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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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俊铭（台湾政治大学）
摘要： 教会法(canon)泛指早期教会、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基督宗教等相关教派的法规，亦有称为修院法、寺院法、教条法、宗规法等名称；其诞生是源于基督宗教的发展趋势，至中世纪时期，教会法成为大公教会内部的特殊体系。至16世纪宗教改革前，教会法是欧洲大公教会的宪章，教会权势与君主立宪的微妙关联，关乎教会法的发展与订定；至宗教改革后，国家主义抬头，教会法因大公教会在世俗政权的失势而渐渐陨殁。本文前言、教会法在教会历史中的由来、定位与价值：教会法在中文虽有诸多译词，其原文的实际意涵、萌生等，与当时代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造就教会法在早期教会的风行与重视。其次、教会法与希伯来宗教的渊源关联：教会法虽与早期教会关系密契，但其渊源与前身-希伯来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涟漪；希伯来宗教的十诫、律令和典章等，造就希伯来宗族信仰的组织化，影响古代国家对于法律的催生。教会法亦因希伯来宗教的关联，而在早期教会中，希伯来人改宗且居多数基督教徒人口的压倒性优势下，教会法视如十诫、律令和典章等的另一代言化身，在早期教会中现身。第三、教会法与基督宗教的脉络发展：教会法在宗教改革前，左右大公教会的信仰规章与发展，历经草创、鼎盛、衰微等三个时期，迄今在各教派之教会虽可见其踪迹，但其影响力早已不似在早期教会时如日中天的地位。第四、结论：教会法虽有信仰准则和指导原则的短暂地位，但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国族主义等氛围下，教会法无宗教经典的恒常地位；在教会法论述的氛围下，等同于被发明的宗教传统，如同希伯来宗教对于日后希伯来民族、国族、国家等共同体想象，无不建功。在全球化的多元发展下，教会法于现今教会、教徒、教团等多已失势，以宗教渊源为视野，可分析出教会法在教会历史中的兴衰与存殁，作为新兴宗教发展的殷鉴。
关键词：教会法、历史视角、宗教渊源
壹、前言：教会法在教会历史的由来、定位与价值
一、教会法的由来
「教会法」一语源自希腊文κανωυ(英文译为canon)，其意涵可解释为工匠所用的工作规尺，指一表面磨圆的直木条，用作量度的竿，测定木头、石头的准确方向；拉丁文译为regula，古罗马人用regula指明律师为当事人撰写法律诉讼的简文。regula在古罗马文可译意为「细心检视过，对法令条文的要点声明」。[1]
regula fidei(英文译为canon of truth)，照原文直译为「信仰的准则」、「信仰量度的规尺」、「信仰的量竿」、「信仰的水平仪」等，[2]可引申为规矩、规范或法规等；该词语被用以指明基督教徒在接受基督宗教后，应恪守的宗教、信仰、道德、生活方式等。泛指在不同时期之基督宗教会议，制定或通过的规则和章程，多关乎基督宗教不同教派的组织制度、教徒品德、生活守则、宗教规则等总和，后世即有「教会法」此宗教术语，以别于其他宗教的法令。[3]
教会法在中文虽有诸多译词，其原文的实际意涵、教会法的萌生等，与当时代的时空背景息息相关，造就教会法在早期教会的风行与重视。
二、教会法的定位与价值
基督宗教源自耶稣升天后，多数犹太教徒因跟随过耶稣而开始布道，早期基督教徒因宗教草创缘故，并未完善制度化或为教会制定、颁布一致性的法规；随着历史的演进，不同背景的常人改宗或加入基督教会，一开始在使徒书信(如新约使徒保罗14封书信、彼得、约翰等书信)，皆明文提及基督教徒的生活规则。
从新约使徒们的书信，可以一窥早期基督宗教对早期教会治理的细节，经文中关于长老按立、执事设立、指控、诉讼、治理等，皆有明确说明；面对基督宗教教会的后续扩展及教徒人数繁增，组织架构化亦逐步形成，教会管理的诸多问题，藉由后世基督宗教的会议与决议，陆续发布相关规范。继使徒书信之后，宗教会议成为教徒生活、教会组织规范的议决媒介。
