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罪案剧与基督教文化

陈伟华、屈子正（湖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罪案剧”作为一种特殊的电视剧类型，在中国现阶段的电视剧市场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的“罪案剧”取长于欧美、日韩罪案剧，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从基督教文化符号、意象以及“罪感文化”在中国罪案剧的表现可见中国当代“罪案剧”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字：罪案剧、基督教文化、符号、意象、罪感文化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306_(20).0012

前言

在网络文学不断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存发展空间的情况之下，“罪案文学”已然成为了现阶段文学界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生力量。而“罪案剧”也如罪案文学一样，在中国现阶段的电视剧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

罪案文学往往将罪案故事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罪案文学的创作者会选取新鲜、猎奇的案件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罪案文学的创作者也会通过高超、引人入胜的写作技法构建悬念来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罪案文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已经在读者群体间有了较高的流行程度，并拥有了忠实的读者群体。罪案文学也依靠该读者群体结成的粉丝群在文学界与社会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文学市场份额。

在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应或较高的资本认可之后，一部罪案文学作品便拥有了转化成为影视作品的机会。该部作品也变为了依托罪案文学而进一步延展开来的“罪案剧”或“罪案电影”。影视剧与传统小说相比无疑具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力、更为广泛的传播范围以及更具现代性的表现手法。罪案剧与罪案电影的社会传播受众群体、社会传播范围都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罪案文学本身。依靠影视艺术的社会影响力，罪案剧与罪案电影也更容易激发社会群众的观赏兴趣，并依靠高体量的观看人数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以上提到的三种“罪案题材”艺术样式，尤以“罪案剧”受众最为广泛。“罪案文学”在今天多以网络文学的姿态表现出来。网络阅读方式所要求的资源检索能力以及文学自身作为一种文艺形式的阅读门槛会过滤掉一部分素养不足的潜在读者。网络罪案文学作品在出版成为纸质书的过程中也会受到现行审查体制与传统文学对网络文学排斥性的双重影响。进入到出版过程中的罪案文学不仅会削弱其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野蛮生长”的状态。与此同时，因为纸质媒介与网络传媒的区别也会导致原有罪案文学中吸引读者，特别是忠实读者的部分遭到删减。这些都会导致原有罪案文学阅读群体对纸质作品的阅读兴趣大大降低。

“罪案电影”以电影的艺术形式呈现。众所周知，电影艺术不仅有着与文学艺术比肩的鉴赏门槛，也对观影者的经济实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阅读罪案题材的小说或是观赏电视剧时，许多读者与观众期待的是在一个又一个连接不断的案件中追寻到独特的“爽感”，希望能够满足其猎奇心理，并使他们沉浸其中。而一部罪案电影却受限于时长，往往只能完整地讲述一个案件，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观众类似的心理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罪案剧”便有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学界目前对“罪案剧”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张智华在《电视剧类型》一书中将电视剧类型大致概括为具有共同特征的电视剧所形成的种类；根据长期制作、播出而形成的一些类型特征；人们在电视剧欣赏与审美过程中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理认同经验。^[1]本文认为：“罪案剧”是以需要公安机关介入的案件为主要创作对象，通过正反阵营的对立与对抗来表现爱与和平、公平正义等主题的电视剧类型。因其尚在发展阶段，有较多的创新案例来丰富其审美内涵，故审美特征多样，但普遍具有早期公安剧的相关特点：情节上追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人物塑造力求真实立体，个性鲜明；视听语言强调冲击力并会突破一定尺度。^[2]罪案剧可包含警匪剧、警察戏、涉案剧等多种细化剧类^[3]。罪案剧也十分强调立足社会现实，具有独特的现实主义审美品格^[4]。

