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国庆：刻书泽人: 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图书出版评述

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5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en/article/view/443

代国庆  https://orcid.org/0009-0000-2180-3863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sddefe2008@163.com

摘要：叶农教授领衔的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致力于梳理明清时期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丝路文献与史事。澳门研究院不仅著书立说，而且与澳门、广州多家出版机构合作，刊行《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等书系。自2016年以来，澳门研究院陆续推出30余种学术作品，涵及书目、字典、档案、西人文集或著述、碑刻及图像资料、专著和译著、资政报告等主题多样、议题丰富的图书。这些图书直观呈现了以澳门为桥梁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力推动了澳门学、中外关系史、汉学史等领域的学术进展。

关键词：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图书出版、海上丝路丛刊、叶农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18

著书与刻书有着不解之缘。张之洞力倡刻书之业，盛赞刻书之人：“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1]在督粤期间，张之洞创建广雅书局，力行刊书，所刊行的《广雅丛书》与此前刊印的《海山仙馆丛书》《粤雅堂丛书》等，一并构成清季岭南刊书之扛鼎。这些图书内容丰富、门类多样，其中粤地乡邦文献与西学科技译书占比凸显。时移世易，粤地学者的务实求真精神、桑梓情怀与广博视野弦歌不辍。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叶农教授团队，以梳理明清时期以澳门为中心的海上丝路文献与史事为志业，不仅著书立说，而且与澳门、广州多家出版机构合作，刊行《海上丝路丛刊》《海上丝绸之路丛刊》等书系、期刊，有力推动了澳门史、中外关系史、汉学史等领域的学术进展；并围绕国家发展布局和地方社会需要，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繁荣和发展提供决策咨询，“致力于打造境内外澳门问题研究学者联系交流的枢纽。”

自2016年以来，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陆续推出30余种学术作品，可谓华章初具，涉及到的主题多样、议题丰富、文本属性不一（参见附表：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出版学术图书简表）。由于不少图书在澳门发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它们的取用。本文力图对这些学术著述作一概览，以期呈现它们的内容及特色，并期待澳门研究院有更多更高质量的图书刊印面世。

书目。有识者曾言，“如今人文学科的问题在于积累不足，而非创新不够。”任何一门学术体系的构建，必定历经时代的淬炼和学术的沉淀。澳门学虽为新近涌现的学术显学，但可溯及五百余年前的中西海上初识。其间造就的多语种、多门类的文献，可谓汗牛充犊。这为澳门学提供了厚实的学术土壤，并见证了澳门学的勃然生机。编者立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原则，对1500年以来的澳门学著述作了系统搜集和编目，编制了《澳门学著作书目（1500－1999）》《澳门学著作书目（2000－2019）》两种。此两种书目以时间为限，分为七个时段著录：明朝中后期（1500—1643年，44种文献）、清朝中前期（1644—1842年，153种）、清朝晚期（1843—1911年，377种）、民国时期（912—1949年，584种）、20世纪下半叶上（1950—1987年，1065种）、20世纪下半叶下（澳门过渡期1988—1999年，1358种）、澳门回归之后的二十年（2000—2019年，共计3035种），另有出版时间不明的文献36种。上两书著录的目录多达6600余种，不仅涵盖关涉澳门的中西原始文献，亦涉及后世的学术著述。这不仅为初学者提供了入门捷径，而且为专研者提供了便利的学术概览，于学界功莫大焉。

