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亦平：论中西宗教基本精神的差异与互补

葛洪（283～363）作为东晋时期的著名道 士，他的《抱朴子内篇》二十卷论证了神仙实 有，成仙可能，确立了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并 表达了道教的幸福观。葛洪从老子《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 何患”的思想出发，认为人的生命是身体与精神 有机结合而成的，人作为一个有感觉的动物，其 欲望、情感、意志和思想等精神性的因素都受到 身体感受性的影响，身体感受性所遵循的基本原 则就是避免痛苦，趋向快乐。这种利己自爱是人 的天性。人生痛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有身体 以及伴随着身体而产生的种种欲望与苦乐感受。这样，如何减少身体痛苦，如何增加生命的快 乐，就成为道教幸福观的重要内容。

人的身体出世，就意味着个体命运的发生。对于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来说，幸福与不幸的感 觉始终伴随着生命的成长。一个人是否具有生活 的幸福感，生命的愉悦感，往往取决于身体健康 与生命能量的饱满，因此，葛洪选择形体作为长 生成仙之基：“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 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 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 居矣。身（一作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生命是由形体和精神相互配合而成的，形神相合才能使生命焕发出光彩。葛洪虽然主张“形须神而立”，但更强调“形者神之宅也”，“身（形）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因而将保持形 体长存作为个体生命超越的先决条件。葛洪看 到，人的生命必须依托于身体而存在，需要满足 身体的各种欲望，没有了身体，就不会有所谓的 心理上的快乐幸福，故将身体作为获得幸福的物 质基础。快乐总是身体的快乐，幸福总是个体生 命的幸福。身体虽与“道”相通，但身体有限而 常有患，而“道”无限而至尊，身体又岂能与 “道”相比？因此超越身体束缚的“得道成仙” 才是生命幸福的终极理想。

据此，葛洪一方面提出，人最善者，常欲乐 生，提倡采取种种修道方法来努力保养身体，以 期无限地延长人的生命，因为这是符合“道”的 法则的：“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 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 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这样，神仙 形象中就隐含着希望采用种种技术方法来保全生 命，以使自我能在时间上达到永恒，在空间上消 除任何束缚，永远过着自由自在、恬静愉快生活 的人生理想，但另一方面，葛洪又让人不要执着 于身体，更不能“贪宠有身”。因为人若放纵自 己的欲望来满足身体的需要，好新衣，喜美食， 广宫室，高台榭，积珍宝，这仅是“爱身”，而 非“养生”，最终必然使身与道相违。而那些为 追求财富、名利和声望的人，大部分会倾力“向 外追求”，最终因耗费生命的能量而有损于身心 健康。因此，葛洪认为，由外部的物质利益所引 发愉悦感，往往是暂时的。“夫五声八音，清商 流徵，损聪者也。鲜华艳采，彧丽炳烂，伤明者 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乱性者也。冶容媚 姿，铅华素质，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与为 永。”在拥有财富之后，人才会真正体会到，财 富往往并不能带来他所希望的那种生活的幸福感 和生命的愉悦感。只有恪守着“玄道”，才能达到永远的幸福境界。道教通过对身体的辩证理解，让人将对外在的物质利益的追求转向内在养 身，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养身”而又“志欲无 身”，以合于道意。

葛洪认为，仙士与俗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世人犹鲜能甄别，或莫造志行於无名之表，得 精神於陋形之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以富贵为 不幸，以荣华为秽汙，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 朝露，蹈炎飙而不灼，蹑玄波而轻步，鼓翮清 尘，风驷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仑，行尸之 人，安得见之？”俗人畏死，又不信道，整天钻 营于“邪恶利得”的俗事之中，反而痛苦多多。仙人却懂得俗事、高官、重禄、好衣、美食、珍 宝之味，皆不能致长生。虽然仙人也知道各种俗 事可给人带来感官上的享受，满足人的欲望，但 他们为了追求“长生大福”，却专一信道守诫， “不乐恶事”、“不知俗事”、“不贵荣禄财 宝”，才能以愉悦的心情，超越于世俗利益，在 保养身体过程中，获得与道相契的快乐。

仙士与俗人同样是将爱护生命视为幸福观的 重要内容，但对物质利益，道教称之为“俗事” 的不同看法，直接影响到幸福观的具体内涵。道 教认为，长生的获得首先需要人消除对俗事的过 分关注：“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 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 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目此得仙寿， 获福在俗人先，卽为身先。”其次，“学仙之 法，欲得恬愉澹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 无心”，需要人以“少私寡欲”的态度来淡化对 身体的过度保养。“后其身”才能“身先”。这 意味着，仙人在物质享受方面要不与俗人争先， 在物质利益之前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专心于养 身修道，最终才能“获福”在俗人之先，是为 “身先”。道教幸福观以关注人的生命为中心，表现出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