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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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峰（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摘要：本文以戴德生的内地会、符愷励的瑞华会、宣信基督教宣道会和范岚生的北美瑞挪会为主线，详细梳理了基督教在包头及周边地区的传教历史，时间跨度为瑞典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到包头地区开始传教到解放后离开中国的整个过程。本文包括四个部分：包头基督教起源、拓荒时期、庚子教难和协同时期。第一部分包头基督教起源记录了包头基督教的传入过程，以及进入包头地区的四个主要的传教组织；第二部分拓荒时期即1882年至庚子教难期间各传教组织在包头及周边地区的传教过程；第三部分庚子教难记录了1900年传教士遭受罹难及出逃的情况；第四部分协同时期记录了庚子教难后到建国期间的传教快速发展的过程；附录主要描述一名由瑞典传教士培养的包头本地信徒，从普通教徒到传道员和牧师的转变经历。本文详细记录了在包头及周边地区传教士与传教组织的关系，以及他们传教的简要经历，文中收集了部分传教士的照片以及一些历史照片。
关键词：基督教、包头、瑞典传教士、传教史
由于基督教在绥远地区传教的一百年间历尽多次磨难，所以这段历史已经变成支离破碎的记忆了。笔者收集和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地方志、内地会相关资料、瑞典传教相关资料，从中梳理出来一些碎片的记忆。绥远地区是由内地会多个协同会负责传教，他们相互独立而又协作，留下的记载并不完整。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包头教会保存下来的资料也非常有限。
这次整理将多方的资料进行核对，力求时间、地点和人物准确。整理工作相当困难，传教士的姓名也无法完成全部核对。部分没有英文名字的传教士亦没有在西方文件中找到对应资料。现在笔者只掌握部分传教士的相关信息，无法形成系统性记录，显得比较凌乱，希望更多人能提供信息。
1、包头基督教起源
我的家乡包头位于黄河北岸，原是一个小的居民点。清朝初期形成村落，谓包头村，属于绥远省萨拉齐管辖。清嘉庆年间，鉴于居民日渐增多，改村为镇。1850年黄河码头移至包头南海子后，包头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和转运码头，人口的增长更加迅猛，经济也日益兴旺繁荣。
绥远在清朝为归绥道，属山西省管辖，1914年北洋政府将之分出山西，与兴和道建立绥远特别区，1926年，包头镇升为包头县。1937年日寇侵占包头，于次年11月改为包头市。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1954年绥远省被撤销，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包头地区最早的基督教遗迹是敖伦苏木城景教遗址。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了包头达茂旗，发现了敖伦苏木古城位置，并确定了古城遗址。敖伦苏木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坐北向南，方向偏东约40度。城址北墙长960米，南墙长950米，东墙长560米，西墙长580米。1933年美国人拉铁摩尔在敖伦苏木古城首次发现了带有十字纹的墓石及寺院遗址，确定这是景教的遗迹。1936年美国人海涅士和马丁再到敖伦苏木古城，又找到一批景教遗存。
基督教新教传入包头地区的时间较晚，最早可追溯到清同治元年左右(1862年)，即英国传教士戴迪生来到现包头市九原区沙尔沁村传教，传教点设在村西街侯记院内，后因传教效果不佳，不久离开；一说有三十多人信教。(此记载依据为地方志，有说戴迪生即戴德生，据查内地会资料无此记载，戴德生1854年来到中国的初期，一直在江浙地区布道，去过福建汕头，没有去其他地区的记载。戴德生于1860年离开中国回到英国，1865年在英国成立内地会，1866年戴德生第二次来到中国。1860年至1866年期间戴德生并不在中国，戴迪生来包头传教目前没有在西方传教组织的记载中发现。)
早期在包头传道的海外组织有：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是由英国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1905年)于1865年创办的超宗派的跨国家的基督教差会组织。内地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基督教差会，到戴德生离世时，在中国内地会宣教士有825位，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和布道所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在内蒙的各个差会传教士主要来自于北美和瑞典，这与戴德生对北美、瑞典的数次访问有密切关系。1964 年后中国内地会称为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或 OMF International)。
瑞华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SMC，Swedish Alliance Mission)由瑞典牧师符愷励(Erik Folke，1862年-1939年)于1887年创立，同年符愷励只身来到中国，在上海学习中文，1888年开始在山西、陕西和河南传教，1900年以前派遣了32名传教士来中国。1890-1891年间瑞华会加入内地会。符愷励多次来华，1919年最后一次来华，1921年回国。20世纪50年代海外基督教传教会退出中国后，瑞华会改名为瑞华日会，将福音传播移至日本。1982年瑞华会与瑞蒙会合并为东亚福音会(缩写EEAM)。瑞华会在中国63年时间里，修建教堂60多座，先后来华的传教士121人。
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C&MA)，加拿大牧师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1843年-1919年)于1887年成立了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Alliance)，两年之后成立了第二个差会，福音宣教联盟(The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分别负责国内和海外传教。1897年，两会合并成为宣道会，遵旨是在还没有教会的地方作宣扬基督教义的工作。宣道会的前身于1892年开始差遣传教士到中国、印度、巴勒斯坦、非洲等地宣教，中国的主要传教地点在长城以北地区。第一批派到中国来的是二十名瑞典传教士，男女传教士各占一半，1899年在中国传教的人数已达53人。1900年后，山西北部6个传教站交给内地会和协同公会负责。宣道会总部在纽约，现在北美有40多万的成员。
