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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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征
摘要：在中华大地出现的早期教会大学中，齐鲁大学是由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齐鲁大学植根于中国大地，以筹备立案为开端，展幵了种种变革。齐鲁大学的转变与中国社会变迁基本同步且息息相关，期间也有许多困难。转变后的齐鲁大学更为关注教学和科研，经费的多元化也使学校财政充沛，学术水平得到了有力的提高。对于山东地区而言，不仅促进了山东地区教育的进步，也对当时的山东大学堂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学校在八十八年间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他们在医学、教育、物理等领域为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52年，包括齐鲁大学在内的所有教会大学被撤销，所有师生、校舍、设备等被拆散分至其他国立大学，自此包括齐鲁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完全融入到中国的教育体系中。
关键词：教会大学 齐鲁大学 院系调整 中国化
齐鲁大学是中国十四所教会大学之一，是我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也是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对山东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都有重要影响。自1864年学校成立到1931年正式立案，从抗战中艰难南迁再至建国后被撤销，齐鲁大学历经八十八载。齐鲁大学的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864年。“本校之创设，实发初于山东登州之文会馆。中华民国纪元前四十七年，美国长老狄考文博士创立该馆。授学子以理化天算等科”[1]。它比中国第一个官办高等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成立要早34年。1931年，齐鲁大学在国民政府立案，成为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私立大学，1937年中日开战后，南迁成都。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在济南复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个被政府接管的教会大学。1952年根据华东高校调整方案，学校各系被调整拆分，齐鲁大学被撤销。自此，齐鲁大学完成了它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剧，尘封于历史的记忆中。
- 齐鲁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在中国的缘起与发展
由西方传教士的创办的教会大学，在学校早期，大多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收回教育权的和立案的双重压力下，学校被迫开始了中国化的转变，即便当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圣约翰大学，也不得不在1937年向中国政府注册。纵观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转变，我们不难发现其转变方向并非是学校当局任意制定的，而是深受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齐鲁大学也不例外。
清末民初，齐鲁大学初创办之初，与政府联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是学校的经费人士皆与政府无关，而且当时的政府最不愿与西洋人有交涉；另一方面在学校负责人所在的英美各国，私立大学并不需要和政府有任何文书来往。因此初期的齐鲁大学不受中国政府管辖。1915年中国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被引入中国，这是一场空前的思想的大解放运动。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被唤醒，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关注国家的命运。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由此爆发。迫于民众的呼吁，北洋政府开始要求教会大学立案，但是并没有强制性。齐鲁大学于1925年才开始讨论向中国政府注册的事宜，但初期的决策多数无关痛痒。
1928年，北伐军入鲁，山东河南等地到处扒庙拉神。1929年，占领济南的日本军队撤退，中国人收回济南，收回教育权运动也终于在齐鲁大学掀起风潮，学校学生举行数次罢课示威活动，向学校提出十一条条件，表示不达到收回教育权的目的，誓不罢休。随后学校中国籍工人进行罢工，抗议中西籍教员的差别待遇。这时的齐鲁大学为维持学校发展，才开始认真筹备学校立案之事，以平息学校风潮。
齐鲁大学的中国化可以说是被迫开始的，但是之后的转变则多是积极响应的。当时的中华全国基督教教育联合会也开始转变教育的目标，致力于培养社会需要的男女青年。于是在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运动的大背景下，齐鲁大学也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中。此后，学校专业的发展和课程的设置都主动根据中国社会实际需要进行了调整。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齐鲁大学遵从国民政府的指示和政策，迁至大后方。学校为适应国家需要，理学院设制药系，理医两学院合办寄生虫研究所。抗战大后方西南各省疙疾娼狂，威胁人民的生存健康。齐鲁大学与四川省府卫生处合作，共同合作研究四川人体肠寄生虫之防除，在中外杂志发表成果五十余篇。各地纷纷向齐鲁大学聘请寄生虫学师资和人才，如中央卫生实验室、云南抗拒研究会、陆军军医学校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局促进了齐鲁大学的转变和发展。
当时学校还有部分师生留守在济南，由于学校归属于英美加三国，所以日本不敢侵犯，学校成为一个小型“租界”。留守师生开办了补习班，为失学青年教授历史与国学等，间接灌输爱国思想和情操。学校还积极把收听到的关于沦陷区以外或后方的消息传播给济南市民。这也使的学校不少师生在校园外陆续失踪或公然被捕，但是也没有妨碍学校继续开展爱国活动[2]。
新中国成立后的齐鲁大学，主动向当时的新政府请示工作方向，鼓励学生学习新思想，致力于成为人民的大学。抗美援朝时期，学校当局支持当时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切断了与美国的联系。至1952年，齐鲁大学积极配合新政府，在高等教育调整政策下，融入到高等教育体制内。
纵观齐鲁大学中国化的转变历程，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坎柯和进步，都牵引着齐鲁大学做出改变，这也正是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普遍历程。
二、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的中国化过程