从现阶段罪案剧的发展态势来看，罪案剧主要具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罪案剧能够吸引罪案文学或罪案电影失去的读者与观众，最大限度地留住对罪案题材兴趣、具有欣赏意愿的受众人群。罪案剧的出现能够使观众在较低审美门槛之下，以更少的时间、金钱成本进行娱乐活动。另一方面，罪案剧本身就具有超越罪案文学的艺术价值。考究的故事情节框架，高级的叙事技法以及颇具特色、独特的影像视觉都彰显着罪案剧优质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罪案题材宽广的探讨空间以及深刻且独特的艺术鉴赏范围也都助力罪案剧成为当代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影视剧力量。

一、基督教文化符号的渗入及成因

因为多种复杂原因，基督教文化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剧中较难得到直接、正面的表现。但就中国当代的罪案剧而言，其发展的过程却难以避免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罪案剧并非中国电视剧制作行业所擅长的剧种。相对来说，欧美、日韩等发达地区和国家在罪案剧上取得的成就整体上强于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中国电视剧行业的从业者在罪案剧方面不断向国外先进的制作团队取经，以求中国罪案剧能够取得更加显著的进步。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基督教文化得到了进入中国当代罪案剧的机会。

基督教是大多数欧美国家的主流宗教。可以说，基督教的宗教生活与欧美国家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日韩两国作为亚洲国家中受欧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对欧美国家以及日韩国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份影响自然也体现在了“罪案剧”的创作中：基督教文化或多或少地进入了罪案剧的内容、思想及审美内核当中。

中国的罪案剧制作团队常常向欧美罪案剧制作团队学习先进的制作经验。这导致中国现阶段的许多罪案剧都有可能受到欧美罪案剧的影响。《犯罪现场调查》（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美国，2000-2014，共15季，首季导演为杰瑞·布洛克海默[5]等）、《铁证悬案》（Cold Case，美国，2003-2009，共7季，首季导演为罗克珊·道森[6]等）、《神探夏洛克》（Sherlock，英国，2010-2017，共4季，首季编剧为史蒂夫 ·汤普森[7]等）等欧美罪案剧在形式、内容上影响了一批中国罪案剧。其中的典型者有《灭罪师》（2016，导演为五百、杨苗）、《S.C.I.谜案集》（2018，导演为施磊）、《罪案心理小组X》（2018，导演为周建基、李浩基）、《拆·案》（2020，导演为杨东亮）等。中国的“罪案剧”不仅受着欧美影视剧的影响，还被日韩等国家的罪案剧影响。《信号 Signal》（韩国，2016，导演为金元锡）、《非自然死亡》（日本，2018，导演为冢原亚由子、竹村谦太郎等）、《鬼客：The Guest》（韩国，2018，导演为金弘善）、《窥探》（韩国，2021，导演为崔俊裴）等剧也影响着中国罪案剧的创作，推动着中国罪案剧的创新发展。《骨语》（共2季，2018-2022，两季导演均为扈耀之）、《镇魂》（2018，导演为周远舟）、《法医秦明之幸存者》（2018，导演为周琳皓）、《心灵法医》（2019，导演为龚朝晖）等剧都将日韩罪案剧中一些新奇元素化为了己用。

中国的罪案剧起步较晚，且成功的尝试较少。这就导致了中国罪案剧的制作团队不仅仅需要向原生的“罪案文学”要内容，也需要向优秀的“舶来”罪案剧学习情节的构建以及主题思想的表达。中国的罪案剧在借鉴外国罪案剧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也染上了一些基督教文化色彩。中国的罪案剧出现了一些直接的基督教文化要素；同时，中国的罪案剧中也出现了一些基于基督教文化价值观而非法理的罪的宣判；而且，一些《圣经》模式的叙事方式也被引入其中。

中国的部分罪案剧在剧集中使用了基督教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在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既丰富了剧作的画面以及内容，也为其主题思想增添了文化内涵，而且使剧作审美变得更加多样和多元化。值得说明的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当代的罪案剧并不能够直接呈现基督教文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会在意象、符号或者深层次的主题思想中进行指涉。因此，探索中国罪案剧中的基督教色彩时，研究者们需要对罪案剧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研究。

