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灵： 试论基督教在中国当代道德重建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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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灵，神学博士，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基督教研究》主编。

本文根据作者在“基督教与中国当代伦理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11月）上所作主题报告整理而成。，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4年总第3期。

序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道德重建
2015年11月7-9日，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举办了一场题为 “基督教与中国当代道德建构” 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征稿启事的第一句话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 这就开宗明义宣告了 “基督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宣告是中国经历了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后才有的文化气度，当然这种气度反应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所呈现出文化多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今天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背景下讨论基督教在中国当代道德建构中的作用也赋予了基督教在当代中国道德建构中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很荣幸有机会参与人民大学主办的这次研讨会。我就以下几个问题谈谈我对基督教如何在今天中国道德重建方面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既然谈到当代道德的建构，也就不能忽略当代中国道德现状。
我在此借助国内学术界最近几年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道德状况所作的田野调查的成果以及理论分析的结论来对国内的道德现状作一番简单的描述。
随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政策，时至九十年代，社会道德问题就引起来学术界的关注。首先是关于青年一代的道德品行的变化，1999年浙江大学政治学系王东莉副教授以“社会变迁对青年道德状况的影响”为题将青年的道德状况置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环境中进行观察研究。“认为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素质的状况表现为：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道德功利性日趋明显；道德价值观呈多元化；道德冲突与困惑加剧；道德评价更具宽容性。”已经看到了道德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和新旧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的趋势。而且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时当代中国青年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中西文化、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影响的结果。旧的传统受到了冲击，新的有效的道德规则尚在建设之中，因此社会和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国内学术界对社会道德关注、讨论、研究的高潮出现在2012年。这一年内全国各报刊杂志连续出版了相当多的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和专著，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在《求是》杂志上以秋石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所谓“正确认识”就是“要从肯定社会道德主流的前提下看待一些不好的案例、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暂时出现的负面现象、要从总体上取得进步的角度看待个别倒退现象，总之，看到问题不能否定成绩。”  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恰恰说明“道德问题”确实已经非常严重了，否则不用担心人们会因此而否定取得的成绩、看不到好的主流。现在是个开放的信息时代，“态度问题、立场问题、感情问题”已经不可能、也不应该左右学术的客观性，更不能掩饰甚至否定客观事实。
2012年1月出版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给了我一个观察和认识中国当前道德问题的全新的视野。这份报告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长樊浩教授领衔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当前我国诸社会群体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伦理道德素质一个客观的报告。因为有详细的调查数据，所以对当前社会道德存在的问题、及其导致这些问题的各种原因、所受到的各种影响的分析也极有说服力。
2012年1月同时出版的《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也是一个由樊浩教授领衔的科研项目。这份报告则是从 “意识形态” 这一更深的层面全面解析中国当代社会道德状况的深层原因。诚如作者在该书的前言所说：本书是以 “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的调查研究” 为基础，对思想、道德、文化三大领域中的 “多” 与 “一” 、 “变” 与 “不变” 进行调查研究，形成我国大众当代意识形态状况的研究报告和数据库，是非常难得的系统全面地了解当今我国诸社会群体大众意识形态状况及其发展规律的调查研究成果。
