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0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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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全球化对美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去基督教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后川普时代拜登的困境等三个方面论述2020年美国大选的影响，突出川普主义对于今后美国以及中美关系的制约，指出此次大选虽然名义上已经落幕，但实际上只是拉开变革的序幕。
关键词：美国大选、全球化、去基督教化、后川普时代、川普主义
尽管这次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要比原先法定的日子--11月3日--推迟了几天，11月7日拜登宣布自己赢得了这场大选，尽管川普还没有认输，认为民主党选票作弊，要把民主党告上法庭裁决。虽然主流媒体宣告今年这场美国政坛的红蓝对决、驴象之争总算落幕了，但是在明年1月20日就职第46届总统典礼之前，究竟谁来就职仍有变数。其实，即便川普认输，或者即便最终川普成功翻盘，但是这场“总统大选”依然难以终结。因为无论谁赢得大选，社会整体被政治理念和经济利益所撕裂至少在短时期内难以弥合，接踵而来的挺川和反川两大社会群体的冲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将给美国的前景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美国历史上因为总统大选而引起社会震荡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为什么这一次大选竟然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如果我们把从一月开始在美国，乃至全球大范围流行COVID-19，而美国被感染人数逼近千万人，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万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川普总统的失责，就如民主党攻击他所说的那样。那么，从此次大选的投票情况来看，依然还有超过一千万的选票投向了川普，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川普控告民主党制造了许多假票是否属实，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川普的实际得票数与拜登相差无几。难道支持川普连任的人们就没有半点是非吗？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我就先从现任总统川普的儿子在八月的一次为川普助选聚会演讲时所说话谈起。他说以往的竞选时选择一个怎样的美国？而这次大选是选择要不要美国？
这句话含义之深值得玩味，它直接道出了此次大选与美国历史所有大选的不同之处：显然，前一个“美国”是经过历史传承而保留其不变的、稳定的内涵（价值）和外形（民主共和政体），也就是说，竞选总统的双方都是在这么一个以清教徒信仰为核心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和以宪法和法律为根基的基础上，各自向选民描绘自己将如何建设一个更好的美国；而后一个“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历史遗留物”，两党通过此次总统竞选来决定究竟是继续保留、维护这个“美国”，还是扔掉这个历史的“包袱”，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
川普总统儿子应该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大选是选择要不要美国。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回到五月明尼苏达州“佛洛依德之死”引发的“BLM”（黑名贵）运动来看，伴随着打砸抢骚乱的便是从南到北到处推倒具有历史意义的雕像和遗物、就连存放于国会内的一些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历史文物也被推倒搬走。不仅完全否定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功绩，而且美国的历史不再是从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开始，而是第一个黑人奴隶登上美洲大陆算起，从而否认清教徒信仰为美国文化的核心。至少，BLM、Antifa，以及社会主义左派要重建一个合乎他们心意的“美国”。6 月 25 日，" 黑命贵 " 运动领袖之一霍克·纽瑟姆在受访时表示，" 如果这个国家不给我们想要的，那么我们就要烧掉这个系统，并取代他。"
Antifa,白左、社会主义运动、等社会政治势力在川普2016年执政的三年半时间内为了一个共同的“反川普”的目标已经结集起来了，而在五月的BLM运动中向社会展示出“团结一致”的力量。他们竭尽全力要把川普赶出白宫，不仅仅是为了更换总统，而是要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这就不是在同一个“宪政”的框架内的政治和治理的更新，而是一个推翻现存的“国家”去建立一个全新“国家”的革命，至少在一些左派知识精英中已经有了类似“革命党人”的认知。
