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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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梅
摘要：教会大学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20世纪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却在中国集体谢幕。燕京大学作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教会大学之一，其“谢幕”原因、过程等在一定程度上是教会大学退出历史舞台的缩影。本文以燕京大学为研究载体，对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谢幕”做出历史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燕京大学主动或被动地做出相应的调整，仍难以逃脱被裁撤的命运。究其原因，燕京大学的性质是造成其“谢幕”的决定性因素，燕京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难以满足新中国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批量要求，此外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自身发展要求及燕京大学在经费来源、生源等方面面临的困境也是其最终命运的重要影响因素。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谢幕”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界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高等教育的办学自主性、教学质量、对外交流等受到较大影响，对于教会大学自身而言更是面临被裁撤的结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应从20世纪50年代燕京大学的“谢幕”中做出深刻反思，认真探寻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竭力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多元宽松、自由的环境，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质”的飞越。
关键词：教会大学 谢幕 燕京大学
教会大学是推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对外交流等均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中国教会大学也深深融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外交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有机体。但是由于教会大学长时间内充当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载体，显然不能被新中国所真正信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在中国集体谢幕，化身历史名词，徒留有识之士声声叹息。章开沅对教会大学在中国的“谢幕”不无遗憾，“中国教会大学在20世纪前50年代曾经努力耕耘，硕果累累。与非洲的教会学校相比较，它处于更高的教育层次。与印度的教会大学相比，它量虽少而质更优。与日本的教会大学相比较，它对公立大学具有更多的竞争力，因为它在好些学科领域早已占有优势。但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命运却是全世界最坏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教会大学已经永远绝迹了。”[1]燕京大学作为在华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其最终走向是教会大学命运的缩影，笔者选取燕京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谢幕为个案，对其谢幕的原因及影响展开探讨，希冀可以对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命运形成更深的理解。有部分学者认为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走向了“消亡”，但笔者不敢苟同，且不用说辅仁大学等教会大学在台湾复校。周良书在《大学校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指出“逝去”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其历史的消逝，“它们的流风遗韵，当然不能只是残留在时人的记忆和后人的感念之中。容纳它们的师生、校舍或土地的另一校，同时也应该容纳它们的历史”[2]。因此，笔者选用“谢幕”一词来表示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在中国的最终命运。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教会大学的发展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燕京大学更是得到了中共的优待，周恩来当时有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3]。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逐渐成为中共及中国人民的攻击对象，燕京大学被视作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堡垒，中共在1951年2月12日正式接管燕京大学为公立学校。但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始终难以得到中共的真正信任，与新中国各项事业的矛盾逐渐凸显，在新中国的发展所受限制日渐增多，最终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结束自身历史使命。燕京大学是怎样在新中国谢幕的？其谢幕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终命运？这些问题是笔者在该文中着意解决的问题，以求教与史界同仁。
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燕京大学“谢幕”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燕京大学成为中共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改革对象，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西方色彩、宗教色彩和资产阶级色彩与新中国的教育方针相悖，中共在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的接管、改造工作之后仍不能对其完全信任，最终决定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将燕京大学撤销。燕京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退出历史舞台既有出于对新中国发展大局的考虑，也有燕京大学的主观原因，准确认识20世纪50年代初期燕京大学在中国的谢幕原因是我们正确反思当代高等教育发展之路的必要前提。
首先，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是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走下中国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燕京大学作为一所西方教会建立与支持的大学，始终难以被中共所真正信任，燕京大学在新中国的处境甚至存亡都与中共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外交策略密切相关。中美关系的亲疏程度是影响燕京大学在新中国能否继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中美关系的恶化也成为燕京大学等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大学在新中国举步维艰不容忽视的原因。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中共与美国关系欠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出于稳固政权及对高等教育缺乏管理经验等原因对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发展相对较为宽容，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中共开始着手从美国手中收回教育主权，被称作“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大学自然成为中共的重点改造对象。毛泽东曾在1951年3月表示“很明显的如果美国继续帮助要完的国民党，在这里的美国人就要倒霉了”[4]。在持续高涨的反美浪潮中，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也被认作与美国关系较为亲近而受到攻击，其学术自由、宗教自由等受到破坏，甚至正常的教学活动都得不到保障。尽管燕京大学认真配合中共对其展开的改造工作，积极推动课程改革、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等各项工作的进行，但其教会大学的性质使其难以得到中共的真正信任，燕京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仓促谢幕便不难理解。