齐鲁大学是一所宗教性十分浓厚的教会大学，虽然迫于社会和政府的压力，早在1925年就筹备向中国政府立案，但是一开始的转变并不是十分顺利的。后期齐鲁大学的主要转变方向基本是可行且有利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还是有很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根据国民政府立案的要求，校长必须是中国人，为了完成立案，齐鲁大学选取时任文理学院院长的李天禄为校长，但是在校长之外，设立校务长，由西人担任，并管理校内一切财政管理权、进退教职员权利，名义是协助校长，但是权限赵越校长。此举遭到了学校学生的强烈反对，学校最终不得己撤掉校务长。但是西籍领导并不肯轻易放权，于是权宜办法就是设立副校长，副校长的职务是与最高领导机构信件交涉，内容多涉及齐鲁大学的财务和人事，所以学校大权还是在副校长即西籍教员手中。这也是当时教会大学应对立案的普遍举措。
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后方的广大师生配合政府指示，支持抗战。但是留守济南的部分西籍教员，意图在济南复课，遭到在成都的刘世传校长的严厉驳斥。刘校长原本在东北大学任职，东北论陷后，不堪忍受日军统治，离乡投身齐大。刘校长认为在敌伪占领区复校，就等
于向日军投降，接受日方的统治，这种行为严重践踏了中国的民族自尊。但是济南的西籍教员不顾反对，于1941年在济南开课。幸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日关系恶化，在济的医学院被迫停止上课。医学院的私自开课之举也未被教育部查知，否则后果堪忧。1930年，学校将神学院独立出去，并改名为“齐鲁神学院”，在神学院的周围筑起一道花墙，以示独立。但是神学院与齐鲁大学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齐鲁大学为山东乃至全国的官办高等教育提供了典范，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齐鲁大学创办于1864年，被视为是全国最早的大学。故而，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骄傲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我们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而近代山东的国立高等教育则是自1901年开始的。是年，在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请下，山东建立了山东大学堂，这是山东地区第一个国立高等教育机构。而此时的文会馆已由一所初等学校发展到了大学教育，与刚刚起步的山东大学堂相比，差距甚远。因此，山东大学堂势必在各方面积极向齐鲁大学进行参考学习。山东大学堂创办之初，袁世凯就聘请当时文会馆的总监督赫士为总教习，负责择聘教习、核定功课等教育事务，这使山东大学堂必然会带有一些文会馆的影子。当赫士执掌山东大学堂教务后，即以文会馆课程为蓝本，制定了备、正、专各斋课程表，其中备、正两斋同文会馆备、正两斋及广文学堂选、正两班课程极为相似。在山东高等教育初创时期，由于山东甚至国内尚无其他可以效法的国立大学堂，文会馆就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进入民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山东大学堂一度停办。1926年，学校得以重办，学校根据齐鲁大学的管理模式，设置了评议会、教务会议、教授会等管理机构。1928年山东大学堂更名为山东大学。“行政组织之简单，用人之经济，颇似教会设立之大学。”[3]因为当时齐鲁大学的管理经历了中国化转向后，已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学校的各种管理制度和领导体制日趋完善，这对山东刚刚起步尚显稚嫩的国立高等教育的管理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山东大学设文、理、教育三院，三十年代初学校为参与乡村建设撤教育学院，开设乡村教育等课，并在济南设农学院。但早在二十年代末，齐鲁大学受就将齐鲁大学的文理学院己经重组，文学院改名为文化教育学院，理学院更名为实用理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乡村教育原理、乡村社会学、山东地理、基础农业等课程。到三十年代初，齐鲁大学的乡村教育和乡村服务已颇具成效。这对后起的山东大学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此外，齐鲁大学所开设的一些新兴科目也不断为其他教会学校或国人自办新式学校所采纳，这些都促进了山东高等教育教育的现代化。
1931年12月17日齐鲁大学申请立案，经教育部派员视察，准予立案。立案之前的齐鲁大学在各方面已经达到欧美一流大学的水平，所以在立案受阻时，齐大师生才将原因归结到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身上。一方面是因为何思源的反基督教立场，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山东仅有山东大学堂一个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而且在各方面还很不成熟，所以很多人认为，何思源阻晓齐鲁大学立案之举，多半是想把齐鲁大学或者收归国有改为公立，或与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堂合并。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山东，齐鲁大学确实是高等教育的典范。
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政策下，齐鲁大学各专业分散到各个学校中去。文学院中的天算系并入南京大学，天文台也搬到紫金山，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合并重新组建为山东财经学院（今山东财经大学），文学院其他专业划归到山东大学；理学院中的生物、物理、化学三系并入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药学系并入南京药学院（今中国药科大学）；农业专科并入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医学院划归山东医学院（后为山东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山东大学）。从各专业的走向上可以看到，齐鲁大学的各专业分别划分到专业相近的院校当中。而如今，这些专业也大多成为该校的优势重点专业。虽然这是院校多年的发展，但是也不能忽略当年的齐鲁大学的奠基作用。
四、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科研水平，扩大了新型大学的影响
齐鲁大学在办学早期，为达到宣传基督教义的目的，开设了大量的宗教课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使得学校一度陷入困境。学校领导权动荡频繁，学生抨击学校专政封闭，经常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同时受一战的影响，西方差会对学校提供的经费也有所减少。这些使学校的正常经营都受到严重影响，更不用提学术科研水平的提高。
齐鲁大学面对当时动荡的时局和日渐兴起民族主义浪潮，不得不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29年，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立案要求，齐大决定将圩子内的神学院独立出去，并易名为齐鲁神学院。这样，神学院形式上就脱离齐鲁大学。