北美瑞挪会(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SAM) 于1890年由范岚生 (Fredrik Franson，1852年-1908年)创立，范岚生出生于瑞典，1869年移居美国，1881年回到欧洲巡回传教。1890年回到美国开始招募移居北美的瑞典、挪威人，次年在经过培训的志愿者中选出35名传教士派往中国，同年北美瑞挪会正式加入内地会，在江西、浙江和陕西传教。范岚生得知宣信也在招募传教士去中国，他承诺为宣信在北欧招募200名志愿者，1892年他返回瑞典，开始为瑞挪会和宣道会招募志愿者并组织培训。1893年瑞挪会加入宣道会，1900年前为宣道会提供了67名志愿者派到中国。1894年，范岚生首次来到中国考察，经过考察后，决定全面拓展北方地区的布道工作。瑞挪会现在的名称为TEAM。
协同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in Mongolia，SAMM)属北美瑞挪会的分会，1895年由北美瑞挪会传教士，瑞典裔美国人斯坦白(David W. Stenberg，史德保)在张家口创立。在绥远、河套地区黄河以北及以西地区向蒙古族传教。
世界近代史上，瑞典教会向许多国家差派传教士。他们在来中国之前，主要面对印度和非洲。第一名来华的瑞典传教士是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在香港和广东一带传教。1876年以后，随着英美人士在华传道工作的开展，瑞典教会也重新关注中国，传教范围覆盖了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新疆、甘肃等地。据统计，1921年中国有13个瑞典差会，共559名瑞典传教士。大多数在绥远地区传教的传教士来自于瑞典，从1847年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瑞典有许多差会到中国传道，十九世纪为了在中国传教曾成立了九个差会。
1880年内地会传教士康慕伦(James Cameron，贾美仁1845年-1892年)来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绥远考察，他给内地会的报告中，将此地区列为一个少有基督教新教传入的地方，随后内地会将山西北部绥远地区列入了传教范围。
1874年4月，苏格兰人康慕伦加入了内地会，第二年与戴德生一起来到中国传教。从1876年到1882年近7年的时间里，康慕伦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当时全国18个省，他走了17个省），以及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东部、缅甸和海南，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壮举。
1879年9月康慕伦一行从烟台出发经过天津到达满洲的营口和沈阳，进行传道和销售圣经。回到山海关后他开始了在西北地区的长途旅行，计划要走遍山西和陕西省的每一个城市，以及甘肃的邻近城市。从1880年5月开始，经过北京一直向西，经过直隶和山西省西行至托县和包头，然后向东返回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最后返回山西。1892年康慕伦患霍乱意外去世，享年47岁，安葬在重庆。
2、拓荒时期（1882年-1899年）
据地方志记载：1882年，内地会派遣瑞典传教士鄂必格夫妇(Gusduv Oberg)到包头萨拉齐沙尔沁传教。同年又差派瑞典传教士高理生到包头镇传教。(Gusduv Oberg没有出现在内地会记录和瑞典传教士名单中，可能是个人或其他传教组织委派而来，待验证。这里的鄂必格与1896年来华的鄂必格Otto Erland Oberg并不是同一个人。)
受戴德生的呼召，除了英国以外，大量的瑞典和北美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多个传教组织在内地会的指引下来到包头及周边地区传教。
内地会1876年进入山西省开教，当时归化城、包头等地为山西省管辖。1886年戴德生在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1857年-1930年)的陪同下，曾来到山西太原视察访问。到1889年，内地会在山西省共有15个传教站，43名传教士在山西服务。
1885年底内地会英国传教士佩鸿恩(W. T. Beynon，1860年-1900年)来华，1886年来到归化城传教，同年Emily Taylor来到中国，1889年Taylor与佩鸿恩结婚，来到归化城与夫一起传教。1886年美国传教士施大夫(J. C. Stewart)来到归化城，传教并开设诊所。1900年第一位来到绥远地区传教的佩鸿恩夫妇及三个孩子在义和团运动中遇难。佩鸿恩是第一位进入绥远和呼和浩特的基督教传教士。
佩鸿恩夫妇(W. T. Beynon和Emily Beynon)
1886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华国祥(George William Clarke，1849年-1919年，花国香)到归化城传教。华国祥1875年来华布道，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湖北武昌、河南、广西、贵州贵阳和云南大理等地传教。1886年与妻子Agnes Lancaster(1880年来华)一起来到归化城传教，租赁水渠巷永宁号院内的房子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建立了归化城内地会总站。
华国祥在东顺成街租房设立了医疗诊所，华国祥的妻子任诊所医师。1888年华国祥回国述职休假，一年后回到天津继续传教，1919年华国祥在济南因病去世。
1888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包纳特(W. E. Burnett，卜内德，1883年来华)在包头东河区建立内地会总站，教堂设立在吕祖庙。1881内地会女教士Hannah Jones来华，派至甘肃布道，1889年Jones与包纳特结婚，来到包头与包纳特一起传教，包纳特是第一位进入包头的基督教传教士，而他的进一步的信息不详。
1887年-1888年间，为建造上海内地会总部，英国传教士荣晃熙奉献筹建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他随后来到山西，对大同、归化城、包头、太原等城市进行访问。1888-1889年内地会山西省负责人贝格(Benjamin Bagnall，1844年-1900年)从太原来到大同、归化城和包头访问。