其次，燕京大学的教学方式与人才培养模式与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需求相矛盾，这使得燕京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不得不面对被撤销的命运。杰西·格雷科里·卢茨认为“在使教育为国家服务这方面，新政权想要做到的比过去任何一个政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5]。1950年6月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谈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等密切结合，“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因为经济建设乃是整个国家建设之本”[6]。新中国成立之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中共的工作重心，各项事业都要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大局，高等教育必须承担起为经济建设及其他各项事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及输送专业人才的重要使命。钱俊瑞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中指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大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巨大任务。在今后五六年内全国高等学校必须为祖国培养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医药等方面的高级建设干部十五万至二十万人”[7]。新中国所接管的高等教育体系存在诸多弊病，其中对于经济建设大局极为不利的是对科学技术的忽视及攻读理、工科学生数量过少，1932年国际联盟在其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在攻读完整学位课程的学生中超过59%的学生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的学生选择教育为其专业，学习理科的学生不足10%，学习工科的有11.5%，此外还有3%的学生学习农科[8]。为使高等教育更好地实现为经济建设等各项事业服务的目标，中共引进更利于培养专业人才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该模式旨在培养更多毕业后可以直接投入新中国建设的专业人才，减少文科学生的培养比例。中共开始积极引进苏联高等教育的相关经验，《人民教育》上开始刊登介绍苏联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工作等的文章，派遣专家、学生等赴苏联进修学习，组织相关人员负责编译苏联的教材及教学计划。在此形势下，学生选择学习理、工科的学生逐渐增多，“攻读技术和工程学科的学生从40年代末期学生总数的约20%，上升到1952年的35%。到1953年，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已达到当时在校大学生总数21.2万人的63%”[9]。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深受美国通识教育模式的影响，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专业教育相对，注重于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技能及态度等，对于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但通识教育显然不适合新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在燕京大学等“奢侈讲究的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需求漠不关心”[10]，此外燕京大学在长时期内将英语作为其教学语言，也使得其培养的人才难以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对燕京大学进行改造与调整，使其尽快为国家经济建设大局服务成为中共在高等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任务。燕京大学为适应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积极展开了一系列调整工作，如燕京大学在没有美国托事部的资金支持下设置了工学院，以响应新中国对发展经济的号召，但燕京大学并未因此扭转自身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命运。
再次，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自身的发展需求是中共撤销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重要原因。教会大学是在西方教会支持下成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一方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对中国的教育主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犯。燕京大学作为中国教会大学中一面鲜明的旗帜，对其逐步展开的接管、改造对于收回教育主权，办中国人自己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增强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本土性，使其能够更有利于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自身的发展目标。中共在燕京大学内有条不紊地开展的课程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院系调整等是逐渐加强对燕京大学管控的重要措施，也是燕京大学本土性逐渐增强的过程。1951年2月燕京大学被中共正式接管并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是彻底肃清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重要一环，从此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逐渐摆脱西方国家的直接干涉，开始逐渐摸索自身发展之径。
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期燕京大学在中国谢幕也有其自身主观原因，如燕京大学财政来源、生源、师资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燕京大学的经费来源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美国托事部的资金支持一直以来都是燕京大学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燕京大学在课程设置、宗教自由等方面与美国托事部的要求越来越远，但美国托事部并未终止其对燕京的资金支持。1950年12月中美断交后其主要经济来源被切断，燕京大学不得不积极寻求中共的支援。燕京大学的生源也产生一系列的变化，学生数量减少，北平解放后一部分学生转到国立大学或其他私立学校就读，学生的阶级成分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全国国等教育会议上提出了高等教育应向工农开门，并在他们入校后给予各种帮助及照顾。燕京大学因经费、生源等而陷入困境之中，中共适时地予以接管、改造有利于帮助燕京大学暂时渡过难关，但最终被裁撤的命运难以避免。
燕京大学在接受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造之后，最后仍难逃消亡的命运，这并非中共有意针对燕京大学，而是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最终命运的一个缩影。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燕京大学的态度变化反映了其对于高等教育走向的定位，中共认为必须适时地将改变高等教育发展相对分散的状况，力求实现对其进行集中管理。燕京大学的性质决定了其难以顺利在新中国立足，即使做出许多“让步”也无济于事，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在遭到全面否定的基础上退出历史舞台。
二、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燕京大学谢幕的评价
