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5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en/article/view/442
张 箭 https://orcid.org/0009-0009-3345-675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zhangjian729cd@sina.com
摘要：基督教自形成以来，便一贯反对各种野蛮、落后、愚昧的风俗习惯，诸如溺婴弃婴，角斗，自杀，乱交，同性恋，鸡奸，童婚，多妻制，寡妇殉葬，妇女缠脚，奴隶制，等等。基督教又提倡博爱、慈善、怜悯，推崇艺术。基督教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使自身逐步发展为世界上势力影响最大和最为文明的宗教。施密特的《受其影响：基督教如何改造了文明》一书对此做了全面、系统、深入、集中的论述，成为集大成的著作。
关键词：基督教、各种陋习、人类文明、《受其影响》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17
一
当代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宗教学家阿尔文·施密特（Alvin J. Schmidt，1932- ），青年时代在内布加斯加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长期任伊利诺伊州杰克逊维尔城伊利诺伊学院的社会学教授，1999年退休，之后居住在伊利诺伊州。[1]施密特著述宏富，写下了十来本专著，有的还被译成西班牙语、德语、荷兰语。[2]发表了大量的论文。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直至2017年，在他85岁高龄之际，还出了一本新的专著《路德教派身份的特征》。[3]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和宗教神学方面。而《受其影响：基督教如何改造了文明》[4]无疑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最有分量的专著之一，也是他写得最好的专著之一。
我们将以此书为基础简略概述基督教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而以前，由于时代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对基督教的正面贡献评价低了些少了些，对它的唯心论和神学迷信、维护剥削制度、充当精神鸦片的负作用说重了多了一些。这也是我们要写这篇文章的主要考量之一。在此书之前，中国社科界有杨昌栋先生的《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但这本书是不能与施密特的书相提并论的。因为它篇幅小（仅24万字），时代仅限于中古，地区仅限于欧洲；原版于1936年，不可避免地陈旧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杨书的历史地位。
首先，创教者耶稣基督及其追随者坚持下来、进行下去，并终成气候、正宗。在基督生活的前后一百年，巴勒斯坦地区曾发生十几起弥赛亚（救主）运动，但都失败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公元66-70年，一个叫米拿献（Menachem）的被祝为弥赛亚，后被敌对的犹太人杀害。之后，有位叫以利亚撒（Eleazar）的也自视或被视为弥赛亚，但他们一派于公元72年在马萨达山上兵败自杀。[5]基督复活后的约100年，有位叫科西巴（S. B. Kosiba）的也称弥赛亚，但最终被处死。这场弥赛亚运动的失败也导致所有不成功的弥赛亚组织纷纷解散。[6]但耶稣的追随者们却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为什么呢，原因很多，但这一教派所代表的文明进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
（一）反对杀婴、弃婴
在古代的希腊、罗马、犹太、地中海世界，杀婴、溺婴普遍存在，因疾病、残疾、女孩、非婚生、穷困等，许多婴儿被溺杀。而早期基督教文献反复谴责杀婴，《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成书于85-111年）叮嘱:“你们不可……杀婴”。《巴拿巴书信》（约130年）对这一批判大加赞赏。222年当上罗马大主教的卡利斯图斯（Callistus）也对杀婴惊恐不已。后来，4世纪的罗马皇帝、基督徒瓦伦提尼安，在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的深刻影响下，于公元374年在《狄奥多西法典》（9:41:1）中正式废除杀婴。
