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0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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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生命与自由、爱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反思。作者提出要用爱心以及神律来处理疫情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类在病毒面前努力自救、努力抗争的同时，也必须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救助。
关键词：新冠疫情、自由、爱情、生命
引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我这一代（以及上下两代）的中国人，对这首诗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这绝不是因为大家熟悉作者，那位二十多岁就为民族自由而战死沙场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ofi Sandor, 1823-1849），而是因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中国宣传机构猛批当时布达佩斯青年知识分子活动的小团体“裴多菲俱乐部”，在二十多年时间中称其为阴谋反共的“反革命组织”。于是中国人找出了这首被诗人殷夫翻译成中国古诗最流行的形式（共只20个字的五言绝句）的言志之作，也许因为太容易记诵，又表达了心声，它很快成了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外国诗歌。
这首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种价值观，对人生三大要素之价值高低，作出了清晰的判断：“自由”最高，“爱情”其次，“生命”虽然可贵，却属最低，或可牺牲（中国的翻译名家孙用就译成“为了爱情可牺牲生命”，似乎更接近原文）。
在裴多菲的时代和环境中，这个判断会得到他的很多同胞赞成；在我们那几代中国同胞中，也会有许多人默默地赞成。
现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影响最广最大的悲剧性事件中，即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形势下，这个人生要素如何关联、三大价值孰高孰低的问题，竟又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出现在最近半年从意大利到美国再到德国的诸多西方国家愈演愈烈、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及各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及民众的反应之中。特别值得反思的是，在这场全球危机中，这三大人生价值，似乎竟陷入了不可兼顾，甚至相互冲突的境地！
毕竟，在人类有着高度发达的医疗科学技术和社会控制手段的今天，这种小小的病毒居然让数千万人传染、上百万人死亡，而且几近一年还未看到隧道的尽头！这当然值得多方面的深刻反思。
为自由而牺牲生命？
1.0.在疫情形势下谈“生命”，是指人在生物意义上的生命，或曰生理和病理意义上的生命，而不是指更高级的或精神意义上的生命，例如耶稣所说愿意舍命的反而得着生命那种意义上的生命。
同时，在此所谓“自由”，是指在面对不同选择时，不由外在的法则或强制，而由内在的意志或自我作出决定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世间万物中为人所独有，属于人之本质属性，即人性。
在此所谓“爱情”，是指人的爱心，“爱”的最广含义，既超越“喜爱”（或欲爱，约当古汉语“欲”或古希腊语eros），又超越“情爱”（或友爱，约当古汉语“情”或古希腊语philia），可称为“仁爱”（或大爱，约当古汉语“仁”或古希腊语agape）[1]，而不是指限于男女之情的“爱情”。既然仅限于喜爱和情爱的“爱情”不属于在此讨论的话题，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在下文用‘爱心’一词取而代之。
1.1.在疫情开始之后，负责任的政府采取的隔离性质的措施，不论是最严厉的“封城”“封国”、停课、停工，还是最宽松的倡戴口罩和社交距离，都旨在保护人的生命。这一点，民众应该都很明白。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同国家的程度和速度不同，大多数民众或越来越多的民众却都顺从了这些措施或倡议。当然，这种顺从的心理基础，是相信科学家们关于病毒传播与人际接触直接相关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从疫情开始时的意大利到最近的德国、美国，许多国家有千千万万的民众走上街头，集会示威，不戴口罩，高呼“自由”，强烈抗议类似的措施，要求生活工作正常化呢？
我们先从否定的方面来反思一下这种民众反应。
1.2.大量报道和示威者自己的说法表明，许多人进行抗议的心理基础，是认为自由的权利不可放弃，其中包括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我要怎样活，我要怎样死，都同你无关，都是我的事！正是：“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自由故，生命亦可抛”！
问题在于：在疫情中你要怎样活怎样死，会关系到别人怎样活怎样死；你若染上病毒，可能会传给别人；别人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可能会被你剥夺；别人的自由权利（选择活下去的权利）甚至生命权，可能会被你剥夺！
在病毒肆虐的情况下，你不戴口罩和无视社交距离的行动，会大大增加上述可能性，换言之，当你轻贱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也在轻贱别人的生命！
这里的关键在于：从道义上说，任何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却没有制造他人痛苦的权利！从法律上说，任何人都有合法行使自己权利的自由，但却没有任意剥夺他人自由的权利！ 从神学上说，任何人都没有轻贱他人生命的权利，甚至也没有轻贱自己生命的权利！
1.3. 于是，“敬畏生命”(Reverence for Life)，这一似乎极为高邈不能普及的要求，以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学家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的这类教导，在新冠病毒肆虐之时和“新冠之后”的时代，应当被高举起来，作为极为基本的、应当普及的道德要求。