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的缩影，在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中被合并到公立大学中，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芳威廉谈到教会大学的最终命运时指出，“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11]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集体谢幕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是对教会大学这一办学模式的根本否定，对教会大学自身更是带来了深重的伤害。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共对燕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与接管工作，燕京大学在此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收到了一定成效。首先，逐步肃清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燕京大学内开展的各种运动、正式接管、裁撤等都可视作中国在政治上与美国对立的一种回应。其次，对燕京大学的调整、接管、裁撤等是中共争取教育主权，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重要一环，为全面以俄为师肃清了道路，燕京大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对于全国范围内教学资源的重新配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有助于新中国各项事业所急需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学者认为以燕京大学为首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集体谢幕，“从积极方面讲结束了我国高等学校性质不同的局面，戒除了高等教育性质不一、管理不一的弊端，使各院校专业设置上的混乱状况得到改善”[12]。
但燕京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命运变化为中国各项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是消极影响。胡建华在《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中指出我们在对历史上发生过的大学高等教育改革进行评价时，“不仅要看改革是否使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达到新的相互适应，而且还要考察改革是否有利于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13]。从长远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及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尽管高等教育改革使其与社会发展能够实现新的相互适应，但从长远看来却不利于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受到外交政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自身发展规律被忽视，高等教育改革出现一定的失误，燕京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命运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曲折。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无一幸免集体走下历史舞台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被裁撤标志着中共对教会大学这一办学模式的全面否定。教会大学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办学宗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等都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为进一步适应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宗教活动、教师思想改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仍旧难以摆脱其被中共视为西方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载体。为彻底肃清西方国家的影响，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大局，中共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决定将所有教会大学扫地出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无疑是鲁莽、草率的，教会大学被合并到其他大学之中，原有优势学科与师资力量得到一定的破坏，大部分中西交流的渠道也不得已而中断，拉开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外国教会津贴这种办学模式在中国不复存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由公立、外国教会津贴、私立到单一的政府体制的转变[14]，无疑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在一定范围内对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组合是恰当的，但不加区分地对教会大学予以全面否定则有失考虑。“全国一盘棋”固然有利于加强管理，但不符合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燕京大学作为最出色的教会大学之一，即使在国立大学中也堪称凤毛麟角，中共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使其在1952年仓促谢幕，其他教会大学无一幸免。
其次，对于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而言，被迫“谢幕”自然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给教会大学师生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教会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无一例外地被裁撤，燕京大学等校名被撤销，教会大学这一主体不复存在，“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15]。教会大学的“谢幕”在情感上对教会大学师生带来了巨大伤害，他们在对母校的依依不舍中开始新的生活。燕京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在其最终去向上还出现了种种不公平现象，原有的学科力量并未得到较高程度的利用。时至今日，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即使偶尔被提及也很快又被遗忘。“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16]岁月匆匆，转眼间燕京大学已在中国谢幕已近65年，燕京人则只能在无限感慨中追思教诲他们的母校，其他教会大学的师生亦是如此，空留一声声叹息。
教会大学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载体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集体谢幕总体而言弊大于利的，中共对高等教育所做的调整过多地重视其政治目的而忽视了其自身发展规律，从长远看来必将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隐患。中共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撤销是鲁莽、轻率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长远发展所做出的非理性决策。
三、对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反思
尽管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已经被裁撤60余年，但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需要我们做出深刻的反思。高等教育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提升自身素养、实现梦想的机会，也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所需的各样人才，对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詹姆斯·杜德斯达认为“现代社会最能被预见到的特质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我们不再相信明天会和今天差不多。大学必须要寻求保留它核心价值中最珍贵的部分，同时还要开拓新的道路来热切回应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机遇。”[17]当今中国已步入知识社会，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威胁。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发出了影响较为深远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大学办成什么样子，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外部条件的限制，但主观上的努力同样很重要”[18]，我们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燕京大学的境遇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助力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
