年8月10日，她写信给青年传教士朋友们，调查务德会在青年传教士从事海外布道活动的影响，其内容如下：

1923.8.10

亲爱的朋友们：

在中国，我总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实质上或暗示着说：“务德会在美国已经过时了”，或者说“务德会在中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作为对第一种情况的明确答复，我想知道今日到底有多少青年传教士在中国，是因为受了务德会的影响。现在你们能回答我如下两个问题吗？

Ⅰ）务德会，尤其是暑假学院（the E. L. Summer Institute）对你从事海外传教、布道的影响大概在什么程度？

Ⅱ）经过务德会大致的培训后，你准备为传教工作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愿意贡献任何有关第二种情况，即“务德会在中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的观点，我将洗耳恭听。最好，能在不久后收到你们的回复。请务必抽出时间写写。

您们诚挚的

杰拉尔丁•汤森德[38]

为了有效的引导，在信的结尾部分，费夫人还附上了一位传教士署名安德鲁的，回复给费夫人的信函内容。上面说：

我不得不说，我来到海外布道，在各个方面受到务德会的影响。唯一的一次参加暑假学院的还是在六七年以前，但是学院的氛围影响到我心灵深入，我没想到他们会来到海外。[39]

由上可知，费夫人在工作上很注重实地考察以及收集意见。从她来中国传教、布道可知，费夫人身上有如下特征：

• 她对海外传教事业极具热情，且热衷于自己的工作；
• 她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善于写信与各方面的人交流、沟通；
• 她善于思辨，写作能力较强，辩论、演讲能力强；
• 她具备海外传道的果敢与毅力，勇于开创新局面。

她热衷交际、善于词辩，这或许就是她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力，并能获得别人任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婚后：夫妻协同发展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事业

1924年，婚后，费吴生夫人转而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服务，投入到丈夫在华传教事业，并且走上发展中国社会上层的路线。费氏夫妇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笃。其出席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并且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婚后不久，费夫人邀请蒋介石夫妇聚餐，宋美龄回信，并且称，他们是蒋宋婚后第一与其一起用餐的美国家庭。[40]在政治上费氏夫妇极力为蒋介石的统治辩护，在实际行动上亦是全力支持蒋的训政大业。由下述所列1932-1935年间蒋介石夫妇与费夫人的通信，即可窥见，关系之深，之密切。

表1：1932-1935年有关蒋介石、宋美龄与费夫人间的书信一览[41]

作为宋美龄及中国妇女的朋友，费夫人被选为1930年在檀香山召开的泛太平洋妇女大会中国代表团的代表，这对于一个非中国人而言，是极大的荣幸。孔祥熙夫人是她小儿子的教母。费夫人是唯一一个受邀出席孙中山在南京国葬陵墓内仪式的美国妇女。美国大学妇女学会上海分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in Shanghai)前任会长,活跃于美国妇女俱乐部（the Amrican Women's Club）及上海市妇女组织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f Shanghai Women's Organization），她与本阶层妇女以及所到国家妇女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42]这些活动使得费夫人成为费吴生的得力助手，并且在外侨与中国人的圈子里不断扩大其影响力。

三、特殊时期：夫妻里应外合，其在美支援中国抗战

1937年日军侵略南京前夕，费吴生夫人携子返美，其与留在中国的费吴生里应外合，为传播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支援中国抗战作了很多工作，贡献良多。

当费吴生以各种通讯方式向费夫人传达自己的安危及南京的情况时，费夫人则在美国国内开始传播南京暴行、国际安全区的情况，以及费吴生的事迹。他通过给政要朋友写信，给各刊投稿，甚至自己撰写小册子等方式，为使更多是人知道南京的真相，支援安全区的工作，救济中国的难民而奔走。

1938年2月，费夫人给所有她所认识或有联系的人，写信，希望他们伸手支援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捐款养给难民，

委员会现在非常担忧，他们的食物供应即将断停。无论这个呼吁到达哪里，你不加快中国民间救济基金的筹集工作吗？在南京，20万难民都在指望那么一个外侨团体的给养，而他们的米面最多维持3星期，煤最多维持10天了。给养一个难民每天只需3美分，我的两个儿子约翰（John）和波比（Bobby）都已承诺给养一个难民。而您们，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能给养多少难民呢？[43]