譬如：2020年9月10日，美国多个媒体登了一条消息《大学教授：从道德的角度看，杀死川普的支持者没有错》，看到这样的标题，我感觉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我是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目睹了当年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是如何对待“黑五类”分子的。有些地方的革命群众甚至可以革命的名义任意对某些“黑五类”进行宣判并执行死刑。那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法制）被最高领导鼓动革命群众合力瘫痪了。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如同（其实有点模仿）当年的法国大革命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革命理想”而赋予自己的神圣权利而不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来对待另一个与自己理想或政见不同的人的权利甚至生命。雅各宾专政就是典型。
导致这位教授写这样的文章，主要起因于发生在8月29日俄勒冈州（Oregon）的波特兰市（Portland）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与BLM抗议者之间发生冲突时， 39岁的亚伦杰伊丹尼尔森因为戴了一顶Patriot Prayer的帽子（这标志着他也许属于一个号称「南方法律中心」的极右机构）而被一位Antifa成员的男子蓄意枪杀这件事。现场视频显示，枪手迈克雷诺埃尔（Michael Reinoehl）在开枪前喊了一句：这里有一个川普支持者！枪杀丹尼尔森行凶之后在试图逃跑的过程中，由于抗拒FBI的抓捕而被枪击死亡。就这么一件事，这位在罗得岛大学任（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名叫埃里克洛米斯（Erik Loomis）教授竟然认为“杀死川普的支持者没有错”，并以此为标题撰文支持Antifa枪手迈克雷诺埃尔枪杀亚伦杰伊丹尼尔森（Aaron Jay Danielson）。
其实事件发生后，美国左派媒体都在强化受害者丹尼尔森是一个极右翼法西斯组织成员，而淡化迈克雷诺埃尔杀人这件事。似乎在暗示杀死丹尼尔森情有可原；而击毙迈克雷诺埃尔则是不应该的，是警察暴力过度。洛米斯教授干脆发文题为《迈克雷诺埃尔为什么被杀？》（Why was Michael Reinoehl killed?），声称"迈克雷诺埃尔杀死了法西斯主义者，我认为这没错。"（He killed a fascist. I see nothing wrong with it.）这位埃里克洛米斯教授不是第一次支持杀害他认定的"法西斯分子"，早在2012年就开始有类似言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我认为暴力侵害我们的政治敌人是好的方式"。
这样的言论和行为出现在今天的美国，说明美国的政治极化程度已经危及到美国的宪政了。或者说，今天的美国正面临“宪政危机”。
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说：从此以后，法西斯主义将以反法西斯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了。环顾今日美国社会所发生的的这一切，不得不佩服丘吉尔先生目光之犀利和深远。
埃里克洛米斯教授的文章和言论确实让我深感震惊，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究竟什么原因使得美国这一代知识精英会试图捡起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盛行的意识形态和暴力来建立一个“新美国”。可是当我再去循着这样的行迹稍作了解，发现像埃里克洛米斯这样的教授在美国既不是唯有他一人，已经在知识精英群体不是个少数群体了；而且也不是现在才冒出来的，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 。[1]
不难理解，这是美国社会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深刻的多重危机的反映。[2]
一、全球化对美国传统社会的冲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击败老布什当选美国第39届总统后，美国经济借助信息化产业而进入高速增长期。冷战结束、单极称霸、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美国走上了百年历史的顶峰之路。自1894年美国的GDP第一次超过英国后，就走上了世界强国之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与当时的苏联对峙。苏联解体、东欧西化后，美国成了一枝独秀。从1990年到2000年是美国百年历史的顶峰阶段。2000年后，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开始离开顶峰走下坡了。但是，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反恐”的名义进行全球寻仇报复的同时，也加快了全球化的速度：信息化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跨国”经营，传统制造业也飞速进入全球产业链--美国几乎超过80%的制造业搬出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搬进中国。其对美国社会造成最直接的后果有二：
