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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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尚扬（北京大学）、郭建斌（北京大学）
摘要：明末乃是早期全球化时期，彼时的澳门就已经成为中欧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窗口。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等东来后，均由澳门登陆，并在澳门学习汉语，进而深入内地，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当教难发生时，澳门也为部分传教士和教民提供了避难所，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缓冲地，从而也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中西冲突。本文以“容教”时期的利玛窦和“禁教”时期的高一志、曾德昭、蔡伯多禄为主要切入案例，探讨澳门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头堡作用。
关键词：全球化、现代性、澳门、传教士、早期中欧文化交流
在空间意义上，当今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在时间意义上，当今人类则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但是，全球化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其来有自的。诚如《全球社会学》一书指出的那样：“当一些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宗教教义四处传播时，原始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就开始启动了。”[1]此后，在资本逐利动机的驱动下，航海时代带来了地理大发现与欧洲的扩张。而“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它地区。欧洲命运的这种惊人转变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2]而所谓现代性，则是“理性、领土、扩张、革新、应用科学、国家、公民权、官僚组织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大融合”。[3]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相随的现代性的产生与增长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的社会变迁，本文将在早期全球化的语境中，略论澳门在早期中欧文化交流中的桥头堡式的中介地位。
众所周知，澳门的独特地位开始形成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商人借口“船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通过贿赂海道副使汪柏得以在澳门居留，并逐步修屋建炮。当时，澳门地位的独特性在于，“（葡萄牙）商人们完全意识到，他们得以在澳门居住，既不是由于葡萄牙武力征服的结果，也不是对他们效劳的酬劳，即葡萄牙人在剿灭强悍的海盗的过程中提供通力合作，所做出的回报。因此，他们信守两个原则，一是与当时的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二是尽可能地发展他们与中国的独占贸易。为了维护这些有利条件，有关的商人屈从于官员的经常勒索，作为他们默许违犯中华帝国政令和法例的报偿。”[4]从这一权威的分析以及相关的史实来看，当时的澳门主权仍属于中华帝国，葡人只是澳门的租赁者，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更像是臣属”。[5]
为了给葡萄牙商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并伺机向中国内地传教，耶稣会传教士也随之东来，他们“于1542到达果阿建立在东方的传教基地。1567年，澳门教区也正式成立。为了传教需要，传教士利用这两个传教基地想方设法搜集东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政治情报，耶稣会也定期向罗马呈送报告，汇报有关情况和传教活动。”[6]这样，澳门就成了“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的一扇窗口”[7]。
明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东来后，均由澳门登陆，在澳门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进而深入内地，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教难发生时，澳门也为部分传教士和教民提供了避难所，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从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中西冲突与文化交流的中断。
一、早期传教策略的源发地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对澳门留下深刻印象，“在400多年以前，明代的末叶，欧风东渐的突破口就在这里。许多赫赫有名的向中国和其他一些东方国家传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艺术的人物，很多都是先从澳门登陆，然后逐渐散向中国内地，直至中国的首都北京。鼎鼎大名的利玛窦就是其中之一。”[8]