中国当代罪案剧中有许多故事场景的布置以及背景的设置直接取材于基督教文化。在一些民国题材的罪案剧中，基督教文化符号在剧中直接且醒目地作为素材或案件发生背景而出现。例如《民国奇探》（2020，导演为张伟克）中第10集与第11集讲述的“教堂杀人案”就有着十分浓郁的基督教文化的色彩：一位在上海滩传教的基督教教堂的神父被杀害。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之上。而且，修女和信徒都成为了这起凶杀案的嫌疑人。这起案件讨论了宗教尊严的正统性，制作团队也借此对宗教组织内部的结构提出了质疑。随着探案的不断进行，剧作告诉观众：教徒的宗教信仰是否虔诚、教堂内部的权力斗争等诸多因素都可成为凶手的作案动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起单纯的凶杀案。深挖导演和编剧的创作意图后，人们不难发现，剧集也通过这一起“教堂凶杀案”从侧面探讨了宗教的意义，以及宗教所代表的唯心主义与现实世界面向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分歧。

在罪案剧中直接涉及基督教文化内容的剧作，不仅只有《民国奇探》。《唐琅探案》（2010，导演为何洛、罗刚）、《煮妇神探》（2016，导演为吴锦源等）、《绅探》（2019，导演为邓科）等罪案剧也都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民国时期。这些剧作不约而同地都出现了与《民国奇探》中“教堂杀人案”类似的案件，使神父或修女等基督教文化符号成为罪案要素。除此之外，罪案剧在讲述案件之外，也对基督教文化的意义进行了思考。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思想有力地推动着罪案剧的发展。从这些例子看来，诸如教堂、教会、神父、修女等基督教文化符号在中国罪案剧中的出现并非个例，它们成为了许多中国罪案剧制作团队喜欢选用的重要故事元素。

基督教文化中的“神父”“修女”“教堂”等符号之所以能够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民国背景的罪案剧中，与民国时期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民国时期的中国处在一种内乱与外侵联合作用的巨大张力中。当时中国境内存在着许多“租界”，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甚至有多处租界。在租界之内，外国人可以建立教堂、福利院，并进行传教、救济等工作。基督教慈善团队在教义的引导下，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福利输送，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8]。这也导致了基督教信徒所创办的福利院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成为了华夏大地之上的福利场所。从这种历史背景中可见基督教文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这也是民国题材罪案剧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的重要原因。

除了“神父”“修女”“教堂”等外显的基督教文化符号，在中国当代罪案剧中还出现了许多隐性的基督教文化符号。基督教文化中存在有较多二元对立的事物，如上帝与恶魔，天堂与地狱，光明与黑暗等。这些事物被认为是基督教文化中的“对立双生”之物^[9]。这类“一体双面”的“对立双生”的事物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罪案剧的内容与形式的构建。

中国罪案剧立足现实，关注社会生活，具有宣扬善良、警示罪恶的现实意义。它们在剧集中构建了出了一个安全、法治、公平、人人向善的理想社会。许多中国当代罪案剧在叙事上包含着正义与邪恶；清白与有罪；自私与无私等“双生对立”的观念。这种观念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对立双生”观念十分契合。除了在思想层面上设置具有“对立”性的多元思想之外，许多“罪案剧”在人物塑造上直接设置了“双生”人物，如《白夜追凶》（2017，导演为王伟）、《燃烧》（2020，导演为陈育新）、《黑色灯塔》（2020，导演为史赫然等）等。