| 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 |
佩鸿恩和包纳特给内地会的报告
内地会拓展了整个中国内地的传教事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其传教士严重不足，内地会与其他差会形成了协同关系，在绥远地区主要的协同差会为基督教宣道会、北美瑞挪会(协同会)和瑞华会。
基督教宣道会：
1892年宣道会在初期到中国传教时，从芜湖开始进入长江流域地区。后将传教重点放在北部长城沿线一带，开始进入蒙古地区。西部地区以归化城为传教总部，有30多名瑞典青年人在这一带传教。1897年成立了其下属的瑞蒙会(Swedish China and Mongolia Mission)负责蒙古地区传教，总部设在张家口。
1893年初，美籍瑞典教士鄂礼顺(艾礼舜，Emil C. Olsson，1867年-1900年)与妻子Hanna Rolander Olsson(1872年-1900年)、瑞典教士顾伦仁(Nils Kullgren Jonasson，1869年-1940年)到归化城开办教会，并在这里开了本地区第一家印刷所，进行传教资料的印刷。
1895年顾伦仁与同年来华的IMA女教士Paulina Anna Brandt(1874年-1933年)结婚，婚后夫妇一起在归化城传教。1900年义和团时期逃回瑞典，1901年加入瑞华会又返回到中国。顾伦仁夫妇在中国传教三十余年，于1929年回国。
鄂礼顺夫妇(Emil Olsson和Hanna Olsson)
鄂礼顺担任宣道会华北地区总负责人，1894年至1896年曾在天津工作。1899年鄂礼顺就传教方式赴纽约会见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鄂礼顺夫妇及三个孩子在1900年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遇难。
1893年初，经过瑞典宣道会学校的培训，二十名瑞典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林白(Carl L. Lundberg，1867年-1900年)和 Augusta Brolin(1872年-1900年)到甘肃传道，两年以后来到归化城，二人1896年在张家口结婚，然后到甘肃传道，1889年又回到归化城，协助鄂礼顺的工作。
一同来华的诺牧师(Wilhelm Noren，1871年-1900年)到包头传道，经过一段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之后，他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到附近地区开建传教点；Augusta Sjoberg(1864年-1900年)先在归化城学习语言，后到毕克齐与林白夫人一起传道至1895年。1895年诺牧师与Sjoberg结婚，随后一起在包头传教。
林白夫妇(Carl Lundberg和Augusta Lundberg)
1900年8月，林白夫妇与两个女儿在义和团期间出逃，被围困在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中遇难，诺牧师夫妇和两个孩子在大佘太遇难。
瑞典教士安德生(Edvin Andersson，1871年-1900年)1893年来到归化城学习语言及传教，一年后在清水河设福音站，1897年与同年来的女教士Emma Hasselberg(1864年-1900年)结婚，1900年到托县遇到义和团，带着小儿子北上归化城逃离，8月全家在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遇难。
诺牧师夫妇(Wilhelm Noren和Augusta Noren)
瑞典教士兰尔孙(Frans August Larson，1870年-1957年)1893年抵达包头学习语言，传教。1897年去蒙古传教，是宣道会第一个位在蒙古传教的传教士，1898年兰尔孙到达张家口，以后以张家口为基地在蒙古地区传教。1900年他带领两个女儿、6名美国人和17名瑞典人经蒙古逃往俄罗斯，历经艰难经过芬兰、瑞典，最后回到纽约。1902年重回张家口继续在蒙古地区继续传教，1939年为了躲避日本军队离开张家口再次返回美国。兰尔孙1927年曾参加了中国和多国科学家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了包头铁矿)以及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组织的戈壁古生物科考，后任美国总统的胡佛也参与其中。
| Alfred Fagerholm 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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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来华的Alfred Fagerholm(1871年-1923年)，在包头学习语言和传教，1894年，范岚生首次来中国考察，他是范岚生助手和导游。1900年去上海的路上遇到义和团，逃到蒙古巧遇鄂必格夫妇一行，后来一起回到瑞典。1904年Fagerholm加入瑞华会并返回中国，在武汉和杭州传教，1907年与Lydia Olsson结婚。
瑞典教士喜先生(Karl Johansson Hill)与妻子喜凤音1893年来丰镇传教。
1896年3月瑞典教士鄂必格(Otto Erland Oberg，1869年-1917年)从上海，经天津、北京和张家口4月份来到了归化城。经过语言学习后鄂必格1897年2月抵达丰镇，他和喜先生夫妇一起工作。
1897年6月，他与1893年已在中国的Johan H. Swordson在凉城建立宣教站，一起传教的还有1896年来中国的丹麦传教士M. Carl York。与鄂必格同来的女教士Hilda Larsson属于瑞典浸礼会(Swedish Baptist Mission)，Larsson与Swordsson于 1898年结婚。
1898年初鄂必格在丰镇建立了学校，进行文化和圣经教育。鄂必格1899年与鄂礼顺的妹妹鄂利伯(Elisabeth Jacobson Oberg，1870年-1930年)结婚。1900年鄂必格、兰尔孙和 Alfred Fagerholm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历经30天到达蒙古首都，最后返回瑞典。
1899年宣道会传教士合影(鄂必格后排左二, 他前面是其夫人)
| August E. Palm |
1896年宣道会瑞典教士August E. Palm (1871年-1900年)在归化城学习中文，然后到萨拉齐，与Albert Andersson夫妇一起传教。Palm曾回瑞典休假一次，1898年在瑞典与同年来华的Anna Andersson(1870年-1899年)结婚。Anna回到萨拉齐几个月后得病去世。