中世纪后期，在宗教改革运动的风潮下，教派多元化蓬勃发展，教宗地位逐渐失势，「谁的宗主，谁的宗教」（cujus region, ejus religio）口号一呼百应，教会法不再只适于全体基督教会，不同教派或有各自设立其教会法，一统性的教会法随之走向历史。[4]
教会法泛指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宗教等相关教派的法规，亦有称为修院法、寺院法、教条法、宗规法等名称；其诞生是源于基督宗教的发展趋势，至中世纪时期，教会法成为大公教会内部的特殊体系。至16世纪宗教改革前，教会法是欧洲大公教会的宪章，教会权势与君主立宪的微妙关联，关乎教会法的发展与订定；至宗教改革后，国家主义抬头，大公教会法因大公教会在世俗政权的失势而渐渐陨殁。
贰、教会法与希伯来宗教的渊源关联
一、宗教性渊源的归属
宗教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而言，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多以宗教作为维系；在古老民族历史中，几乎所有民族皆赋予相对于宗教的类似共存、共在、共生、共活等现象与历史，即使不被赋予自身或本土的宗教，亦会发明类宗教的替代品，成为该民族的存在象征与精神核心。若无此类宗教的存在，该民族将无法在千锤百炼的历史淘汰中存活，容易被其他族群侵扰、同化、并吞或摧毁。[5]
宗教或教团，自有其基本体制与教规，作为在世俗生活中，得以永续长存的基础；希伯来人(或称为犹太人)所组建的国族，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是一古老、绝对的神权政体，国家、国族与希伯来宗教没有任何隔阂。希伯来宗教的宗教崇拜，构建一无形象神祉的律令，以神谕、天启作为号令，成为犹太诸族奉为圭臬的律法，后为当地法令的组成部分。[6]
基督宗教接续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古罗马政治等影响；以基督宗教作为「普世宗教」，乃有其全球性意义。其起源来自古代巴勒斯坦，深具东方色彩；在其传播至欧洲之后，其教徒人数比率逐渐从西方往东方、南方扩展并迁移，亦即从欧洲扩展至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从理论和实质分析而言，基督宗教被称为西方宗教，乃是按其后续的构建主体和发展脉络为定义。[7]
基督宗教的思想来源多方，其中之一是经典性象征，以希伯来宗教的《摩西五经》、基督宗教的《新旧约圣经》为主，基督宗教的经典文化和精神，揉合希伯来宗教体制，发展出传继、后承、迭合等共融关系；[8]然而，若以基督宗教之宗教性为探讨，其渊源、历史、发展等，并不具西方产物的典型性和原有性，而是渊源于希伯来宗教-亚洲中东区域所衍生的宗教，而后传播至西方，一度成为西方的主流宗教。
二、与希伯来宗教的涟漪
希伯来人是同一宗教与单一民族的共同体，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体，其宗教观与国族发展息息相关，希伯来宗教在历史上成为该国家宗教的主体；[9]希伯来宗教中的一神概念，源自其先祖亚伯拉罕的家神，辗转被尊为希伯来人的国族神，视自身国族为「神的选民」，认为比其他国族，相对可以获得特殊神宠。公元前586-539年间，希伯来人被掳至巴比伦后，发展出宇宙一神论，作为希伯来宗教的精神象征，也后继被基督宗教所奉承；希伯来宗教包含着：1、契约精神：从神与人的契约观念，演化出后世的社会契约、人际契约、国际契约等；2、救赎精神：希冀从苦难获得救世主的解放，演化对其复国救主「弥赛亚」（Messiah）的期盼，基督宗教将其发挥在耶稣基督的奉献和牺牲寄托，凸显其新世代的救世主形象；3、先知精神：对现世的儆醒和对来世的寄望；4、秩序精神：希伯来宗教从家神发展至国神的进化，[10]从宗教经典、仪式、器物、场域、神职人员等规划，渐具理性色彩，发展出特有的宗教系统化，可窥视出宗教进展的秩序、规律和一致性。