在《黑色灯塔》中，“乔雅”与“乔诺”这一对双胞胎姐妹作为“对立双生”的人物而存在。妹妹乔诺接受在姐姐乔雅的请求下，代替乔雅去法院成为了一名实习书记员。乔雅作为正义秩序守护者，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案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怀疑乔雅可能会是一桩案件的嫌疑犯。作为双胞胎，她们二人站立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乔诺属于社会天平中始终维持着正义的一方，而她的姐姐乔雅却可能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居于正义的对立面。中国罪案剧的情节多以“法”为解决罪案的核心。法律天平的两端分别是正义代表和犯罪分子。罪案剧中常常让正义的一方运用法律惩恶扬善。法律是善与恶的裁判者，是帮助正义战胜邪恶的利器。^[10]而“法”便连接起了“双生对立”的两方。法律寄托着罪案剧对“双生”的情感价值判断，同时，法律也为现实生活中的“对立”提供最好的解决方式。宗教或许会提出问题，也会影响现实生活，但人们需要在宗教之外找到适应现实生活最好的方式。通过“法律”的手段使得社会维持公平与正义便是中国罪案剧所提出的解决办法。

中国的罪案剧常常会通过双胞胎的人物关系、带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或是一个人的双面性（有评论者也称为双重人格）来实现“对立双生”观念的构建，以表现“光明”与“黑暗”的对抗。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或现代法治观念中研究者们也能找到“对立双生”的类似说法，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罪案剧在接受国外文化影响的过程中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对立双生”观念的影响。所以，“对立双生”观念在中国罪案剧中的表现，仍可视为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罪案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对立人物的双生设置而展现出来。

中国罪案剧中的基督教文化的符号大多能够正面地出现在电视剧的叙事画面中。无论是民国背景罪案剧中“教堂”“神父”“修女”等要素，还是当代都市罪案剧思想层面的正邪对立或人物构建上的“对立双生”属性，都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罪案剧当中明显存在的表现。从这些基督教文化符号看来，中国当代罪案剧已经表现出来了对欧美以及日韩罪案剧的借鉴以及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已然形成了中国罪案剧与基督教文化的事实联系。

二、基督教文化意象承担多种叙事功能

中国罪案剧在使用一些基督教文化符号之余，也同样运用到了脱胎于基督教文化的基督教文化意象。基督教文化意象不仅客观带有基督教文化的色彩，还兼具着中国罪案剧创作团队的主观精神。与基督教文化符号相比较，这些意象在剧中更加不易察觉，创作团队所使用的技法也更加高级。

“吸血鬼”在中国当代罪案剧中显得非常特别。它具有宗教文化与传奇的色彩，也有着“卟啉病”的专业医学解释^[11]。神秘的宗教色彩与具有科学根基的可解释性使得“吸血鬼”这一意象经常在中国当代的罪案剧中出现：“吸血”有时成为重要的犯罪动机；“吸血鬼”有时成为罪案的始作俑者。

有学者指出吸血鬼原型与基督教传说密不可分：亚当和夏娃之子该隐在杀弟之后，上帝便对他进行了诅咒。该隐离开了米那，去往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而后，该隐在流亡到红海之时，遇到了被称为“夜之魔女”的莉莉丝。在那里，他学会了通过鲜血使用魔法与力量的神功。而在上帝惩罚该隐时提出的“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誓约之下，该隐又拥有了“永生”的能力。而“永生”与“需要献血来实现魔法力量”这样的特点都是符合当下“吸血鬼”的特征，“该隐”也成了“吸血鬼”的始祖人物。^[12]

如果关于“吸血鬼”的论述只停留在基督教传说与《圣经》故事中，那么“吸血鬼”只会停留在一个让人质疑真假、思考其是否真正存在的层面。而在14世纪，也就是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教会对民众公开宣称他们确认有吸血鬼的存在[13]。这使得吸血鬼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