而明末的中欧文化交流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西方对当时中国文化的了解也大多借助于澳门的桥梁作用，传教士把在中国各地搜集的情报汇总后，经由澳门，呈送到罗马，使“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正确、理性和接近现实，理想化色彩也逐渐淡化。”[9]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1582年8月随范礼安神父抵达澳门，立即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刚来澳门的利玛窦，对澳门的印象是“这个新的居留地位于那么多港口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条途径，通向不应忽视的传教活动的新天地。在北面是中国，那比宽阔的摩鹿加群岛区要大得多。在东面是日本和菲律宾群岛，西面是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和其他几个国家。”[10]鉴于耶稣会在日本较为成功的传教经验，加之澳门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利玛窦对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充满憧憬。但在澳门的一次骚乱中，他开始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应该用何种方式传教？“在一次骚乱中，利玛窦神父几受其害；他从中深受启发：要从事劝化工作，必须先熟悉这个国家的文化与民情。不久，他深知传教之要诀，先在取得华人之尊敬，而最佳方法，无如以传介学术入门。（1580，1581年发自科钦和果阿之信；1583年2月13日发自澳门之信。）”[11]由此可知，利玛窦的“学术传教”思想是在澳门学习汉语时萌发的。至于对利玛窦进入内地后的传教方式、路线，已经有较多学术成果，兹不赘述。利玛窦进入内地传教的第一站为肇庆，他的同伴为钟巴相修士，是一名出生于澳门的华人，跟随利玛窦做一些翻译和汉语辅导的工作。1594年，郭居静神父（Lfizaro Catfino 1560—1640）由澳门来到肇庆，使利玛窦筹划已久的进京计划得以实施，利氏在两名愿入耶稣会的年轻澳门人的陪同下，一同北上。[12]由此可见在利玛窦进入内地传教的早期，澳门华人起了汉语翻译和与当地人沟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对传教事务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
利玛窦在澳门学习汉语，“自此以后，凡东来的教士，大多集中在澳门先学汉语，认识中国。这成了习惯，后来还形成制度。”[13]利玛窦进入内地不久，受其传教经验的影响，“以后凡准备进入中国、日本、越南传教的，必须先到澳门学汉语”，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敏锐地觉察到澳门的重要性，要让澳门成为“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礼仪的培训基地，使澳门成为天主教的传播中心”[14]，于是向耶稣会总会长建议，在澳门建立一所培养东方传教士的高等学校。1594年12月1日，澳门成立了远东第一所大学—圣保禄修院，致力于培训赴华传教的神职人员，在修院内，汉语为必修课，人人都要学习，所以“随着大批受过严格职业培训、尤其是语言能力培训的传教士，从澳门这个大本营输入中国，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准确情报，葡萄牙的中国观有了质的飞越。”[15]以至于在清代，“顺治、康熙朝索性做出了规定，要求凡准备入华的传教士，必须先‘赴广东澳门天主堂住二年余……学习中国语言’。这一来，在圣保禄书院学习汉语，已不单单是语言能力的培训，同时是进入中国大陆的入境的许可条件了。”[16]由此可知，单从传教士学习汉语角度来看，澳门为传教士进入内地、减少传教阻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随着传教士把在中国传教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作通过澳门传回欧洲，促进了欧洲汉学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的兴起，它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西方一些著名人物，如莱布尼茨、亚当·斯密、歌德、伏尔泰等均受到儒学和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在这些人的作品中均可以找到东方的文化因子。[17]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缓冲地
早期全球化时期的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并非总是像利玛窦时期那样较为平顺，而是伴随着各种危机。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所遭受的教难，有四次。第一次即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由南京礼部侍郎沈漼所发动的南京教案。[18]关于南京教案的研究，成果颇丰，此处不再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南京教案中受到官府羁押的传教士王丰肃（Alfonso Aagnoni 1566-164，后改名高一志）和谢务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后改名为曾德昭）均被押解放逐至澳门。但数年后二人均改名潜回内地，对当时的传教事业与西方文化的在中国的传播都做出不小的贡献。