由于同样的原因，弃婴在古代地中海世界也很普遍。罗马城传说中就是由前8世纪的两名弃婴罗慕路斯兄弟建起来的。而基督教对此谴责反对。2世纪后半叶的埃及教父、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s,150-215）谴责罗马人弃婴；非洲教父德尔图良（2-3世纪）也抨击这一陋习。君士坦丁大帝皇子的太傅、3-4世纪的拉克坦修说“丢弃与残杀一样邪恶”（《神圣法规》[Divine Institutes]1:6）。6世纪的一项教会法规定丢弃婴孩的父母为“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呢。窃以为那是因为按常规弃婴中能被人抱走救起收养的可能只占一半甚至1/3。所以，弃婴也是变相杀婴，至少其中一半是。在基督教人士的努力下，374年罗马皇帝在废除杀婴时，也定丢弃婴儿为有罪（《查士丁尼法典》8:52:2）。基督教反对杀婴弃婴恶俗的斗争，终于推动欧洲各国在中世纪前半期普遍颁律禁止杀婴弃婴。[7]
（二）反对角斗恶习
罗马角斗始于公元前264年，身份为奴隶、俘虏、罪犯的角斗士们，或人与人互相厮杀，或人与猛兽互斗，供奴隶主、贵族、自由人、公民观看，非常残忍，死伤枕藉。《出埃及纪》诫命:“不可杀人”（出20:13）。故基督徒们群起抵制，不去观看，不参加娱乐游行，对之惊恐。德尔图良在《论表演》（de Spectaculis）一文中，规劝基督徒不去观看，讽刺人兽角斗。4-5世纪的教父哲罗姆（Jerome）等赞赏废止角斗表演。在基督教的反对下，加上其他因素，比如奴隶制的逐步瓦解和蛮族入侵的威胁，到基督徒皇帝狄奥多西在位时（375-395年），即4世纪末，角斗比赛在帝国东部消失，到其子霍诺留（Honorius）在位时，于404年正式在西部终止了角斗。[8]这项最血腥最残忍的文体活动终于被淘汰了。今天的拳击比赛虽然还有点暴力刺激,致人受伤；但基本不会死人、重伤、致残，已与角斗有本质的不同了。
基督教会和人士还谴责钉十字架酷刑，反对脸上烙印，提倡男女囚犯分监，反对用活人向神献祭。比如中世纪末西班牙的美洲征服者科尔特斯，其麾下的卡斯蒂诺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谴责阿兹特克和玛雅人的人祭、吃人肉等。这些都促进了文明。[9]
（三）反对自杀
因多种原因自杀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和中国东方都比较普遍。比如，中国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屈原投汨罗江，吴王夫差、魏国庞涓、项羽、飞将军李广、西汉末杨雄、明代李贽等古代名人都因故自杀。近现代似乎更多。从3世纪以来，基督教人士开始发声批评自杀，其中，5世纪初的圣奥古斯丁抨击自杀最为猛烈。认为自杀违反了“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从4世纪初起，许多基督教会议也谴责自杀，306年的埃尔维拉教会会议（Synod of Elvira）便开了一个头。直到13世纪的阿奎纳斯，在理论上总结了对自杀的批评。他从宗教角度指出，自杀便是拒绝上帝所赐予的生命之恩；自杀使人无法再认罪悔改。[10]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加上其他因素，西方人很少自杀。比如，很少有因兵败情何以堪而自杀、不愿作俘虏而自杀，女性因不堪污辱而自杀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出于他们的狡猾，或出于她们的贞洁观；其实主要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民族种族性格。而东方文化则提倡宁死不降，宁死不作俘虏；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两种文化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博弈和拉锯还会继续下去。
（四）反对混乱的性交
罗马人的性生活是十分放荡的。比如，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提比略（公元14-37年在位）让男女娼妓公开群交供他取乐；继任者加利古拉皇帝（37-41年）与姐妹乱伦；图密善（81-96年）也与姐妹乱伦；[11]康茂德皇帝（180-192年）有嫔妃三百，纵情声色。而基督教形成后认为，夫妻以外的性行为违背了上帝十诫中的“不可奸淫”（《出埃及纪》20:14）。唯有夫妻之间的性事才是上帝所悦纳的。基督徒应认真遵守《新约·希伯来书》中的教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苟合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希13:4）。基督教徒认为性关系只能发生在婚姻之中，相信性事使夫妻二人合为“一体（one flesh）”（《以弗所书》5:31），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婚外性行为则破坏了一体的信念。所以，基督教在放荡的罗马异教世界给婚姻带来了尊严和体面，提升了庄重、神圣和美感。世界对性事和婚姻的看法从而被改变和提高。[12]
（五）反对同性恋（鸡奸）