费夫人以家人的实际行动，积极呼吁对中国的帮助，而且她还撰写了许多关于南京暴行及救助难民的文章，投稿发表，来扩大事件的影响，争取美国国内的关注及援助。1938年1-2月间，《联合》(Unity, John H. Holmes)刊载了大量费夫人投来的费吴生信件。3月9日，卫理公会《基督教导报》（Christian Advocate,Methodist）刊载了费夫人的《关于抵制的更多信息》（More about Boycott）。5月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NY Herald Tribune）刊载了费夫人的《为全人类起见》（For the Love of Man）。7月16日，卫理公会《务德先驱报》（Epworth Herald）刊载了费夫人的《以免他们死去》（Lest They Perish）。[44]费夫人的这一举动也收到有关各方的支持，如1938年，当费夫人把自己根据费吴生书信写就的文章发给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Chengting T.Wang）后，很快就收到了王正廷3月31日的回信，表示对费夫人写相关文章和书感到高兴，并告知纽约领事馆帮助费夫人联系出版商。[45]

费夫人对费吴生工作的配合，以及对南京暴行、安全区救济工作的宣传等，对费吴生回美宣讲之旅无疑是最大的帮助，夫妇二人的工作，为中国抗战争取了美国国内舆论的同情及孤立主义情绪的转向。费夫人在给布恩先生（Mr.Boone）的信中告诉他，“整个冬天和春天几乎都是同情中国和谴责日本侵略。最后的结果是日本不会取得战争胜利，进一步的财产损失、人员伤亡和无家可归者令她痛苦”[46]。为早日使美国转变中立态度，实行对日禁运，支援中国抗战，费夫人在费吴生返回中国后，仍继续与费吴生配合，积极活动。

费夫人在美国配合费吴生的各项工作，并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委托，在美国开展院外援华、反中立、对日禁运、宣传中国抗战等各项活动。她通过写信、请愿、报告、发表论文、巡回演讲等多种方式改变美国国内的中国印象，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早在1937年10月，费夫人等五人便联名写信给联邦教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在信中明确提出：教会的和平主义并不会使世界和平更近一步，只有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才是可以被接受和长久的。并在信中鼓励美国教会星期天为布鲁塞尔会议召开祈祷。[47]

根据1939年费夫人的总结报告，涉及每个月的行程，稿件的发表与录用情况及本月的消费等等，包括：

1月，采访了十多位参议员，其中有皮特曼（Pittman）、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等；

3月，写信给帕萨迪纳市的30位牧师，发起安全签名活动，有10000人签名；

7月，在国会委员会做第三次证词；给外交委员会的所有参议员写私人信件；油印大量信件支持皮特曼法案。

9月，将费吴生寄来的达赖喇嘛的照片发出后，被《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刊登；

12月，呼吁扩大道德禁运，推荐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好文章：罗斯福、格鲁、皮特曼等写给联邦调查委员会（Fed. council）简报，关于抗议的社论。[48]

从上述工作报告可知，费夫人奔走呼号之频繁与认真。她以极强的执行力，影响着美国对中抗战事业的一些转变。

费夫人将来自中国的信息及其在美的反中立、禁运活动等做成新闻简报发送给政要、友人或民众，根据费夫人回复美国全国妇女理事会米利根夫人（Mrs. Harold V. Milligan）的信中提到，她当时会不定期发送简讯给600多个朋友，[49]以便了解中国战事或相关活动。“废除排华—以配额为基础安置移民公民委员会”克兰斯通夫人致信费夫人，告知读到费夫人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迫切希望将费夫人的名字加入该委员会，并且认为费夫人给1000位朋友的信仍在进一步推动这次活动。[50]1942年费夫人寄给CIC（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先生们的信，她表示美国如果更多地了解与中国工业合作面临的问题的有关信息的话，就不会将其视作对中国民主的危害。这种合作开始于中日战争，因为只有很少人认为中国最终胜利依靠军事抵抗。如果没有政府帮助，企业无法维系。[51]除了不厌其烦的写信，费夫人还进行着积极的巡回演讲，讲述中国问题、远东局势等等，如下所藏费夫人进行巡讲的海报内容所示：