希伯来宗教与基督宗教可归纳出秩序、约、博爱等精神，秩序是两宗教精神的首要，在《旧约圣经》希伯来神祇再造宇宙的过程中，除了造物的逻辑性安排外，一再提及「神看着是好的」、「各从其类」等，由此可见，希伯来宗教与基督宗教对秩序的着重与加强；强化、恢复秩序的思想，对万物规律的秩序，即成为该宗教的特色。[11]
〈出埃及记3：16〉提及「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长老」一词说明，希伯来人的神祉，在〈创世纪〉记载的家神，至〈出埃及记〉时，已相对提升为国族神祇；尔后，「首领」(〈出埃及记2：16〉)、「审判官」(〈出埃及记2：16〉)、夫长(〈出埃及记18：25〉)和「士师」(〈士师记2：16〉)等职称相继出世，以阶级化概念而言，希伯来宗教之科层化发展已渐趋成熟；面对宗教组织的庞大，科层化使组织管理落实分层治理，另一面，组织管理亦需要法规、章程等作为共同约章，以确保组织的运作分明。
〈出埃及记13章〉记载，希伯来宗教的先知之一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并之后颁布诫令与古希伯来人，为要教导古希伯来人遵守并使之成为共同规范，古希伯来人需终身遵行该律法；律法俨然成为希伯来宗教的准则和法规，特别在希伯来族群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律法也常时扮演关键角色。
爱任纽(Ειρηναίος，130-202，早期教会教父之一)，指出「《旧约圣经》的律法和《新约圣经》的恩典，皆是为着常人的好处，同为一位神祉所颁布」；特土良(Quinto Septimius Florente Tertuliano，150-230，早期教会教父之一)说，「《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中，记载宗教事物的延续和延伸，犹如树果是树种的发展与收成」。早期教父承袭新约使徒的书信与教义，点出基督宗教的教义与真理，在《旧约圣经》中，以不同的豫表、图画等作为表显；[12]可以看出基督宗教和希伯来宗教的相连与承续，尤其在教会法中，可以看出其踪影。
律法之于希伯来宗教，作为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准则、人生规范、宗教规章、仪式法规、经典古谕等作用，其精神、体制、作风相对影响后世改宗至基督宗教的希伯来人；在早期教会时期中，《新约圣经》尚未立即颁订前，改宗之希伯来人在无经典查考下，早期教会法在过渡时期中，相对成为希伯来律法的角色，短暂扮演律法功能，约束早期教会的宗教信仰、真理断定、治理规章等功能。
教会法虽与早期教会关系密契，但其渊源与前身-希伯来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涟漪；希伯来宗教的十诫、律令和典章等，造就希伯来宗族信仰的出生，影响古代国家对于法律的催生。早期教会法亦因希伯来宗教的关联，而在早期教会中，希伯来人改宗且居多数基督教徒人口的压倒性优势下，教会法犹如十诫、律令和典章等的另一代言化身，在早期教会中现身。
参、早期教会法与基督宗教的脉络
一、早期教会时期的草创与飘摇
1、新约使徒与早期教父
新约使徒之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3-8〉的记载，是使徒时代中教会法的范例之一；类似此教会法准则，在早期教父的著作亦可见其踪迹。如爱任纽曾言：「从教会法，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约使徒书信的重点，是《圣经》信息的所有浓缩要点」；特土良指出：「教会法是新约使徒书信的精华要点。」[13]
特土良认为，教会法是：1、对内包含着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对外则显于新约使徒的书信和教训；2、对《圣经》教义的阐释设立限制；3、不可违背此信仰准则的标准等。教会法并非《圣经》本身，也不能取代《圣经》，而是给予基督教徒设立教义、生活、宗教、信仰等准则，设立宗教规章，另一面亦对《圣经》的解经、阐释和解释等，设立神学、真理的标准和界限；教会法的颁布，可以验证出教徒信仰的正确性，使其符合宗教、信仰、神学、教义等准则的规范。[14]