首先，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要想实现长足发展必须始终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为了政治、经济等事业的发展而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偏离正常轨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燕京大学展开的接管与改造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将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集体扫地出门更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损失。“对于大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19]，必须集中人力物力使大学“能够包罗万象，负起时代使命”[20]。国家、社会要给予高校充分的自由和空间，在相关教育政策及方针的制定上要进行审慎思考，征求多方意见。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高等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不能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受政治形势的过多干涉。
其次，要注重大学精神、大学传统的培养，“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21]。“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对燕京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燕京人不断将追求自由与真理作为人生信条。此外，“燕大一家”的传统也使燕京人记忆尤深，奚瑞森认为“燕京精神教人做诗，而不是教人做人，是教人舒展真、善的心灵，而不是教人如何去迁就社会习俗”，尽管燕京大学作为一个实体过去了，“燕京大学”校名也没有了，但“教人做诗的燕京精神永远不会过去，永远不会没有”[22]。大学精神的凝练有助于教职员生人格、性情的熏陶与培养，对大学的长远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凝练为大多数人所主动认可、积极践行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是增强高等教育发展软实力与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纵观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大学精神的凝练和准确表达无疑做的并不到位，亟需我们重视起对高等学府校园精神的提炼与宣传，提升大学内在凝聚力。
再次，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等要加大扶持力度，丰富多元办学模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等办学模式被废除，中共的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自此变为公立大学一家独大，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又对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多样的办学模式有利于高等教育实现更好的发展，逐渐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办学模式。20世纪90年代私立高等学校复兴，国家对于民办高校逐渐加强扶持力度，1993年8月国家教委颁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声明民办高等学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高校有利于充分调动民间的财力、人力等各种资源，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此外，较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等近年来逐渐增多，并取得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昆山杜克大学的成立便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最佳示范。昆山杜克大学在国际交流、课程设置、经费支持、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充分发挥其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是对中国办学模式的有益补充。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多样办学模式的共同参与，发挥各自优势，推动高等教育实现更好的发展。
此外，要充分学习、借鉴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在教学、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推动当代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当代中国大学自身存在很多问题，或许可以从燕京大学等在20世纪50年代被裁撤的教会大学中找到解决之道。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所采用的通识教育对于当代大学培养人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23]。通识教育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培养和性情的养成，今年来逐渐受到各大学的重视。此外，燕京大学等教会大学的学科建设、师资结构、对外交流等方面仍值得当代大学去学习与借鉴，以实现更好发展。
“未来是尚未耕耘的地方，也是最有希望的所在”。[24]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必须将高等教育的发展放到及其重要的地位，努力探寻兼顾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及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改革之路，推动高等教育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1]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01期，第191页。
[2] 周良书：《大学校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3卷第4期。
[3] 陈远：《燕京大学 1919-1952》，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该观点是燕京大学夏自强在接受陈远访谈时所提。
[4] 《一个外国人在燕京大学活动情况的日记内容》（1948年12月-1951年4月），北京大学档案馆，YJ49021。
[5] [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
[6] 《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1950年6月1日），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7] 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人民教育》，1951年第12期，第6页。
[8] 《中国教育的重组》，第151页，转引自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
[9] 曾昭抡：《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人民中国》1953年第12期，第8页，转引自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10] 《中国教育的重组》，第21页，转引自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
[11]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2] 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40页。
[13] 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14] 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15]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6] 节选自燕京大学校歌。
[17]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8] 陈平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19] 冯友兰：《大学与学术独立》，《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页。冯友兰提出了“大大学”的概念，他认为真正的大学应担负国家的智囊团及教书育人的使命，一些大学不能担负起这一使命，冯友兰将能真正担负起这一使命的大学成为大大学。
[20] 冯友兰：《大学与学术独立》，《三松堂全集》（第五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21] 陈平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22] 奚瑞森：《燕京精神必将永存》，《雄哉！壮哉！燕京大学 1945-1951级校友纪念刊》，1994年，第133页。
[23] 陈平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
[24] 潘懋元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