希腊的同性恋、鸡奸、恋童较流行、普遍,比如，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爱将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13]罗马也如此。比如提比略皇帝（14-37年在位）、尼禄皇帝（54-68年）、加尔巴皇帝（68-69年）、提图斯皇帝（79-81年）、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康茂德皇帝（180-192年）、卡鲁斯皇帝（282-283年）、埃拉加巴鲁皇帝（218-222年），等等。他们都有皇后，甚至还有嫔妃、情人。但他们均又是同性恋者、鸡奸男性少年。这里就不得不解释何为鸡奸。汉语又写成㚻奸。英语为sodomy,或 buggery。指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具体是指一名男子把自己的阴茎插进另一名男子的肛门以满足自己的性欲。这是一种病态的变态的性行为。民主改革前，西藏和藏区的那些大喇嘛庙也较流行鸡奸。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印第安人各部族也流行同性恋、鸡奸。而现代学者沃尔特·威廉斯充分论证了，基督教影响了印第安人，使他们认识到同性恋是不道德的。[14]而在《新约·犹大书》中，作者犹大告诉读者，是性方面的堕落使得上帝毁灭了所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又如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地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犹3:7）。这里说的是古代巴勒斯坦的两座小城。而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3节提到了上帝在毁灭这两座古城时，心里所想的便应是这种同性恋、鸡奸犯罪。使徒保罗进一步引入和发展了对同性恋的谴责和拒斥。[15]另外，《创世纪》第18、19章，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对话也提到此事。在基督教的努力下，加上其他因素，同性恋、鸡奸在大多数国家、地区、时期，已不合法，被视为犯罪、犯错、病态。在中国，一直被广大群众、政府和法律视为不道德、不合法，是违法犯罪，加以禁止。笔者也认为那是违悖人性、伦理的。
（六）反对童婚
古代地中海世界，童婚盛行。女童才十一二岁就嫁人了，有的甚至还未来月经。而基督徒女子可以自由晚婚，自由选择新郎，不必遵守家长制礼教。因为使徒保罗就很尊敬一些妇女，如亚菲亚（Apphia）、宁法（Nympha）、百基拉（Priscilla）、菲比（Phoebe）、友阿爹(Euodia)、循都基(Syntyche)等。当代学者斯克罗格斯指出：“保罗尊视妇女为他的同工，她们协助他集聚（gather）、领导教会。她们在公开聚会里祷告、说预言”。[16]保罗曾告诉加拉太的基督徒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了一”（《新约·加拉太书》3:28）。基督徒男子受此教导，视妻子为自己属灵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伴侣，故极少会强迫年幼的女孩违心地嫁人。这也是基督教在发展初期对罗马异教文化的又一冒犯（affront），从而遭受逼迫和迫害的原因之一。[17]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童婚渐渐被绝大多数国家、地区、时期所摒弃。中国在建立新中国以前的旧社会，童婚、早婚、早恋也普遍。《红楼梦》中反映的大观园内的那些男女主人公，谈情说爱，风花雪月，也多是少男少女，比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也只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年龄（13-16岁）。而在现当代，初中高中是严禁耍朋友、谈恋爱的。法律规定18岁以上才能婚配；与未满14岁的少女发生性关系统统属于犯法犯罪，要予以严惩。
（七）反对一夫多妻制
古代中东地区盛行一夫多妻制，犹太人也行多妻制。《圣经》中的英雄人物，如亚伯拉罕、雅各、以利加拿、大卫、所罗门等等，都有多个妻子。一世纪的犹太史家约瑟夫（斯）在他的《犹太古史记》（Jewish Antiquities）中说:“同时有好几个妻子，这在我们（犹太人中）古已有之”（17:1，2段，15句）。但基督教教祖耶稣不支持一夫多妻。谈到婚姻时，其语境总是一夫一妻。比如他说:“二人中（不是三人、四人）成为一体”（《马太福音》19:5）。又曾说:人若追随他，这人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路加福音》14:26）。“妻子”一词他使用的是单数。使徒圣保罗嘱咐教会监督职务的人必须是“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提摩太前书》3:1-2）。《新约》中提到的婚姻和婚姻生活，一夫一妻制是设定的唯一形式。以后，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和兴盛发达，受其影响，一夫一妻制成为普遍的婚姻模式。[18]在东方，一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至今仍实行《古兰经》规定的可以一夫四妻制，比如沙特王国、海湾产石油的国家。在中国，古代至清代是公开合法的多妻制，民国北洋军阀阶段也是合法的多妻制。国民党时代提倡一夫一妻制，但不严格实行。原因之一为，国民党两代领袖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皆为基督徒，受基督教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原有的多出的必须离婚。比如四川大学的柯召院士、卢剑波教授。一夫一妻制极大地促进提高了人类的婚姻文明和性文明。
