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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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上海大学）
摘要：晚清教案频发，华籍耶稣会士李问渔等天主教徒积极撰写汉语神学著作进行阐教护教，其中涉及佛教。佛教虽然不是此时期天主教的主要辩教对象，但是李问渔独尊天学，寓护教思想于辟斥佛老之中，其主要基于天主教神学本位，从儒家伦理、西学知识、佛教历史现实状况的视角，针对佛教的轮回六道等教义进行了批判。另外，李问渔在辟佛论证中也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有所借鉴。对李问渔佛教观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时的天佛关系状况，同时对于晚清时期的天佛对话研究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李问渔，天主教，佛教
晚清时期，士绅兴起教难，利用佛道教及民间信仰反基督宗教，将天主教指为邪教，天主教徒为宣扬天主教教义、鼓励民众信教而进行辩教护教。此时期的天佛关系体现了外来一神教与已经本土化的宗教间的竞争与博弈。佛教虽不是晚清天主教辩教护教类著作的辩论主体，但是华籍天主教徒留下的一些辩教护教类著作中部分涉及到了佛教。[1]
李问渔是近代著名的天主教徒，其在新闻传播、西学译介、阐教护教等方面颇有建树。[2]李氏独尊天学，在阐护天主教的过程中对佛教进行了驳斥，其护教著作中体现了他的佛教观。晚清天主教的佛教观决定了此时期天主教在与佛教交往时的具体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天佛关系状况。
一、李问渔生平
李问渔（1840-1911），名杕，原名浩然，号大木斋主，圣名劳楞佐(Laurentius)，江苏川沙人（今上海浦东），为近代耶稣会再次入华后第一批华人晋铎者。当时的川江地区天主教发展较盛，[3]李氏一族原有天主教信仰传统，至李问渔已奉教八世。李问渔于1862年出家修道，入耶稣会为修士，1869年晋升司铎，1878年结束六年外出传教生涯之后旋即创办杂志、翻译西学、著书立说。
李问渔先后创办天主教刊物《益闻录》、《圣心报》，并任主编。光绪五年（1879）,法国天主教会任命华籍司铎李问渔创办了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刊物,同为天主教第一份机关刊物《益闻录》,开辟了天主教在华中文传播的历史。[4]《益闻录》后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再于1907年更名为《时事科学汇报》，简称《汇报》。该刊刊录了许多对于佛教理论的驳斥文章以及时人佞佛、僧尼失德、庙佛无灵等佛教负面新闻。《圣心报》为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于光绪十三年（1887）主办的中文刊物，由李问渔长期主编，主要刊载宗教性文章和通讯。
李问渔平生译著繁多，[5]其护教类译著主要有《理窟》、《续理窟》、《辩惑卮言》、《答问录存》、《真教问答》、《客问条答》等，[6]其中《理窟》将1879-1886年载于《益闻录》中的四十余篇辟佛篇目进行整合，寓贬斥佛老于护教之中，集中体现了李问渔的佛教观。另外，在《续理窟》与《答问录存》中也散见其对佛教的驳斥。
《理窟》是李问渔将光绪五年到十二年（1879-1886）载于《益闻录》的关于天主教阐教护教的百篇论说集成。该书共九卷，分为：主宰论、耶稣传、天主教论、道教论、佛教论、儒教论、异端论、魂归说、敦俗说，刊印于上海慈母堂印书馆，初刻于1886年，1901、1909、1916、1920、1930和1936年一再翻印。[7]《续理窟》为李问渔遗作，是其友人搜集整理而成。[8]于1915年初次出版，1926、1936年再版。此书并未如《理窟》分卷编次，共111篇，篇目内容亦大多出自《益闻录》，[9]主旨与《理窟》同，都为阐护正教而作，书中略有涉及佛教。《答问录存》由上海慈母堂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首次出版，后此书又于1909、1904、1937年一再重印。是书分为论天地主宰、论鬼、论神、论魂、论迷信、论邪神、论真教七部分，以驳斥佛老、民间信仰与新教，阐护天主正教为主要内容。
19世纪中期，基督宗教以强势的姿态第四度入华。此时期的传教活动一定程度掺入了“侵略”的特质，[10]使得教案频仍。此次基督宗教入华传教的传教主体虽不是天主教，但是天主教各修会仍然活跃于中国，反天主教的谣言亦甚嚣尘上，士绅利用佛道教等本土或已经本土化的宗教对抗外来天主教。在此背景下，李问渔承袭明末清初以来天主教排佛斥老、弘扬天主正教的护教传统，进行辩教护教。李问渔虽博览佛教经书典籍，但是对佛教仍是基于天主教神学本位的审视，其目的是为阐护天主教，所以对佛教基本持排斥态度。
二、李问渔对佛教的批判
李问渔在《理窟》中弘扬天主教，贬斥儒释道与民间信仰，其中尤以佛教处着墨最重。另外《续理窟》与《答问录存》二书虽未以佛教为辩论主体，但在辩护天主教中也稍有涉及对佛教的驳斥。李问渔以天主教神学为本位，同时也引用了儒家伦理及西方的科学新识来论证佛教之妄，并从佛教历史现实状况的视角辟佛护教。