作者对他所领衔的课题研究成果的基本结论是：“多元” 却有点混乱、 “发展” 却没有方向、 “评价” 又缺乏依据、 “原因” 很难深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道德状况到了今天这种状况确实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我们也尽可能地将原因往上推个一百年、两百年，我们也完全可以在文化基因上找到一些 “先天” 的缺陷。但是，不可否认最近六十年所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底将我们传统中所具有的 “道德政治化” 和 “政治道德化” 倾向被大大强化了，以至于失去了 “道德” 所具有的恒久稳定的至上性特点，正是这个特点才使得道德具有一定的 “权威” ，而这个 “权威” 完全被政治权威所替代。所以，每一次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实际上也是道德权威的一次重大流失。当今流行在我们社会的一句话：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人们的道德已经失去了 “底线”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当然，无论是樊浩教授，还是任何其他在关注、研究、调查中国当代道德状况的学者都不会将当前道德恶化的原因归咎于最近六十年的中国政治和政府。可是，为了真正能拨乱反正、重建中国社会道德只有将政治于道德剥离。唯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以文化多元并存的心态来面对道德的重建，才有可能以客观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所有宗教对道德影响及作用。
信仰贵在自由、道德贵在自觉，没有信仰的自由，就不会有道德的自觉，两者密不可分。这个信仰可以是流传的民间宗教、或者更加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宗教、也可以是政治意识形态、某种思想理念、甚至对自然现象和存在的敬畏之心，因为所有这些都可能激起隐含于人类本性中的“宗教情怀”。诚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曾经所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种宗教情怀也极可能被人利用将人“神化”。中国历史上先是“圣而神”，逐渐再“权而神”，甚至“恶而神”——即将某些恶势力也神化。上世纪“文化大革命”的造神运动是有极为深刻的文化原因的，那就是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缺乏“宗教”作为核心和基础。
时至近代，我们的许多先贤们也正是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比照中意识到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宗教来作为我们道德，乃至整个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于是乎就有了康有为将儒学变 “儒教” 的运动、1906年王国维首创的 “以美育代宗教” 、1917年陈独秀又提出 “以科学代宗教” 、等等。无法证明这些先贤们意识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 “宗教情怀” ，但是 “三尺头上有神明” 的古训我想也是人尽皆知。今天我们似乎退回到了百年前再来思考道德与宗教的话题，但是确实一个前进中的轮回，四十年的开放政策得益的不仅仅是经济，它终于打开我们的胸怀，放眼世界，看到世界的绚丽多姿。我们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碰撞中不再仅仅是相互排斥，更多是相互借鉴，其结果就是互利共存、多元共荣。
“基督教于中国当代道德建构” 的学术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举办的。作为一个已经为数千万同胞所接受的信仰、作为已经在神州大地存在数百年的宗教、作为日益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基督教不可能，也不应该缺席当代中国道德的建构。
（一）当代中国社会对道德重建的基本要求 
1）首先就是“传统性”。提到基督教，知识分子最为担忧的就是“传统”。延绵数千年的“夷夏之辩”的思维导向在基督教入华后就开始着力于“身份认同”，即“中国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对立和选择。曾几何时，就出现过“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的说法。民族的认同主要赖以两大因素：血缘和文化。汉民族在与北方各民族漫长的交往中，特别是历经蒙元和满清两个非汉族政权几百年的统治之后，汉人的血缘逐渐混杂，因此文化认同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人们也只有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中才能维持既有的生活方式、才能在相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基础上进行交往，总而言之，人才能因此获得生存的安全感。基督教入华冲击了传承数千年的文化价值观，这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敏感也是情理之中。可是“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上的。当时至近代，农耕经济遭受到商业经济的极大冲击，大量的闲散劳动力离开了相对稳定的村落生活而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失去了生活方式的支撑和制约。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当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因循守旧，反过来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就语言、审美、习俗风俗、道德概念等等却不太容易变化，即便核心价值观念变了，这些也不容易变。同样是基督教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都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些族群即便使用同样的语言，但是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依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传统。所以，当我们提到传统时还必须明确“传统”的内涵。就道德来讲，其传统性主要体现在道德的概念的稳定上。因为“信仰”的缘故，文化的核心价值也许会发生变化，因而也会引起道德价值——即道德内涵的变化，但是原有的道德概念却不太容易变化。中国大陆曾经向全国人民强制推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为此建立起一套与传统道德完全不同的道德概念。