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远与清末民初天津社会

ChineseCS 2014年11月25日19: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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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侯杰、 刘宇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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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远http://www.ijd.be/actualiteit/afbeeldingen/input/china/Vincent-Lebbe.jpg 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也是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902年,他来到中国,先后在华北和江南等地传教。同年,他回到欧洲,主要从事对中国留学生的传教和培训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为中国国籍主教的产生而努力。1927年,雷鸣远再次来华传教,并加入中国国籍。在河北传教期间,他还组织了“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姐妹会”等修会。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1933年长城抗战和1936年绥远抗战中,雷鸣远亲自率领修士和教友,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抢救伤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雷鸣远率领由数百人组成的救护队和战地服务团,在太行山、中条山一带担负起救护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等工作。此外,他还创办报刊,宣传抗日救亡,激励民众爱国热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逝世于重庆,享年63岁。

雷鸣远第一次来华传教,正值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也是天主教本土化运动兴起和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在此期间,雷鸣远曾先后在武清、涿州、天津、正定、庆云、嘉兴、绍兴等地传教,历时19年,而在天津一地就有10年。他加入中国国籍后,也以“天津人”自称,足见他对天津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实际上,雷鸣远不仅对天主教在天津传播的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清末民初的天津社会变迁也曾产生过不容小觑的影响。

一、雷鸣远的早期经历与来华传教

雷鸣远,字振声,西名Vincent Lebbe,1887年8月19日出生于比利时冈城(Ghent)一个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律师家庭。据雷鸣远回忆,他8、9岁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修女院里接触到一本关于法国遣使会传教士董文学的书籍。当雷鸣远“看了董神父在中国传教并殉道的事迹,尤其是在插画中见了中国人的图像,便立志:‘我日后也要到中国传教’。” 从此之后,他的这一志向便未曾改变过。1895年,雷鸣远在巴黎加入了遣使会,1897年正式成为修士,立志终身绝财、绝色、绝意。1901年,雷鸣远在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樑 的帮助下,得到遣使会总会长的允许,来到中国传教。2月10日,他从法国马塞港乘船出发,于3月抵达天津,后被安排到北京以南的安家庄。同年10月,雷鸣远在北京晋升为神父,并于次年1月担任大口本堂区的副本堂神父。1903年,他又被调往武清县小韩村担任本堂神父,在京东一带传教。1905年,林懋德 接替樊国樑出任北京教区主教,将雷鸣远调往涿州升为总本堂神父。1906年,他又被调任天津总本堂神父,驻望海楼教堂。

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天津,并以天津为中心,向所辖各县发展” 。当时,“法国对中国拥有保教权,中国天主教会处在法国殖民主义政治势力的庇护之下” ,引起了包括雷鸣远在内的中外天主教有识之士的忧虑,甚至不满。“保教权”是天主教传教事业与以法国为主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相纠结的产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天主教主要是处在葡萄牙的所谓‘保教权’的保护之下。1843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任命法国传教士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从此‘保教权’落入法国殖民势力之手,在华天主教传教士同受法国政府的保护”,由法国驻华使馆发给他们由中、法两种文字写成的所谓“传教执照”。 “保教权”的存在,或者说法国侵略势力与天主教传教士的紧密结合,使得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进程同步。在教民冲突不断,教案屡发之时,法国便借行使“保教权”,乘机扩展其势力范围。“保教权”一度成为天主教在中国依仗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其传教提供后盾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热情的日益高涨,“保教权”越来越成为天主教融入中国社会、实现本土化的的主要障碍。更为严重的是,传教士与中国民众之间的沟通存在着严重的隔阂,“20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天主教的中国化持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 。在这样的局面下,也有少数外籍传教士同情和支持中国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所提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要求,雷鸣远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雷鸣远来华之际,义和团运动平息未久,北京、天津一带局势仍然动荡,“教会中的人们正在追叙教友殉难的事迹,而雷鸣远却更多地注意到了另一面” 。他曾这样记述刚刚抵达中国时所见到的情景:“一登岸,殖民地的惨剧又开始了:黑鬼子、白鬼子,肆虐撒野,说打就打,说踢就踢”,而对西方人欺压中国人的种种暴行,与他同来的传教士们却“也如同没有看见一样”,这使雷鸣远感到“真难受极了”。 他在给胞弟的信中,十分不满地写道:“我们军队所过之地,血流成渠、劣迹昭彰,所作所为,迫使外教人发出恐怖的惨叫,使他们向教友说,外教人总没有做过这种事。”他还态度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我的命运,中国是我的祖国。这些人全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孩子!”