一是，原本是让美国强大起来的四千多万产业工人随之便是一大批一大批地失业了。这个失业大潮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开始，信息化提升了传统的自动化，原本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或部门被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替代，甚至这些专业人士中大部分也是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留下工作的，这就已经导致相当多的本国劳工的失业。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前开始大量制造业工厂搬出美国后直接造成本国劳工再次大量失业。所有这些失业群体涉及到美国40%以上的人口。
这些失业的劳工基本上都是传统的自耕农随着农业机械化后走出农场进入工厂的美国人，他们是与美国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社会中坚力量，他们也是美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也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教会的基本会众。在过去漫长的两百多年历史中，他们不仅是美国人口的主要构成，而且还是美国精神的主要传承者。最近的三、四十年中他们不断地被美国社会边缘化了，尤其是2000年后他们还不断地遭受社会精英阶层的人们的嘲笑、讽刺、甚至辱骂。因为这群虽然在经济活动被边缘化了，可是却依然是美国传统宗教的主体。他们反对新兴的精英群体利用各种手段和法案加速美国文化的“去基督教化”，譬如：堕胎法、同性恋婚宴、女权主义、大麻合法化、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把圣诞节改为“假日”（holyday）等等。这也就逐渐在政治上加大了左右两极之间的裂痕。可是美国得主流媒体可以说完全被左派控制，他们不仅自己（文化教育缘故）难以发声，也没有政客愿意为他们发声。这群原本过得是中产阶级的小康生活，现在沦为与大多数黑人无异的境况。无奈和憋屈找不到发泄的管道，也找不到代理为他们发泄。
这批被称为“沉默的多数”直到2016年大选临近才被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及其价值，这个人就是唐诺-川普。他发誓要为他们发声。所以在决定投入竞选后，川普的脚踵走遍了美国传统的工业区、乡村小镇、贫困地区，了解他们的状况和需求。同时不断地与福音派的领导层沟通，把自己完全归入到基督教保守派的阵营。这一切不仅没有引起民主党的注意，就连传统共和党的主流也是到了后期才觉得他靠谱，所以他最后能够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对决。整个美国经营层、主流社会做梦也没有想到川普就靠着这批“沉默的多数”选票战胜了希拉里。这也就开创了福音派决定“用脚发声、用票战斗”的政治介入方式为自己在美国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方式。
2015年全美国的福音派就动员起来了，2016年1月，已故葛培理牧师之子葛福临（Frank Graham）发起“决定美国之旅”，走遍全美50州巡回布道和祷告会。他邀请各州的基督徒一起来为美国大选和美国未来祷告、积极鼓励基督徒为美国的未来去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他们把支持川普竞选也当做决定美国基督教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说很清楚：“我不是要告诉人们去为谁投票，我不打算这样做----让上帝告诉你把这一票投给谁，你可能不得不捏住鼻子，决定两名异教徒中谁更不异教些。”一句话，不是为川普，而是为了上帝而选川普。
2016年十月我回国，在国内遇到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认定希拉里一定会胜出。只有我坚持认为川普会赢，几天后的事实证明我没有发疯，而是国内的学者对美国还是了解、理解都不够。
四年快过去了，如果不是因为此次席卷全美的“疫情”，川普连任是没有悬念的。理由是：川普几乎兑现了他在竞选时所作出的所有承诺、他把政府的行政开支压缩到只占奥巴马时期的三分之一、国际上大量的退群实际上放慢了全球化的速度也减少了开支、利用税利杠杆把大量移到海外的企业重返美国，为失业大军增加上千万的就业机会，把奥巴马时期将近9%的失业率降低到2.5%，差不多是三十年来最低点、全力刹住了非法移民潮--稳定了社会治安、稳定了劳动力市场、大大减少了社会的福利支出、如此等等，扩大了社会对他的支持面。同时，这批“沉默的多数”却也被搅动（动员）起来了，他们也被组织起来了。他们现在不再“沉默”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也知道谁在代表他们的利益。
所以，这次大选虽然民主党竭力攻击川普防疫不力，但是上千万人被感染、而是几万人死亡并没有减少川普的选票，他的绝对得票数是超过2016年的。现在，主流媒体宣布拜登胜选，川普控告他选票上舞弊，今天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宣布授权司法部介入调查选票舞弊案。即便，最后还是拜登胜选，他如何解决已经被动员起来的、不再“沉默”的多数？