与Palm一同来华的瑞典教士沙立(生得本，Charles G. Blomberg，1873年-1900年)和 Laura Hanson (1871年-1900年)在归化城学习中文。沙立先在归化城传教，1898年初在萨拉齐与Palm一同工作，而Hanson完成学习后赴张家口协助当地传教工作。当年秋天沙立与Hanson在张家口结婚，婚后夫妇一起来到萨拉齐。沙立身体无法适应当地气候，在天津治病时医生建议他回国修养，他没有听从医生建议，坚持在中国传教。
Palm于1900年6月在出逃的过程中在大佘太罹难，沙立夫妇与小女儿在1900年11月遇害。
沙立夫妇(Charles Blomberg和Laura Blomberg)
瑞典女教士Emily Erickson(1862年-1900年)1896年在甘肃传教，后转到归化城传教，与鄂礼顺妻子一起工作。1900年8月在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遇难。
1896年宣道会瑞典教士福斯伯(Oskar Forsberg，1871年-1900年)来到归化城学习中文，后去包头传教。1898年福斯伯与Anna Lindqvist(1872年-1900年)结婚，Lindqvist 也是同年来到归化城的，与安德生夫妇在清水河传道，婚后夫妇在包头一起传教。1900年福斯伯夫妇和未满周岁的女婴在山西朔平（现为朔州）遇难。
福斯伯夫妇(Oskar Forsberg和Anna Forsberg)
至此宣道会在以归化城为中心的晋北和蒙边地区有男女教士60人，宣道会已经有16个传教站和200名信徒，覆盖归化城、包头、丰镇等城市及蒙古地区。
北美瑞挪会(协同会)：
1895年协同会从斯坦白开始进入西北地区，到达拉特旗传教，1896年，苏白(Carl John Suber)前来协助。斯坦白一人走遍了内外蒙古，两年时间斯坦白可以流利的使用蒙语。
1897年，协同会派遣费安河(N. J. Friedstrom，？-1920年)和妻子詹尼·玛丽亚(？-1921年)，瑞挪会派遣几位女传教士安达纯(Hilda Anderson)、安德纯(Clara Anderson)、林恩(Hanna Lund)前来，初期他们在张家口学习语言，1898年到五原县的大余太、扒子补隆传教(现乌拉特前旗新北镇)，并建立教会。
1900年协同会创始人斯坦白、苏白、安德纯、安达纯和林恩5人均在大佘太遇难。
瑞华会：
瑞华会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的山西、陕西和河南传教，1888年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传教基地设在山西运城。在瑞华会成立的5年之间，有16位传教士，其中有八名女性，八名男性，从瑞典来到中国。经历了一年的暴乱和饥荒，1901年，传教士们又回到了他们工作过的地方。自1902年至1910年间，还有29位新的瑞华会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自1919年至1930年，瑞华会共派遣了23名新的传教士。在1932年至1939年期间，又有20位新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目前没有找到1900年以前进入绥远地区传教士的名字、工作地点以及相关事迹。
| Albert Andersson |
瑞典教士Albert Andersson(1865年-1911年)， 1893年初来到萨拉齐传教，1895年与Maria Lovisa Mattsson结婚，于1898年10月回国休假。后加入瑞典圣约会(the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of Sweden)，圣约会专门负责新疆地区传教，1901年Andersson来华去新疆传教，1911年因病回国。
3、庚子教难（1900年）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爆发。这次运动主要针对外籍人士和与外籍人士有交往的中国人。当时大约有3000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工作，这次教难造成250人遇难，其中有50位瑞典传教士。
义和团运动冲击了全国各地的教会，教堂、医院、学校等被焚烧，这次教难造成250名外籍传教士遇难，外籍基督教传教士遇难188人，其中50位是瑞典传教士。内地会遇难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信徒5000人遇难。由于山西省巡抚毓贤纵容义和团，山西是这次教难的重灾区，内地会山西省负责人贝格(Benjamin Bagnall)遇难，丧生的外国传教士达126人。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逃往外地，少数外国传教士经外蒙古回到了欧洲。
以绥远地区传教士情况为例：
协同会除费安河一人得以逃脱到恰克图外，协同会创始人斯坦白、苏白、安德纯、安达纯和林恩5人均在逃亡途中在大佘太遇难。后埋葬于沙尔沁村西及萨拉齐城东二处。
宣道会共38名传教士，其中有21名成人和15名儿童遇难，其余经蒙古逃到西伯利亚。鄂礼顺夫妇和他们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安德生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林白与妻子及两个女儿逃亡途中在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遇难，诺牧师夫妇和两个孩子、Palm和沙立夫妇和未满周岁的孩子在出逃路上大佘太遇难。福斯伯夫妇和未满周岁的女婴在山西朔平（现为朔州）右玉遇难。
宣道会元气因之大伤，北方教务一蹶不振。其后晋北及蒙边各堂移归内地会及其协同公会，劫后余生的教士纷纷改隶它会，宣道会之北部教区遂告瓦解。
内地会佩鸿恩夫妇及三个孩子遇难，高理生被杀。
瑞华会的传教士由于受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提醒，全部人员及时逃离暴乱，无一人伤亡。有的官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这些传教士。
1900年8月，林白与妻子及两个女儿在归化城铁圪旦沟天主堂遇难，把林白牧师的临终遗言作为对未来信仰建立的精神力量吧：
“We live and die for the Lord and China. …… When the storm is over, send out other witnesses to China to proclaim the great act of the Lord. …… We will meet with Jesus.”