（一）以天主教神学为本位的佛教批判
李氏独尊天学。他在《理窟》卷五的《释家道场说》、《天道辨》、《放生论》，《续理窟》的《斋素论》及《答问录存》的《戒杀》五篇文章中，采用天主教神学教义对佛教作了批判。
李问渔在《释家道场说》中指出：“赏罚之权，操诸大造，佛教冥司，并非造物。”[11]此观点即是从天主教神学本位出发对佛教教义的驳斥。按天主教神学教义，上帝掌握对人的赏罚审判之权，李问渔以此来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在《天道辨》中，李问渔引用佛经《智度论》、《新婆沙论》、《正法念处经》中所谓“天人五衰相”指出，佛教认为天人的福报寿命有尽，但是天主教认为经由上帝审判升入天堂者将享永福。李问渔据此质疑佛教的天道。《斋素论》中也提到佛教弟子斋素是为祷佛求福，但是祸淫福善之权原秉于大造，并非观音佛老之辈。[12]在《放生论》中，李问渔则以“大造未尝禁杀又不以放生为功”来反驳佛教的放生行为。《戒杀》中亦提到“主宰生物，原为人用”[13]驳斥佛教的戒杀之行。以上均体现了他基于天主教神学本位对佛教的批判。[14]
另外，李问渔在《理窟》的《千佛论》与《劫数辩》二篇中，还借用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神存在的“五路证明”来驳斥佛教。李氏在《千佛论》中指出，“推而上之，必至一最初祖佛，别无他佛于前者。顾无他佛，祖佛何由受道”[15]，对佛教的泛神论进行驳斥。[16]又于《劫数辩》中提出，“万物之生，必有所自，一粒之细，非种不萌，一星之火，非燃不炽。况天地之大，万物之众，苟无宰制之神，必不能自然生长……一若车之有轮，不待推移而自能转运者，不通之论，莫此若矣”[17]，驳斥佛教不言天地由来只谈劫数无量的思想。[18]李问渔基于托马斯主义的耶稣会神学正统对佛教的破斥，亦体现了其天主教神学本位的佛教观。
（二）援引儒家伦理批判佛教
在《理窟》的《论佛性》、《参禅辨》、《戒杀生论》、《人道辨》及《答问录存》的《轮回谬说》、《戒杀》六篇文章中，李问渔援引了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对佛教进行批判。与最初几代儒家天主教徒不同，李问渔受儒家身份的限制已经弱化，不再挣扎于天儒身份的纠结。他在《理窟》中对儒家也进行了批判，可见其身份立场的转变。李氏对儒家的批判主要与天主教明末清初传教策略“合古儒辟今儒”的思想相承，认为“嬴秦以后，古书残缺。六经虽在，舛误良多。考据家驳斥多端，谓非古儒真谛。然括其义而阙其疑，犹可见古人立说之正，与腐儒谬论，实判天渊。何则？古儒之学，首重上帝。”[19]李氏虽然对儒家多有批评，但在对佛教的批判中仍然借用了儒家伦理思想，援儒辟佛、援儒护教。
在《论佛性》中，李问渔以儒家的天命、伦理思想以及孟子的心性论，驳斥了佛教“佛性正相平等”的思想。他首先提出佛性并非赋命之性，其次提出同性所指若是同物则五伦无别，若是同类则孟子谓犬、牛、人性有别。这些即是从儒家思想角度来反驳上自诸佛下至蠢动的佛性平等论。在《参禅辨》中，李问渔引用儒家的“思而不学则殆”的思想对佛教的参禅一事进行了辩驳，认为道可授而不可参。在《戒杀生论》中，李问渔借儒家圣人之行与礼制来驳斥佛教的戒杀生行为，认为若杀生造孽则古圣王造孽已极，不可成为后人之效法对象。而且儒家只言仁者爱人，并未言及爱畜。《戒杀》一篇也认为非杀不可以成礼作乐、非杀不可以御祸保谷，儒家先圣也未尝戒杀，从“顺物性”与“遵古训”二点来驳斥戒杀行为。[20]李问渔在《人道辨》也曾引儒家的君亲伦理来斥责佛教的轮回之说。其在《轮回谬说》中亦指出“魂灵转世，往返无常。今之父母，安知不转为子孙……是人伦乱而忠孝之道灭矣”[21]，从轮回颠覆五伦来驳斥佛教。
（三）借助西学新知批判佛教
李问渔学识会通中西，以西学新知来阐教辟佛也是李问渔辟佛思想的一个特点。如他在《理窟》的《佛经须弥山辨》中指出：“按泰西天文家言，日轮常住不动，昼夜之所以分，由地球之自转”。[22]其以日心说新知，破斥了佛教宇宙观中的日月绕山而行的说法。另在《理窟》的《阿修罗道》一篇中，李问渔同样以西方天文学中太阳的大小和同地球的距离，指出了佛教阿修罗道记载的荒谬支离。
（四）从历史现实视角批判佛教
李问渔还从佛教历史、现实状况的视角进行辟佛与护教。如在《理窟》的《佛法入中国考篇》中，李问渔概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继而提出“教之邪正，在理不在人”的观点。[23]他以秦始皇坑儒焚籍为例指出，即使佛教在历史上多为帝王所重也未必是正教。同时也隐论，清代的禁教不能证明天主教不是正教，从而进行辟佛护教。在《理窟》的《论辟佛》中，李问渔历数往代辟佛之事，并提出自己的辟佛之法：“不必重责僧徒，惟驳诘其教，先立正论，继著善书，传布坊间，宣讲乡曲，使一人解之，千人听之……而佛教之谬，已不辟而自辟矣。”[24]
李问渔虽然在《论辟佛》中提出辟佛不必重责僧徒，但其在《理窟》的《僧考》《尼说》二篇中对当时的僧尼素质也进行了指责。李问渔在《僧考》篇指出：“而今日之僧，声名日下，其出身也贱，其秉性也愚，或以命途多舛，匿迹佛门，或以糊口无方，寄生衣钵。”[25]在《尼说》中也斥责道：“迹其平日所为，朝夕讽经。客至则团坐笑言，雌黄邻里。乘人不见之时，私相往返。”[26]李问渔看到了当时佛门的内部衰落状况，认为僧人名为修行但实非修行，使其还俗反而可以解决国家的发展问题。同样他对当时的尼众也进行了斥责，认为这些皈依的尼众投入佛门不过聊谋衣食，大多素质不高且品德不端。另外李问渔在《理窟》的《诵佛经论》一篇中，对当时僧徒摸摴蒲、嗜鸦片等陋行也做了揭露。