在中国的罪案剧中，“吸血鬼”被蒙上了特别浓厚的神秘色彩。从某种角度看，中国民众接触“吸血鬼”这一形象多来源于宗教文化中的恐怖故事或欧美影视作品。这种自然的文化隔阂使中国观众对“吸血鬼”产生了一定的恐惧感。这样的情感因素会影响到“吸血鬼”类型的人物在中国罪案剧中的出场，也会影响剧中人物、剧外观众的感情。借助于观看罪案剧，人们具有了从“害怕恐惧”转向“正确认识”，继而再进化为“勇敢缉凶”的情感变化过程。

相较于欧美剧集中完全承认吸血鬼的存在，或是像电影《暮光之城》系列（美国，2009-2012，共四部，首季导演为凯瑟琳·哈德威克[14]）那样直接让吸血鬼成为影视作品主角，中国的罪案剧希望的是为观众清理知识盲区。观众的心目中对“吸血鬼”之类“超自然”事物的恐惧需要被正面认识且破除，而“卟啉病”的科学解释与最后作为凶手的“吸血鬼”被警方捉拿归案都较为符合中国现阶段所倡导的科学价值观。

一般而言，中国的罪案剧希望将公众社会塑造成为一种为公平公正的模样。剧中的警方与公检法队伍之中通常不能出现反派人物，且所有在剧集中的案件都必须得到解决。在罪案剧中有较多的细节都在暗示这样的一种整体向善、充满希望的氛围。许多罪案剧选择故事发生点名称便是一处隐藏较深的基督教文化意象——许多罪案剧将“绿藤市”作为剧集发生的城市背景，如《十日游戏》（2020，导演为臧溪川）、《非常目击》（2020，导演为杨苗）、《在劫难逃》（2020，导演为五百）、《扫黑风暴》（2021，导演为五百）、《致命愿望》（2021，导演为杨苗）等。

“绿藤”即“常春藤”，它在基督教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常春藤是基督教文化中较为重要的意象，象征着生命永存^[15]。中国罪案剧中的“绿藤市”带有着明显的虚构意味。紧承基督教文化中绿藤所象征着的“生命永存”意义，“绿藤市”的城市命名像是在思想层面设计的一个巨大仪式场地。创作者们希望对所有在罪案当中逝去的生命致以纪念与哀悼。他们也希望受害者能够在肉身死去之后，精神上仍然能够以“在场”的状态见证凶手或者作恶者被警方缉拿归案。

所谓“文以载道”，好的电视剧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向社会、观众传递正能量。罪案剧一方面能够在无形之中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以高效、绝对的案件侦破率来降低犯罪率；另一方面，罪案剧也在推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罪案剧与人及社会紧密相连。无论是“杀人案”“涉黑案”“涉毒案”还是“诈骗案”，都是人在误入歧途后做出的罪恶行为。在罪案剧中，“绿藤”引导观众重视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生命永存”是对一切生命的美好祝愿。罪案剧敬重生命的态度引导观众进一步关注生命的本质，对观众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罪案剧的创作团队通常会将“邪不压正”、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作为剧集的核心观念。维持社会秩序不被破坏和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罪案剧的终极主题^[16]。无论剧情如何曲折离奇，也不管悬疑设置得如何巧妙深奥，在故事的结尾一定是正义一方获得了胜利。这既满足了人性深处对美好的期盼，也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17]如果这一切并不成立，或者说“正不胜邪”、邪恶能够打败正义，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处在不安和恐慌的氛围之中。^[18]这便是“绿藤”作为罪案剧中常见的城市命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在原始的宗教文化意义之外，基督教文化的意象在中国罪案剧中也印染着创作团队强烈的独立、自由、自主的色彩。创作者在享受电视剧这门艺术形式提供的较大自由空间时，他们也通过积极创新使得基督教文化意象更贴切中国的社会和国情。

三、结构模式和主题中可见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痕迹

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的罪案剧更多流于“罪案”本身。这种回归到“罪案”本身的电视剧叙事推动中国当代“罪案剧”呈现出了不同于外国罪案剧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

