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祝石与他的中外朋友
明末，海外的天主教循水运之便利，涉足兰溪。明崇祯十六年（1643）初，29岁的意大利耶苏会士马尔迪诺•马尔蒂尼（1614-1661）来到中国。他从福建转入浙江，坐船经兰溪北上，1643年6月27日，他到达上海。在上海，耶苏会士潘国光（1607--1671）教他汉语，并且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卫匡国，字济泰。1643年10月，卫匡国到杭州，游历了浙江的许多地方。1644年7月6日，他重回杭州。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三月，金华、兰溪一带纳入清朝版图。清顺治四年五月（1647年6月5日-7月1日），卫匡国来到兰溪的耶苏会驻地，见到本地文人祝石。在祝石的帮助下，《逑友篇》成书，于1661年出版。
祝石（1602-？），明末清初兰溪人，清顺治朝岁贡。他的事迹见于《嘉庆兰溪县志》和《光绪兰溪县志》。《光绪兰溪县志》卷五“人物•文学”记载：“祝石，字子坚，曾从金华朱大典游，不屑屑于章句，好读韩非子书，所作多聱牙屈曲之文。其论经济，识地高卓，黜浮崇实，济时硕划，有可见诸施行者。尝评古今相业，于伊尹外，远取管仲、子产，近则诸葛亮、王猛、李德裕、高拱、张居正，皆别具识眼，徐东海深服其才。”
祝石可能是首批信仰天主教的兰溪人，是兰溪天主教历史的见证人。这一点，旧县志不曾记载。
卫匡国在其著述的《鞑靼战记》（资料见于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代西人见闻录》）中提到，他与朱大典（1581-1646）是私人朋友。祝石是朱大典的学生，由此推定，卫匡国通过朱大典的关系与祝石相识。祝石与卫匡国的交往日益深厚，由于卫匡国的中文水平有限，他的著作《逑友篇》是他口述，祝石为之笔录成书。1647年，祝石46岁，而卫匡国33岁。祝石为《逑友篇》写了叙言，题：“兰溪祝石子坚氏识”，“丁亥（1647）五月，卫济泰先生过玲岩，时山楼坐雨也。言及交友论，先生曰：不此止，因日授数百言、或数十言，间抚手吁曰：玅理，惜无言字莫形。复沉思久久，顾石曰：且尔，因复授，讫，日计五矣。自先生言出，而益知友之不可少也。不可少之故，为益己之身神。夫泛泛以逑，损者觉益，复著损者等何，等何，损益昭。而逑之之道，人乐遵，且知人世事势所极，情因以必有，析以理所不可不然，不得不然，不可不然者，宐也。宐者，上主所定之公性也。不得不然者，爱也。爱者，上主所赋之仁性也。宐也，爱也，故人乐遵也。先生伟仪修体，而神明慈烨，望之犹天神，所谓至人也。愿读是篇者，惟求理之非是，勿以傲睨横衷，理是，则益身神，益者何？修德。明修德，自能事上帝。”祝石在文章中提及他们两人的见面地点是“玲岩”，有观点指向是灵洞山里的“玲珑岩”。在夏日雨中，祝石与卫匡国在山间小楼屋里会晤，交流共同感兴趣的宗教话题。整整五天，两人合作，由卫匡国口述，祝石笔录，《逑友篇》问世。祝石在叙文中赞美卫匡国：“先生伟仪修体，而神明慈烨，望之犹天神，所谓至人也。”崇拜之神情，油然出露于笔尖。
1648年，卫匡国在杭州，1650年，他赴罗马教廷复命。1655年，卫匡国撰著《中国新地图集》（资料见于2012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在欧洲出版。在书中的“第十省•第五府金华”一节中，他写道：“在兰溪还有一座架在船上的桥，比原来那座被靼鞑人烧毁的旧桥还要漂亮。”但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卫匡国研究》的研究者在注释中，称这座浮桥是“指坐落在兰溪县北11里处的普济桥”，依据是《大明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大明一统志》中“普济桥”是这样记载的：“在兰溪县北一十里，宋绍圣中，维艚百艘以梁溪上。