"我们为主和中国而生，为主和中国而死。......当风暴结束后，派出其他见证人到中国去宣扬主的伟大作为。......我们将与耶稣一起见面。"
4、协同时期（1901年-1949年）
1900年后，传教士逐步从各处返回，同时不断有新的传教士来到中国，损毁的教堂、医院、学校等设施恢复重建。为了更好的传教，内地会将接管的宣道会、瑞华会、协同会部分瑞典传教士重新组合成瑞典协同会，工作重点设定在归化城、包头、丰镇。很多传教士返回中国以后更换了传教会。
1900年瑞挪会Emil Johnson到达包头，建立了传教点。
1902年1月，宣道会差会代表伍约翰夫妇(Mr. and Mrs. John Woodberry)抵达归化城处理教士遇难事宜。当地政府告知殉道者早已葬在萨拉齐。伍约翰先生赴萨拉齐参与七位宣教士的安葬礼，为宣教士竖立一座纪念碑。
1902年瑞挪会N. Gothberg来到包头，派到萨拉齐的有女教士I. A. Gothberg。协同会派到包头的有A. F. Almbland 夫妇和A. Magnusson夫妇。这几名传教士没有找到进一步资料。
1902年瑞华会来华进入绥远地区，总部设在丰镇，接替宣道会的传教工作。同年瑞典协同会在丰镇五龙街购地建造教堂一座，在托克托县旧城南街洋人巷设立分堂，称福音堂。
1902年鄂必格夫妇回到绥远，1903年8月，协同会在萨拉齐购置了一所房子作为传教站，派鄂必格夫妇在萨拉齐县城内洋人巷(现革新巷)及西大街路南传教，并负责重建宣道会开办的孤儿院。1905年，收养了大约五十余名儿童；几年后，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孤儿院旁边建了一所男校和一所女校，提供文化教育和基督教教育。
1903年，瑞典协同会在沙尔沁的鄂尔格逊建教堂和讲道所，同时还建有宿舍40余间。瑞典协同会的培训工作卓有成效，在包头培养了第一批传道员：张承福、贾琏和温云敖。
1904年协同会马义深(A. B. Magnuson)和A. A. Myrberg到归化城传教，Myrberg后与Gothberg结婚，在传教的同时还协助萨拉齐和丰镇的传教工作。
1904年，瑞华会阎德生(K. G. F. Peterson，毕德顺，？-1929年)由四川经陕西派到包头传道。(注：有记录称阎德生名字是Fetersion，疑有误)阎德生先在四川入私塾学习汉语、四书五经，后到包头租赁麻角巷南头的一处民房开始串街传道。同年鄂必格在萨拉齐教堂内设三妙救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到1940年止共收养孤儿1006人。
同年(1902年)，费安河夫妇回到扒子补隆，将清政府赔偿的425顷土地中的一部分出租，收取租金；一部分雇人种植；另一部分土地用于建教堂、修城堡、设医院、开设育婴堂、小学等。教堂为砖木结构，可容纳200多人。
1905年阿木巴(A. F. Almblad)与妻子来归化城传教，1911年转到张家口服务教会。宣道会P. E. Ehn与妻子Hanna Ehn到归化城传教。
同年，协同会在扒子补隆开办了一所学校，1914年命名为育英小学，并按蒙、汉族学童分校授课。汉校男女生分班学习，当时有学生160多人，最多时达500人。学生的一切费用由教会负担，成绩优秀者还保送到北京、西安、张家口等地深造。随着教会事业的发展，扒子补隆教会又创建育婴院，由费安河妻子詹尼·玛丽亚负责。
1906年协同会在归化城修建教堂，并以归化城为中心不断拓展传教区域，在毕克齐、铁帽、三两等地都建有教堂。至此瑞华会在绥远归绥、丰镇、萨拉齐、包头诸会堂有传教士18人。同年，扒子补隆教堂为提高农田产量，开渠50多华里，引黄河灌溉。工程竣工后称“洋人渠”，后改名为民复渠，此渠现在仍在使用中。随着移民的增多，信徒人数也不断增加，教会向五原、大佘太扩展，并建立了许多分会，其中蒙古福音会专门印行蒙文圣经，吸收蒙古族教徒。
1909年瑞华会女教士达理白(H. A. Dahlberg)来到萨拉齐传教，女教士A. M. Anderson来到丰镇传教。1910年G. E. E. Samuelsson和使徒信心会女教士L. Larsen到达萨拉齐，第二年Samuelsson因病在萨拉齐病故，年仅27岁。
1911年萨拉齐耶稣堂瑞典牧师鄂必格夫妇回国述职
1912年瑞挪会在包头开设了两个分站，草市街设立了传教点，开设了一所小学校。同年瑞华会女教士B. Nilson到丰镇传教，Anderson与Holmsten在丰镇办了圣经学习班和男女住宿学校。
瑞典传教士伊登榜(J. N. Edenblom) 1910年来华，先在宣化传教，1913年，伊登榜来包头与阎德生一同布道，次年病逝。同年瑞华会瑞闻生(J. H. Svensson)和女教士A. M. Almkvist来到归绥，设立西医诊所；栩树叶(K. H. Ekblad)来萨拉齐布道。
1914年传教士对丰镇教堂进行改造，分别扩建了南堂、北堂，北堂即现在丰镇基督教新教教堂。同年托克托城教会扩建原1902年建成的福音堂，改称耶稣堂，有房27间，共有4名瑞典传教士在此工作。
1915年瑞华会女教士M. Jonsson和柏德声(Emilia Petersohn)来萨拉齐布道。这年瑞华会在萨拉齐大西街教堂开办三妙女校，校长达理白。三妙女校办学35年间，毕业学生千余人；同时在教堂南对面开办育英小学校，截止到1948年，共毕业学生3000余名。同年瑞华会Sven Keller来华，在包头染病去世，Sven Carlsson到丰镇传教。
1907年挪威女教士Hannah Holmsten到直隶正定，1915年转到丰镇传教。
1916年瑞华会Isabella Mathilda Nordstrom到丰镇布道施医，1918年在萨拉齐病逝。瑞华会女教士Alma S. Erickson抵达归绥。
1917年阎德生购置了包头吕祖庙街东面一张姓人家的院子，兴建包头第一座教堂(后称西堂)。瑞闻生做监工，开展布道活动的同时兴办学校，最初有2个班，后增到3个班，设有圣经、国文、算术3门课程，学生多时达80余人。
同年，鄂必格不顾个人安危前去照看救婴堂的两名得传染病的婴孩，不幸被感染，不久去世，阎德生去萨拉齐接任主持教堂。随着信徒的增多，教会活动逐渐向农村发展，建立多处分会。瑞典协同会差派归绥教会传道员贾伟、王富等人去凉城县城(今永兴乡)传教，并在凉城永兴东街盖平房45间，建立大教堂一座。