《十宗罪》（2016，导演为李东勋）是中国罪案剧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十宗罪》[19]原著小说的作者是蜘蛛。蜘蛛有着一定的基督教文化修养，同时，他在写作中也明确表露出了基督教文化意识。他在《十宗罪》系列的小说作品中，经常会选用《圣经》中的一些话语或基督教信徒的作家、思想家的名言警句、哲思来作为一个章节的引语，为小说增添宗教文化色彩。在《十宗罪》系列小说第一部的第六卷《精神病院》中，蜘蛛更是直接地将基督教文化的有关内容带至台前。“《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德兰修女”“传道会”“传教”“主”“上帝”“天使”“耶稣基督”“造物主”“圣诞节”等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元素均出现在读者眼前。电视剧《十宗罪》作为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也在剧集中表现出来深浅不一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从《十宗罪》的命名来看，其中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已经显而易见了。当“十宗罪”三个字映入读者或观众的眼帘，基督教文化中的“七宗罪”是相对轻易地能够被联想起的。七宗罪所指代的“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色欲”是七种不同的罪名，但是“十宗罪”的指向却是一部小说中十个迥异的凶杀案集合。这种仿照“七宗罪”来为小说命名的方法，属于“换意命名”。它既能够让“十宗罪”的小说名耳熟能详，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使得小说增添了可以感知的宗教文化色彩。

《十宗罪》的小说原著使用的是“单元叙事”，电视剧《十宗罪》也对此有所继承。“单元剧模式”是国外“罪案剧”中较多运用的一种叙事模式。所谓的“单元剧模式”，即构建一个人物层面的主线，但剧集整体并不仅仅只讲述一个整体性的案件，而是选择讲述多个独立成单元的案件。它们通常在一集或数集内完整地讲述一个案件的发生与侦破过程，但整个剧集的多个案件的内在逻辑又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这样的一种叙事过程与影像表达与基督教文化典籍《圣经》的叙事模式十分相似。

单元内部是封闭完整的集中叙事。^[20]“单元剧模式”叙述在罪案剧中使用的好处在于能够帮助作品建立起一个完整、完善的世界观，并且不至于使得作品的叙事过于累赘、重复，不会导致观众失去观看的耐心。《圣经》所采用的分时间、成章节、区分类别以及区别话题的写作方式，可视同为当今所流行的“单元剧模式”的早期模板。《圣经》甚至为如今的单元剧模式确立了更高规格的规范。在《圣经》这样一部绝对“经典”的引领之下，基督教为教徒们构建起了一个宏大、完整、规范的世界观。《圣经》不仅仅系统地解释了世界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也为后世的基督教信徒们确立起了他们生时与死去世界的方方面面。此种叙事模式之所以能够在欧美罪案剧中得以创建，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单元剧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罪案剧中也屡见不鲜了。中国当代罪案剧对单元剧模式的接纳与运用，也从侧面表明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罪案剧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在使用单元剧模式讲述案件的同时，电视剧版《十宗罪》也将基督教文化的“罪”观念进行了极大限度的彰显。这进一步向观众揭示了基督教文化中“罪感文化”对当代中国罪案电视剧的影响。“罪”的意识不仅是基督教文化理论的根本，它同时也与感性主义、理性主义一道构成了西方人性理论的传统。^[21]有学者指出：“罪感的意向性质首先是生命因忘恩负义引起的沉沦感。在罪感中主题心智感到自身丧失了存在的依据，生命坠入深渊的黑暗，进而感到必得赎回自己的生命依据。”^[22]在此基础之上，罪感的意识可以被认定为根植于人们对生命走向负面的极端的沦落；而对罪感的救赎，实质上是对生命真正的敬畏。既然人在生命的体验中有了强烈的罪感意识，那么就必定要认罪、赎罪^[23]。而赎罪观的文化源头便来自《圣经·旧约》^[24]。在法治社会，人们无论是主动赎罪还是被迫赎罪，都需要借助政府机关的介入才能得以实现。这在罪案剧中体现为依靠公、检、法的力量对犯人与犯罪行为进行审判。