王丰肃在澳门逗留数年后，于1624年“始重入中国内地传教。在此之前，他在澳门撰写中文著作，均在以后刊印；并在此教授神学2年，任公学顾问一年，因为在南京识之者众，乃派他去了山西，并改名高一志。”[19]高一志的主要传教区域在绛州，在信教文人韩云、韩霖和段衮、段袭等兄弟的协助下，天主教在绛州的传播甚为成功。费赖之曾记载：
高一志神父在山西绛州传教，因得著名文人韩云（洗名斯德望）和韩霖（洗名多默）两兄弟之助，曾为成人授洗200人，其中学者60人，及宗室成员多人。1626年，授洗者有成人500人，次年又有500人，此后逐年有增。……高一志神父初来时。仅有教友25人，及高神父去世时，已有8000人之谱，其中200人为有功名之士人，有的已入仕途。[20]
从中可见，高一志在山西绛州的传教成果可谓不凡。同时，据耶稣会现存零星统计资料所载，山西省在崇祯九年（1636年）共约有8000名教徒，至于大小教堂，在崇祯十三年即有102座。绛州在当时不仅是山西全省最为活跃的教区，天启七年（1627），还筹建了全中国第一座由教徒捐建的天主堂；崇祯四年左右，绛州已有各式教堂30座。[21]在谈及教徒筹资建造天主堂的事情时，艾儒略曾提及地方士绅段衮在绛州自己筹资建堂，并给与高度评价，藉此来教导自己的门人，
段君尝立一圣堂，比邻不戒，偶烬于火。段君仰而叹曰：‘是堂湫隘，吾主弃而去之矣。’请更諸爽垲者，复捐金、庀材另创一所，比前加丽焉。夫人当缔创之后，忽遭焚毀。即有道力者，能自克于怨尤，斯已多矣。其不灰心而弛力者，几人哉？段君不惟无怨尤，更加毅然之力，其不可及者此已。[22]
从1634年起，山西适逢百年不遇的大灾荒，连续长达八个月干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灾民流离失所，“饿殍数以千计”，饥民为求生，“至有杀生人、掘尸体以为食者，也有母食其婴者；令人忆及耶路撒冷城被围时的惨状。”[23]鉴于这种惨象，高一志等神父救贫济困，并出于爱心，购置了一处住宅，专门用于收养弃儿，此项慈善事业，刚开始仅仅有神父们运营维持，“逐渐得到教外人的赞助，无论富者、贫者皆善愿乐助。城中的官员对神父们的善举，也表示感谢，并给予种种方便。那些夫人们见此善举……有捐助首饰者，有捐助珠宝者，以资助此项事业不断增长的开支。”[24]在传教士这一慈善行为的感召下，很多信教地方士绅把这些悲悯他人的慈善心理付诸于实践中。例如段衮曾协助高一志神父，负责“诸天神之后善会”，在神父们的影响下，“不仅把住房施给贫民们居住，且供应膳食，从而导之入教。他不时去城乡收集弃儿，还给予关怀照顾。一次，有人告诉他有一弃儿被活埋，他立即赶去将其救出。”[25]面对崇祯年间的大饥荒，地方乡绅纷纷输财举赈：
岁有凶歉，何代无之？明崇祯六七年间，频年荒旱至十四年，而极真所谓野无青草，市绝米粒，亘古无有之大厄也。若非仁人君子赒恤于其间，周余黎明靡有孑遗，不堪再咏矣。其时好义乡绅士民蠲输数千金，分坊置首薄著贫民名数，每五日点名散给计口授米。又立东生院煮粥哺饥穷民，赖以全活甚众。举其首倡劝赈者则有韩乡宦云兄弟，阁州众乡绅咸有输助，独雨公先生霖捐五百金券，贷三百會借二百……盖天时告变，人宜警救，若乃拥高夏厌腥肥，而坐视乡邻亲友瘠，漠然不动念，甚非所以答上天厚我之意也。出其宴会歌舞之余，便可为膏枯肉殍之用一时，称为高义。数十年以后，相传荣名，子孙扬其前徽而袭为余……[26]
天主教徒韩云曾出面募款煮粥以供深冬守城的乡兵御寒：
长夜不寐有关心之大事二，一御流寇，一御流寇者饥寒也，……所以不能寐者，时则三冬，遥夜如年，霜寒风冷，雪厚冰坚，纵宿饱重裘挨至交更未有不饥生粟，腹为馁者。哀我闾里乡党同舟之人，几不饥寒者乎？且我等稍可支持雇人应役，即此雇役之人亦人，人子也，我等温饱彼独饥寒……若令有余之家，少设一席酒，少作一不急之事，随心喜施，城上人便可过此寒夜。如每夜每人得米粥一碗，即可御寒，估至冬终费银百两，每夜每人二碗即可充饥，估至年终倍之，不肖除自先捐助，外亲与同志乞求酌钱米之多寡，为临时煮粥之便，宜自思不难于募助，而难于煮散……[27]
从以上材料可以得知，在高一志等传教士感召和带领下，当时山西绛州的慈善事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曾德昭，1613年来华，由于南京教案，被放逐澳门，但在1620年重回内地，浙江杭州为其主要的传教区域。在杭州得到“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的帮助，开辟了多处新教区。后来去西安传教。有学者认为“曾德昭到西安不久（1625），就成为目睹景教碑的第一个欧洲人。”[28]并“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首次译成西方文字，轰动一时。”[29]通过对碑文的翻译介绍，让西方人知道早在唐代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中国。但在欧洲更让其名声大噪的是他的著作《大中华帝国志》，“1637年完成的《大中华帝国志》，五年后以西班牙文出版，陆续被译成意大利语（1643年）、法语（1645年）、英语（1665年）和荷兰语（1670年）”[30]《大中华帝国志》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系统介绍了中国概况，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人民、教育、科技、宗教和衣食住行、红白喜事等风俗习惯；第二部分主要描绘了圣方济各教会的在华传教活动，并全面记录了从罗明坚、利玛窦开始的在华传教事业。[31]其中也有一些对当时澳门情况的记述。他的著作丰富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促使欧洲较为正面的中国观的进一步确立，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三、禁教时期教民的避难所