当时,中国天主教会中“主持教务的主教,大都是目不识丁,不会中文,连国语都不会说的外籍传教士”。对此,雷鸣远有些不满,认为这是“举世罕见的怪象”。 正因为如此,他在晋升为神父的前一天,向时任北京教区副主教的林懋德颇为大胆地表示:“(北京)城内有两块病,两块白疤:东边一块是东交民巷,白晃晃的一片洋楼;西边一块就是北堂 ,也是白晃晃的一片洋楼。这两块东西与城内一切景致完全不同,完全不配。这两个东西的性质,本来彼此完全不同:东交民巷是帝国主义的司令台,用武力来侵略中国,是他的专门手艺。我们北堂呢?本来是讲平等博爱的,与帝国主义水火不相容。谁想到这两个东西,现在竟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天主教与帝国主义的联手,活活生生的表现出来了”,“以前不成体统,已往不究吧。往后呢?应该设法纠正呀!主教应当研究相当办法改正”。然而,林懋德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雷鸣远“不识深浅,不量力”,并很不屑地训斥道:“有数百年根基的这个局面,不是你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所能反抗推倒的”。

碰“钉子”之后,雷鸣远并没有灰心,反而更坚定了推动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心。在武清传教时,雷鸣远“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见了教内教外的文人就谈论四书五经,见了老者就谈论三纲五常”,他的“性格又谦和礼让,和当地民教都能融合一起”,“他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以便“与社会名流交往得更随便些”。 1904年,“全北京教区有一万二千人领洗入教,雷氏的传教区域不过占教区的七八分之一,但当年即有二千人领洗入教” ,足见其传教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担任涿州总本堂神父期间,雷鸣远将教堂上悬挂的代表法国保教权的法国国旗取下,换上中国的龙旗。他注意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惟一的希望,就是急速多立新式学校,欢迎一切帮忙的”,“于是在涿州立了座公教师范学校”,向教友宣传教理和传播新知识。然而,事情发展得并不如人愿。雷鸣远后来被调离此地,而倾注他大量心血的师范学校也在雷鸣远“离开涿州的当天,被新总铎 宣布解散”。 不久,雷鸣远奉调前往天津传教。

二、雷鸣远来津传教与天主教本土化的努力

1906年,天津望海楼教堂本堂神父出缺,雷鸣远被调往天津接位。于是,他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雷鸣远到达天津的时候,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回忆此一经历时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他“很觉快慰”。

一到望海楼教堂,雷鸣远便将悬挂的法国国旗换为中国龙旗。在他看来,天津“这地方的风俗人情,最容易施展传教活动”,天津人的“思想比乡下人开通多了,而且喜欢做事”,“若在此地提倡一件维新事业,一定容易邀得他们的合作”。于是,雷鸣远立志“由‘维新’着手,要洗刷封建时代的腐化,打破陈旧的僵局,改造一个崭新活泼的气象”。

为了在天津打开局面,雷鸣远努力加强与中国天主教徒的交流和沟通。其中颇具戏剧性的一件事便是他与英敛之的相知相交。英敛之是天津《大公报》的创办人,也是非常著名的天主教徒。他不仅与马相伯有“南马北英”之称,而且同为近代中国积极谋求天主教本土化的代表人物。曾几何时,外籍神父坐着吃饭时,中国教徒只能站在一旁,“若说同神父一起吃饭,那简直的就是‘异端’”,而在一次酒席上,雷鸣远却再三请英敛之等中国教徒同他一起坐下用餐,使中国教徒深受感动。“席间英敛之大哭起来,他可不是轻易哭的人,他是一位很高傲要强的人,要他流泪,非受特别大的刺激不能。他哭着说:‘今天中国教会可算开了新纪元了!我今天才看到天主教的真面貌了!真想不到我有这福,真是另一个时代了!以前我真不曾想到中国教会会有这样的光明,神父这样待我们中国人,我为神父死了也甘心情愿!’” 此后,英敛之与雷鸣远成为莫逆之交。

1909年,在雷鸣远的努力下,天津的天主教“传信会”改名为“公教进行会”,并在天津总本堂区普遍推广,“动员教徒分担和参与教会工作,扩大了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 。这个组织很快推广到其他教区,后于1914年10月在天津召开了公教进行会第一次全国大会,雷鸣远被推举为监督。1912年,雷鸣远开始在天津出版《广益录》,这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一份中文周报。7月,雷鸣远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天津教区副主教。1913年4月,雷鸣远“在广东会馆举行救国讲演会,邀请马相伯、英敛之讲演,他自己也发表演说,会后,讲演稿辑成一册出版,名曰《救国》” 。暑期,雷鸣远返回欧洲募集捐款,以便在天津创办日报。次年2月,他带着6万法郎募款由欧洲返回天津,将《广益录》改为《益世主日报》周刊重新出版。