同时将传统的道德概念都当作封建主义的道德进行批判、否定。当“改革开放”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曾经强制推行的道德观念（概念）几乎一夜之间便销声匿迹了，而曾经遭受批判的“传统”道德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我们不应该轻易地否定，也不可能轻易地否定传统。记得当年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在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传教成果颇丰。可是他依然清除地意识到不可轻易地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认为：“在一个民族还没有形成新的信仰之前而动摇其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会遇到重大危险。因为维系社会生存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而中国的家庭士中国社会的关键和基础，葬礼和祭祀士维系家庭的工具而非宗教礼仪。如果撤掉支援家庭制度的原则，又不用其他东西替代它，将威胁到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稳定。”我们曾经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口号下轻易扫除了一切“传统”，可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被“立”起来。利玛窦这段话似乎要比那“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传统更加负责任。假如六十五年前，“革命”不是那么轻易地否定传统，而是对传统中一些观念、道德、等不合时宜的内容逐渐改造，我们今天也许就不会变的“无所适从”和“无所顾忌”，道德也不会就这么失去了底线。
遭批判被否定的道德观念（概念）又重新回到“社会”， 遗憾的是得不到“社会”力量的强化。这些道德观念（概念）的内涵却已经变的十分苍白，因而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们曾经相信“不破不立”的承诺，实际上我们在承受“旧的悉数破坏，新的毫无建树”。今天社会上普遍哀叹的“道德没有了底线”，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变坏了，而是今天的中国人无所适从。道德需要信仰的支撑，中国传统的道德是建立在对“周礼”逐渐演变而成的“伦理”信仰之上。这个基础先是在近代受到新文化的不断挑战，但是最终被宗教化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所彻底摧毁。没有信仰的支撑，道德也就失去了底线。
2）“现代性”。历史已经迈进二十一世纪，两百年来中国数代人就是期望通过“现代化”方法努力时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们在科学技术、工业制造、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医疗卫生、教育，军事上都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现代化程度，相比之下，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发展变化就要滞后很多，出现了人们的操行和观念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很不适应的现象。就中国大陆而言，特别是商业的普遍迅速发展后出现的人们商业交往中的“诚信”问题、劳动力的需求而出现的大量的人口流动使得相当多的人离开本乡本土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产生的“道德自律”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家庭伦理。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主要着力在使人“知耻”上面， 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何晏集解： “格，正也。” 邢昺疏： “使民知有礼则安，失礼则耻，如此，则民有愧耻而不犯礼，且能自脩而归正也。” 也就是说，人有知耻之心，则能自我检点而归于正道。就连太平天囯洪仁玕写《资政新篇》，试图用基督教的理念来治理 “太平天国” ，可是谈到如何致力管教国民时竟然依然忘不了 “有耻且格” 之古训，他说： “诸凡国法，治人身恶之既形者，制其滋蔓之多，必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固非不教而杀矣，亦必有耻且格尔。” 道德教育就是要使百姓 “知耻” 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经济活动加之以人们居住在相对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每天见到的都是 “熟人” ，甚至不是带有血亲，就是带有姻亲的人群中，外在的环境已经形成了对个人的道德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可以不 “认罪” ，但是你不能不 “知耻” 。一个人一旦被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群体公认为 “无耻” ，那就等于遭到这个群体的弃绝了。所以，教育就是要人 “知耻” ，这样就会产生 “且格” 的自律。这样， “环境压力” 加上 “内在自律” 就形成了道德。
可是现在，从每年的 “春运” 中就可以看到，中国有好几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几乎一般的人生活在陌生人群中，先是 “无所适从” ，然后就可能 “仵作非为” ；便从 “知耻” 变的越来越 “无耻” 。传统中有哪些道德资源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再譬如，我们传统的 “孝道” 那一定包含着儿女对老人的赡养在内责任。可是，现在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渐完善， “老有所养” 的责任在国家和社会而不在个人。“家庭” 事务社会化是 “现代社会” 所表征的现代文明特征之一。同时，父母对儿女也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而应该人格上平等。这些都是对传统的 “孝道” 提出了现代性的要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而言之，重建新的道德绝对不可忽略 “现代性” 的要求。