依照李泽厚的说法，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乐感文化”，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的文化。这种属于汉民族的无意识的集体现象使得中国人相对缺乏所谓的罪恶感。在早些时候，“罪”的概念在中国并不普遍。根据荀子所提出的“性恶论”以及中国自古以来诸如“作恶多端”“无恶不作”等成语的使用也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在“罪”与“恶”这两个同属贬义且指向“坏事”的词语之间会更倾向于使用“恶”。而在涉及需要警方参与的事件中，中国早期罪案剧也更倾向使用诸如“案件”这样的法理性词汇来表述。21世纪初期，中国播出的罪案剧，如《命案十三宗》（2000，导演为高群书）、《重案六组》系列（2001-2011，共四部，首部导演为徐庆东）、《案发现场》系列（2004-2010，共三部，首部导演为闫宇彤）等，都更倾向于使用“案”一词。在历史传统以及中国早期的罪案剧中，“罪”的使用优先级并不高。而到了今天，“罪”的之所以能在中国被接纳并且使用的原因在于“罪感”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状态，它也与人的生命、生活以及人类文化紧密相连。它真实存在于每一处人活动过的地方，以及人类留下痕迹的场合，这导致“人类所有文化形态均难以逃脱被罪所污染的命运。”^[25]当然，这也与今天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中国罪案剧向欧美、日韩罪案剧借鉴发展等原因密不可分。

而自《十宗罪》在网络上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改编至影视剧之后，中国当代罪案剧更多地使用上了基督教文化的“罪”的概念，如《心理罪》系列（2015-2016，共两部，首部导演为五百）、《无证之罪》（2017，导演为吕行）、《原生之罪》（2018，导演为叶伟民）、《猎罪图鉴》（2022，导演为邢键钧）等。《原生之罪》的命名可谓这一系列使用“罪”作为剧名的罪案剧中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最为巨大的一部作品。“原罪论”起源于基督教的教义学说，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后天是一个赎罪的过程”。在当代社会流传最广，被教徒接受最深远的关于“原罪论”思想是来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理论。他认为人对上帝的“不顺从”或“不顺服,这一不顺服导致了处罚”^[26]，这些处罚便成了人的原罪。有研究者指出，如果将整个原罪叙事判定为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的原罪的话,那么,这一界定就必须是不仅仅能为相应的信仰群体所接受,而且也是能为该信仰群体以外的人群所接受的。^[27]而《原生之罪》的案件组织以及叙事逻辑也是依靠每个人与生俱来所带有的“罪感”来叙述案件的。他们的作案动机，已经超过传统的因“七宗罪”而引发的动机，更是与每一个“有罪者”生来就会具有、存在于客观有罪的环境中息息相关。基督教的“赎罪”观念也被推广进入《原生之罪》中，为“救赎”本身找准了一个宗教与法律的平衡点。“赎罪”观也完善了剧集的道德逻辑，增进了剧作的宗教文化氛围。

罪案剧的小说原著中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使得中国当代罪案剧具有了一定的基督教底色。“单元剧”叙事模式的成为中国罪案剧的流行模式。“罪感文化”在中国罪案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代罪案剧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基督教文化中的“罪感文化”虽然隐藏在中国罪案剧的深层，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从侧面看来，“罪感文化”也成了中国罪案剧中不可或缺的思想、道德以及情感的支撑。而且，它同时也作为审判逻辑在审判环节发挥着作用。也可以说，源于基督教文化的“罪感文化”帮助人们抹去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它甚至能够影响到人们思想深处的思考。