雷鸣远在天津推动天主教本土化的诸多努力,对天津社会变迁产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益世报》的出版。这份天主教报纸是雷鸣远于1915年联合天主教徒刘浚卿、杜竹萱、杨绍清等人在天津创办的。初创之时,办报资金是由“杨绍清认股3万元,雷鸣远又向天津、北京、绍兴以及外国教友广泛征募”而来,共8万元。雷鸣远亲自担任《益世报》董事长,刘浚卿任总经理,杨绍清、杜竹萱任副经理。 雷鸣远还聘请了一度在《大公报》主持报务的报界闻人唐梦幻(笔名梦幻)担任主笔。在选择报馆馆址时,雷鸣远“不主张设在外国租界内,尤其反对设在法国租界。因为当时在天津传教的外国天主教徒和中国天主教徒一律都是要接受在天津的法国传教士领导的,这种领导是雷鸣远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移到东门外小洋货街”。
1915年10月1日,《益世报》正式出版发行。为了打开销路,该报“自十月一号起送阅一星期” 。在署名“梦幻”的《本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本报以扶植道德为改良社会之唯一宗旨”,并阐明,“欲使人人有道德,非先注意于政治、宗教、风俗不可。而欲注意于政治、宗教、风俗,尤非先注意于社会不可。盖必有良社会而后有真道德。此本报发刊之唯一宗旨也”。 可见,《益世报》自创刊之始,即十分重视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和改造。在署名“春雷”的社论《创办益世报之缘起》中,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阐发:“日报如能持坚定之志,维持道德,教育社会,导以至善之趋向,则其益人、益国、益世,殆无有超越者。本报创办伊始,自信有此志愿,故敢以此命名,非夸大之辞也。” 由此可见,雷鸣远视以创办《益世报》来提倡道德,谋社会改良的心愿和抱负。

《益世报》刚刚创刊,便对民众关心的很多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报道,并以“社论”、“时评”等形式发表了大量评论。其中包括因“二十一条”交涉而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和“救国储金”运动,以及甚嚣尘上的所谓“国体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老西开事件中,作为一份天主教报纸,《益世报》却敢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揭露和抨击法国势力强占老西开的侵略行径,这样的精神和勇气非常令人钦佩。而雷鸣远虽然是一位由法国遣使会派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所主持的《益世报》却连续发表社论,公开支持天津社会各界人士反法斗争 ;不仅如此,他本人在反对法国租界当局越界侵占老西开的斗争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雷鸣远与老西开事件

天津法国租界系法国根据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而开辟的,最初占地360亩。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法国乘机将其租界向西扩张到墙子河,与老西开 隔河毗邻。1902年,法国驻天津领事罗歇尔照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对老西开的中国领土提出无理要求,“唐以其无理由,置不答复。嗣后法人暗中经营,隐视该地为将来之租界。”

1912年4月,罗马教廷颁布诏书,宣布成立天津教区。时任保定总本堂神父的法籍遣使会传教士杜保禄 出任首任主教。7月,杜保禄到津就职,任命雷鸣远为副主教,并以雷鸣远的本堂望海楼教堂为临时主教府。杜保禄“上任后,嫌河楼 太脏,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太不方便,要把主教公署 迁移到法国租界”,雷鸣远“绝对不赞成,誓死反对”。 后来,杜保禄又提出在与法国租界毗邻的老西开地方新建主教府。雷鸣远深知法国领事觊觎老西开已久,因此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为此,他曾多次劝阻杜保禄。雷鸣远坚持认为:“我们传教士,领着法国抢中国的一块土地,以后中国人对我们要比从前更要误会,这可办不得呀!”而杜保禄却以“这是法国与中国的事,与我们无关”为由加以搪塞。 后来,杜保禄因事前往罗马,天津的外籍天主教神父们便在老西开动工建筑主教府。

在天津主教区修建老西开教堂的同时,法国租界当局出资在墙子河上架设了一座桥梁,成为法租界和华界之间的交通要道。“修桥不久,桥之一端插上了法国旗,派了两个洋兵站岗。过了两天,法国旗移到了桥的中间,洋兵也溜到桥上。又过了两天,法国旗插到桥另一端中国地上了,洋兵也公然在中国地溜步。” 法警的越界之举引起了雷鸣远的警觉,他“立刻把《益世报》经理刘俊卿 请来,叫他告诉中国警察局长,赶快到老西开增派岗警。警察局长怕洋人,不愿惹事,只口头上答应加岗,却没有派岗警来”,于是,雷鸣远便“亲自去见警察局长,以副主教身份请他快加岗警,他才答应了。” 此后,中国警察与法警隔河相望,还曾发生过直接冲突。