字典。明清时期，澳门作为联通中国与世界的窗口，西人在入华前多暂居于此，并学习汉语。从明万历间罗明坚、利玛窦在澳门编写葡汉字典开始，及至清康熙皇帝对于那些“俱不会中国的话”的西洋“再新来之人”，“朕意且教他们在澳门学中国话语”，[2]澳门在西人汉语研习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并延续至清后期。澳门研究院整理出版的两种字典便是明证。其一是德庇时的《通商字汇》，1824年在澳门出版；其二是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年在澳门刊印。《通商字汇》以英文字母为序，每条目著录有英文、对应的汉字或汉语词汇以及汉字拼音（官话读音）。《通商字汇》编排简约，收录的条目以商贸词汇为主，体现出鲜明的商业实用色彩，这与编者的商人身份直接相关。与此不同的是，马礼逊作为传教士，着眼于在民众中活动。他编写的《广东省土话字汇》内容更为丰富，“收词7363条，其中方言词4552条，还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广州方言熟语和句子。”[3]上述两部词典字汇是西人学习汉语的生动写照，并为后世的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值得注意的是，整理者采取影印的方式，保留了原书原版的样貌。这对于直观了解由澳门引入的西方活字印刷机对中西文字的并排印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档案。作为基本史料，档案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中外关系史而言，中西档案的互证互补对于厘清史实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外学术界已经挖掘了大量中西文的档案，涉及诸多主题。澳门研究院兼顾地域性与国际性，整理出三种档案，一是英文档案《美国驻澳门领事馆领事报告（1849－1869）》，二是汉文档案《鸦片战争后清宫粤海关税收报告》，三是葡文档案《澳门华人移民报告》（1861年）。设立于澳门的美国领事馆是美国在华首个官方外交机构，驻澳美领事人员虽具有“商人领事”属性，但他们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向美国政府提交了议题丰富的报告，“记录了当时美国在中国澳门以及其他地区、东南亚的许多重大活动及事件”。这些档案虽曾影印出版，但“采用缩微胶卷的形式，受技术水平的限制，许多文字难以辨认，甚至无法使用”。鉴于此，编者对英文原档作了现代转写，对部分档案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共整理出两卷189件档案。这极大便利了读者对该档案的阅读和查找。有清一代，粤海关在对外贸易中扮演关键角色。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入侵下，粤海关的职责和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为此，澳门研究院推出了专档文献《鸦片战争后清宫粤海关税收报告》，收录了起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迄于宣统二年（1910年），共计165件文档。这为研究粤海关的转型和近代粤港澳对外贸易提供了一手资料。在清季对外贸易中，苦力贸易是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大量华工以“移民”身份被贩卖出洋。1861年，澳门华人移民总监俾利喇向葡澳总督提交的《澳门华人移民报告》，总结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澳门当局华人移民政策，并对当时移民事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这对于了解澳门在苦力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西人文集或著述。如果说档案更多体现官方立场的话，那么个人书信、游记、专著则富有个性并呈现出鲜明的价值评断色彩。近世以来，粤港澳一途成为西人进入中国大陆的主要通道，他们对中国的见闻亦多始于此。与商人、使节不同，传教士大多能入居中国内地，熟稔汉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入。他们的著述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广博且细致的描述以及不乏深度的思索而广受关注。对这些文集的整理，澳门研究院用力颇深颇勤，先后出版有《方济各·沙勿略与三洲澳文献萃辑》《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耶稣会士熊三拔著述集》以及聂仲迁的《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自1651年鞑靼人完全占领至1669年间发生在这个巨大帝国的重要事件》、郭实猎的《已故中国皇帝道光传及清廷回忆录：含中华帝国近50年大事记》、麦都思的《中国现状与传教展望》等西人著述。上述著述多具有多语种文本兼具、深奥主题专论的特点，对它们的搜集和整理面临相当的难度。以庞迪我文集为例，整理者收录了《七克》等七种汉语神学作品。除了点校整理外，整理者为每篇文献书写了解题，简要作了文献学梳理。其后，整理者对四种西班牙文书信作了现代转写，译为汉语，并提供解题。书末附录部分，摘抄并整理了关涉庞迪我的三种西文文献以及五种汉文文献。此种中西文献珠联璧合的整理方式可谓是一创新，拓宽了西人文集整理的边界，深化了文献整理的学术内涵。这是中外学人合力协助的结果，正如当年庞迪我等人与中国士人合作译写那样。如果说西人在华探寻之路“如同希冀到达月球”，那么后人对西人多语种、多属性文本的整理，亦如同“登月”。可幸的是，庞迪我本人以及后人对其文献的整理，两次“登月”成功。秉持类似的学术原则，整理者出版了沙勿略、熊三拔两人的文集。此外聂仲迁、郭实猎和麦都思的中国见闻录极具史料价值，以中国之外的第三方视角，记载并评说了中国史事，为明清史研习提供了别样的史料。

碑刻及图像资料。比之纸质书写文献，可视化的材料独具价值，实物本身或许就是一件价值不菲的文物，其中的雕塑、绘画、版刻等别有艺术韵味。对这些可视化资料的汇辑，已经超出一般史料整理的范畴。于史学言，可视化材料中的文字固然可以提供历史信息，其中的图案图像则可传达出不可言说的微妙意涵。这反而给历史提供了巨大的解释空间。叶农教授对图像资料素有情钟，在他的主持下，澳门研究院推出了《人过留痕：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耶稣会修士墓墓碑拓片》《澳门及大西洋岛屿画册（外三种）》《图像传声：明清天主教圣经插图版画》三种图书，分别对应于碑刻、西洋画册以及中国版画三种不同形制的图像文本。碑刻在宗教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督宗教入华之信史便出自唐代碑刻，这让后人更为留意散落的宗教石刻。明清时期在华归土的传教士留下数量可观的墓碑，除北京栅栏墓地外，上海耶稣会修士墓中的墓碑亦为可观。遗憾的是，此处墓地已消失不存，墓碑下落不明。叶农团队不辞辛劳，远赴法国，寻获墓碑拓片而成《人过留痕》一书。是书共辑169张碑刻拓片，一张拓片对应一人，另附有徐光启《辩学章疏》拓片一张，计170张。这些墓碑是上海城市演化的产物，对于理解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澳门及大西洋岛屿画册（外三种）》以西洋画作的方式，描绘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与人文风貌。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呈现出一幅幅迷人且令人遐想的历史景观。《图像传声》收录了起于明季迄于清末的圣经故事版画，可谓是一部图像版的圣经。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圣经故事的图像呈现，传达出一种比语言文字更具冲击力、持久性和意象化的宣教效果。这些版画还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印刷术的近代发展历程，具有多面相的学术价值。