1913年，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的教士J. N. G. Anderson来到安庆学习汉语，然后去大同传道，1917年转瑞华会，在丰镇传教。
1918年瑞典的克鲁森和克尔顺夫妇来包头传道。同年又在归绥毕镇头道巷建立教堂。同年瑞华会在毕克齐头道街建造教堂，附设小学。
1920年，克鲁森去世，瑞华会女教士勇魁士(Hilma M. Ljungquist)来包头传道，女教士E. V. Vadell派往萨拉齐，富润心(G. A. Franzén，傅润心)派往丰镇，爱魁慈(A. S. Almqvist，艾瑰慈)来到归绥。同年瑞闻生在萨拉齐先后购得面积约20市亩的10多处民宅，兴建“人”字形大礼拜堂，是当时绥远地区最大的教堂，连同办公室、谈道所、教室等共有房275间，钟楼高三层楼房，可容纳1500人。柏德声1930年前后与教士富润心结婚。
这年，费安河染伤寒症病故于张家口，次年其妻病故，二人合葬于扒子补隆教堂西树园。此后协同会调遣瑞典人郭法兰(F. A. Gustafso)来扒子补隆继续工作, 郭法兰1892年来华，1899年与Larsson结婚，初期在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传教。
1921年瑞华会派遣德宜尔(Wilhelm Dreier)和女教士林生道(H. A. Nikolausson)赴包头，女教士T. Dreier和E. Brandel(?-1925年)到萨拉齐。1928年前后Brandel与德宜尔结婚，后转到归绥传教。同年，瑞闻生主持修建归绥通顺街教堂，后来由其妹妹瑞惠孙教士和爱牧师接替工作，最后由魏牧师夫妇主持工作。同年瑞典牧师麦理直(Malich)夫妇来到归绥市，至此瑞典协同会在归绥的传教已具规模化。
德宜尔夫妇(Wilhelm Dreier和Karin Dreier)
1911年来河南传道的北美信义会教士史必善(C. O. A. Sphira)，在1922年前后转入瑞华会后携妻转驻萨拉齐。史必善在萨拉齐东门外修建三妙医院，院内建有两层楼房一栋，厅房两排。第二年，因不堪土匪骚扰，医院迁至县城教堂内。
1922瑞华会女教士E. L. Andersson来到归绥，R. E. Blomdahl去丰镇传教。协同会先后调遣美籍瑞典人旦尼尔森(旦乐森)、安德森来扒子补隆担任牧师。
1923年，安德森病逝，美籍芬兰人聂尔门继任扒子补隆的牧师。1924年旦尼尔森回国，瑞典人普博爱继任牧师。1927年聂尔门回国，同年瑞华会在绥远沙尔沁设总堂，瑞闻生到固阳设立固阳内地会。协同会创办了归绥市通顺街“培真小学”，王保任校长，共有学生约200人，并在五原县建立教堂，称五原县福音堂，后改为中华耶稣堂。
同年协同会扒子补隆教会从达拉特旗租地400顷，后派美国人李德洪(A. Godfrey Lindholm，1898年-1975年)任扒子补隆教堂牧师，他1929年在美国娶妻Ethel T. Johnson Lindholm(1901年-1989年)。由于官府收地李德洪只好把租地如数退还。1935年，教堂本身所租地被侵占，李德洪夫妇无奈于1936年离开扒子补隆。1945年，协同会派巴牧师、耿赛尔夫妇和白克伦到扒子补隆处理教会遗留的问题。1946年郭法兰病故，安葬于扒子补隆西树园，他去世后，扒子补隆再无外国传教士。
1924年瑞华会安得顺(K. A. F. Anderson) ,女教士A. L. Astrom、K. L. V. Wirfelt和I. M. Nilsson来到归绥，伯思满(G. Edwin Bergman)来沙尔沁布道，女教士A. E. Akergren来萨拉齐传教。同年，麦理直主持修建归绥市县府街教堂，时称北堂，教堂可容纳1000多人。后来接替麦理直的是栩树叶夫妇，之后由义贝理(Erik Wiberg)、义达理夫妇主持，最后一任是约翰生，1938年，中国韩桂牧师主持工作。
麦理直还在国民军中传扬基督教，由中国牧师陈崇贵负责传道。冯玉祥将军率军驻包头期间，每逢周末，军人整队在固阳县教堂参加礼拜，冯玉祥将军亦因此享有基督将军的称号。同年，瑞典协同会在凉城县与县教育局合办“平民读书处”，并设立西药房，用西医诊疗病人，还帮助民众戒烟。
1925年，瑞典协同会喜理(Heig)在丰镇南大场面兴建教堂，教堂内设有育婴院、西医诊所。他的妻子喜凤英在诊所负责为当地贫民接生、治疗。瑞典协同会还在丰镇周边隆盛庄、天成村、马家圐圙、麦胡图、榆柏沟等地设立了支堂，并派遣新培养的传道员在各支堂管理教会日常工作。
同年，瑞闻生由萨拉齐来包头，先住在西堂，后买下了圪料街22号的南北大院一所，该院原是车马店，又叫筒子店，有土房70间。第二年，瑞闻生正式调至包头，他首先修缮西房作谈道所和灵修室(即现在包头市回民办事处院内左侧的西房)，然后与其妻瑞德生从吕祖庙西堂搬到谈道所居住开始传道，其妻瑞德生则专心行医。
1925年瑞华会女教士法兰得(E. A. E. Frelander)来萨拉齐传教。1927年瑞典传教士到天津领事馆，返回后瑞闻生着手筹备在圪料街22号兴建礼拜堂。1929年建成大礼拜堂和住宅院，即现在的东堂，还开建了两个讲道外堂，一个在圪料街，一个在草市街。随后在古城湾、鄂尔格逊、沙尔沁、固阳县、哈尔忽洞等地设立支堂，并设有传道员传道。在包头传教的瑞典协同会牧师还有山党玉、美国女教士白克伦等。其中白克伦会蒙古语，专门从事蒙古地区的传教活动。
1929年包头东堂建成纪念活动
包头圪料街22号耶稣教堂(东堂)
1928年绥远特别区改称绥远省，瑞典林教士在归绥建新城西街教堂，后由林教士主持传道，中国牧师为王登云，长老王世英。该堂另在新城南街东落凤街西口设有一外堂，专门对尚未信教的人传福音。新城西街教堂原址在新城西街将军衙署西侧，后因城市规划，1987年迁至新城南现址。
1929年瑞华会奚文盛(P. Josel H. Simeonsson)在安庆学习语言，后在丰镇、萨拉齐传教。同年瑞闻生在包头子店南侧兴建大礼拜堂。
1928年至1929年，绥远省大旱，城乡灾民遍地，萨拉齐教堂与华洋义赈会成立平粜局，设立4个粥场放饭救济灾民，救济150万人次。1929年，阎德生因照顾病患染伤寒去世，教堂工作由中国牧师葛明洲主持。