1914年7月,“法国领事馆致函直隶交涉署,要求撤走中国警察” ,引起了天津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满和反对。1915年9月,法国领事宝如华“忽发传单,令老西开居民,缴纳捐款于工部局。居民不服,大起纷扰,乃发起国权国土维持会,要求政府拒绝法人” 。至11月,法国方面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饬令天津地方官撤回华警”,遭到拒绝。 随着法国野心的日益膨胀,甚至开始在老西开修筑马路,“而且有法国神父拿着笔与法国人在那里画图样” 。雷鸣远于是请杜保禄出面干涉,可是杜保禄却以“这是中国与法国的事,我们管不着,我们是中立派,我们传我们的教,别的是用不着管”为理由加以推托。雷鸣远据理力争,态度坚决地指出“这可不是小事呀!与天主教关系很大”,结果却被禁止“管这事”和“对这事发表意见”。

随着事态的日益严重,雷鸣远给法国公使写了一封信,“盼望他动一动心”。他在信中“讲了一个比方,就是德法两国交涉摩洛哥的事件。当时德国强占了此地,法国外交官与德国订‘阿哥狄尔’条款时,把此地割让给了德国了;后来惹起法国人民的公愤,全国起来反抗,又动了大交涉,结果又恢复回来”,除此之外,他还在附言中指出“:你不要认为中国如今很弱,后来强了必要报仇的”。雷鸣远在发信前“还请法国神父们过目,他们说没有犯礼貌的地方”。岂料法国公使与摩洛哥交涉颇有些渊源,然而雷鸣远并“不知道‘阿哥狄尔’条约正是他签的字。” 此举自然激怒了法国公使,他大发雷霆,立即致信杜保禄大加斥责。为此,杜保禄于1916年6月把雷鸣远调往正定。雷鸣远不得不离开了传教10年之久的天津。得知此事后,天津的天主教徒自发组织示威等活动,表示强烈抗议。维持国权国土会还派代表面见杜保禄,要求将雷鸣远调回天津。9月,杜保禄在各界人士的压力下,不得不将雷鸣远调回天津教区,但让他到教区最南端的庆云县传教。

1916年10月,法国领事宝如华率巡捕数十人,将驻老西开地方的中国警察9人强行缴械,押往法国租界工部局拘禁,妄图直接采用武力手段达到非法侵占老西开的目的。得知此事后,雷鸣远气愤不已。为此,他前往沧州参加天津各界代表集会。在会上,雷鸣远发表了讲演,并提出了“我们罢工,与法国经济绝交”的办法。他建议,“我们要发动在法租界内的中国各阶层的人,不给他们工作,比方当老妈的不奶他们的孩子,工场的工人不上工,法国各机关里的国籍职员不上班,商人也不到法租界做生意,交通工具也止于法租界,另外要强迫法国人到中国地来乞食,用这种方法威胁他们还我们的‘老西开’。” 此后,在天津各界特别是法国租界内的中国人都行动起来,全面罢工、罢市、罢课,并发起抵制法货运动,使法国租界陷于瘫痪。这一事件前后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声援。法国侵占老西开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1917年3月,遣使会巴黎总会来电,要将正在庆云的雷鸣远调往浙江嘉兴传教。雷鸣远“十余年来,好容易与天津社会打成了一片,言语也通了,到了南方,全付之流水”,因此,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真像老虎囚在铁笼似的,大吼而特吼,一夜不能安眠”。 经过一整夜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调命,去南方传教。1920年3月,雷鸣远回到欧洲,结束了第一次来华传教的历程。

四、余论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的天主教本土化运动开始逐渐兴起,这一趋势在天津等大城市尤为明显。天津的英敛之等中国天主教徒中的有识之士,已开始通过自身的努力,希图推动这一进程。

然而,“由于上层领袖思想不统一,加上帝国主义国家保教权的干扰,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举步维艰,远远落后于中国天主教徒的要求。” 正是在西方传教士中的大部分人对于天主教本土化持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之时,以雷鸣远为代表的少数外籍传教士,却对中国教徒的正义要求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除了上述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变化所导致的原因外,从宗教本身的角度看,“天主教有许多地方讲到平等和博爱。当教会与保教权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教义中的这些引进东西常常被西方民族的优势意识所淹没。但这些东西的存在,终究提供一种眼光,使人可以越出保教权和母国的利益,去真实地考察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促动雷鸣远投身于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重要原因。

雷鸣远始终禀持“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信念,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对传教事业影响,实现天主教本土化,这并不仅仅具有宗教上的意义。雷鸣远在天津等地的一系列基于天主教本土化精神的活动,直接影响甚至推动了社会变迁,产生了十分深远和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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