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风——中国当代文化批判与人文建构》，当代知名哲学家，思想家邓晓芒教授的批判性思考与经历自述
目录
自序
[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中国当代文学的土壤分析
做哲学翻译的几点体会
[新批判在行动]
变味的批判——与郭齐勇兄商榷
大言炎炎却詹詹——答陈乔见博士
儒家的自欺和自娱——再答邱文元先生
形而上学的围城——答谢崛博士
伯林自由观批判
不成功的辩护——对周枫《为柏林自由观辩护》的回应
[文学与美学的建构]
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
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审美活动
文学中的思想性
文学批评与思想性
新实践美学的审美超越——答章辉先生
关于新实践美学原理的再思考——再答章辉先生
[中西文化的反思]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的解释学意义
关于城市雕塑的文化反思
存在主义，还是庄禅境界?
写什么及如何写
邹元江《中西戏剧美学中的陌生化问题研究》序
思想传记：一种可贵的尝试——王攸欣《朱光潜传》读后
[文学批评的深化]
王朔与中国文化的底线
读《干干》
何立伟小说中的意境
心中的房客——评《801室房客》
莫言获诺奖有感
《旋转与升腾》跋
武侠小说与常识
[读书与生活]
我的旅游生涯
在大学中成长
《人生的意义》序
人的坚强与软弱
德里达：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转向
叔本华的人格
在话语的背后
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接处——读王炯华著《朱九思评传》有感
自序
季羡林先生有一句名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中国人的世纪，或中国文化的世纪)。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没错。但“没错”的理由，并不是他也许会认为的，这个世纪是中国人可以凭借自己五千年文明而傲视全球、扬眉吐气，重振“天朝大国”或世界中心的国际地位的世纪，而是说，这是一个人类和人性的全部矛盾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最突出地由14亿中国人展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世纪。我们会感到，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目前唯有中国是一个最不确定、最有大戏和好戏看的国家。其他那些国家，要么基本的国家政治体制早已定型，纵然有些小打小闹的改变，也就是这样了;要么还处于各种动荡和重组中，没有人知道将来的路怎么走;要么经过大的变革已经改换了门庭，但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要么从来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一切变化都只是名称和招牌的改换，多少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势力还在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比之下，中国当前社会则处于一个最为“奇葩”的时代，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无数事情，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可能见到的。这种情况的产生，如果要从宏观上来概括的话，可以视为自从人类轴心时代以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最为剧烈的“化合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双方对等的，一方的文化元素相对而言是比较“惰性”的，而另一方则是比较“活性”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剧烈反应只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而在那些本身早已变得活性十足的地方则看不到相互对等的激变，因为惰性元素在那些地方本身只是许多活性元素之一，它的惰性不须任何改变本身也成为了活性的。而在中国，外来的活性元素遇到本土的惰性土壤，便只能苦苦挣扎和奋力突围，否则就会被惰性土壤所封杀，或者本身变质为惰性而失去活性。如此诡异的全球文化态势，给当代中国学人提供了极好的人文学术资源。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越来越不对现实生活按照人们的预想短期内朝某个理想的方向改变抱天真的期望了。倒并非对中国的未来失去了信心，而是逐渐看出，中国的事情主要靠时间来慢慢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注定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有待于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中国人有的是时间，对于这样一个按自然规律起作用的国度，既然我们已经停滞了数千年，那么现在多拖个一两百年根本不算一回事，甚至是符合常规的。不容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被动发生的既成事实(正如小靳庄的包产到户一样)，主动改变的事情即使有，也多半是失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国情，这就是从上到下，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仍然是几千年一贯下来的传统定式。这种传统定式不改观，我以为中国的事情注定是没有希望的，哪怕在表面上、甚至在外部的制度设置上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变革，中国人总有办法将它以看不出来的方式偷偷地又充实进旧的内容，更何况还有数不清的“潜规则”使这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失效。四年前在厦门和资中筠先生对谈，她主张中国目前最关紧要的是制度改革，而我认为思想启蒙仍然是现在的主要任务。当然这种争论一般来说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制度改革和思想启蒙是互相依赖、互为因果的，我之所以认为思想启蒙更为重要，是从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来下判断的。自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90年代从中国政治操作中出局以来，我认真思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使命的问题，提出要坚守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即保持学术立场并依托学术研究对社会问题采取批判态度。当中国的政治现实在表层上的变革越来越显露出其长期性、反复性和复杂性时，知识界也就越来越看到，我们除了随时对社会发出批判的声音外，能够做的其实很少。