（八）反对陪葬，重视寡妇，
印度和印度教文化有烧死寡妇作陪葬殉夫的恶俗。侥幸逃脱的，受到宗教和社会的严重歧视，一日只能吃一餐，穿脏衣服，不能在床上睡觉，月月剃头发以便刺目可憎，不能参加宗教礼仪和婚礼，不能被孕妇看到以免带来噩运。有的寡妇被活埋陪葬。在奉行基督教以前的北欧地区、新西兰的毛利人、前哥伦布时代的印第安人中，也有烧死寡妇陪葬的情况。而基督教重视寡妇，耶稣就怜悯他遇到的各位寡妇；圣保罗勉励基督徒晚辈孝敬自己的寡妇母亲。雅各提醒基督徒，“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母”（《雅各书》1:27）。新约时代教会形成后，开始关心寡妇。2世纪的安条克主教伊格纳修写信给波利卡普说:“不能忽略了寡妇，你要效法主，作她们的庇护（人）与朋友”。[19]之后，4世纪时，君士坦丁授予寡妇“塔格玛”（tagma）这个罗马人的荣誉等级，[20]以此表示对寡妇的体恤和承认。鉴于施密特和中文学术圈都没有解释何为塔格玛，我们在此做点补充。拉丁语tagma源自希腊语τάγμα，原意为有序排列（to set in order）。4世纪以来，该词主要指200–400人的步兵连队。[21]按现代军队编制，一支200–400人的步兵小部队相当于一个加强连或一个小营。它的为首军官如果授予军衔（因为有些军队比如我国的解放军曾长期不设军衔）一般可授上尉、或大尉（我军五六十年代的军衔有大尉，1988年以来的军衔没有大尉）。若按今天的行政级别则一般为正连职或副营职。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大帝曾授予寡妇中的杰出者以相当于上尉或大尉的荣誉（名誉）军衔。此后，她们常被选作教会女执事，在东方尤为如此。
由于基督教的影响，1829年大英帝国印度总督下令废除了寡妇与亡夫一同火化陪葬的恶俗。可是当地许多守旧人士还十分不满反对抵制。但英印政府坚持前进，1856年下令进一步赋予寡妇改嫁的权利。[22]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已是近代晚期的19世纪了。现代以来，印度仍有人幻想恢复这一恶俗，故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还未终结。
（九）反对缠脚，力促放脚
中国古代下半段的女孩，通常在5-6岁左右，就要把脚缠裹起来，实际上导致脚背上的趾骨变形、甚至骨折，形成弓背，除大脚趾以外的尾骨变形、畸形、甚至脱落。裹成所谓三寸金莲。持续时间约一两年，痛苦无比。原因是畸形的审美观，认为三寸是金莲，四寸以内是银莲，大于四寸便是铁莲了。一般认为缠脚起源于五代南唐李煜，约10世纪。当时有个嫔妃为取悦君主便自缠，以便好看。缠脚成功以后就成了小脚女人，干活、负重、行动、运动、舞蹈等都极不方便。因为支撑面大大缩小了。今日中国女性脚长一般36-37厘米，触地面积一般为36×9＝324平方厘米，而三寸仅约9.9厘米。9.9×9＝89.1平方厘米，其触地支撑面积仅为放脚的1/4多一点，或者仅为27.5％。坦克和履带式拖拉机为什么稳当，就因为其支撑面大。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和传教士的努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下令放脚。因孙便是基督徒。但仍有人抵制。1929年国民党又下令放脚，因为蒋介石也是基督徒。以后缠足恶俗慢慢消失，这极大地解放了妇女。笔者的外曾祖母（外祖父的母亲）便是裹脚成功的小脚女人。所以现代文学家林语堂（1895-1976年）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原书为英语My country and my people）[23]中说：基督教传教士领导十字军废除了裹小脚。[24]林信仰基督教，政治面貌为国民党党员。林还是英语高级专家，编有大型《汉英词典》；还是小发明家，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另外，太平天国也禁止缠脚下令放脚。太平天国的理论和组织基础是拜上帝会，系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一个畸形分支和怪胎。
（十）反对奴隶制
在《圣经·新约·加拉太书》中，使徒圣保罗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拥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指希腊人）、自由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那）里都成为一了”（3:26-28）。在《新约·腓力门书》中保罗又对腓力门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第16句）。要求他善待他以前的奴隶阿尼西姆。因此，基督教（教会、教士和教徒）既大力反抗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古典奴隶制，[25]又着力反对近代美洲、美国的种植园奴隶制、黑奴制，做了许多工作和贡献。[26]基督教与其他力量因素一起，推进了奴隶制度的灭亡。而奴隶制度—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社会；也是最残酷、最野蛮、最落后、最反动、最腐朽的剥削制度—社会。它的灭亡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和提高。