这意味着，不仅是你自己的生命值得敬畏，还有你认识的以及不认识的无数人的生命也同样值得敬畏。不仅是人类自身的生命值得敬畏，还有我们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无数动物的生命也值得敬畏。
新冠危机（以及十多年前肆虐中国的“非典”疫情）给我们的教训，当然首先是全人类的健康相互关联，连为一体（这一点在以往的瘟疫中已很清楚），更进一步说，人类的健康同环境保护和动物的健康相互关联，连为一体（在中国出现的这两次疫情都可能同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有关[2]）。正如生命的基本和必要条件即全世界的水，贯通地下水、雪山冰川、地表水汽和江河湖海的水体，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全球的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生命，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所以敬畏生命，是要敬畏所有的生命，敬畏自己的、他人的、动物的、植物的生命，敬畏作为一个单一现象的、单数的、大写的生命！
这正是我们这次会议的标题One Health-One World 的意义之所在。
当然，这个统一体包含着内在的极其丰富的差别、种类和等级，对之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或措施；但是，既然所有生命都来自自身之外的至高存在，都有同一个神圣的来源，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就是平等的。换言之，从科学或应用的角度看，生命的各种形式千差万别，从神学或存在的角度看，生命的形式相互平等，整体相互融通。所以，同一生命形式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与其他个体的生命休戚相关；甚至生命的诸多不同形式，也彼此休戚相关；所以，在考虑这一类问题时，也必须考虑生命的相互关系和整体的和谐共存。
所以，我们否定许多示威者上述心态的直接理由是：你可以为了自己的自由或整体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而牺牲他人的生命或整体的生命！
为生命而牺牲自由？
2.0 那么，反过来说，为生命而牺牲自由又如何呢？
《人类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和《未来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的作者，以色列作家赫拉利（Y.N. Harari）早在疫情初期，就发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一文[3]，指出了因疫情而限制自由的各种高科技行政手段常态化或永久化的巨大危险。事实表明，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
这就引出了对上述诸国示威者的诉求进行正面反思的必要。
2.1.在中国政府对武汉实行封城之后，有些地方的村民自行设置路障或用巨石阻断公路，甚至手持棍棒或使用暴力，禁止武汉或湖北牌号的汽车甚至所有外地车辆通行；一些社区禁止武汉、湖北甚至所有外来人员进入，也有一些社区被社区外围的农民实行封锁。直至最近，还有大城市社区居民对归国公民及其亲属实行抵制或封锁，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经过了政府规定的严格检测和隔离时期；同时关于公共汽车司机禁止未带“健康卡”的老人乘车之类报道，其实是反映了这类问题的冰山之巅。[4]
2.2.这类现象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你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命或整体的生命，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但是，你有权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牺牲他人的合法自由或整体的合法自由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牺牲他人或整体的合法自由并非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其他利益的情况下，答案就更加明显是否定的了。
在李文亮等八位医生被禁止谈论疫情的案例中，警察们的确只是例行公事。这用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来说，不过是一种“恶之平凡性”（banality of evil，很多人译为“平庸的恶”），因为那些警察其实只是按照通行的规定和惯例行事（中国民众已经十分习惯于网上言论被禁，也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社交工具被封而提出诉讼，因为根本不存在据以提出诉讼的法律程序或案例）。反过来说，当时警察若不禁止李文亮等医生的言论，却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业绩利益。当然，并非为保护自己亦非为保护整体的生命，而是为某些其他利益而牺牲他人合法自由的情形相当普遍，但这并不说明这些情形合理。
2.3. 从人性论来说，自由同生命的关系，绝对不是彼此并列，更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自由是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组成部分。因为人的生命与万物不同的独特之处，首先就是意志的自由[5]。在说到人的生命或人生的时候，我们不能设想一种没有自由（不仅指社会政治上的自由或权利，而且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自决能力）的生命还能称为人的生命，正如不能设想一种没有位移能力或不能对环境变化做出可见反应（例如看见洪水能逃跑）的生命还能称为动物的生命一样。
所以，人若部分地或完全地丧失了自由，也许还能保全作为生物的生命，但却实际上已经部分地或完全地丧失了作为人的生命。这是中国口语“做牛做马”和医学术语“植物人”之类说法的原因，也是应该废除奴隶制度的根本理由。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马克思和其他许多思想家都强调的）社会性在人性中的根本地位，联想到许多人看见熟悉的热闹城市变成空城时的恐怖感，许多人不得不同朋友、亲人和恋人保持距离时的哀伤情，就更可以理解那些示威者的心态了——这样的人生，还是人生，还值得过吗？