除从以上角度进行驳斥佛教之外，李问渔的辟佛论证亦与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所撰写的《天主实义》对佛教的驳斥颇有相类。明清中国基督神学内涵有其一贯性，即护教著作的对象主要是佛道二教及中国社会的风俗观念。[27]从明末利玛窦到晚清李问渔，其汉语神学著作都体现了对佛教的批判破斥，但是相较而言，明清之际的华籍天主教徒努力寻求天儒契合之处[28]，李问渔则表现了独尊天学的特点。李氏虽然也援引儒学辟佛护教，但在《理窟》卷六中也针对儒家亦进行了批判，且李问渔与利玛窦都主要针对佛教的轮回之说进行驳斥，所以李问渔的著作中更多表现出与《天主实义》相类的辟佛论证。
三、李问渔辟佛论证的思想来源：《天主实义》
李问渔的辟佛论证与明末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义》对佛教的驳斥有明显类似的地方。经过对比可以发现，李问渔在辟佛论述中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有所参考。
利玛窦入华传教之后逐渐采取了“合儒辟佛”的传教策略。其采用经院哲学的理性证明（主要采用托马斯·阿奎那论证神存在的“五路证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三分说”、“四因说”等西方哲学体系与儒家的伦理来辩教护教。
《理窟》的辟佛护教论证多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类似。[29]《理窟》第一卷《主宰论》中就可见《天主实义》的类似论证，[30]二人都采用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神存在的“五路证明”来论证天主的存在。李问渔在《理窟》第五卷对佛教的驳斥中亦有多篇论证与《天主实义》相类，如《人道辨》、《畜生道辨》、《戒杀生论》、《放生论》对佛教的六道轮回与戒杀生之说的破斥与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有相类之处。
具体如下表：《理窟》与《天主实义》相似辟佛论证
| 《理窟》[31] | 《天主实义》[32] |
| 论佛性： 缁衣谓一切众生，同具佛性，是同物乎，抑同类乎……孟子谓犬之性非牛之性，牛之性非人之性者当以为荒谬之谈。 | 第四篇： 203.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犬牛之性，犹人之性欤？ |
| 人道辨： 尽人茫茫，莫知前世，不特他人无所省记，即释子亦未尝记念，可知人道一说，绝无依据，不足重也。 | 第五篇： 264.然吾绝无能记焉，并无闻人有能记之者焉。则无前世，明甚。 |
| 畜生道辨： 小人徇欲，惟畏羞惭，匪类横行，每嗟力弱，一朝作兽，廉耻俱泯，纵意逍遥，随心放荡。
| 第五篇： 279.今得脱其人面，而杂于兽丑，无耻无忌，甚得志也。故轮回之谎言荡词，于沮恶劝善无益，而反有损也。 |
| 人道辨： 五伦之理，最重君亲。位置之分，明如观光。人死果有轮回，则父子君臣，相继入世。今时之子女，即先世之祖宗。今日之王公，即前朝之隶。颠倒至斯，何忍齿及。 | 第五篇： 282.谓人魂能化他身，信其说将使夫婚姻之礼，与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碍难行者焉……此又非大乱人伦者乎？ |
| 戒杀生论： 大造生材，本为人用。 放生论： 大造未尝戒杀，又不以放生为功。 | 第五篇： 293.况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万物，或养生，或利用，皆以事供我辈，原不为害，自我辈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 |
通过上表对比可知：
其一，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五篇辩排轮回六道中，用今生之人不能忆起前世之事、轮回说不能沮恶劝善、信轮回之说将大乱人伦等来破斥六道轮回，[33]此种论证也见于李问渔的《理窟》之中。首先，李问渔在《人道辨》中从人莫知前世记忆、人情难善易恶、五伦之理三方面驳斥佛教所论人道虚妄。其次，李氏在批判畜生道时认为轮回说不能彰善惩恶。他在《畜生道辩》中破畜生道之妄时举证六点，其中第四、五点提到：人为万物之灵，大异禽兽畜生；人一朝变兽，定纵人性之恶，[34]与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五篇驳斥六道轮回时提到：“人体态与禽兽不同并且轮回说不妨碍人们为恶反而放纵他们的坏习惯”[35]相类。
其二，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五篇驳斥佛教戒杀生时说明此种戒律并不符合天主本意：根据《创世纪》，天主创造万物是为了让人们使用它们。[36]李问渔在戒杀生论中言大造生材本为人用；在放生论中又提到大造未尝禁杀，又不以放生为功。二者都基于天主教神学对佛教进行驳斥。
其三，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援引儒家的“犬牛之性”及“五伦之理”来辟佛教之妄，而李问渔亦在书中《论佛性》一篇中借“犬牛之性”驳斥佛教的佛性论，在《人道辩》中用“五伦之理”驳斥佛教轮回之说。