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乾隆五十年（1785），曾发生过一起席卷全国的教案，在这次教案中，乾隆曾数次发布旨令严查此案，缉拿此案“元凶”，而各省督抚也为此事绞尽脑汁，并撒下“天罗地网”，缉捕“真凶”。在此时期的清实录和清宫档案中，一个人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涉及此人的档案也有80余件，他就是整个教案的关键人物蔡伯多禄。[32]蔡伯多禄，又名蔡如祥、蔡鸣皋，福建龙溪县人。
关于蔡伯多禄案也可以称之为由“一封信引发的血案”，此案肇始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初九日，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查获携带天主教经像的西洋人，以及蔡伯多禄书信等：
湖北襄阳郧（阳）一带界近陕甘，抵任后即严饬文武选派员弁兵役设卡巡防。据郧阳镇右营守备舒万年禀称，七月十二日巡查水汛至白家湾，见对河小船内有人吵闹，随带弁员保甲渡河，见船内四人面貌异样。据水手云称係西洋人往陕西传教等语……查点船上箱物，内箱一口俱装西洋经卷，并纸画神像等物……守备等见小木箱内有蔡伯多禄寄与李姓书一封。查书信内大略，该西洋人四名係广东罗马当家所发往陕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着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之语。[33]
从奏报得知，官府抓到了准备去陕西传教的传教士，他们携带天主教经卷圣像等，而此案的“主角”蔡伯多禄也浮出水面。由于时值清廷禁教时期，朝廷禁止天主教的一切传教行为，不许洋人私自进入内地传教，乾隆申明：“西洋人进京行艺，原所不禁，即如近据舒常奏德天赐等情愿来京，已有旨令其遇便送至京城，但必须报明地方官代为具奏，始行允准。”[34]同时想到当时陕甘的回民起义，乾隆帝龙颜大怒，下令务必把蔡伯多禄缉拿归案，所有帮助传教士潜回内地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查办。蔡伯多禄在信中写道：
罗马当家现发四位铎德往陕传教，委晚在广东办人送至湘潭暂住，另酌人再办前往樊城，直走西安，但念走旱路比走水路更难，非得一二江湖练达之士难以承办。左右思维，惟台台府上晚爷，最为合式，敢恳为天主分上，暂令抛离家务，信到日，即便束装就道，建立圣功，免致四铎悬望，不胜厚幸，所有领受隆情，容晚再来贵地日面谢。恭候阖府宠福金安,耑此上李大爷、二爷二位文几。铎末蔡伯多禄字拜。[35]
所有信中涉及的传教士以及教民被缉拿审查，涉事的区域内，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督抚均掀起大规模的搜捕活动，但历经几月蔡氏依旧没有抓捕归案，乾隆甚为不悦。在审问被捕的教民时，曾有教民招供在山西、山东、湖广、直隶等省都有习教和传教之人，且“罗马当家”派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等省传教[36]。乾隆得知后，斥责地方官的无能和失察，各地纷纷掀起抓捕教民的活动，致使形成席卷十几个省的全国性教案。
在数月抓捕蔡伯多禄无果的情况下，广东巡抚认为蔡氏与澳门夷人向来熟悉，所以可能潜逃至澳门，他派人去澳门严密查访，令按察使觉罗明善前往查办，并晓谕澳门夷人“尔等住居澳门，每年贸易获利，仰受大皇帝复育深仁，至优极渥。即有夷人犯法尚应送出，听候天朝按律惩治。况蔡伯多禄系内地民人，岂容尔等包庇藏匿？倘敢抗违，定即封澳严查，从重办理该夷人等。”[37]经过官方的数次交涉，澳门方面均以并无藏匿蔡伯多禄作为答复。官府对澳门西洋人容留内地人民的场所一一遍查，均无果。最后孙士毅雇佣几个基督徒去澳门诱捕，但均以失败告终。蔡伯多禄好像人间蒸发了。据一些外国学者推测，蔡氏经由澳门，乘船去了果阿。龙思泰写道：“秘密接引神甫的主要支持者蔡伯多禄逃跑了，他离开广州来到澳门，并乘船前往果阿。他的犯罪的同伴中几乎没有人能自夸有这样九死一生的经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捕时一见到刑具，便失去了刚毅，以殉道者的花冠换取屈辱凄凉的生活。”[38]有学者认为
乾隆四十九年教案爆发后，广东巡抚孙士毅在各处捕蔡伯多禄。蔡伯多禄摆脱了追捕，躲避在一位天主教徒药商的家中。并于1784年9月26日安全到达了方济各会女修道院。在孙士毅对澳门进行大搜索时，葡萄牙人并没有向孙士毅说实话，而是采纳了新任葡萄牙主教Alexandre de Gouren的建议护送蔡上船，并准备把他送往果阿。蔡伯多禄于1784年11月30日晚离开了中国。如此便知为何东南数省几轮搜捕都未将蔡伯多禄抓获。[39]
历时一年，席卷十几个省，共有18名外国传教士和数百名中国教民被捕的全国性教案—蔡伯多禄案，随着“元凶”的脱逃，乾隆帝慢慢对蔡案失去兴趣，最终被迫放弃搜捕活动。
结语