（十一）基督教的博爱、慈善、怜悯和推崇艺术
基督教很提倡慈善，大力推进各项事业。4世纪时在西方世界引入孤儿院，创建育婴堂，4世纪时引入疯人院--精神病院，4世纪末创建为民众服务的普通医院（以前只有军队伤兵战地医院）。4世纪末建立收容（济贫）院；5世纪引入养老敬老院；十字军东征期间，12世纪成立圣约翰医护骑士团、同时代成立圣拉撒路医院团（Hospitalers of St.Lazarus）。[27]成立各种教徒志愿团体组织（1世纪至今），[28]反对使用童工；近代以来，又促使建立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红狮子会（伊朗）、红大卫六角星会（以色列），红菱形星会（今日♢），推进医疗救护事业。[29]基督教还大办各种教育，赞成妇女、穷人入学受教育，近代以来还创办幼儿园、聋哑人学校、盲人学校，创办教会学校、大学；基督教提倡劳动光荣、热爱劳动；基督教尊重财产私有和个人自由。基督教会、教士、虔诚教徒着力推进科学、医学（见后）；基督教主张法律大于高于个人；提倡个人自由和权利，宗教自由，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基督教对于文化、艺术、建筑、音乐、文学的促进和丰富也贡献很大；基督教对节日、词汇、符号、成语的丰富也贡献良多，等等。
总之施密特的《受其影响：基督教如何改造了文明》一书对此问题做了一番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深入、丰富的论述、梳理和总结，是一部集大成的很有开创性的基督教史专著。
该书的注释也很齐全周详和规范，参考征引了很多原始资料文献，也有很多研究性的现当代文献；既有大量英语文献，也有不少其他西方语言文献。
该书还适当配了些附图，基本做到了图文并茂，以文为主。该书还附有索引，方便人们查检。
三
对于作者施密特和这本专著来说，有的地方还可再增补修订。比如，该书第九章专门讨论《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前，人们的印象似乎基督教或天主教会一贯迫害、压制、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诸如压制地圆学说，反对日心说，处死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处死发现心脏血液循环小系统的塞尔维特，[30]迫害哥白尼、伽利略，等等。该书此章则用了许多篇幅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基督教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和贡献。这自然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其中至少还应增补：一，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会的历法改革和革命。当时，天主教会在自我改良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博弈中，命人设立机构修改儒略历，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ias XIII,1502-1585）,下令推行。在此之前，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的儒略历，从公元前46年到1582年，误差积累已接近13天，即比回归年快了提前了十余天。比如，春分已提早到了3月11日，夏至前移至6月11日。使用起来已很不方便了（正常时应分别在3月21日和6月21日）。[31]1582年颁布新格里高利历法，定是年10月5日为10月15日（即缩短10天），并规定了置闰不置闰的原则。只在逢闰年的2月份增加1日，其他仍如儒略历。[32]此历尽可能地接近和吻合于地球绕日公转的回归年，十分科学。它渐渐传开，遍及世界，成为今日通用的阳历或公历。比如，欧洲国家中文明最悠久历史最古老的希腊也于1923年接受了格里高利历。[33]而虔诚的天主教徒，意大利医生、天文学家、哲学家、编年史家李琉斯(Aloysius Lilius，1510–1576)在这场历法改革中起了技术上学术上最关键的作用。[34]他是格里高利历的第一作者（“first author”），在1575年以前向教廷教皇呈上了详细的科学的历法改革草案。