3）国际性。国际性就是全球性，就是普世性，讨论的就是普世价值。最近几年，“普世价值”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好像是代表西方敌对势力而向中国进行思想渗透的工具。其实，“普世价值”并不是那么可怕。伟大领袖曾经把马列主义当普世价值，他说“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每个宗教的信徒、政治意识形态信奉者，等都会将自己所信奉、所主张所持有的政见看作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正确的，而且希望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信他/她所信的宗教，实现她/他所力图实现的政治理想。于是就有宣教、就有“革命”等等。我记得2007年11月在西安的回民街就看到过一个横街而过的大幅标语，赫然写着“让十三亿中国都成为穆斯林”。我先是吓了一跳，但回神一想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作为一个穆斯林当然会认为世界上唯有伊斯兰教是最好的，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成为穆斯林。问题是，当这些穆斯林看到诸如“让十三亿中国人成为基督徒”、“让十三亿中国人成为道教徒”等这样的宣传标语时作何反应。世界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别说在一个国家内、一个城市内住着不同族群、有着不同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人们，就是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交流如同我们以前的邻里串门一样，甚至更方便。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多元共存、彼此尊重”。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再特别保护某一个族群、或某一个特殊的宗教、政治团体。法律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和宗教、种族的特殊意义，法律只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普世价值”所忌所恨。
现在的中国人全世界到处跑，有人说 “凡是太阳能找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其实说的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出现在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完全不同的族群当中是如何适应的问题。媒体上报道的有关国人在海外的种种表现案例我就不在此复述了，可是我从种种现象中总结出来结论，还是重复上面已经提到过的 “无所适从” 和 “仵作非为” 。再往深处探究，发现我们的文化缺乏对普遍人性的研究和思考，甚至我们缺乏 “人类” 的观念。人在我们文化中甚至是不同类的。虽然没有从生物学意义上划分，但是从文明 “开化” 程度将人分为人和非人（鬼子），再细分：东夷、北狄、南蛮、西戎，等等。如此，在我们传统的教育中也较多的强调 “中国人” ，而对不同族裔之间的共同性缺乏一定的意识。甚至到了十七世纪，西方人来华不愿意向皇帝下跪，被认为是西方没有膝盖，是无君无父的蛮夷，等等充斥羞辱鄙视之语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正需要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甚至道德情怀 “普世” 一下。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在 “共同的人性” 基础上认识到人类的共同特性和共同需要，以便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文化、价值关和习俗的族群时至少还可以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
（二）基督教对当代中国道德重建的作用
1）基督教信仰强调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宗教戒律被内化为自己的道德约束，如此，信仰和道德不仅一致，而且还成了个人的道德自觉的基础。所以，基督徒就其信仰的要求来讲，他/她无论身在何处、是只身一人还是身处群体之中，都不应该影响她/他的道德。《圣经》教导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为上帝作见证，用保罗的话说，这是“为主而活”。从这意义上讲，基督徒的“知耻”是因为感觉到“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道德” 贵在 “自觉”，而“自觉”则赖于到的主题内心的宗教情怀，这种“宗教情怀”可能是对出自于对“道德价值”崇敬、也可以是出自于对某种“政治理想”的痴迷。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道德价值虽然不是建立在某种“整治理想”之上，但是却被“政治化”——成为维系政治统治的精神工具，通常称之为“道德政治化”。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历史，虽然历经多次朝代更替，但是封建统治制度并没有实质性变化，所以与政治统治彼此依附的“道德”价值也没有发生人和实质性的变化，真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加上小农生产方式和稳定不变的居住环境，道德更多的是通过习俗而内化的，因此每当生活的环境变化就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到的信念。纵观中国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后，一次一次冲击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个人的道德信念。冲击最厉害的、最彻底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如何使个人的信仰内化为道德的自觉对于我们当代道德重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2）普遍戒律和个人自由。如同所有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有普遍戒律约束所有的信徒，但是作为个体的信徒却并不因此失去自由。因为基督徒重生得救后他/她的身上实际上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人”了：一个是内在的属灵的人，一个是外在的属血气的人。诚如保罗在“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马丁路德因此提出了两个看似完全矛盾的命题：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
马丁路德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先揣摩这一个里面的人，看一个义的，自由的，真正是基督徒的人，那就是说，一个新的，属灵的，里面的人是如何来的。”