1930年或稍晚一些，瑞华会女教士E. Karlsson来包头布道，1931年女教士D. E. Gustafsson在安庆学习语言，后至归绥传教。1932年女教士A. I. M. Anderson来萨拉齐。1934年女教士E. G. Lindberg来萨拉齐，女教士R. S. M. Johannson来到归绥，同年沙尔沁开办了育英学校。
鄂必格妻子鄂利伯1930年在萨拉齐病逝，1932年富润心妻子柏德声和刚来一年的Gustafsson在萨拉齐因食物中毒去世。在该堂工作的中国牧师还有郭葆光、闫贞儒等。1933年瑞闻生在固阳主持兴建教堂，该教堂在1959年被拆除。1934年A. E. M. Karlsson在归绥病故。
1935年，瑞华会女教士D. M. Sandahl来华，在扬州学习汉语后派至包头布道，E. G. T. Wiberg在安庆学习语言，后至归绥，女教士A. E. H. Linden在安庆学习语言之后，来到丰镇传教。至此瑞华会在绥远有丰镇、归化、包头、萨拉齐、毕克齐等7会堂，西教士20人。协同会在绥远有2个总堂：百灵庙、扒子捕隆，传教士4人，本地传道员2人。
1935年，包头教友人数达到800人左右，瑞典协同会将包头西堂、东堂、布道所等内地会所属教堂，移交中国教牧人员管理，包头成立内地会分会即包头地方教会，孙钰、贾曦为长老，刘武、张重义为牧师，宣秀英、王毓贤为传道员，张超、孙志义、安玉成、康计祯、谭银梅为执事。
同年瑞典协同会在包头西堂创办恩育小学。小学最初有十几个学生，后来人数增加。学校教授国文、算术等课，学生免费入学，教学质量优良，在包头声誉甚高，受到家长的赞扬和社会的好评，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1952年，恩育小学与私立纯慈小学合并，改为公办的包头市十三初小(现为牛桥街第二小学)。
1936年瑞典协同会在可可以力更镇南大街购民房，作为正式教堂，并对教堂进行修葺，建筑面积约270平方米。所有活动都由本地传道员主持，教会由此走上了自立的道路。
日军于1937年10月攻占归绥，扶植德王成立蒙疆统治组织，于1939年9月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改归绥为“厚和浩特”特别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失地，并恢复归绥旧称。
1941年教徒安玉成在西脑包前街46号院买地建堂，刘振纲负责。1944年，他在包头城内西门大街10号兴建教堂，即今天的西门基督堂。
1945年瑞闻生回国，第二年勇魁士和克尔顺回国，1947年萨拉齐的安德顺夫妇经包头回国。这年瑞典协同会把包头东堂北院、西堂外院，沙尔沁、固阳、鄂尔格逊、萨拉齐、察素齐、毕克齐等大部分房产契约交给地方教会。1948年瑞典女教士山党瑜从陕西来包头，与白克伦一同在东堂南院传道。1949年，瑞华会女教士林生道至归绥传教。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山党瑜与白克伦于1951年前后回国。
1948年，因瑞典协同会总会停止拨发经费，当地传道人员开始自谋生路。有些教会靠信徒捐款继续工作，有些教会则进行合并以缩减开支。教会学校因经费拮据也相互合并，传教受到较大影响。至1949年，内地会在包头市境内，有外籍牧师、传道人员6人，华籍传教人士16人，教堂28处，教徒1668人。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党政军要员通电宣布起义，中共解放军和平解放绥远省全境。内地会退出了绥远地区，绥远地区的教会工作由当地传道人员接管。
1952年经过三自革新运动，传教人员停发了职薪，完全自谋生路。1954年绥远省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在包头圪料街22号建成大礼拜东堂，即今天的包头基督教堂。1958年教会活动被禁止，传教人员被划为右派，教堂被占后成了团结公社办公地，直到1982年12月24日举行复堂礼拜，恢复宗教活动。
至今，瑞典教会与包头教会依然保持联系，外国教士的后代多次回到当年他们先辈传教的地方。1999年10月，瑞典教会一行27人抵达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萨拉齐教会参观访问。2000年11月，瑞典原在内蒙古传教的安牧师的后代，率信徒26人在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萨拉齐和丰镇参观访问。2002年10月，安牧师的后代率信徒30人到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萨拉齐和丰镇参观访问。2004年9月，瑞典教会的阿尔贝克松牧师率团来呼和浩特市访问。2005年10月，瑞典教会安牧师的后代率团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萨拉齐访问。2006年10月，瑞典教会由阿尔贝克松率团，一行20人来内蒙古参观访问。
包头圪料街耶稣教堂(东堂)，只有左边的塔是原来的建筑
附录：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爷爷张重义，字尚礼，1908年7月2日-1989年6月27日，享年81岁，祖籍是山西河曲县。
我的奶奶孙梅霜，1916年1月16日-1990年3月10日，享年75岁，祖籍山西保德县。
爷爷于1917年至1921年在私塾学校读书(1917年因伤休学)，1922年开始在托县毯厂学徒、做工，1927年在呼市毛织厂做工，1928年回到托县毯厂做工。爷爷于1926年7月在托县信仰了基督教，1929年10月在呼市西河沿耶稣教堂道学班学习半年，1930年3月份被教会派到包头圪料街耶稣教堂(东堂)为传道员，期间以家庭毛织(地毯)为生活来源，1933年10月在毕克齐耶稣教堂服侍到1935年。