早期教会时期，历经智慧派等真理争辩，教会法相对发挥出其功能，构建出早期教徒对于基督宗教的坚信，早期教会在教会法的影响之下，逐步发展出科层化组织，其教会法，亦相对变得更加宽广、明确；在此时期，教会法又被称为「教会的准则」(ecclesiastical canon)或「信仰的准则」，作为基督宗教的信仰摘要，量度基督教徒对于宗教、信仰的真实性、准确性与标准性。革利免(Clement，？-100，早期教会教父之一)视教会法为「将旧约律法、先知、使徒、主再来时，使传授之契约达到和谐一致」；俄利根( Ὠριγένης，185-254，早期教会教父之一)，定义教会法为「基督教徒在当时接受宗教信仰的教义主干，代表基督宗教信仰的内容浓缩。」[15]
2、教会法的催生与信经的演化
教会法在早期教会的演化，如同信经(Creed或Articles of Faith，早期教会面对各派学说的搅扰与纷争，如诺斯底派等其他教派，早期教会透过「教条神学」（theologia dogmatica）发展出宗教教义规则与摘要，犹如教会法的简短性质，委身说明教义内容)，[16]逐渐往公式化、机械化方式演进；至后世的教会法逐渐修正与措辞改进，如第3世纪初的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时制订该信经，否定亚流派的优西比乌之信仰论点，并被定为异端)。[17]教会法的修订，相较于早期教会而言更确定，并以通用、固定的措辞使用。[18]
公元2至3世纪，教会法成为早期教会的建构规章，基督宗教团体、教团、教会、组织等，始制定教会管理的结构与方法，教会法的条例，会译成多种语言和文字，被广泛发送、传播与使用；[19]教会法在早期教会时期，的确扮演着规章、度量等过渡角色，帮助早期教会渡过草创时期的风雨飘摇。
二、宗教改革时期前后的鼎盛与衰微
在中世纪前期，欧洲西方多为基督宗教化国家，在常人多是基督宗教徒的背景下，教会法随着教会权势而迅速扩大；至中世纪时期，教会法遂成为欧洲罗马法和英国普通法之外的教会内部法规。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法通行在欧洲西部大公教会当中，如罗马天主教会依然保有其教会法传统；[20]在中世纪初期，日耳曼诸国家接受罗马天主教作为国教，教宗与诸国王立约同盟，并受教宗册封，[21]大公教会及其教会法，经由政治途径而迅速传播至日耳曼诸国，大公教会法不仅适用于大公教会体制内，亦相对影响日后世俗国家法律与律令的催生。
早期教会法与宗教会议的逐步实施，从原先宗教规范的颁布，到后世逐渐变质，如第9世纪中在法国编订《伪艾西多尔教令集》（Collection pseudo-Isidoriana seu Decretales pseudo-Isdorianae），是教会法历史中，将教会法两大权威-教皇地位和古老文献，作为达成宗教与政治双目标的范例之一；[22]教会法的原初宗旨-作为神学、教义、信仰、宗教等规范功能之外，此时亦添入政治因素考虑。
至1054年，基督宗教分裂，以罗马教宗为首的罗马公教(即罗马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正教(即希腊东正教)，[23]各有各自的组织、教宗、神职人员等，大公教会和教会法的地位，在当时的欧洲区域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