必须以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代政治转型的步伐，而唯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则是须臾也不能停步的，也是知识分子有能力发挥其最大作用的领域。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直接介入(如“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虽然也有必要，但最终只能视为启蒙的一种手段，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反之，如果启蒙没有到位，即使政治体制上建立了民主宪政的框架，民众抱着陈旧的观念来利用民主的形式开民主的倒车，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正如最近泰国发生的反政府事件所表明的那样。[i]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呼吁并将自己的全部学术研究都集中于对启蒙思想的梳理和深化的原因。我认为，影响和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才是对中国最根本的改变，当然这一工作远不是说起来那么轻松，传统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甚至往往是不可抗拒的。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努力被一步步重又引回到了国民劣根性的老路，在文革的造神运动中达到登峰造极。然而，进入到21世纪，现在来到了两种思想决战的最好时机。因为，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已经不可动摇，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已经不可能恢复原样，现代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已经使传统社会的封闭性面临灭顶之灾，国际通行的普世价值已如世纪之风无孔不入，使底层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变用孔子的一句话，这叫做“普世之德风，习惯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我多年来鼓动再一轮“新启蒙”的信心之所在。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本世纪我所发表的有关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文章，分为六大板块。第一部分是“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其中的重头戏是第一篇《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展示了21世纪中国文化问题的全面格局以及后面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部分“新批判在行动”收入了六篇论战型的文章。中国人历来不习惯也不善于论战，认为卷入论战的人不“厚道”，其实这是一种乡愿陋习。在中国目前正处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许多问题只有越辩才能越明，只有理论上辩明了才可能不迷失方向，至少，依据事实和逻辑所进行的辩论有助于破除迷信，不再被一些长期似是而非的命题所忽悠。这是我所提出的“新批判主义”的基本工作，也是一个公民社会达成社会共识的必由之路。第三部分是“文学和美学的建构”，这是比较有建设性的部分，尤其是第一篇“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是我从现象学的角度正面阐述我的文学理论的原理。第二篇是残雪在读了我的这篇文章后与我的一场对话，从一位作家的角度进一步与我探讨了我的文学原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后面的几篇回应文章则仍然是通过论战将我的美学和文学观作了深层次的阐发。第四部分是“中西文化的反思”，着重于清理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错位，对邹元江和王攸欣的两篇书评则高度评价了他们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融通中所做出的成就。第五部分“文学批评的深化”是对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小说)的评论，这些评论经常被一些正统的文学评论家视为不是纯粹的文学评论，而只是对文学的“哲学评论”。这说明他们的文学评论的水平亟待提高。最后第六部分“读书与生活”，实际上应该理解为“读书即生活”，或“生活即读书”。我在生活中读社会这本“大书”，同时在读任何书时都把自己的生活摆进去，生活于其中。可以看出，在所有这六个部分中，我都贯穿了我的“新批判主义”的批判精神，我认为，新批判是我们在今天看待一切事物的前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文章中有七篇(即《王朔与中国文化的底线》、《读干干》、《何立伟小说中的意境》、《人的坚强与软弱》、《德里达：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转向》、《叔本华的人格》、《在话语的背后》)共约三万多字，原收录于2003年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的我主编的文集《从寻根到漂泊》中，但由于该书不是我的个人文集，而是一本有多人参与的文章汇编，因此这次将它们从中抽出来，加进我的这本个人文集中，以免流失。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刘冠军先生给予我这个机会，将多年来散落于各个杂志刊物上的文章集结起来，凝聚成一种具有更大、更长久的冲击力的文本。回想十多年前他首次编发我的《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意境》，后来又拍板推出我的《文学与文化三论》，在青年学生中和读书界造成了相当不错的影响，也显示出他的独到的眼力，在此特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邓晓芒，2014年3月12日。
[i] 泰国以素贴为领袖的反对派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的理由居然是：有钱人纳税纳得多，这个国家就应该听富人的，凭什么让占人口多数的穷人支配国家的政策?所以他们反对一人一票的普选并蓄意破坏大选，主张由他们所中意的人士取代民选的英拉当总理。按照这种逻辑，那就由最有钱的人来当总理，然后根据财富的多少(出钱或纳税的多少)来分配国家权力、甚至列出价目卖官鬲爵就行了，还搞什么民主?看来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中世纪，却享受着民主体制下的最大自由，这应该是泰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失职和思想启蒙未能到位所导致的怪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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