主题包括：（1）中立与正义；（2）不屈的中国；

（3）中国妇女与战时工作；（4）抵制：是还不是？

（5）中国的第一夫人；（6）民主在哪？

（7）中国重要人物；（8）对你毫无意义吗？

巡讲时间：

4月1-24日：华盛顿

4月25日-5月15日：前往西海岸途径克利夫兰、

底特律、芝加哥、奥马哈、洛杉矶

5月15日-6月15日：加利福尼亚 帕萨迪纳

6月15日后：中西部与东部一省，密歇根 戴维森[52]

1941年，费夫人在全美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演讲时说：美国人不能过于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经历了四年战争后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困境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没有我们的直接帮助，成千上万的人会死于饥饿和疾病。中国需要我们的帮助，提供食物和医疗给五千万（50，000，000）战争难民及其家庭，以及三十万（300，000）孤儿，支持他们迁到内地的工业重建，维持数百所学校和大学的教育。帮助中国遏制太平洋地区的极权主义，就是帮助保护我们自己的民主生活方式。[53]

不仅如此，费夫人长期关注中国，与宋美龄及其他中国政府高层的亲密的个人友谊，使她应美国政府要求就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问题作证。费夫人是唯一一个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中立修正和远东问题作证的女性。 [54]作为第一个加入DSR(Delta Sigma Rho)[55]的女性，费吴生夫人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辩论家和演说家。无论是在论坛节目还是演讲平台上，她都不是新手。她是上海主要英文日报的专栏作家，《密勒氏评论报》的书评人，英文《中国月报》特约编辑，并且在中国许多报刊和杂志上发表文章。[56]她是战时在美国社会缔造中国抗战形象、宣传中国抗战史迹的主要推动者，是远东问题的专家。

当然，费吴生夫人本质上还是新教在华发展的推动者，其撰写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文章手稿就有数十篇，如：

1.《新教徒的使命失败了吗？》

2.《新教与世界大战》

3.《惟恐他们灭亡》

4.《第十一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报告》

5.《如果美国卷入战争，作为基督徒参战吗？》

6.《伟大的基督徒祈祷文》

7.《混乱世界的复活节》

8.《社区教会妇女帮扶工作报告》

9.《圣战中的美国妇女》

10. 《坐着中国帆船：海坛岛与务德会》

而费吴生夫人有关中国宗教事务工作的报告更是繁多，并且夫妻二人还收藏了许多宗教杂志、刊物、著作，其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亦不可小觑。

小结

本文在写作之初，尝试兼顾女传教士的群像与个性，以家族的维度来解读女传教士的共性，以同一家族中女性不同的发展来解读女传教士的个体差异。希望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厘清费氏家族在华发展史基础上，提炼出费氏家族女传教士在华活动史迹以及影响，二是解读在传教士入华与在华发展的浪潮中，传教士家族的女传教士们是如何在家族、传教事业及中国社会中自处及发展，同时力图透过她们的视角来审视基督教在华发展及其影响。从最终的成稿来看，目前显然只能说是牵强达到了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诚需再花精力进一步深入的挖掘与深刻的解读，因此，也只能不揣鄙陋，谨将小文呈会讨论。

[1] [美]亨特著，李娟译：《优雅的福音：20世纪初的在华美国女传教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2] 万方：《近代美国来华女传教士的别样人生——<优雅的福音>书评》，《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3] 参见: 林美玫：《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十九世纪美国“纯正妇女意识”的展现》,《思与言》 1997年第2期；林美玫：《妇女性别空间概念用於十九世纪美国基督新教在华女传教士研究之探讨：并以美国圣公会为例》，《“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0年第17期。

[4] 林美玫著：《妇女与差传：19世纪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在华差传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5年，第1-2页。

[5] 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6] [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79-181页。

[7] 费启鸿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埃文市。他的父亲是佛蒙特州米德伯理学院的毕业生，作为弗里蒙特的长老教会牧师来到俄亥俄州，在其出生前，他便死于埃文。他的遗孀，后来与教会里的一名长老结婚。他是一位名叫哈福德的富裕农场主，费启鸿和他三位哥哥及两位妹妹就这样都在农场被抚养长大。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2.