二，疟疾长期是危害人类的很严重的传染性寄生虫病，现代以前全世界每年有几亿人罹疟，几百万人病亡。而旧大陆的医学药学界不论东方西方均无良好的有效的预防和医治方法和药物。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慢慢发现了美洲独有医治疟疾的特效药物金鸡纳树（皮）。从17世纪三十年代起，欧洲人中的耶稣会士、天主教会、罗马教廷和教皇，大力引进经营、推广金鸡纳树皮及其药用，甚至免费或优惠发放，取得极大极好的社会效益，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使金鸡纳成为疟疾病人的福音和疟疾的克星。因此，金鸡纳（树皮、药粉）也被近代的人们尊称为耶稣会树皮（Jesuits’ bark）、[35]红衣主教德·鲁果药粉（powder of Cardinal de Lugo）、[36]或秘鲁（原产地）树皮等。耶稣会树皮、药粉及其近代（19世纪）提取物奎宁独立撑起抗疟大局三百年。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人们才陆续研制出阿的平、氯喹（40年代）、青蒿素（80年代）。金鸡纳霜的地位这时才降低，它们才共同担负起抗疟斗争的重任。[37]
还有，该书的主题是颂扬基督教文明。因此，我们自然不能奢望作者在书中对基督教曾经存在过的不文明、甚至野蛮残酷的一面进行揭露批评批判。比如它在中世纪大肆严厉镇压异端、设立宗教裁判所、组织和发动对异教和异端的十字军征服（尽管有的十字军属于正义的，比如抗击阿拉伯、土耳其扩张的十字军）、罗马教廷/教皇与欧洲的世俗皇帝、国王争夺最高统治权，等等。但至少应在某处说几句。
虽然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基督教也存在过一些不文明、落后甚至野蛮的方面，诸如上面所述，等等。但基督教在不断与时俱进、改良改革自新的进程中，逐渐摒弃了那些不文明的成分，日益彰显了自己的文明和神圣，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文明影响和势力最大的宗教。
顺便说说，该书国内已有汪晓丹、赵巍的中译本《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台北雅歌出版社2006年出繁体字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简体字版。该书的译者汪晓丹、赵巍等人把此书也译得比较好，基本上做到了信达雅；在宗教神学方面也译得内行、地道、到位。中译本把该书的二级标题三级标题集中到前面的目录中，也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查寻（英语原版目录只有一级标题）。校对也比较干净。自然也有一些瑕疵和可斟酌的地方。其中一些我们在前面注释中已提到了。下面再列几点。比如，把8世纪（735-804）的英国主教、大学者阿尔昆的一本专著译成《修辞学与美德》（中译本第304页，321页）。施密特书原版中的英语为 Rhetoric and Virtue，[38]故译者所译并无错。不过该书的原文为拉丁语，写成Disputatio de rhetorica et de uirtutibus。按拉丁语应译成《论修辞与美德》，中译本少了一个“论”。而且笔者查到有的英语文献中对应的英语为The Virtues of Rhetoric。[39]这就既可译成《修辞（学）的美德》，也可译成《修辞（学）的功效》，至少不是《修辞学与美德》。笔者功力有限，道行不深，阿尔昆的这本书其书名该怎样译才好盼更内行的专家示下。又比如，中译本第90页说君士坦丁大帝授予寡妇tagma这个罗马人的荣誉等级。但作者没有列出对应的英语，也没做注释，实际上便没有翻译。再如，该书原名为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按字面意思为《受其影响:基督教如何改造了文明》。译者们把书名译成《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自然有他们的考虑和理由。但也至少应该在某处、比如译后记中对这一处理说明解释一下，以免误导不懂英语的读者。等等（比如有一点点添加）。当然，瑕不掩瑜，该书中译本总体来说是上乘的译著。
最后，殷切建议广大的基督徒教友、慕道者，对基督教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读者，统战部门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同志，治哲学、宗教理论、文化、其他各种宗教、历史的学者都读读这本书，相信一定会开卷有益，收获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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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London: Mcclelland & Stewart, 2012
张箭。《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上、下。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2017年第1期。[Zhang Jia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Cinchona——Add to the history of malar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No. 12, 2016, No. 1, 2017.]