《天主实义》虽为针对非基督徒进行理性论证的“要理本”[37]，其中也体现了天主教神学本位的性质，尤其是在对佛教的破斥方面。利玛窦对于佛教教义思想的把握并不十分准确，体现出了基于天主教本位来纠正佛教的宇宙观、本体论及灵魂轮回等教义的特点。另外，对利玛窦的传教策略亦受到经院神学家对理性在神学中作用的关注及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经验的影响，在《天主实义》中借用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理性阐教。
李问渔独尊天学，其护教著作中同样也体现了对佛教基于天主教本位思想的破斥。李问渔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借用儒家伦理思想辟佛证教，其会通中西的知识背景亦体现在《理窟》的辟佛论述中。李问渔在具体的辟佛论证里，亦体现出了对《天主实义》辟佛论证的借鉴，但李氏对于佛教的理解比利玛窦更加深入，对于佛教的经典教义的把握也更为准确，书中广引《地持经》、《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等佛经并《法显纪》、《冥祥记》、《法苑珠林》、《传灯录》等佛教相关典籍，在针对佛教的灵魂说与轮回六道说进行破斥外还对佛教的佛性、劫数、参禅受戒、佛经等都进行了分析与驳斥。
四、结语
李问渔的护教思想体现了明清天主教辩教护教著作中护教思想相承的一面，如都指摘佛道妄谬并援儒护教，但其中亦表现出了时代特征。就华籍天主教徒而言，明末清初的华籍天主教徒在批判佛老的同时更加注重寻求天儒会通之处，证明天主教合乎儒家传统，而晚清耶稣会士李问渔则表现出了独尊天学的倾向，天儒身份徘徊已不构成其困扰。李问渔在阐护天主教的同时对本土化的佛教进行了驳斥，寓护教于辟佛之中，对于天主教在近代的传播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宗教对话模式来看，李问渔独尊天学、援引儒学辟佛证教，具有排他论的倾向。除李问渔外，晚清天主教徒朱西满述、郭保禄著的《援溺宝筏》以拒异端佛老崇天主正教为要旨，对儒、佛进行了驳斥；[38]朱西满述的《扫云记》认为佛道如无形之云，须待善教（天主教）以扫之，劝人恭敬天主；[39]黄伯禄的《训真辨妄》（为《圣教理证》一书的改编）、《集说诠真》二书都对佛老、民间信仰都进行了批判驳斥从而弘扬天主教。[40]李问渔等晚清华籍天主教徒排他论倾向的天佛对话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处于相互竞争博弈状态的天佛关系状况。对李问渔佛教观的梳理对于晚清时期华籍天主教徒的护教思想及天佛对话研究有着参考意义，同时对于当下宗教间的和谐对话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Criticism and Defense: The Buddhist View of Chinese Jesuit Li Weny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ang Kai (Shanghai Univeristy)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frequent missionary cases. Chinese Jesuit Li Wenyu and other Catholics actively wrote Sino-Chiristian Theology works to explain and protect Catholicism, which involved Buddhism. Although Buddhism was not the main debate of Catholicism in this period, Li Wenyu worships the Catholic, and his apologetics thought was reflected in criticizing Buddhism and Taoism. Based on the Catholic theology standard, he criticized the buddhist theory of reincar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ethics, western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f Buddhism. In addition, Li Wenyu also drew lessons from Matteo Ricci'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in his criticism of Buddhism. The analysis of Li Wenyu's Buddhist view will help u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Buddh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 also has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dialogue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Buddh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Li Wenyu; Catholic; Buddhism
