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六卷）
季羡林文化基金会
陕西省季羡林国学院 整理
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第一版
1953页 298.00元
读过季羡林（1911-2009）《留德十年》的人都知道，从他1935年9月14日初抵柏林，到同年10月31日离开，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是在柏林度过的。在此期间，季羡林主要是在柏林大学外国学院的留学生德语班强化口语和听力，为日后进德国大学读书做准备。当时在柏林与季羡林经常往来的同学和朋友，在《留德十年》里只提到敦福堂（心理学）、乔冠华（哲学）、赵九章（气象学）和汪殿华（药学）等人，却漏掉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就是民族古文字学者王静如（1903-1990）。这是我最近看了《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后才知道的。
与王静如在柏林的几次谈话，对季羡林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显然是起过一些作用的。与尚在求学阶段的敦、乔、赵、汪等人相比，王静如当时在学术上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可以说是季羡林在国外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学者。王静如首次出现在季羡林10月4日的日记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同清华国学研究院老同学王静如谈起来。他到法国去研究linguistics，现在来柏林闲住，谈得颇起劲，一同到乔[冠华]处作长谈，约我们明天到他那里去。人极有意思。（《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一卷，第88页）
王静如到法国研究语言学（linguistics），是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时间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名义上叫海外研究员。他主要是在巴黎听伯希和（Paul Pelliot）、梅耶（Antoine Meillet）、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等人讲中亚语文史地和印欧比较语言学，间赴英、德等国从事学术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季羡林见到他时，正好赶上他从巴黎来到柏林闲住。王静如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1927-1929），是季羡林等人的老学长。王不到30岁已成大名，显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人聪明的话，自然“极有意思”。
第二天（10月5日）夜里，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应约来到王静如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长谈：
[晚上]七点同乔到王静如处。他正同人谈佛经。我们就大谈起来，从佛经一直谈到他研究的东西。我才知道他真是专家，他出过两厚册《西夏研究》，能念西夏文，在中国他还是第一人，出过一册契丹文研究。他同时又发表了许多惊人的意见，关于音韵学上的，也颇别致新颖。我对西域的东西本来有极大的兴趣，这样一来，反而把我的旧兴趣引起来了。我于是想到我究竟要研究什么呢？我总想还回过头去研究中国东西，因为研究外国东西根本弄不通。我于[是]把意思同他说了说，希望他能指给我个路。结果大体谈了谈，让别人指路终究是难的。我预备再把这问题彻底想一想，我想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研究德国文学批评，回去弄文学批评史；一是研究中国一个时代的历史，如西藏史之流的。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这一席谈，实在给了我不少的益处，让我知道了许多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同时，还让我想到自己的路。（同上，第88页）
王静如比季羡林约大八岁，在出国前已经出版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三辑《西夏研究》（1932-1933）。季羡林说他“出过两厚册《西夏研究》”，显然有误，三辑《西夏研究》应该是三厚册。季羡林提到王静如“出过一册契丹文研究”，这应该是指刊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年）的《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一册”云云大概指抽印本而言。王静如在音韵学方面发表的“颇别致新颖”的意见，当指《跋高本汉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年）。通过与王静如的这次夜话，季羡林以前对西域的旧兴趣又被重新引发出来，早先已有的在外精研西方学术后再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的意向也变得更加明确。王静如发表的累累学术成果，对还未跨进学术之门的季羡林无疑也是一种很大的刺激。告别王静如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已经快十二点，由于思索过多，季羡林一夜辗转难眠。
10月8日，季羡林向乔冠华谈到自己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的决定：
今天同乔谈到我究竟要研究什么，最后决定研究philology和phonetics，把西洋的原理弄透彻了，再回头整理中国的音韵文字学，第一步先读希腊文。回想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时在变迁，外界稍以影响，就要跟着变迁，实在不是个好现象。这样变来变去，终于不过一事无成，然而两鬓白了。（第90页）
季羡林的这个决定，大体上已经靠近王静如走的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学和音韵学（phonetics）的路数，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天前的谈话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他很想从王静如那里继续得到一些启发和建议。他在10月12日的日记说：
出汪[殿华]家访王静如，又不在，我倒愿意同他常谈谈，他能给我许多启示。（第92页）
10月14日夜，他终于又得到一次同王静如长谈的机会：
晚上，王静如来访，陪他出去吃饭，我们又大谈起来，我的目的是在向他学文字学同音韵学，应该读什么书，但他开头就劝我不要读文字音韵学，因为倘若想在这方面有成就的话，需要机械的帮助，现在的音韵学已经不是纸上谈兵可以研究的了，完全要实验。机械贵得很，在中国也弄不到，他劝我读西洋古代史，如埃及史之流，而着重在发掘考查方面，回国后，可以治中国古代史。我想这样试一试。
饭后，又回到我这里来，仍然大谈，一直谈到十一点，他才走。（第92页）
王静如说的用实验方法研究音韵学，指的是他当时在法国接触到的由卢赛洛（Jean-Pierre Rousselot, 1846-1924）开创的实验语音学。这门学问研究起来确实不易，我们只要看看刘半农（1891-1934）在巴黎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如何辛苦就可以想见了。王静如劝季羡林读西洋古代史或埃及史，回国后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季欲学希腊文，然后回头再来研究中国的想法不谋而合，自然引起季羡林的共鸣：“我想这样试一试。”
此后从10月15日到10月29日的日记中，王静如没再出现。10月30日是季羡林在柏林住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在学生会看报时，他“遇到王（引者按：原书误作“汪”）静如。本来礼该到他那里去，现在不必了”。（第105页）这是季羡林和王静如在柏林见的最后一面，王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就要到他回国后的1946年8月9日了（“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看王静如，原来他还没来”（《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第六卷，第1952页）。1935年10月31日中午，季羡林乘火车离开柏林开赴哥廷根，此时的他离终生要研究的东西虽然还有一些距离，但已经逐渐走上适合他自身特点的道路上了。
有人会问，既然王静如是季羡林在柏林遇到的唯一真正能在学术道路的选择上给他做出指点和提出建议的人，那么为什么季在《留德十年》里只字不提王的名字呢？我推测这可能同王静如性格独特，在学术圈内部风评不佳（主要指性格一面，与学术成果的高下无涉）有关。有关王静如性格的评论，以前只在《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等材料中有一些披露，最近则逐渐多了起来，也比较公开化了。像聂鸿音就在他的新书《打开西夏文字之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里非常坦率地说：
王静如具有良好的传统国学基础和现代语言学素养，只是性情略微显得乖张。他进入中年后本应该取得更高的建树，人们甚至指望他建立一套完整的西夏语音和语法体系。然而遗憾的是，王静如很快就被国内连年的政治风波折腾得心灰意冷，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只写了几篇出土文献的介绍和一篇西夏语音研究的概述，尽管学术水准依然很高，但成果数量之稀少实在让所有的同行为之惋叹。当然，后来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王静如依然我行我素，在研究所例行的年度科研计划申报当中，他年复一年地把编制‘西夏字典’作为次年的任务，一直申报到他逝世为止。（第81-82页）
这在以前有关王静如的回忆文章中几乎是看不到的，是只有圈内人才能了解的真实情况。和这样“性情略微显得乖张”、“我行我素”的人扯上特殊关系，就算是季羡林那样地位的人，可能也怕得罪对王静如有意见的同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罢。
《留德十年》出版的时候（1992年12月），王静如早已去世（1990年10月2日）。如果他在天有灵，知道了季羡林在书里没有特别提自己一笔，会怎么想季羡林呢？
（http://epaper.na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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