二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第二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就是社会精英阶层的重组。首先是一大批靠高科技和信息化产业而迅速崛起的青年企业家和享有高薪的专业人士，其次是政府部门工作的专业人士。譬如税务部门，以前税务条例只有100多页，任何一个专业税务人员就可以了解和处理全部税务上的事宜了。可是现在的税务条多大3000多页，一个专业得税务专业人士也只能是精通其中某一个方面，一本税务条例就要被拆解成若干个分支。需要比过去多几十倍的税务专业人士才能了解和处理全部税务事宜，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是专业人士。就全国来讲，这是个人数非常庞大的群体了。那么，政府还有许多其他管理部门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这也同样涉及到全国范围内人员数量的问题。简而言之，全国诸如此类的专业人士也就构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原本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价值观等等并非相同，但是主流媒体不断向左的倾向逐渐也将他们整合起来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赚钱、尽量利用网络快速出名、国家归属感、甚至认同感度很淡漠、追求时尚享受美食、游历于世界各国之间居无定所、对社会缺乏责任感。他们的政治立场就是竭力摆脱一切影响他们追求自由和享受的宗教或习俗，尽一切可能保护制定一些新的法规法案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追求享受的权利。他们中间的一些跨国公司，如Facebook、Microwave、Amazon，Apple等等，不再是为国所用，而是利用国家谋利。国家只是这些公司的一个注册地而已，这个注册地可以随时更换。国家反而因为他们巨额的税利贡献而沦为公司的门卫。
资本以及资本家是没有国界的，而工人却需要靠国家的关税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要比资本家更加爱国。所以，从经济利益以及利益的来源上、从宗教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从对国家利益的立场、因为从政治的诉求等方面来讲，这个精英群体已经与被全球化潮流不断地冲向社会角落的群体形成完全格格不入的两极，如果以前的地主、资本家还觉得的自己的财富是由这些农民和工人的劳动获得，现在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与他们这些人毫不相干。反而是靠他们所交的税来养活这些无文凭、无特殊技能的边缘人。所以，两者在政治上也越来越两极化。
如果这些落后的白人大多数试图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与他们抗衡，那么“种族主义”、“白人至上”、甚至“三K党”等帽子随时往他们头上套去。
二、去基督教化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基督教就是美国作为国家的根基，尽管美国从来没有宣称（甚至还尽量避免）自己是基督教国家，即便如此历史已经表明美国的故事就的从基督教讲起。1620年第一批英国移民是因为宗教原因远涉重洋来到新大陆，这批清教徒就是为了逃避英国国教圣公会的逼迫才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家乡，到这片上帝预备的土地上享受无拘束的信仰自由。他们在登上美洲大陆之前船上41位成年男子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实际上成了美国的“国家基因”--清教徒的信仰为核心再加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底蕴逐渐形成了美国文化及其价值。在此后的历史中，凭借这样的的信仰、文化及其价值将一批又一批移民整合成一个美利坚民族。通过十八世纪两次大觉醒运动，把不同移民所属的不同宗派磨合成基督教信仰的几个最基本的共识或教条，如此既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宗派矛盾和冲突，也朝向形成一个统一的新民族奠定了精神基础。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在大觉醒运动之后开始的。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移民美国的绝大多数是来自欧洲，他们基本上都是基督教信徒，绝大多数是新教，少数天主教也是来自南美洲。所以，他们之间很快就在相同的信仰中归化了，被整合成同一个美国人。少数如华人、日本人等亚洲族裔难以归化。华人过于执着自己的文化，所以非常难以融入美国社会，美国历史上出现为一个针对特定族裔的《排华法案》也与华人这样的特点不无关系。日本人在持守本民族文化传统上相对柔和一点，其他亚太族裔就更是如此了。所以，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虽然原生族裔各不相同，但是也都乐意被归化成“美国人”，所以无论什么肤色、带有什么养的口音，彼此都还认同“美国人”。即便黑人在搞民权运动，但是他们还是争取被认同，而不是某独立。