[1] 相关著作主要有，朱西满述、郭保禄参：《援溺宝筏》，清咸丰十年刻本；朱西满述：《扫云记》，清同治元年本；黄伯禄：《训真辨妄》，上海：上海慈母堂，1890年；黄伯禄辑、蒋超凡校：《集说诠真》，上海：上海慈母堂，1882年；李杕：《理窟》，上海：上海慈母堂印书馆，1886年；李杕：《答问录存》，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李杕：《续理窟》，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5年。
[2] 学界目前对于李问渔的研究主要其中在新闻出版、西学传播、护教思想等领域，其中关于李问渔护教思想的研究略有涉及李氏对佛教的评判。关于李问渔护教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4-288页；雷立柏（Leopold Leeb）：《论基督之大小：1900-1950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2-196页；Joach Kurtz,“The Works of Li Wenyu (1840-1911): Bibliography of a Chinese-Jesuit Publicist”，《或问》，2006年，总第11期，第149-158页；陈焕强：《李问渔护教思想探析—以<理窟>与<续理窟>为中心》,《文化杂志》，2014年，第169-179页；肖清和、郭建斌：《被遗忘的“公教作家”李问渔——李问渔著译考及研究现状初探》，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宗教与历史”第五辑：晚明以来的天主教研究》，2016年，第273-288页；肖清和、郭建斌：《李问渔“护教思想”初探:以<续理窟>为中心》，《宗教与历史》，2018年第2期，第233-247页；肖清和、郭建斌：《李问渔生平事迹及著作再探》，《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总第13期，第46-87页。
[3] 参见方鸿铠、黄炎培纂：《川沙县志》，第十三卷，1937年，第2页。
[4] 孙潇：《天主教在华第一份中文期刊<益闻录>研究》，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第8页。
[5] Joach Kurtz在“The Works of Li Wenyu (1840-1911): Bibliography of a Chinese-Jesuit Publicist”一文中列有李问渔著作70种。参见Joach Kurtz,“The Works of Li Wenyu (1840-1911): Bibliography of a Chinese-Jesuit Publicist”，《或问》，2006年，总第11期，第149-158页。
[6] 关于李问渔的译著考证梳理，参见肖清和、郭建斌：《李问渔生平事迹及著作再探》，《中国基督教研究》，2019年，总第13期，第52-87页
[7] 陈焕强：《李问渔护教思想探析—以<理窟>与<续理窟>为中心》,《文化杂志》，2014年，第170页。
[8] 参见李杕：《续理窟·序》，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5年，第1页。
[9] 《续理窟》中有五十余篇为未未收录在《理窟》中的1879-1886年间刊于《益闻录》的阐教护教之作，另有多篇为1886年后刊于《益闻录》的篇目。
[10] 参见吕实强：《中国士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62-63页。
[11]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25页右。
[12] 参见李杕：《续理窟》，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5年，第190页。
[13] 李杕：《答问录存》，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第56页。
[14] 《圣经》创世纪篇中神与诺厄立约提到，“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可作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赐给你们有如以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创9：3-4）。”参见《圣经》，香港：日升公司，1999年，第20页。
[15]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3页右。