通过对上述四个人物的研究可知，他们均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容教”时期的利玛窦，还是教难时期的高一志、曾德昭、蔡伯多禄等，他们都以澳门为事业的起点或困难时期的避难所。澳门都在他们的生涯中，进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头堡”作用。“容教”时期的利玛窦，先是在澳门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进而在一次使其深受其害的骚乱中，意识到若想顺利传教，先需取得华人尊重，而这一关键在于“学术传教”，这为其后来的传教策略，乃至被称为“利玛窦规矩”的传教方式奠定基础。同时，受其传教经验的影响，耶稣会士在澳门积极筹办学校，推广汉语学习，不仅培养了一批精通汉语的东方传教士，而且促进了澳门当地的教育发展。至于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曾提出如下观点：“明代出现的东西文化教育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利玛窦是一个辛勤的垦荒者，播种者，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40]而在教难时期，高一志和曾德昭被遣送回澳门，在澳门进行休整后，潜回内地。在高一志的感召下，面对灾荒，地方士绅纷纷募捐救助，促进了当时绛州慈善事业的发展，将一种颇具近代性的公益实践引入到中国社会生活之中。曾德昭重回内地后，在西安目睹景教碑后，译成西文。他的《大中华帝国志》也为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新视角。蔡伯多禄案中，虽牵连甚众，但当事人蔡伯多禄能顺利逃过围追堵截，受益于澳门当时传教士的庇护。因此，在“禁教”时期，澳门为部分传教士和教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为中西文化的正面冲突提供了一个缓冲地，从而也避免的大规模的中西冲突。试想，如果在“禁教”时期，当时官府以“大肆屠杀”的手段对待传教士和教民，或因此而封锁澳门，那么，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可能随之被切断，中西间的沟通也许会因此受到阻塞。
在全球化早期阶段，澳门不仅是商人谋利、传教士入华传教的桥头堡，还是西方其他文化得以输入中土的中介。西方的热兵器、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绘画艺术、音乐，等等，大多是经由澳门传入中国内地的，而传教士介绍、翻译中国文化的作品也大多是经由澳门传入欧洲的。历史选择了澳门这个独特的弹丸之地，充当中西文化交流与早期现代性输入中国的津梁。而澳门的独特地位的获得与维系，可以说既充满了谋略、智慧，也伴随着骚乱、恐吓乃至勒索、贿赂等丑恶现象。但无论如何，澳门在全球化早期阶段充当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桥头堡角色是不容否认的，也是值得珍视的。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62页。
[2]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61页。
[3]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65页。
[4]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57页。
[5]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91页。
[6] 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1996年，166页。
[7] 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 1页。
[8] 转引自吴志良：《从澳门看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吴志良、章文钦等：《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1页。
[9] 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 168页。
[10]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41页。
[11]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梅乘骐、梅乘骏译，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31页。
[12] 此处内容请参见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33页。
[13] 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吴志良、章文钦等：《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 99页。
[14] 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吴志良、章文钦等：《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108页。
[15] 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168页。
[16] 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吴志良、章文钦等：《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111页。
[17] 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吴志良、章文钦等：《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 119页。亦参Yuan Xingpei, Yan Wenming, Zhang Chuanxi, Lou Yulie ed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Vol. IV, Chapter 7( by Sun Shangya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38-347.