三十年代中期，齐鲁大学开设了一批新兴学科，如国文系添设甲骨文研究，外文系新开了莎士比亚戏剧，物理系开设处于国际前沿的原子论、波动力学及放射能论等学科。与此同时，许多西方新兴的思想和理论也被引入教学。如教育系增添了比较教育、杜威教育学说等课程，社会经济系添设了社会生态学、文化人类学、优生学、投资论等社会经济学科。这些学科，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安排，不仅使学生开阔学术视野，放眼世界，了解最新课题，而且还加速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同时，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学校在开展乡村建设的同时也增设了相关的课程，例如教育学中就添设社会教育和乡村教育等相关课程。学校里的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开办的乡村服务社，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还提高了自己的实践和应用能力。
齐鲁大学在参与乡村建设时，还与其他教会大学展开广泛合作，联系最多的就是金陵大学，双方在经济股方面的合作甚为密切。在抗战期间，齐鲁大学成立寄生虫研究所，生物系温福立博士也与燕京大学化学系的斯坦利威尔逊教授密切合作，在进行人体寄生虫的研究时终于发现了农民得寄生虫病的病因，为解决当时寄生虫病传染提供了最有力的解决方案。齐鲁大学与其他教会大学的交流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了乡村建设的开展，同时也提高了学校学术科学水平。
立案对齐鲁大学中国化的影响深远，立案后，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私立学校都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更多的资助。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受当时世界大战的影响，学校国外差会募捐的经费大幅度减少，中国政府的捐助使其在极为困难的后方得以维持生存。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和校友又纷纷出资帮助其复校。如学校的国学研究所就是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成立的，成立后学校得以聘请老舍、顾颜刚、钱穆、吕思勉等众多在中国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以及宗教史等方面颇有学术造诣的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水平，在当时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医学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添设教学设备和医学教授，不仅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医学院，其附属的医院也是仅次于北平协和医院。当时的学界有南齐北燕”之说。“华北第一学府”就是齐鲁大学最盛时的概况。
五、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齐鲁大学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教会大学，在办学之初就提出学校的培养目标以“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和领袖人物为主”。后来学校转变教学目标，课程也更加适合中国需要，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加之学校向来学风检朴，故而毕业生遍及国内外，均属卓然自立，大多淡泊于名利，崇法务实，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之精神，服务社会国家。
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从事教育者为最多。齐鲁大学为山东省及青岛市一切教会中学及若干非教会学校培养了所需师资。自1900年至1951年，约50年间，山东省及青岛市所有教会中学，其教员，除少数维新举人与英美籍传教士外，全是齐鲁大学及其前身的毕业生。齐鲁大学的毕业生不仅在山东旳教会大学任职，也有不少人接受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东北各省及江苏与安徽两省之长江以北地区教会中学的邀请[4]。齐鲁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来自乡镇和农村，他们大多质朴勤检、性情慈直、执教认真。再加上齐大一直强调基督教的奉献和服务社会的精神，所以与其他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不同，其文理学院毕业生甚少去大都市工作，多数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尽自己之力，教书育人。
齐鲁大学医学院长期以来是本校的优势学科，其实力可以与北京协和医院相抗衡，为近现代山东医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齐鲁大学为山东及国内很多其他地方的教会医院供给大量医生、药剂师与护士。除了北平、上海、天津等大都市，别处的教会医院其医师也多是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者。检朴虽然一直是齐鲁大学的校风，但是医学院学生所需的费用比较高，因此许多医学院学生是由各省教会资助完成学业，山东籍的学生几乎全是教会资助者，学生毕业后也大多回到原籍的教会医院中服务。在山东的很多县城中也有很多非基督教会所创办的医院，其医生也大多来自齐鲁大学，因为在当时只有齐鲁大学的学生自愿到县城医疗机构服务。此外，齐鲁大学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和中国农村社会服务，因此也培养了许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国学研究所的建立，也为社会培养了许多国学人才。总体来讲，齐鲁大学毕业生分布广泛，对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齐鲁大学的宗旨是教育、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并且愿意为广大社会民众服务。但是并不意味着齐大的毕业生全都隐于乡村，碌碌一生。齐大也不乏杰出优秀的校友。在此列举一二。
杨懋春（1904—1988)，中国社会学家。生于山东胶县台头村。1927年教会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入齐鲁大学文学院就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获得燕京大学硕士。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乡村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抗日胜利后，难掩爱国之情，毅然放弃国外先进条件回国，曾任农村部督察、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副处长等职，兼任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赴美讲学，曾任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协助东吴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并担任该系第一任系主任。他对中国乡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显著，在农业推广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还是列入
