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是18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的代表人物，他同时拥有多样性的文化身份：“法兰西人、满人、汉人、宫臣、教士，/每一个身份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如果说他是有作为的文人，/阅读他的作品，每个人都可以品评。”钱德明参与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讨论，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其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贝尔坦(Henri Bertin, 1719—1792)和诸多文人的笔友，《中国杂纂》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他已经成为18世纪中法文化关系的象征符号。
基督教的“上帝”是否可以跟中国“上帝”相比附，这曾经在教内掀起过轩然大波。钱德明在华时期，礼仪问题似乎已经风平浪静，但仍然可以窥见他的价值取向和立场。钱德明在本书中反复陈述，中国人所谓“上帝”即“天”、“老天”、“皇天”，以及哲学家所谓之“理”和“太极”等，即所谓“天主”。不管称谓有何变化，实际上指的都是永恒的“理”，它给“三才”提供了存在方式和能力，并且赋予其一定的法则。这个永恒的真理就是“上帝”，亦即“天”，它能够洞悉一切，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惩恶扬善，能够封神封圣。中国人将伏羲、黄帝、孔子等看成“圣人”，但这和“上帝”有着本质区别。“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圣人”却并非唯一。虽然中国人有祭祀五帝之礼，但“上帝”和五帝也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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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钱德明认为，中国人自古就在郊、坛祭祀“上帝”、永恒之“理”或“天”。祭天之后再祭祀神仙、圣人、祖先，只有皇帝才有祭天的权利。他分析了“祭天”和“祭祖”两种仪式：“祭祖”不过为了祈求“上帝”的保佑，而不是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人们通过这样的仪式来“通知”祖先，以这种方式向祖先表示尊崇，通过这一阐释，“祭祖”礼仪中祈福的对象已变为“上帝”。这种叙述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活动的解释和辩护，其内在动机依旧是将“祭祖”活动看作是民间伦理行为，并不包含对祖先祈福的迷信色彩，祈求的终极对象依旧是上帝（天）。只有皇帝才能独自享有直接祭天的权利，普通庶民只有通过这种曲线方式来表达对上帝的祈求。
钱德明在论及祭天仪式时仍然坚持古今之别，奉行“利玛窦规矩”，强调古代儒学和近代理学的差别。他认为从伏羲时代到周朝奉行的是纯洁的祭祀活动。在介绍伏羲时，他说其身边子民不多，百十来家人在一两个世纪前才离开亚拉腊山来到中国，伏羲继承了全知全能的“上帝”概念，同时为了让后代记住这个概念，他还特意发明了八卦符号。钱德明认为八卦蕴含着最高的真理。他为了使叙述更加生动而选择使用直接引语，让伏羲作为叙述者来“解析”乾卦的内涵：“这象征着你们刚刚祭祀过的天，一定不要与你们肉眼所见的物质的天相混淆。我所说的天只有在心中才能看见，我们微弱的智力不能完整地想象它。我们只能感受它的成就。它通过自己而存在，没有开始，亦无结束，万事万物从它开始、发展、完善。每当看到乾或天这个卦的时候，你们心中就要想到至高无上的天”。他强调要区别精神层面的“天”与物质层面的“天”，依旧延续着耶稣会士主流派的做法和叙事模式，维护耶稣会士塑造的文化形象。他注重叙述技巧，对待物质层面的“天”的态度实际上是批评后儒在注释经书中体现出来的无神论倾向。在他看来，后世的祭天仪式中掺进了迷信色彩，理学家用物质主义去解释“天”是对中国上古纯朴信仰的扭曲和变异，同时也违背了孔子的原意。“礼仪之争”的结束并没有导致在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传统言说方式的终结，钱德明实际上延续和维护着此前的“套话”与形象。除了选择这种“主流”路线之外，他也借鉴了索隐派的研究方法，对经典和文字进行倾向性的阐释，继续证明“中西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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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易经》的解读
钱德明认为，伏羲时代接近诺亚大洪水时期，伏羲了解圣教的核心内容——“三位一体”。这种观点旨在维护基督教，主张《圣经》的普世价值：“如果否认伏羲了解这一真理，那我们唯一的宗教将缺少证据说明诺亚子孙散布到世界各地组建了不同民族。”因此，钱德明提出符合基督教历史的观点：伏羲了解“三位一体”思想，且以暗示的方式传给了华夏子孙。
钱德明从《易经》中寻找相似因素，运用索隐派的方法进行解读，从汉字构造及八卦演绎的逻辑中来寻求共同之“理”，证明上古中国保留有纯洁信仰的痕迹。在他看来，乾卦象征“天”和上帝，三爻平衡，不可分割的三爻构成一个整体。需要从整体去理解和把握“上帝”，不能将其随意分离：上帝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可分的，精神的，超念的，全知全能的，独立自在的。因此，上帝可以生产，可以创造，可谓父亲。圣灵连接着圣父与圣母所生的圣子，于是衍生圣父、圣子、圣灵的概念。他认为这种逻辑非常晦涩，中国人难以理解，但是却隐藏在最早的经书之中，这是留给后世子孙的真理。
钱德明对经书的诠释无疑师承了索隐派的方法。当然，虽然在研究方法和旨趣上存在相似因素，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并不相同。索隐派认为《易经》是一本先知预言的书，从中可以找到天主教的所有秘密，而中国人的这些知识来自于犹太民族，中国人是犹太民族的后裔。他们在处理中国上古历史时倾向于持否定态度，将其看作是神话。钱德明则认为中国人同为诺亚子孙，大洪水之后就来到了东方，虽然经书中可以解读出上帝和天等象征意义，但这些概念是直接来自于诺亚子孙。有趣的是，钱德明借鉴索隐派的方法却恰恰是要论证中国历史的悠久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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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儒的批判