[18]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71页。
[19]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03页。
[20]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03页。
[21] 黄一农：《两头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88页。
[22] 李九标编、﹝意﹞艾儒略等口铎：《口铎日抄》卷八，载《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七册，钟鸣旦、杜鼎克编，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583-584页。
[23]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03页。
[24]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04页。
[25]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04页。
[26] ﹝清﹞张焕扬、张于铸修纂：《光绪直隶绛州志》，卷十七，《孙锡龄救荒协议传》，光绪五年刻本。
[27] ﹝清﹞张焕扬、张于铸修纂：《光绪直隶绛州志》，卷十七，《韩云募煮粥引》，光绪五年刻本。
[28]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166-167页。但是费赖之又在括号内注解到“（一说金尼阁是欧人中首先目睹此碑者，时在1625年10月。见《155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史》第38页。译者注。）”。
[29] 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147页。
[30] 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147页。
[31] 参见吴志良：《东西交汇看澳门》，147页。
[32] 关于蔡伯多禄的研究请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617页；吴伯娅：《蔡伯多禄事考》，《宗教与历史》（第五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141-152页；王宁：《蔡伯多禄案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未刊），2014年4月；Eugenio Menegon：Asian Native Voices in Southern European Archives: The Case of Pietro Zai (CaiRuoxiang,1739-1806), Pupil of the Chinese College of Naples. Paper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Documentation on Asiain Southern European Archives. Panel:'Documentation and History:Archive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MedAsia Casa Asia. Barcelona, September 14-15, 2006.
[33] 《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盘获西洋人及随带天主教经像现提审查办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
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344-345页。《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报盘获西洋人欲往陕西私行传教缘由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1-422页。
[34] 《寄谕湖广总督特成额等着查究西洋人前往西安传教案犯严拿务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423页。
[35] 《湖广总督特成额奏呈盘获蔡伯多禄书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一册，346页。
[36] 参见吴伯娅：《蔡伯多禄事考》，《宗教与历史》（第五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年，144页。
[37] 《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拿获谢伯多禄并严拿蔡伯多禄等事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一册，382-383页。
[38]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209页。
[39] 王宁：《蔡伯多禄案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未刊），2014年4月，80页。
[40] 刘羡冰：《澳门历史上双语人才的培养与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吴志良、章文钦等：《澳门—东西交汇第一门》，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