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提反被害，…… 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 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 (《使徒行传》8：1-4)犹如《圣经》所记载，上帝福音的传播人似乎需要付出一定精力和时间的代价。从聂斯脱利受到迫害，到景教传播到中国，中间隔了200年！聂斯脱利的神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待专题讨论。今天我们所报导的局限于聂斯脱利的身世，以及他经受迫害的悲怆遭遇。
聂斯脱利生于罗马帝国末期。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召开基督教历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尼西亚会议。337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临死前受入教之洗礼。他死后，罗马帝国爆发夺权之混战。353年君士坦丁大帝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在击败包括兄长君士坦丁二世等对手们后登基。361年，其堂弟朱利安（Julian）造反，君士坦提乌斯死于讨伐之战役中。朱利安上台后大力迫害基督教。事与愿违，转眼（363年）他也死于波斯战场。事后，约维安（Jovian）接位，一年后被毒死。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被军队推上王位，进驻米兰，并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帝国东部封给他弟弟瓦伦士（Valens）。378年，瓦伦士战死，东罗马由格拉蒂安（Gratian）和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共治。392年，瓦伦提尼安二世被杀；394年，狄奥多西一世击败西部篡位者欧根尼乌斯（Eugenius） ，再次（也是最后一次）统一罗马帝国，并立基督教为国教。一年后，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前又将帝国一分东西，分别由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和次子霍诺里乌斯（Honorius）掌管。
由于东西罗马帝国之不团结，西罗马一再被包括蛮族和匈奴的外敌侵犯掠夺，富裕之罗马成为洗劫之对象。苟延残喘多年，西罗马经历了十数傀儡皇帝，终于在476年灭亡。
在西罗马饱经战乱的年代，坐山观虎斗，东罗马皇位从迪奥多西一世的次子阿卡狄乌斯传到阿卡狄乌斯的长子迪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开始东罗马和拜占庭王国崛起的时代。
迪奥多西二世登基时只有七岁，他姐姐普切利亚也才满（Pulcheria）九岁。当普切利亚满15岁时，她宣称为迪奥多西二世之摄政者，在迪奥多西成年之前，以皇后（Augusta)之名掌权。450年，迪奥多西二世死，其姐普切利亚接位。为了巩固帝王制度，她随即嫁给议员马仙（Marcian），成为马仙皇帝的皇后。（参考Gibbon, chapters 27-31）聂斯脱利生日不详，大约是公元375年，瓦伦提尼安王朝战乱之年。他幼年在罗马帝国（叙利亚）幼法拉底西斯省（The Province of Euphratensis，现属土耳其）的日耳曼尼西亚城（Germanikeia）长大。那时，西罗马教庭有亚历山大、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Alexandria, Antioch, and Constantinople)三角鼎立。聂斯脱利从师于安提阿派著名神学家，摩普斯提阿之迪奥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成年后加入尤普里比斯修道院（Euprepius Monastery）。