1935年，瑞典协同会将包头西堂、东堂、布道所等内地会所属教堂，移交予中国教牧人员管理，包头成立内地会分会即包头地方教会，孙钰(我奶奶的父亲)、贾曦为长老，刘武、张重义为牧师，宣秀英、王毓贤为传道员，张超、孙志义、安玉成、康计祯、谭银梅为执事。
1935年10月他在鄂尔格逊耶稣教堂传教，1936年在郊区西甲浪湾村置地40亩，为生活主要来源，1944年3月回包头在西脑包居住，种地并做小商贩维持生计，1946年初在西脑包耶稣教堂传教，1947年6月居住于圪料街耶稣教堂(东堂)，并在此传教。
1952年经过三自革新运动，传教人员停发了职薪，完全靠种地为生。1956年由于土改失去土地后，爷爷1957年开始饲养乳羊和奶牛为生，次年公私合营，进入民族联合牛奶厂工作。1958年6月1日，内蒙古宗教事务局举办内蒙古基督教教牧人员向党交心大会，爷爷作为教会代表去呼市参会。在向党交心活动时由于他没有向政府揭发外国传教士的罪恶言行而被划为右派。随后东堂教会活动被禁止，教堂亦被抢占，教堂成了团结公社办公地，南院成了制鞋厂，爷爷同年被迫迁入召梁二道巷12号居住。爷爷1963年被下放至团结公社自行车修理门市部工作，1965年被下放到包头合作(东风)木器厂劳动改造，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一直到退休。
1979年7月政府为爷爷平反，为了要回教堂，爷爷给杨植霖(当时的青海省书记)写了信。直到1982年才归还东堂教堂，恢复正常教会活动。(在1934年到1935年期间，杨植霖在毕克齐做地下工作，职业是小学教师，爷爷当时在毕克齐教会传教，与爷爷是邻居。爷爷明知他是共产党，杨植霖暴露后爷爷在教会掩护他，并将杨植霖伪装为传教士送他出城一直渡过黄河。)
爷爷虚八十二岁归主，1989年7月2日在东堂召开了大型追思会，孙席珍的儿子孙云牧师主持，是为神的安排。爷爷奶奶墓碑上刻有《神的仆人》四个大字，是由包头著名书画家白铭先生题写。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Baotou and Surrounding Areas: Records of Swedish pastors in Inner Mongolia
ZHANG Haifeng (Beijing Hanbang Technology Coper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James Hudson Taylor's China Inland Mission, Erik Folke's Swedish Mission in China, the Albert Benjamin Simpson's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and Fredrik Franso's The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records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Baotou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in detail, covering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ssionary work in the Baotou area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mainly Swedish missionaries, to their departure from China in 1950s. The first part records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to Baotou and the four main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that entered the area. The second part covers the missionary process of the various missionary organizations in Baotou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from 1882 to the 1900 disaster. The fourth part record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issionary process from the 1900 to the founding of the state; the appendix records the brief experience of a local missionary trained by Swedish missionaries in Baotou who became a preacher and pastor. This article records in detai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ssionaries and missionary organizations around Baotou, as well as a brief account of their missionary experiences, with 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of some of the missionaries and some historical photographs in the article.
Keywords: Baotou, Chrisitanity, Sweeden Missionaries, History of 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