复更名望云，即今之女儿渡。”《大清一统志》中“普济桥”是如此记载：“在兰溪西北十五里女儿渡，宋绍圣中，维百艘以梁溪上，名普济桥。后更名望云。今桥废，仍以舟济。”《光绪兰溪县志》卷三“桥渡”对普济浮桥的记载是：“平渡镇即女儿渡也。宋绍圣中，邑人刘思恭维舟建梁，曰：普济，又曰下浮桥。后邑人刘藻、县尉李公彦相继修治，改名：望云。久废，明成化间，济渡以舟，东岸有待渡亭。”明末诗人江伯容有“女儿渡”诗：“溪头绿柳拂晴沙，溪上红裙映晚霞。日落归人争渡尽，竹篱灯火是渔家。”
由此可见，明末，女埠的普济浮桥早已不见踪迹，也未复建。卫匡国说的“一座架在船上的桥”其实是指兰溪城西外的悦济浮桥，江伯容有一首“浮桥”诗，记述当时美景：“一道长虹卧碧泓，游人如在镜中行。最堪霁后江天廻，几处笙歌踏月明。”
《光绪兰溪县志》卷三“桥渡”悦济浮桥：“明季废于燹，国朝顺治辛卯年（1651），知县季振宜重建。”县志只说这座浮桥毁于兵燹，至于谁烧毁的，没有说明。卫匡国直指“被靼鞑人烧毁”，即清兵所为。县志上说浮桥完工于1651年，然而，1650年，卫匡国赴罗马教廷复命，途经兰溪，他已经看到了新造的悦济浮桥，两者的表述存在时间差异。《中国新地图集》也提到“这里有许多基督的信徒，而且在兰溪已经开始修建第一座教堂。”他还讲到乌桕和桐油，这是兰溪特色的农产品。清代乾隆时期，汪启淑寓兰溪时，曾述：“马公滩上多桕树，晚秋之际，火齐万串，殊大观也。”其《兰溪櫂歌》中有诗：“马公滩外少人家，潦净波澄露白沙。秋晚东峰亭上望，一江红叶艳于花。”
1658年，卫匡国带着传教士南怀仁等人再次来到中国。1659年6月11日，他从澳门重返杭州。同年9月，从济南赶赴兰溪的方济各会会士利安当路过杭州，与卫匡国见面，两人就罗马教廷关于“礼仪之争”的裁决“亚历山大七世圣谕”进行辩论。1661年6月6日，卫匡国在杭州去世。
祝石“性本倜傥，又擅医术，浪游江湖间，所交多知名士。”祝石挟医术遨游江湖，与陈维崧（1625-1682）、钱谦益（1582-1664）、方以智（1611-1671）、徐乾学（1631-1694）、季振宜（1630-？）、屈大均（1630-1696）、陈恭尹（1631-1700）等名士多有交往，并有诗文酬唱。《光绪兰溪县志》提及祝石“著书不一种，所存惟《希燕说》。”目前所知，祝石著作除了《希燕说》，还有《知好好学录》，这两本著作均由黎元宽（1607-？）作序。
祝石猎涉广泛，他信仰天主教，与卫匡国、黎玉范、郭多敏、刘若翰、巴道明、许斐禄、希佰禄等西洋传教士交好，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的风水之说颇有讲究，中外学识交融，并行不悖。
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德礼贤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叙述，清顺治时，在浙江传教的除耶苏会外，还有方济各会及多明我会。许多马尼拉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从福建进入浙江，居住在兰溪附近。耶苏会士自杭州溯钱塘江南下，汇集于兰溪。耶苏会与多明我会两个教派对中国教徒祭祀问题有岐见。康熙二十三年（1684），时已83岁的祝石等6位兰溪教友上书罗文藻主教，请求他早日来到兰溪宣教。这封书信署名Cho Xe,是祝石的译音。祝石卒年未知，有待资料详证。
二、闵明我笔下的兰溪