[16] 此即基于阿奎那的第二个证明。参见《神学大全》第一集第2题第3节：“在感觉可及的事物中，我们发现成因是具有顺序或层次的。可是却未曾发现，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成因：因为如此他就是先自己而存在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成因不能无限地推延下去……无论中间物是多个或仅有一个。”引自圣多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册：论天主一体三位》，高旭东、陈家华译，台南：闻道出版社，2008年，第28-29页。
[17]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5页右。
[18] 此即基于阿奎那的第一个证明。参见《神学大全》第一集第2题第3节：“是以，同一个东西，在同一观点之下，并以同一方式，不可能同时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换言之，不可能自己推动自己。是以，凡是动者或被动者，必定是被他物所动或推动。”引自圣多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册：论天主一体三位》，高旭东、陈家华译，台南：闻道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19] 李杕：《理窟·卷六》，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1页右。
[20] 参见李杕：《答问录存》，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第56-57页。
[21] 李杕：《答问录存》，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第34页。
[22]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22页右。
[23]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6页右。
[24]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8页右。
[25]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10页。
[26] 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13页右。
[27] 陈焕强：《李问渔护教思想探析—以<理窟>与<续理窟>为中心》,《文化杂志》，2014年，第171页。
[28] 参见李炽昌：《跨文本阅读策略：明末清初中国基督徒著作研究》，载于《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29] 《答问录存》中所载《轮回妄谬》与《理窟》之《人道辨》二篇都从前世记忆与五伦之理来批判佛教轮回之说的荒谬，《答问录存》所载《戒杀》亦与《理窟》之《放生论》辟佛论证大体相同，所以本文以《理窟》为例与《天主实义》进行比对。
[30] 如《理窟》第一卷万物必有主宰论中的以鸟兽徵、以舆论徵同《天主实义》第一节中的“以鸟兽的灵异证明”、“以良能证明”多有类似；《理窟》卷一中的主宰无形论与《天主实义 引》中的天主无形无象的论证相似等。
[31] 引自李杕：《理窟》，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
[32] 图中所引《天主实义》参考自：[意]利玛窦著，[法]梅谦立注：《天主实义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33] 参见[意]利玛窦著，[法]梅谦立注：《天主实义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页。
[34] 参见李杕：《理窟·卷五》，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第30页左。
[35] 参见[意]利玛窦著，[法]梅谦立注：《天主实义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9页。
[36] 参见[意]利玛窦著，[法]梅谦立注：《天主实义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3页。
[37] 按意大利学者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的说法，天主教区著作分“道理本”（Doctrina christiana）和“要理本”（Catechismus），其中“要理本”针对非基督徒。
[38] 朱西满述、郭保禄参：《援溺宝筏·序》，清咸丰十年刻本，第2页。
[39] 参见朱西满述：《扫云记·序》，清同治元年，第1-2页。
[40] 参见黄伯禄：《训真辨妄》，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6年；黄伯禄辑、蒋超凡校：《集说诠真》，上海：上海慈母堂，18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