Contributions of Christianity to Humanity’s Civilization: Review on Alvin J. Schmidt’s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Jian ZHANG https://orcid.org/0009-0009-3345-6753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zhangjian729cd@sina.com
Abstract: The Christianity, since it formed, always opposed against the various barbarous, backward and ignorant habits and traditions, such as infanticide by drawing and abandoning infants, gladiatorial shows, suicide, promiscuous heterosexual sex, homosexuality, pederasty, child marriage, polygamy, widows buried alive, foot binding of women, slavery, etc.. The Christianity too advocated universal love, compassion, charity and praised highly arts. The Christianity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Humanity’s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and made itself developing gradually to a most civilized religion which has the biggest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world. Alvin J. Schmidt’s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expounds these completely, systematically, deeply and concentratedly, and becomes a synthesized work.
Keywords: The Christianity, Various corrupt customs, Humanity’s Civiliz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17
[1] “Alvin J. Schmidt”, http://www.deepershopping.com/alvin-j-schmidt/homepage.html，2017-05-04.
[2] “Books by Alvin J. Schmidt”, https://www.amazon.com/Alvin-J.-Schmidt/e/B001I9W0UA，2017-05-04.
[3] Alvin J. Schmidt, Hallmarks of Lutheran Identity.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2017).
[4]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2001).
[5] Cf. Tom Wright: The Original Jesus: The Life and Vision of a Revolutionary. (Grand Rapids: Erdmans,1996), pp.68-70.
[6]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45.
[7]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54.
[8]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p.63.
[9]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p.67.
[10]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p.70.
[11] Chris Scarre, Chronicle of the Roman Emperors.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5), p.83.
[12]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84.
[13]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第144页。[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London, Mcclelland & Stewart, 2012]
[14] Cf. Walter L. Williams: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Boston: Beacon Press, 1986), pp.15-17.
[15]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89.
[16] Robin Scroggs, “Paul: Chauvinist or Liberationist?” Christian Century, 89(2) 1972, pp.302-309, here, p.308.
[17]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 112. 这里，affront 中译本第86页译为挑战，应为冒犯。
[18]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115.
[19] Ignatius, “The Epistle of Ignatius to Polycarp” ,in The Ante-Nicene Fathers,1:94,转引自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117.
[20]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p.117.
[21] “Tagma(military)·Surve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gma_(military), 2017-05-07.
[22] Cf. Stanley Wolpert, A New History of In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33.
[23]该书中译本一般译为《吾国与吾民》。该书已有郝志东、沈益洪的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又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又有黄嘉德1936年的中译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的中译本，又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出的中译本，等等。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林语堂名著全集》中的第二十卷，等等。
[24]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Halcyon House,1935), p.168;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119.这里原文为：Christian missionaries led the crusade to abolish foot binding. 中译本第92页译成：基督教传道士们用十字架[应为领导十字军]废除了裹小脚——不准确。
[25]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p.273-275.
[26]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pp.276-290.
[27] 这里中译本第115页译为圣拉撒路医院骑士团。但英语原版没有骑士（团）（Knights）一词（p.145）
[28]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145.
[29] Cf.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p.164.
[30] 按，塞尔维特实际上是被新教领袖加尔文处死的。当然广义上那也都是基督教。
[31] 说明：2017年的春分是3月20日，夏至是6月21日。
[32] “Gregorian calendar·Survey”，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gorian_calendar，2017-05-05.
[33] Cf . “Gregorian calendar ·Surve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34] “Aloysius Liliu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oysius_Lilius，2017-05-05.
[35] Irwin W. Sherman, Magic Bullets to Conquer Malaria, From Quinine to Qinghaosu. (Washington: DC, ASM Press), p.24.
[36] “Powder of the Most Eminent Cardinal de Lugo”, M. L. Duran-Reynals, The Fever Bark Tree, The Pageant of Quinine.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1946), p.43.
[37] 张箭,《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上、下），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第61-74页，2017年第1期第84-95页。[Zhang Jia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Cinchona-Add to the history of malar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No. 12, 2016, pp.61-74,No. 1,2017,pp.84-95].
[38] 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 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p. 352, p.369,
[39] cf. M. S. Kempshall: “The Virtues of Rhetoric: Alcuin's Disputatio de rhetorica et de uirtutibus”,
Anglo-Saxon England,37(5) 2009, pp.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