那时，西罗马帝国摇摇欲坠，社会道德败坏，皇帝迪奥多西二世束手无策。因为聂斯脱利的才华和苦行，迪奥多西在428年将聂斯脱利从安提阿提拔为君士坦丁堡辖区主教，主持京城之改革。想不到，聂氏安提阿之根被拔起，移植于君士坦丁堡之异土，又成了为亚历山大教会眼中之钉。从此，他被卷入无法自救的政教斗争。野心勃勃的亚历山大主教西理尔（Cyril）和安提阿派在神学上本有分歧。431年，狄奥多西二世为求教会统一，巩固聂斯脱利的领袖地位，满怀信心地召开了以弗所(Ephesus)会议。不料，西里尔劫持该会议 （“stole it away”, Moffett, 174），趁安提阿代表团路途耽搁的机会，在6月22日草草开幕。聂斯脱利因为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未能与会。结果，西里尔以200对0的票数通过提案，贬聂斯脱利以及他的同情者为异端，驱逐出教（excommunicate），并在广场张贴通告示众。
等到安提阿主教约翰(John) 带了四十名主教赶到以弗所，生米已煮成熟饭。极端恼火之安提阿主教约翰只得另开会议，宣布西里尔之决议非法，开除了西里尔。皇帝的使者将聂氏以及约翰的抗议传达给迪奥多西皇帝。6月29日，迪奥多西不愿意驱逐聂斯脱利，否认以弗所会议的决议。7月1日起，聂斯脱利和西里尔的支持者陆续到达首都君士坦丁堡，街头示威和反示威游行方兴未艾，京城面临暴动之危机。迪奥多西无法再忽视（could not ignore）反聂斯脱利派的威势。使经过一系列的政治交易，7月5日，迪奥多西决定，最安全的办法是顺水推舟，同时罢免聂斯脱利和西里尔。7月22日，圣旨传到以弗所，聂斯脱利和西里尔同时被拘禁。（Moffett, chapter 9）
监禁中，西里尔挥金如土，贿赂权贵，得以金蝉脱壳，逃回亚历山大。聂斯脱利元气已伤，皇帝同意他的要求，让他回到安提阿的修道院（Kosinski 2008, 36-38）。西里尔为了斩草除根，策划在435年下半年将聂斯脱利放逐到彼得拉（Petra），并且烧毁他的著作。在435和440年期中，他被遣往埃及（Great Oasis）。后来，游牧民族布勒美斯(Blemmyes)侵犯该地，聂氏和当地居民被掳。不久，布勒美斯得到利比安的马杰西部落（Lyibian Mazici）将要入侵的消息，突然释放聂氏等俘虏。444年，马杰西侵犯掳掠，摧毁修道院，聂氏等被掳到潘诺珀利斯（Panopolis）。为了避免潜逃之罪，聂斯脱利通知当地政府，随即被当地首领提贝特(Thebaid)解送到埃及南部的小岛埃利凡丁（Elephantine)。走到半途，他又被押回潘诺珀利斯，关在辛贝格(Sinbelge)郊外的一个城堡里面。不久，他又奉令被解送到未人所知之地，可能在辗转流放途中死于埃及北部的伊克明（Ikhmim，参考Kosinski2008，162-163。Kosinski教授告诉笔者，他曾有幸在梵蒂冈图书馆一年博览历史资料）。
后人推算，聂斯脱利在以弗所会议后活了22年，死于453年。乐观者传说皇帝马仙（Macian）曾为聂氏平反，召聂氏回京，并有聂氏死于回京参加迦士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途中的说法。聂氏本人是否得知431年迦士墩会议的信息，不可而知；迦士墩会议官方史料也完全没有提到聂斯脱利的下落。因为聂斯脱利本是皇后普切利亚之眼中钉，所以马仙为聂氏平反的可能性不大（Kosinski 2008，38-43; Kidd, chapter 12）。中世纪的神学和历史学家们多数将聂斯脱利之失败归罪于他的“异端”教义。现代学者，包括著名拜占庭学家麦格根（John McGuckin），根据历史资料，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即使没有教义之争，聂氏注定要失败。麦格根说，“早在以弗所会议开会之前，聂斯脱利的命运基本上已经定论并封盖”（sealed and predetermined， McGuckin 1996, 7-21）。当代东方教会神学家索罗（Mar Bawai Soro）把这些聂斯脱利的失败原因形容为聂氏教会生涯盖棺的几个大钉子（Soro, 225-232)。聂斯脱利就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第一愿望就是要肃清影响国家兴旺的、以阿里乌教派（Arianism）神学为中心的异端。否定基督神性的阿里乌派早在325年的尼西亚会议被定为异端。但是，在君士坦丁堡地区，阿里乌教派余留的影响很深；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哥特驻军仍然坚持阿里乌派教义。聂斯脱利关闭了阿里乌教派仅存的教堂（Moffett，173）。他的清肃异端运动不但引起民愤，而且使京城的贵族(aristocrats)极为不安和恼火。这是聂斯脱利盖棺的第一个钉子。