北宋二程以“理”为最高实体范畴，将理从事物中独立出来成为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他们认为万物皆由气生，气之所以然即是理，理在气先。朱熹认为：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强调“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本体“理”为第一性，物质“气”为第二性；“理”乃“生物之本”，“气”乃“生物之具”。
在主流耶稣会士看来，后儒理学家从无神论和物质角度诠释“天”是对纯洁信仰的错误解释，导致了古今信仰观念的断裂。钱德明沿袭了主流派的观点，明确区分原始儒学与后儒：古人言太极无形无象，不可以常理理喻，永恒之理，至高之智，无限之慧，洞悉一切，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主宰一切；后儒言太极乃物质，有阴有阳，阴阳组合谓之理，无智无慧，存于物质，理为物质，太极亦为物质。
钱德明在批判理学时也使用了索隐派的方法。针对理学中的关键词“气”，他使用拆字法去解读其意义和内涵。他认为，正体字“氣”可拆分为“气”和“米”，“气”下面之所以添加“米”，是为了“更具表现力”和“意义更完整”。将“气”再行拆解，前三画则为一撇、两横，分开来看没有任何意义，但添上第四画“乙”（即一）就得到“气”字，这也是 “氣”的古代书写方式。通过对前四画的解构，可以得出“一”和“三”的逻辑关系，“三”无“一”则不统，“一”无“三”则无凭。米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在下面加上“米”字。从整体上解读“氣”字则可得出如下结论：“一之本质为三，只有它能为我们提供能力维系生存之所需，在它之外这种能力则无处可寻，离开它这种能力也无处可觅。”钱德明给“气”作了“三位一体”一神论的注解，否定了宋儒们的理本论和气本论这两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认为，古人已经将“崇高教义”纳入造字法中，宋儒们却熟视无睹，背离古人原意，与古代传统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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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祭祀
钱德明运用索隐派方法解读特殊文字，复原上古象征意义，以证明迷信色彩并非自古使然。他解释说，黄帝确立四岳，周朝确立五岳，祭祀对象一直皆为上帝。正体字“嶽”可拆分为四个部分，即上下的“山”、“言”及左右的“犬”，“犬”代表着护卫和忠诚。其背后暗含的意义是：君主代表子民在“山”下对上帝进“言”，将以子民名义严格遵守诺言，“忠诚”地经受各种考验。简体字“岳”可拆分为“丘”和“山”，作山上之祭坛理解，也具有正体字的表现力，其象征性则更加隐晦。通过对这两个字的解构，钱德明读出的是早期原始儒学对上帝的祭祀，而非后世对岳神及其他神仙之祭祀。
另外，他考证了上古三代的祭祀沿革：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周朝之明堂乃祭祀“上帝”的场所，“明”字者，“日”“月”也，象征光明之源的“上帝”也。周代之后出现日坛和月坛，本意乃祭祀造就“日”“月”的“上帝”，并非“日”“月”本身，因此也导致了后世的歪曲和迷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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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日食推算
钱德明认为《春秋》记载的大部分日食已被欧洲天文学家核实，可见《春秋》并非凭空杜撰，基本可以定为信史。《春秋》中需核实的日食共三十五次，观察纬度在北纬36-40度之间，经度在北京之东0-7分。他验证了隐公三年（前720年）春二月日食。他将此次日食时间定于西历2月22日，而此年再无其他日食发生，因此他认为本次日食可以确定。宋君荣则认为，鲁国当时采用周朝历书，隐公三年春二月己巳日当为周历三月初一日。钱德明认为当时周朝已经式微，国家混乱，诸侯国各自为政，鲁国使用的当为本国历书。为了证明日食发生于二月而非周历三月一日，他以《春秋》中记载的三月庚戌日平王驾崩来比较。在甲子排序表中，己巳顺序为第六，庚戌为第四十七，中间相差四十一天，故不可能为同一个月。他通过考证并辅之以天文学推算，从而论证了此次日食记载的可靠性。
以此为出发点，钱德明罗列出《春秋》记载的历次日食，并推算出对应时间。他在附表中共列出三十六次日食，第一次日食发生在隐公三年，最后一次日食发生在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为了凸现采用材料的真实性，钱德明先抄录相关中文记载，随后再附上法文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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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和《书经》日食推算
在确定公元前720年日食之后，他借助《诗经》继续回溯。《诗经·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周幽王在位时间为前781至前771年，因此需计算该时段内西安地区能够观测到的日食。根据他的推算，西安地区能够观测到公元前776年9月6日日食，周幽王时期该季节并无其他可见日食，因此《诗经》所载当为本次日食。
确定该时间之后，钱德明转向《书经》求证天文现象。他认为，《书经》记载羲和因“仲康日食”而被斩首的故事，一定是想反映古代天文观测的严肃性，因此这次事件不可能为后世附会。他以《万年书》为参考，确定仲康登基时间为公元前2159年，经推算发现公元前2155年10月12日日食符合《书经》记载的各种条件和假设。
本文选自
《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
龙 云 著
ISBN 978-7-301-26365-5
定价：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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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云，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巴黎第四大学）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外交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法文化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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