结语

基督教文化可以通过符号、意象以及“罪感文化”等形态在现阶段发展势头正猛的罪案剧中展现影响。这既是中国当代罪案剧在不断探索中实现发展的一条路径，也是全球影视行业交流日益密切的必然结果。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但恰恰是这份差异性与异质性使得跨文化借鉴成为可能。^[28]中国罪案剧的创作团队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并在罪案剧中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这使得中国当代罪案剧有了超越剧作本身而存在的深层精神内涵、形而上层面的思想艺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随着影视行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电视剧制作的技术不断精进，制作团队也日益专业化。今天观众们所欣赏到的罪案剧与早期同类型的剧作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新元素的融入也成为吸引观众的利器。^[29]中国当代的罪案剧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它们需要有更好的发展。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当代罪案剧就需要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特色。如何在借鉴国外罪案剧的成功经验之后实现自我的超越？这是下一个阶段中国罪案剧制作团队亟待解决的问题。更长远的路，需要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与研究者继续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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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ese Contemporary "Crime Drama" and Christian Culture

CHEN Weihua, QU Zizheng (Hunan University)

Abstract:As a special type of TV drama, "crime drama"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urrent TV drama market in China. Chinese "crime dramas" are more or less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ontemporary "crime drama" and Christian culture can be seen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Christian cultural symbols, images and "guilt culture" in Chinese crime dramas.

Keywords: Crime Drama, Christian culture, Symbols, Imagery, Culture of Guilt

​注释：

^[1] 张智华：《电视剧类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2] 吴素玲主编，张阿利副主编：《电视剧艺术类型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3] 丁莹：《“罪案剧”与罪案剧的本土化——以<重案六组>为例》，《新闻天地（下半月刊）》03（2011）：102。

^[4] 付李琢：《罪案题材网络剧如何拥有现实主义品格?》，《中国文艺评论》06（2018）：27-35。

^[5] 英文名：Jerry Bruckheimer。

^[6] 英文名：Roxann Dawson。

^[7] 英文名：Steve Thompson。

^[8] 吴限红，高鉴国：《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服务的契合、冲突与重构》，《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01）（2021）：109。

^[9] 张沛华：《西方“双生”题材戏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2017年，第29-30页。

^[10] 郝建：《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与类型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11] 姜雪，颜晓川：《解读吸血鬼文化的历史演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01）（2012）：91。

^[12] 邹艳：《英美恐怖电影的宗教原型解读》，《电影文学》08（2017）：55-56。

^[13]  姜雪，颜晓川：《解读吸血鬼文化的历史演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4（01）（2012）：91。

^[14] 英文名：Catherine Hardwicke。

^[15] 李雪梅：《圣经原型批评视角下的<最后一片叶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6（05）（2014）：97。

^[16] 许睿迪，张文东：《美国罪案系列剧叙事策略探析》，《长春师范大学学报》36（09）（2017）：199。

^[17] 苗棣、李黎丹：《正义的狂欢——电视侦破剧的文化思考》，《电影新作》03（2004）：16-18。

^[18] 郝建：《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与类型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19] 蜘蛛：《十宗罪》（前传，第1-6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2015年。

^[20] 郭子辉、谢安琪：《融媒体视域下单元剧的创新叙事和时代表达——重大题材时代报告剧<功勋>的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02（2022）：30。

^[21] 崔宜明：《道德哲学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22] 齐宏伟编：《目击道存：欧美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大连：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3] 李巧玲：《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的罪感意识》，《社会科学论坛》09（2003）2003：60。

^[24] 李莹：《赎罪主题书写的兴起与局限》，《人文杂志》08（2017）：125。

^[25] 刘宗坤：《原罪与正义》，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6] [美] 阿尔文·普兰丁格：《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邢滔滔、徐向东、张国栋、梁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27] 刘光耀：《原罪论：对于圣经原罪叙事的论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4（08）（2013）：61。

^[28] 陈树林：《基督教对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价值》，《学术交流》12（2009）：6。

^[29] 陈文：《浅析当代罪案剧的新元素》，《电影文学》22（2013）：26-27。

​（原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3年6月第20期，第320-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