当然，那是重生得救的结果。他说：“一件事，只有一件，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义与自由所不可少的。這一件事就是神的圣道，基督的福音”，根据是《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经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以及第8章26節：“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再加上《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丁路德认为，“灵魂缺少別的都不要紧，但少不了神的道；沒有神的道，灵魂就无处求助。但灵魂若有了道，生命就是富足的，不缺少什么，因为这道就是生命的道，就是真理，光明，平安，公义，拯救，喜乐，自由，智慧，能力，恩典，荣耀，以及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诸般好处的道。” 这是基督徒个人属灵生命因着“道”的缘故而富足并自由，其外在的表现就是道德的自觉，就是保罗所说的“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基督徒因着信仰而产生的，即在普遍戒律中被动的一面，又有生命个体所获得的“自由”的一面，为中国当代道德重建中如何帮助道德个体树立道德自觉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3）基督教的超然性和现实性。耶稣基督通过祷告非常明确地告诉他的门徒：“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简言之，基督徒就是一群活在世上又不属于世界的人们。如此就奠定了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既现实，又超然。活在世界上的人都必须面对现实，但是因为不属于世界，每个基督徒都有永生的盼望。为了能够将来经得起末日审判、能够被身在天上接纳，所以在世界上的每一天还必须有美好的生活见证。这就决定了基督徒对现实世界就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生活中也就相对超然了些。这些真是中国文化价值中的软肋——中国人太注重现实世界的一切了。特别是经历了漫长贫困和严重的物质匮乏，再加上经过多年“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物质至上的观念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改革开放”开始，为了尽快使人们摆脱“文化大革命”残留的“政治挂帅”恐惧心理，邓小平公然提倡“谁受穷谁狗熊，谁发财谁英雄”。一霎时，全国上下顿时物欲横流。“为了物质利益可以不顾一切”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堤坝早已破损不已，到了此时便即刻如决堤一般没了底线。道德重建面临的最重要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重新树立人们精神世界的向往何追求、如何建立自己对世界名利的超然意识。基督徒“活在世上却不属于世界”的人生价值观无疑对那些深陷物质利益不能自拔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的生存不能脱离现实，但是我们又不能受限于现实；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物质的支撑，但是我们决不能成为物质的奴仆。基督徒对永生的盼望是他们能够不为现实世界和物质利益所奴役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基督教信仰在重建当代中国道德的可能性 
基督教信仰在重建当代中国道德的可能性有以下几点：
1）千千万万生活在神州大地的基督徒几十年来的生命见证已经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现在社会上公开的许许多多的慈善事业都有大量的基督徒的参与，有些慈善事业甚至就是基督徒发起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活跃着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过去基督徒主要在农村，现在几乎所有领域和地方都有基督徒。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从这些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中看到了社会道德重建的希望。
2）随着社会的开放，整个社会对基督教也越来越了解了。不仅摆脱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阴影，而且也不再将宗教与迷信划等号了。整个社会也越来越认同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即便政府也直接活间接地认同了基督教信仰的对社会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他们否认的往往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而是一部分基督徒组织聚会不受政府的管辖或者是违反了政府的宗教管理条例。
总而言之，基督教在当今中国道德建构中不仅不能缺席，而且还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重建当代中国的道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职责。
注释

1 王东莉：“社会变迁对青年道德状况的影响”，载《人的素质（1999）论文集》，第135-144页，1999年12月。

2 参阅秋 石：“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载《求是》2012年第1期，“认清道德主流 坚定道德信心——再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载《求是》2012年第4期，“正视道德问题 加强道德建设——三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载《求是》2012年第7期。

3 《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

4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5《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19节

6 引自马丁路德：《基督徒的自由》

7 同上。

8《约翰福音》第17章15-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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