第二个钉子：为了树立正气，聂斯脱利同时推行以扫黄为中心的道德改革。他取缔娼妓，下令关闭低层黄色剧场，驱逐高层舞女出城，引起上下民愤。宫廷贵族也因为社会秩序之不安深感惊惶。
第三个钉子。聂斯脱利社会改革的另一环节是调整京城大公教会(Archiepiscopal see)僧侣（monks)的生活，拆除他们与京城显贵（nobility and ruling class）之间的密切关系，限制他们出现公众场所的自由。僧侣们的最大保护者和生活需要的支持者乃是皇姐普切利亚。聂斯脱利为这些失去自由的僧侣们送饭的善行反而成了修道院和普切利亚极大的羞辱。
聂斯脱利社会改革的另一层面是限制京城妇女在教会敬拜礼仪(liturgical and ceremonial affairs)中的事奉。在当时的拜占廷社会，显贵妇女(aristocratic women)有很高的地位，她们所行的善事也深得人心。聂斯脱利不但得罪了这些女贵族，以及普切利亚和她的两个妹妹，也得罪了间接受益的穷苦民众，后来，这些人成了推翻聂斯脱利的暴民（the future mob)，也可谓为聂氏盖棺的第四个钉子。
第五个钉子。聂斯脱利除了得罪普切利亚在教廷、政界和高层社会的朋友外，还直接向她与皇帝平等的尊贵地位（exalted status）挑战。在京城的大教堂里，那中央祭坛上所盖的乃是普切利亚所捐献的、她贵重的长袍。在行圣餐礼仪中，皇帝狄奥多西和他姐姐同时领受圣餐。聂斯脱利觉得她不配，当众拒绝同时授予皇帝和普切利亚圣餐，并且将她的长袍从祭坛上取下。索罗认为，从那时起，聂氏的教会生涯就已“盖棺定论”了。
麦格根总结说，聂斯脱利的最大错误乃是得罪了皇姐普切利亚(alienated the Augusta Pulcheria)。早在西里尔公开向聂氏之神学挑战之前，普切利亚和修道院及教会僧侣之联盟已经为聂氏政治上的衰败种下祸根（McGuckin 1995, 17)。聂斯脱利在去君士坦丁堡就任途中，拜访了他的老师，安提阿派神学奠基人迪奥多（Theodore)。迪奥多劝他要小心，温和，还要尊重他人的意见 。可惜，聂斯脱利没有听取迪奥多的忠告（Kidd，3:192）。尽管他是才华横溢、对待教会诚实和真挚，却完全不懂政治，性格毛草，一无机智（tactless），得罪了很多显贵人物。“西理尔之会议” “Cyril’s Council”聂斯脱利盖棺之掌锤者乃是亚历山大主教西理尔。后人也称西理尔击败聂斯脱利的以弗所公会为“西理尔之会议”。以弗所会议是所有大公会议中最强暴和不公平的一次，也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超乎本文篇幅以外，却应该提到的，是以弗所会议教义之争的两个关键：一是基督之位格和神性；二是theotokos（“生神者”）一词的用法。聂斯脱利觉得，用theotokos（“上帝之母”；直译“生神者”，God-bearer）一词来称呼马里亚不甚妥当。聂氏没有贬低基督的意思，只是认为这样说法过份高举马里亚，使她得到不该得到的荣耀（吴昶兴，111）。但是，西里尔意识到，聂斯脱利一上任，就要积极地肃清否定基督神性的亚流派异端，而拒绝称呼马里亚上帝之母，岂不是质疑基督之神性？于是西里尔大作文章，以子之矛, 陷子之盾：以聂斯脱利否定基督神性之矛来攻击聂斯脱利批评亚流异端之盾。狄奥多西面临国破之危机，无奈顺水推舟，同时接受两个会议分别开除聂斯脱利和西里尔决议。历史学家形容西里尔转身通过贿赂重振旗鼓（promptly bribed his way back to power)。他给皇帝的大管家 (grand chamberlain)的贿赂就包括14张波斯地毯，八张睡椅，六条桌巾，四条挂毯，四张象牙长椅，六张皮椅，和六头鸵鸟。1922年，有神学家折算，西理尔贿赂导致亚历山大教会亏空达60000磅银子，相当于今日的300万美元。（Moffett, 175；Kidd，3：258）。