但是，“9、11”后这种认同危机开始严重起来了。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和忧虑。哈佛大学杭廷顿教授在2005年出版了《Who are we》(我们是谁），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2000年前，冷战结束后，原来意识形态而形成国际两大集团国构成的国际秩序因为苏联东欧分崩离析而失衡了。那么，此后又将以什么样的精神来重新构建世界秩序呢？1995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次数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经久不衰，直到今天。
进入二十一世纪，杭廷顿教授开始将目光从国际转向国内。他在书中首先强调：新教徒强调个人的良知和个人直接从圣经中学习上帝真理的责任，促进了美国对个人主义，平等以及宗教和见解自由权的承诺。 新教强调工作道德和个人对自己的成功或失败的责任...通过其教会组织的集会形式，新教主义促进了否定对等级制度，以及政府应采用类似民主形式。这是美国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但是，他认为这种认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受到侵蚀，从而产生了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很多，虽然他没有过多地提到基督教信仰的式微这个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他从分析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提出：美国人“参与美国人的生活，学习美国的语言[英语]，历史和习俗，吸收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徒的文化，并且主要与美国而不是与他们的出生国认同，否则类似的命运也可能存在于美国。” 亨廷顿尤其建议美国人转向新教，并认识到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基于启蒙运动和新教改革原则的极端宗教的西方国家。
他认为苏联就是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各个民族，并以此强化他们对苏联的身份认同，最终这个体制失败，各民族即可或者以宗教、或者以民族（种族）为由独立出去，苏联也顷刻之间崩溃了。所以，还是重新回到立国的源头才能避免身份认同的危机。
“9、11”后美国确实陷入了两难：按照当时的布什总统，他显然向强化基督教信仰的认同，他从路易斯安纳空军基地回到白宫后的第一对外讲话中就用了“Crusade”（十字军东征）这个词来表达对穆斯林的反击，后来白宫方面反复圆说后才平息了一场外交危机。但是不去触动全球穆斯林的历史痛处，那又怎么动员基督教的力量呢？最后只能单纯用军事力量进行点对点的报复。可是关于美国是否还是依然将基督教作为国民身份认同的底色？或者，是否要重新强化清教徒信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核心来归化统一国民的价值观念呢？小布什在处理中东问题、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反恐”缺乏精神实质（恐怖主义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动机），等方面表现说明他已经在是否持守传统基督教信仰等方面犹豫了、甚至软弱了。奥巴马上台后与左派自由主义合力进行了快速“去基督教化”的进程。川普上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奥巴马的“拨乱反正”。
美国人的的身份认同危机其实与1965年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也不无关系。原本这个运动的初衷是为了使黑人也获得与白人一样的身份认同“我们是美国人”，但是结果却走向了方面，变成黑人要求特殊对待。“black Power”这个词也就出现在美国的社教场。现在美国的国家各个部门都有黑人官员，从华尔街到好莱坞也都充斥了黑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黑人追求特殊的脚步，今年五的“黑命贵”运动终于加深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既然“黑命贵”，那么为什就不可以“白命贵”、“黄命贵”呢？手里都拿着美国护照，可是被问到你是谁，回答却是“华人”“墨西哥人”“阿拉伯人”等，几乎可以穷尽世界上各个民族。一句话，美国已经失去了归化、凝聚不同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的人们的核心价值或精神力量。也真是因为这种情况，“政治正确”逐渐主宰了美国社会的话语权和价值标准，而“左派”“右派”政治两极也进一步“极化”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连自己的国民都深陷民族认同危机，如此美国还能继续成为整个基督教为文化价值核心西方世界领头羊吗？美国还能再国际上组建“价值联盟”吗？不知道现在是否有学者正在为此忧愁、为此奋笔疾书？
三，后川普时代拜登的困境
拜登借助主流媒体宣布自己正式当选第50届总统。但是，川普已经提出法律诉讼，控告民主党在投票中有大量假票流入票箱。最高法还没有作出最终裁决，所以大选还没有真正结束。今天，司法部长责令司法部彻查假票案，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和副总统也向媒体公开表态支持川普，认为他完全有权挑战大选结果。刚刚得到消息，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因为舞弊已经从拜登名下拿回了，现在拜登也就剩下259张选举人票，所以没有过270张基本票，再加上原本就没有真正结束的选举，只是主流媒体想造成拜登当选的既成事实，所以，拜登目前还只是候选人，而不是当选总统。当然结果究竟如何还要看司法部调查的最后结果而定。尽管如此，也不妨碍我们来探讨后川普时代拜登（若是真正当选）面临的困境。