[8] An American Looks at China Today—and at Americ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70.

[9]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5.

[10] 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第782页。

[11]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6.

[12]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7.

[13] 根据费吴生档案之家族史料、费吴生自传、乔治汤森德自传整理而成。（1）.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2）.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7.3.（3）John Townsend Fitch, What, When and Where :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Townsend Fitch,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3.

[14] Fitch Family,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8.

[15] An American Looks at China Today—and at Americ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70.

[16] 玛丽·麦克莱伦（Mary McLellan），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出生于苏格兰，后来移居到俄亥俄州的西储，并担任新完工铁路的财务主管。他后来在桑达斯基河（Sandusky）上建了一个工厂，也是一名弗里蒙特教堂的长老。她的母亲贝琳达·艾略特（Belinda Elliot）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 （1877-1881年期间美国第19任总统）的嫡亲堂妹，一名作家。

[17]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6.

[18]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 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51页;另见，梁碧莹著：《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248页。

[19] 宋莉华著：《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第487页。

[20] 沈弘、[美]罗伊·休厄尔著：《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徳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21页。

[21] 柯震：《近代印刷与虹口》，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虹口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苑》第7辑，1991年，第83页。

[22] 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第192页。.

[23] China Correspondence,全美圣经协会档案，第74A盘胶卷，转引自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第206页。

[24] 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第219页。

[25]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6.

[26]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6.

[27]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5.

[28] George A. Fitch, My Eighty Years in China, Taipei: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67, Pg9.

[29] Mrs.Asher Raymond Kepler,H.R. Memorial Minute,April 16,1945,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3-P7.

[30] 《费佩德夫人追悼会纪闻》，《之江校刊》,1936年第85-87期。

[31] 章建编：《中国红十字运动史料选编 第7辑》，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19页。

[32] [美]小爱德华•布里斯著，安雯译：《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1892-1932》，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152页。

[33] 务德会是美国卫理公会的the Epworth League的中文名字，是一个18-35岁的卫理公会青年人成人协会。1889年5月15日成立于克利夫兰的中央卫理公会教堂。在那之前，卫理公会有五个青年组织，其中卫理工会联盟1883年宣称有2万名成员；牛津联盟则是在卫理公会百年大会上组织成立的；还有青年基督教联盟。最初的务德会（埃普沃斯联盟the Epworth League）存在于1889年至1939年。在20世纪30年代卫理公会教派合并后，Epworth联盟被称为卫理公会青年联谊会；它于1994年作为联合卫理公会青年联谊会而幸存下来。

[34] Michigan for China，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45.

[35] My Four decades in Chin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64.

[36] My Four decades in China,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65.

[37] 《1923年8月10日费夫人致有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1.

[38] 《1923年8月10日费夫人致有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1.

[39] 《1923年8月10日费夫人致友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3-F4-P1.

[40] 《KDKA广播稿》，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4.

[41] 由课题组成员荣方超整理的费吴生夫妇档案内蒋介石夫妇与费夫人及其他人间通信。资料来源：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57.

[42] Geraldine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1.

[43] 《1938年2月15日费夫人致友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6-F2-P46.

[44] Articles published by George A. Fitch & Gerry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F6-P13.

[45] 《1938年3月31日王正廷致费夫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5-F2-P18.

[46] 《1938年5月23日费夫人致布恩先生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5-F2-P43.

[47] 《致联邦教会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9-F1-P1.

[48] 《1939年费夫人工作报告》，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19-F1-P2-7.

[49] 《1943年5月25日费夫人致米利根夫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3-F4-P236.

[50] 《1943年7月9日克兰斯通夫人致费夫人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3-F4-P242-243.

[51] 《费夫人致CIC先生们信》，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25-F2-P132.

[52] Geraldine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96.

[53] Mrs. Fitch ,Noted expert on China,Speaks for United China Relief,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102.

[54] Mrs. Fitch ,Noted expert on China,Speaks for United China Relief,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102.

[55] 早年一个活跃于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的兄弟会组织。

[56] Geraldine T. Fitch, Papers of George A. Fitch and Geraldine T. Fitch,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HOLLIS number:000603667, B35-F5-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