以弗所会议之后，西里尔视聂斯脱利为落水之狗。那时，亚历山大主教之富有已十分闻名（proverbial)。为了保证聂斯脱利没有翻身的余地，西里尔一无顾虑地用金钱来换取势力。他用1400磅金子来贿赂包括皇后普切利亚在内的宫廷显贵，靠着他们的支持继续迫害聂斯脱利（Gregory, 113， Duchesne，252）。拜占廷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十分欣赏聂斯脱利，也希望利用聂氏这位外地（安提阿）的宗教领袖来改革京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坏风气。但是，聂斯脱利所面对的是不甚能干的狄奥多西，以及十分有魄力、摄政多年的皇姐普切利亚。聂斯脱利说话言辞鲁莽（used intemperate language），有意要激怒那些与他看法不同的人（Kelly，311；吴昶兴，111）。普切利亚恨之入骨因为聂氏当着皇帝的面指责普切利亚为妓女（Kosinski 2007, 166）。聂斯脱利政治手法之笨拙，不但使狄奥多西为难，亦令众人乍舌。著名拜占庭历史学家格雷戈里（Timothy Gregory）写了一本书名叫“Vox Populi”（拉丁语意为“群众的呼声”），读来比一本好莱坞的剧本还要精彩，有声有色地描写第五世纪罗马帝国和教廷的暴力政治斗争。我们在《圣经》上常看到“laos” （希腊文“一大群人”，crowd）一字，用来描写群众拥挤的场面。格雷戈里描绘说，当有组织的、反对聂斯脱利主教的示威者（laos, demonstrators）高喊“basile echomen, episkopo ou echomen”（皇帝，我们有！主教，没有！）这样口号时，任何曾经目睹希腊或中东，甚至美国的政治游行的人都懂得这样有节奏的口号所含的感情力量（Gregory, 97。笔者注：更不用说20世纪中国和21世纪埃及、泰国等地政治游行的气势了）。正在面临政治危机，江山难保的拜占庭大帝，听到这样的Vox Populi，尽管是同情聂斯脱利，也无能为力来营救他了（Gregory，97，212）。
回顾历史，聂氏似乎是“自食其果”。他在京城推行改革所引起民愤，已经使“群众”（laos, crowd) 改变为“暴民”（mob）。美国当代著名东方史学家莫菲特（Samuel Moffett) 描写说，当聂斯脱利满腔热情到京城上任时，他对皇帝说，“皇帝啊，你给我一个除尽异端的世界，我将给你天堂！” 事与愿违，当他多管齐下，迅速（swiftly）推行改革时,“突然，好比是铁血缠绕的命运，聂斯脱利这位异端之追猎者反被指责为异端！”（…but suddenly, in an iron twist of fate, Nestorius the heresy hunter himself accused of heresy. Moffett, 173)。在西方（罗马）教会眼里，他是异端，在东方（波斯）教会心中，他是英雄和烈士。至于聂斯脱利，他未曾为他的个人地位烦恼。从聂斯脱利临终写下的几句话，我们看到上帝这位仆人怎样依靠信仰度过最后的艰难日子。他说，“…世上的一切事物我一贯忽视，因为我已向世界死，只为祂活，我的生命属于祂；但是对待那中伤者我不会沉默。”（Moffett, 175）。聂氏想必揣摩着西面“释放仆人”的祷告（路2：28-32），和保罗 “我已经被浇奠” （提后4：6-8）那几句感人的话。他说，… 就我而言，我已承受了我今此生的折磨，我一世的遭遇有如一日之折磨；这么多年来，我全然不变。如今已是我离世的时刻，每日我祈求上帝释放（dismiss）我，因为我已经亲眼看到他的救恩。再见吧，旷野，我的朋友，我的教养者，和我的寄居之地，流放之处。我的母亲啊，我死后你要保存我的遗体，直到上帝所挑选的、我复活的日子到临！阿门。（Loofs, 17，Driver & Godgson, 329）我们看到，聂氏的教会生涯在他初出茅庐时已经被定论。但是，他所戴的“异端”帽子1500多年来未曾摘除。当我们有机会研读他神学著作，探讨他的神学思想时，会得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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