首先，当然是已经被川普动员起来的“沉默的大多数”。如果川普连任，他可以继续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阻止非法移民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同时，废除同性恋婚宴、堕胎合法、女权、大麻合法化、等等法案来巩固基督教信仰及其传统价值观，并以此来维护美国的传统。那么。拜登若是真的当选，他如何面对呢？奥巴马时代，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处于“沉默”状态，所以只要继续维持安定即可，现在已经无法再用奥巴马那套办法了，因为他们现在不再“沉默”了，已经被动员起来，扛着枪走上街头了。而且，共和党内尽管上层至今不认同川普，可是也已经有超过80%的新生代成为川普的坚定的支持者（接下来川普便要彻底改造共和党。），川普家族也非常适合这些不再沉默的大多数的价值认同：他们受良好的教育（包括家教）、靠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生活操行没有恶行和不良习惯，基本上合乎传统新教伦理，所以也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享有一定的威望。无论川普的最终结果如何，这股以川普家族和共和党大多数为核心凝聚起来的“白人大多数”已经成了当今美国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拜登若是要想求太平，那就要继续采用川普的办法，但是民主党及其左派势力绝对不能接受的，民主党之所以推他上台原本就是打算把他当做“傀儡”，并随时动用宪法修正案第25条为依据，用哈里斯来替代他。可是哈里斯也必须面对同样的困境。而且，通过此次总统和议员大选民主党内已经开始对“左”有所微词了，当初他们用拜登来替代桑德斯就是因为觉得桑德斯太左太激进，相比之下拜登显得更稳健些，这样才能保住民主党内外温和稳健的多数票源。这样也就限制哈里斯急剧左转的可能性。所以即便拜登胜选，恐怕还不得不活在川普主义的阴影之下。
其次，基督教右派势力也是拜登不得不面对。这是因为：1，最高大法官已经形成保守派以6:3绝对控制的局面，而且民主党参议员试图提案要求增加大法官人数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民主党籍有一位参议员已经明确表态不支持这样的提案，如此人数不足50（一半）提案就不成立；2，美国教会在政治立场上也已经有了左右之分了，凡是支持民主党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神学上属于自由拍的教会，包括接纳同性恋会友、甚至安立同性恋牧师的教会；一般支持川普的教会神学上都是比较保守的教会。沉默的多数并非全都是属于保守的教会，但是绝大多数是神学上保守的、政治上是右派的。譬如，美南浸信会、长老会（本会）、路德会（本会）、门诺会（门徒会）、美国天主教、还有一些零星的小宗派和独立教会都是支持川普的。原本分散的、彼此并不来往的现在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教会生存和社会话语权）和信仰（抵挡自由派的攻击）的缘故联合起来了。并且还强化了一个共识，就是要用选票积极参与政治。将自己的选票投给拜登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因为喜欢拜登，而是讨厌川普。可是，就在11月4日开始，原本支持川普的（川粉）人数从8300万直接上升到8700万人。
最后，拜登还不得不面对如何重建国际关系的问题。川普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轴就是“让美国再强大”。围绕这个轴心，1，以美国利益为标准来看待美国在国际上的投入和参与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国际组织和机构不再以所谓的政治真确或意识形态为标准，而是完全以是否对国家有利来决定是参与还是退出；2，对于国与国的关系也是一样，典型的就是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一个目标：竭尽全力阻扰中国的发展，最低限度也要让中国放慢发展的速度，要确保优先美国的经济发展利益、确保美国自身强大以免受到他人和挑战，即便与中国不完全脱钩，也要确保美国的绝对利益。3，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捆绑，而是以满足本国的发展和公民生存需要来处理国际关系。
从里根开始一直到奥巴马时代，美国为了其他国家的“民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川普执政的四年没有发动过一次战争，更没有肆意以“民主”的名义去颠覆一个国家。即便是委内瑞拉，最后还是没有动用武力去推翻现政权。相反，他不断地从中东撤军，还使以色列与其周边个穆斯林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创造性地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和平的曙光。而对古巴却几乎中止了奥巴马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原因还是实际利害得失的考虑：古巴问题关系到弗罗里达州一大批古巴难民，几十年来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为Manami等地区的繁荣付出了辛劳，但是他们痛恨古巴现政权，而亲近古巴现政权对美国并不能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到时伤害了这批古巴移民的感情。甚至，古巴现政权还会向弗罗里达地区渗透，以至于控制这批古巴难民，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个隐患，至少目前没有必要去增加美国的麻烦。