世界名人堂的两位国人之一。著有《领袖论》、《农业推广方法》、《农业技术改变对乡村社会之影响》、《乡村社会学与农业发展》等。其中《一个中国的农村》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是攻读文化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
束星北（1907—1983），江苏省扬州市人，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研究，建国后转向气象科学研究，曾任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为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束星北先生于1925年济南齐鲁大学求学。1930年1月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1年5月再获麻省理工学院理学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束先生立即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先后受聘于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担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病逝于青岛，家人遵其意愿无偿捐献遗体。束先生毕生致力于我国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物理人才。
尤家骇（1900—1969），山东即墨人。皮肤性病学专家、麻风病学专家。是我国麻风病防治专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皮肤性病学专业最重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获加拿大多伦多医学博士学位，曾任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教授。1932-193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皮肤病院留学。1947年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心医院进修。1956年担任副博士研究生导师。1952年在我国首次发现“黄色酿母霉菌病”。在国家级和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麻风病学概论》《新麻风病学简编》《黄色酿母霉菌病》等专著和教材8部。为山东地区基本消灭黑热病、丝虫病、拒疾、麻风病做出了巨大贡献[5]。
以上几位只是齐鲁大学毕业生中的少数代表。还有很多学界专家，例如：历史学家：严耕望、张维华、胡厚宣等老先生，医学界有刘国杰、赵常林、孙洪泉等人，实在是不胜枚举，在此不再一一详尽。他们踏实地工作态度，无私地奉献精神，刻苦地钻，为国家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2005年第三次校友会上，苗永明会长曾说，我们所站的这块土地，当年曾哺育过我们，我们从她身上汲取了营养和智慧，不但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而且学会了做人和做事…海纳百川，齐鲁大学这条源远流长的大河终于融汇到山东大学这个大海中。我们将把对齐鲁大学的感情倾注到建设山东大学上面来[6]。
六、结语
齐鲁大学与中国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在创办之初，宗教性浓厚，被视为西方世俗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代言人。但是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它逐步走向中国化的转变历程，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步贴合中国实际，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纵观其发展历程，我们要看到其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差别。齐鲁大学的创立者之一狄考文曾把传教和培养传教士作为创办文会馆的唯一目的，甚至不开设英语课程，以避开当时中国人的趋利心理。在多年的中国化转变过程中，齐鲁大学实现了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的顺利转变，既提高了学校的声望和学术水平，又为学校争取到更多的经费来源。中国籍教师的不断增加也使学校课程更加符合中国社会需要。学校不仅促进了山东地区教育的发展，而且为当时的官办教育提供了典范。而在当时动荡的社会时局中，中国人逐步掌握了学校的管理领导权，这在很大方面更有力的推动学校中国化的转变。转型之后的齐鲁大学淡化了宗教的色彩，为山东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众多急需的教师、医生、护士等人才。齐鲁大学的转变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基本同步，由最初的被迫调整到后来的主动适应，也反映了教会大学的转变历程。齐鲁大学的转变历程既反映了当时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当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与自我反省，是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社会相结合的结果。研究齐鲁大学的中国化，即可让我们客观认识那段历史，也可为我们如何借鉴、吸收、转化、利用外来文化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1] 山东省档案馆编：《私立齐鲁大学档案:J109—01—0001.教育部立案：私立大学一览》。.
[2] 齐鲁大学校友会编：《.齐鲁大学八十八年》.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3] 杜光埙.：《忆国立山东大学》，载于.习仕军主编：《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4] 齐鲁大学校友会编：《.齐鲁大学八十八年》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5] 山东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人物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5] 齐鲁大学校友会编：《齐鲁大学八十八年》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