专著和译著。吴志良教授曾寄语澳门研究院的学术出版工作，指出“当今澳门学研究应该放宽视野，打开格局，进入细部，深耕细作，从宏观考虑和微观深究两个面向入手”。事实也是如此，澳门研究院推出的多部学术专著和译著多以小见大、以专深见称。金国平教授已出版的四部作品可谓是最佳代表：《澳门学：探赜与汇知》《“中国大帆船”与“丝银之路”：“Parián”研究》《从浪白滘到十字门：横琴－澳门水域及岛屿研究》《植物澳门学：“葡萄牙人大传播”》。这些著述以专文辑集而成，收录的文章多达58篇，涉及史地考证、中西术语释读、中西史料钩沉、中西史实发覆以及外来物种衍播等主题。著者以其练就的“二牙功”（葡萄牙、西班牙双语），驰骋于浩瀚学海，自得其乐、自有所得，同时获得学界高度评价。汤开建教授指“每一篇都有新史料的挖掘和恰到好处的见解，展现其‘小而精，小而专’的学术风格。”[4]普塔克教授亦称赞“选题异常独特，立论坚实有据，史料运用自如，……称其为这一学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当不为过。”[5]林钦发教授的《澳门望厦村研究》、张晓辉教授的《开埠后香港对外贸易史（1840－1941）》同样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深化了对港澳历史的理解。两部译著胡安·希尔的《马尼拉的华人（16－17世纪）》（上下卷）、文德泉的《氹仔与路环》各具特色，均出自名家之手。尤其是希尔的作品，虽然作者声称“绝不想编纂成为一部16—17世纪中国同马尼拉关系包罗万象的记事簿”，但该书近90万字的篇幅，依据丰富的西文资料，对早期马尼拉的华人生活作了全方位的解读，弥补原初模糊不清的历史图版。

资政报告。除对史料与史学等纯学术议题关注外，澳门研究院本着经国治世的精神，积极投身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治理之中，自觉对接国家发展需要，陆续推出《港澳台国家安全：法律与制度的构建》《冷观：大湾区及中国城市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2019－2020）》《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2021－2022）》《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2023）》《新时代“一国两制”理论探略》等图书。上述资政报告从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宗教等不同角度，聚焦了当下亟需面对或纾解的国家安全、城市发展、人文精神等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和改进举措。如陈进国、张斌主编的《粤港澳大湾区宗教蓝皮书》已连续出版三册，持续关注了粤港澳地区的多元宗教，展开了形式多样的田野调研，在获取一手资料的同时，深入探讨了宗教的不同社会面向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议题。这对于全面了解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谱系、基层社会的运转机制以及独特的对外交流方式，均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地处南海之滨的澳门，深度嵌入近世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进而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6]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出版的数十种图书，就是对上述言辞的真实写照和直观呈现。澳门研究院秉持“追本溯源，经世致用；研究澳门，服务濠江”的初心宗旨，在学术探究之路上孜孜求取、毅然前行，必将会成就傲人的学术事业，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

附录：澳门研究院出版学术图书简表

Carving Books to Benefit Posterity— A Review of Publications by the Institute of Macao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oqing DAI  https://orcid.org/0009-0000-2180-3863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ddefe2008@163.com

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ofessor Ye Nong, the Institute of Macao Studies at Jinan University has dedicated itself to compil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records centered on Macao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cusing o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Beyond academic research, the institute has collaborated with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in Macao and Guangzhou to produce series such as Maritime Silk Road Series. Since 2016, the institute has published over 30 academic works, including bibliographies, dictionaries, archives collections, Westerner's writings, inscriptions and image materials, monographs, translations, and policy-oriented reports. These publications vividly illustrate Macao’s role as a bridge in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significantly advancing academic fields such as Macao Studies, Sino-foreign relations history, and Sinology.

Keywords: The Institute of Macao Studies at Jinan University, book publishing, Maritime Silk Road Series, Ye Nong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18

[1] 张之洞，《书目答问》别录，劝刻书说，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第297页。

[2] 康熙为教王特使来华事致在华众西洋人谕（康熙四十九年），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3 ），第12页。

[3] 叶农、金国平整理，《广东省土话字汇》编者导言（澳门：文化公所，2022），第17页。

[4] 汤开建，《从浪白滘到十字门序言》，第1页。

[5] 普塔克，《澳门学序言》，第1页。

[6] 季羡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序》，见载于《季羡林全集》第六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