为了落实罗马教廷关于“礼仪之争”的裁决，马尼拉教会于1649年7月21日派方济各会的利安当等前往中国。1658年，卫匡国再次来到中国，带回了1656年教皇下达的圣谕。此时，利安当得到通知，马尼拉教会赞助他500比索（西班牙银币，每比索合中国银子七钱半）的出版补贴，已由负责教会内部书信传递和经费交接的意大利籍多明我会会士李科罗带到兰溪，利安当需前往兰溪去领取那笔出版费用。1659年7月，利安当启程南下。据他描述，从济南到兰溪走了400累瓜（折合2229千米）。路过杭州的时候，利安当与卫匡国见面。9月21日，利安当乘船达到兰溪，领到出版经费，并且与黎玉范、郭多敏会面。1661年，黎玉范在兰溪召集多明我会会士集会，对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圣谕进行讨论。会议否定这个圣谕，坚持严禁中国教徒敬天、祭祖、拜孔子。闵明我没有参加1661年的兰溪会议，但是他同意会议精神，后来被派往金华传教。多明我会会士闵明我（1618-1686），西班牙人。1657年，他来到澳门，转道去了福建福安。1659年，闵明我在金华、兰溪一带活动，并去杭州传教。
明末清初，中西历法之争风云变幻。清顺治十六年（1659），吴明煊上疏举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天算失误，未果。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力很大，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酿灾祸。康熙三年(1664)七月二十六月，时年六十八岁的歙县人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说全国各地有教堂三十处，其中有金华、兰溪。杨光先告汤若望等传教士有三条罪状：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同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命令各省督抚拘捕各处教士解京审办。康熙四年（1665）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死。恰逢北京地震，汤若望遇赦，杨光先出任钦天监正，吴明煊为监副。5月，各省解送教士31人到京，其中有耶稣会25人，多明我会4人，方济各会2人。顺治生母太皇太后下令开释各省拘禁教士，信教御史许之渐、臬台许缵曾、抚台佟国器均被免职。汤若望免处，1666年7月病故。25名传教士人被圈禁在广州耶稣会教堂内，不准传教。
在汤若望被押，北京教案期间，浙江地方官府遵照朝廷将外地的传教士押送北京的命令，把在金华传教的闵明我扣押送往北京。
2009年，大象出版社出版了闵明我著《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一书。在书中，闵明我记录了他在兰溪、金华一带传教经历和所见所闻，现摘出一部分。书中第十二章“我在福安停留，然后前往浙江”一章节，有一段话：“当地基督徒众告诉我，每年在我曾暂住的兰溪（Lan Ki）城内有一万个女婴被杀害。”闵明我描述当时中国各地弃溺女婴的陋习，但他说兰溪城里每年溺杀一万名女婴，显然是荒诞不经，经不起推敲的道听途说。
第十三章“我的浙江之旅，在那里停留到迫害时期”，闵明我写道：“我抵达金华（Kin Hou）,那里的教堂修建不到一年，所以只有很少的基督徒。我给几个人施洗，其中有一名学士，一名硕士，及一个裁缝。原计划还要给一个商人施洗，结果却落了空。在金华城，我遇到月食。”闵明我于1659年抵达金华，按他的记录时间分析，金华天主教堂应建于1658年，而兰溪的天主教堂建造时间，据卫匡国记录，应在1650年。