不过，假如为了所怀念的正常生活，为了“完全的”、真正的人的生活，连生物性的生命都丧失了的话，那不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在此，人类似乎陷入了一个无解的两难：“生命，还是自由？这是个问题！ ”
两全之道——爱心！
3.0.我看到妻子穿的运动衣上有两行字，一行是Enough is a Feast（知足常乐）, 还有一行是Man has himself as his only friend and his only enemy（人唯一的朋友和唯一的敌人，都是自己）。
我们应该想到：一个人竟然只有自己来做朋友，那是否因为他只爱自己？一个人竟然成了自己的敌人，那是否因为他放纵自己？
3.1.在疫情中，我们会有这样的体会：每次出门进门都必须小心戴口罩、用肥皂洗手，吃饭穿衣穿鞋都横添了许多“必须”，想逛逛街、见见朋友，都得忍住，成天累月闷在家里……太难忍受时，就会心一横：懒得管，死了算！然而，如果想到了老婆孩子、老爹老妈、亲朋好友、恋人爱人……都有可能因为自己的不忍耐、不理性而染上可怕的病毒，我们就能够恢复理性，就能够维持社交距离、坚持自我隔离了。因为爱别人，我们就会“克制自我”、“知足常乐”！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想到，假如自己的死，能换来所有亲爱的人们自由而正常的生活，我们也不会那么怕死的。
由此看来，当你有了“爱心”，你就可以克制自己，或自愿地限制自己的自由，你就不会为了自己的自由而牺牲别人的生命，你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命而牺牲别人的自由，当然，你更不会为了其他的利益而牺牲他人或整体的自由。
3.2.其实，不单生命是一个整体，自由也是一个整体。当你眼看着别人的自由被非法剥夺而视若无睹之时，你自己的自由也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永远都应该记住尼莫勒（Rev. Martin Niemoller）的名言：“当他们迫害犹太人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当他们迫害工会会员时，我不做声，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当他们迫害我时，已经没有人能够发出声音了！ ”
所以，剥夺他人合法的自由，实际上是在剥夺整体的自由，或每一个人的自由。反之，珍惜他人的自由——当然包括选择生命和追求幸福的自由——实际上就是珍惜整体的自由。这种珍惜，只能出自爱心！
3.3.于是，“生命，还是自由？”这个看似无解的两难问题，其实有解，那也是人间诸般难题最终的解决之道——那就是我们在1.0.节所说的“爱心”，也即仁爱或大爱。
那就是，不要“只爱自己”，不要“放纵自己”，而要“爱人克己”，或曰“爱人如己”。爱心成就生命，也成就自由！
正是：“生命抑自由？抉择何彷徨！心中存大爱，两者皆增光！”
结语
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全人类都对疫苗和特效药翘首期盼，十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是只能翘首期盼！
然而，爱心或大爱，不但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而且可以马上就实行！
爱心即仁爱，是孔子说的“仁者爱人”，是耶稣说的“爱人如己”。董仲舒说“化天志而仁”，圣约翰说“上帝就是爱”。所以爱心或大爱有着超越的、神圣的来源。
发扬爱心或大爱，用蒂里希（Paul Tillich）的概念来说，就是把“他律”（行动由政府规定或他人监督）和“自律”（行动靠个人抉择或自我意识）结合起来，提高或深化为“神律”（行动根据神的律法）。神律并非由外在的权威所强加，因为它是“高于人自己的法则，又是人最内在的法则”，它是“超越自我的”、“意识到自己之神圣根基的”[6]自律。
假如新冠疫情能够使人类的行动，在自律和他律之上，增添神律的维度，那么，人作为人的生命和自由，就有望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也还会有更多的反思：
例如，前述赫拉利的文章提出的第二个大危险，即在最需要全球合作的疫情危机中，民族主义情绪反而影响到国家决策，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会大大阻碍抗疫，增加灾害……例如，疫情初期的李文亮事件告诉我们：信息的畅通或言论的自由会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死……例如，许多国家的疫情发展告诉我们，警惕最初的蛛丝马迹，以及凡事的未雨绸缪、防微杜渐，能以最小的代价消灭最大的灾祸……
又如，我们曾经自信，人类将很快攻克癌症，新的基因疗法将消灭一切疾病；不少人不久前还在预言，我们正在跨进人类“不死”的新纪元……人类是否过于自信了？
又如，追求“不死”的一种办法，是把“人工智能”或电脑植入人脑而期待同人合成一体……人类是否想成为“造物主”呢？
又如，人类对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的态度，以及现代文明的整个生活方式，是否有一些方面会引起毁灭性的灾害？
所有这些，都值得深入反思，都应该深入讨论。
人类在病毒面前努力自救、努力抗争的同时，也必须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救助！阿门！
2020年10月14日再改于宾州夏桥。
[1] 关于“爱”的这三个维度，笔者曾有详细论述，见何光沪《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6.1节。
[2] 所以今年疫情爆发后，中国全国人大很快（2020年2月24日）通过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
[3] “The World after Coronavirus”, Financial Times, 20 March,2020.
[4] 人口20万的云南瑞丽发现两个输入病例，立即封城。北京大学对学生出入学校实行面部识别登记，所有外出时的行踪、活动必须记录 ，记录不符合规定会受罚禁止出校。“扫脸”技术在公共场合使用正迅速推广。
[5] 我曾详尽论证过与万物属性不同的人性，乃是自由、心智和创造性的三位一体（见《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第6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 Paul Tilli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From Its Judaic and Hellenistic Origin to Existentialism, p.323(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