更值得一提的是，川普似乎也已经开始着手在美中关系上为后川普时代埋下不可逆转的外交难题：
（1）香港问题。最近香港四名立法委员被中央政府取消资格而引发了民主党医院集体辞职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美、英、欧诸国的反应都比较强烈。若是川普在离任前作出决定制裁中国最高领导层中涉港的三位领导：栗战书、汪洋、韩正中任何一位，美中关系将无法逆转，拜登上台也无法改变；
（2）台湾问题。彭佩奥11月12日在里根研究中心公开声明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台湾不属于中国。可以把他这样破天荒的言论看做准备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前奏曲，即便来不及建立大使级别的关系，领事级别的关系也行，只要是正式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拜登上台也无法再扭转与中国的关系；
（3）全面脱钩。前几天川普突然宣布严格禁止与中国39家与军工有关企业的资金来往，已经投资的也要限期撤资。这可以看做是与中国全面脱钩的第一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如果川普败诉、连任无望，他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与中国进行全面脱钩。一旦完成这个过程，拜登上台也同样无法逆转美中关系。
以上三个：杀手锏中任何一个付诸实施，拜登上台都难以扭转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川普在国际关系上为拜登埋下的地雷。川普团队的整个政治核心，就是在国内依靠白人大多数和基督教福音派等一切右派政治力量坚决抵制、打击极左势力，守护传统美国的价值；国际上以“反共”的名义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国家组成联盟全力阻止中国的发展和扩张。拜登即便赢得大选，但是四年的执政既要摆平民主党内的极左势力的进一步膨胀，缓和党内的各种没有了川普而浮现出来的矛盾，又要应对川普留下的内外情势--川普虽然离开白宫，可是已经做好了一个川普袋子等拜登去钻。问题是，拜登进得去，他出的来吗？
总而言之，此次大选的最后结果，无论是拜登胜出，还是川普胜出，可以肯定的是：拜登当选的话，他也摆脱不了川普主义的制约，所以也难以有所作为；如果是川普连任，他将在美国政坛刮起一股革新的狂飙。而且，将有一大批社会精英会转向对川普的支持。但是，这样的革新将会再造一个什么样的美国？这样的美国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对中国而言，是危机还是转机？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备作预案的。
就整个美国来讲，这场大选难以终结，也许只是真正拉开动荡、变革的序幕而已。
[1] 2020年9月1日，美国保守主义作家托德斯达尼思（Todd Starnes）发表了一篇《骇人听闻的大学课程："如果共和党人被暗杀，那不是世界的末日"》，文中记载了一件真实的事情：北卡罗来纳州阿帕拉契亚州立大学给学生开一门政治科学课，发了一份"道德基础"问卷，调查学生对一些激烈的政治言论的看法。学生们被要求选择强烈同意、同意、强烈不同意或不同意，无标准答案供参考。以下是问卷的主要内容（全部列出太长，考虑到台湾读者比较喜欢美国民主党与左派，列出主要内容，有助于解毒）：
所有的政治保守派都是傻瓜。
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和政治保守派成为朋友。
在内心深处，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和反同性恋者。
保守派在道德上比自由派低劣。
当政治暴力为社会正义事业服务时，它是富有建设性的。
如果几个最糟糕的共和党政客被暗杀，那不是世界末日。保守派在道德上不如自由派。
我赞成允许政府关闭宣传疯狂、仇恨立场的右翼互联网网站和博客。
当政治暴力服务于社会正义的事业时，它是富有建设性的。
大多数华尔街的富豪高管都应该被扔进监狱。
富人应该被剥夺他们的财产和地位。
资本主义的超强竞争性使我们越来越难以与邻居建立小区和信任。
大多数大公司的负责人和三K党一样不道德。
要想既是上流社会又是一个好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摧毁西方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价值观。
[2] 正如Todd Starnes在《文化圣战：如何阻止左派杀害"毁灭"一个国家》（Culture Jihad: How to Stop the Left from Killing a Nation中所写的那样，许多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大学已经变成了激进思想洗脑灌输中心。教授们正在利用他们的课堂在美国培养巨大的动荡和社会无政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