北京教案发生后，闵明我记录：“汤若望神父在狱里，另三位当时在朝内的神父即将被送往狱里与他一起关押。又过了四十天，第三次报告到来，有旨把我们都送往朝廷。兰溪（Lan Ki）的行政官当时在城内，兰溪在大江下游六里格，那里有我会两名修士（莱昂纳多、萨帕蒂里），他派人把他们逮捕，投入监狱。”这段话表明，闵明我当时在金华，等待朝廷的处理决定。他得知在兰溪的两位传教士（莱昂纳多、萨帕蒂里）已被官府扣押入狱。他提到“兰溪在大江下游六里格”，金华在婺江上游，兰溪在下游，六里格折合33千米至35千米。闵明我也担心被金华官府逮捕，有一位想入教而又未“洗礼”的“异教徒”找到闵明我，劝他赶快去官府自首。这个“异教徒”替闵明我写好状子，两人来到官衙。一位官员善意地接待闵明我，要求他即刻回去，老老实实地地留在家里。中国新年过后，官府将答复皇帝是否会把闵明我等人驱逐出国。几天后，官府把那两名在大江下游（兰溪）的传教士带到金华讯问，闵明我与这两人见面并且交流一些情况。第二天，这两位传教士又被送回兰溪。闵明我急需钱，他再次递交一份呈帖，允许他卖出一批小麦和大米，并把家具和小物品送人。中国新年节日过后的一天，闵明我给“当地市长”（译者原注：兰溪知县，实误，应是金华知府）送小礼物，知府收下随后宣读圣旨，闵明我被逮捕后，过堂入狱。
第十四章“我的京城之旅，以及在那里的居留”，闵明我写道：押送他们的船已准备好，押送人向他讨要钱。他送了两个银里亚尔（1先令），他路上被照顾得很好。闵明我提到，战争过后，金华城损失严重，是指1646年朱大典守金华城，清军攻破后屠城。他又说“我的两个同伴所在的河下游的城镇，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所以没有受损。”这里指兰溪，当时金华激烈抵抗清军，兰溪不战而降。虽然城镇损失不大，但城外的悦济浮桥还是被清军烧毁。闵明我乘船到达兰溪（原文译作“京城、南京”，实误）第二天，闵明我见到在兰溪的两个传教士（莱昂纳多、萨帕蒂里），他们与兰溪知县关系不和。在兰江上，他看见了鱼鹰捕鱼一景。闵明我被独自押送出发，他在船上睡了三个夜晚，每天都被冻醒。两位兰溪传教士也被押送赶了上来，三人一起到达省城（杭州），时间是1665年2月27日。闵明我后来被遣送到广州，1667年，闵明我获得行动上自由，1669年，他去了澳门。
闵明我书中提到的两位在兰溪的传教士莱昂纳多、萨帕蒂里，是在康熙四年（1665），被西班牙多明我会派遣来兰溪的。他俩与闵明我一起押往北京，又遣回广州。康熙十三年（1674），趁“三藩之乱”，耿精忠占据浙江，清廷一时间无暇顾及之际，莱昂纳多、萨帕蒂里两人又回到兰溪传教。康熙十七年（1678）多明我会又派人来兰溪传教。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的作者德礼贤，据说藏有抄本《辨学》，该抄本记载兰溪天主堂在“张家马头进小巷”。康熙中叶，兰溪天主教教务兴盛。1692年，多明我会士希佰禄来兰溪租房传教。康熙三十六年（1697）八月九日，罗马教廷任命希佰禄为浙江主教。希佰禄生于1640年，1667年（康熙六年）经福建进入浙江。康熙四十四年（1705）九月十四日卒于兰溪。民国22年（1933），德礼贤曾致函在金华传教的姜绍齐，查询清初兰溪教堂遗址及希佰禄墓地的现址状况。姜绍齐复函称，希佰禄主教总堂或兰溪城里、或黄烟溪口、或百聚下（兰溪北乡五十余里）、或岭下（北乡七十余里），难以确考。希佰禄主教墓地已杳无踪迹。
清代上海人葛士浚（1848--1895）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当明之季，天主教入中国。士大夫翕然从之者，徐光启为首，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樊良枢等相与附和，且为之润色其文词，故其行日益广。时又有西士汤若望者，进天主书像图说，朝士相与提唱援引。于是自畿辅开堂，蔓延各省……浙江则杭州、金华、兰溪……凡十三省三十处皆有天主堂。以上据杨光先不得己书。自明万历以后，国初康熙以前，其教不胫而走矣。”本文就用这段文字作为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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