教会法在当时期的编写，运用经院哲学与思辩方法论，整合零乱的教规，对于后世西方法律的雏型建构，得益于当时教会法学家的编辑；14世纪之后，教会法渐渐失去逻辑性和条理性，教会法另一面作为大公教会的官样表述，大公教会当时的赎罪劵、大兴土木兴建教堂而财源告急、宗教裁决所等实行，引发教徒对大公教会的质疑与不信任，面临着隐约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改革等危机。至16世纪之后，随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国族主义等形成，大公教会和其教会法的权势遂日薄西山，大公教会权势严重受损，多区域开始裁撤大公教会法或设立自属的教会法；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曾公开焚毁大公教会法等典籍，[24]并依自己所认可的教义而设立「和谐之书」，此乃后世路德宗所传统遵循的教会法，是自16世纪以来，路德宗主义权威所裁定、认可、设立之10个信条组成，作为路德宗与大公教会分庭抗礼的沟渠。[25]
基督新教兴起，引发诸国家加入基督新教并公然脱离大公教会的结盟，大公教会法在基督新教国家失效，在基督旧教等国家亦相对失势，大公教会法对于教徒的事务管辖权受限，在基督旧教和新教亦失去昔日风采。
教会法在宗教改革前，左右大公教会的信仰规章与发展，历经草创、鼎盛、衰微等三个时期，迄今在各教派之教会虽可见其踪迹，但其影响力早已不似在早期教会时如日中天的地位。
肆、结论
传统欧洲大陆法包含罗马法，在宪法、刑法、民法和程序法等领域，亦可寻觅出教会法的精神和条文，欧洲大陆法多少受到教会法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教会法强调宗教和道德观念，包含律例和情理间的平衡，此原则迄今仍对法律体制具有积极作用和影响。[26]
早期教会法，在基本上属于自发、自律的律例，早期各地教会召开宗教会议，各自颁布区域性的教会法，性质上多是零散、自发、在地、本土等立法雏型，且仅限用于早期教会本身；到12世纪，各区域零散的教会法，被学者、教廷、大公教会等汇集编撰，加以大公教会的体制规模化，其教会法经过教宗认证而颁布，而在欧洲西部逐渐赢得大公教会的青睐，或许因为宗教领袖魅力关系，教宗针对教会问题所颁布的教令，相对成为教会法中最受关注的部分。16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发展，教会法的权威地位遂日薄西山，不复早期教会、中古世纪时期的辉煌年代。[27]
社会治理、社群团体等，皆离不开规章或法律，作为组织管理的先决条件，宗教团体亦如斯；多数宗教团体大抵有规则（戒律）-立法机构，而无司法机关执行机制，因而未能演化成为法律与执行双体系。罗马天主教在基督宗教分裂后，将早期教会的教会法，形成完善体制，包含：1、完整的法律规则；2、统一的司法机构；3、严谨的法理研究传统。[28]
教会法的立法、诠释和裁决等执行方式各不相同，教会经典是此3种执行方式中的传统起源；[29]中古世纪时期，罗马大公教会的教廷机构制定并执行教会法及其原则，规范其外部组织和结盟政府，指导天主教徒的生活活动，实现大公教会的宗教使命。[30]
大公教会法藉由大公教会的势力而达到蓬勃发展，教徒间的诉讼与纠纷，被视为大公教会的内部事务，由主教(或神职人员)裁定；教会法随教权而扩大范围，从早期教会的教义认定准则，至中世纪规定神职人员的宗教纪律和行为规范、教徒间的冲突平息等事务，教会法逐渐扩大范围，但限于教会内部事务，不多涉及世俗性事务。
在教会法论述的氛围下，等同于被发明的宗教传统，可分为：1、建立象征化的宗教凝聚力或组织认同；2、建立宗教的正统化；3、建立组织化的信仰价值体系、或宗教行为惯例；此三类与宗教性认同的建立相关，[31]如同宗教对于日后希伯来民族、国族、国家等共同体想象，无不建功。
以宗教渊源的视野而论，希伯来宗教的律法规范古希伯来人的国族发展，其关键性角色自然不言而喻，如同规章之于组织发展；规章说明对组织的宗旨、任务，成员对组织的权利、义务和准则，是规范性的纲要说明。早期教会设立教会法，用以区隔希伯来宗教，作为「自己与他人」的区分号志；希伯来宗教的律法，在古希伯来时代，亦是发挥此功用，区别出与其他宗教、族群的不同。
以此视野分析，教会法与律法的蜕变关系，犹如基督宗教与希伯来宗教的宗教渊源，作为早期教会的规章，区别教徒的身分认同与教团发展；强调秩序概念，试图强化基督宗教在草创时期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教会法在早期教会时代的确克尽规律、秩序等一统性，为日后往普世、国际性、全球性等宗教发展，向下扎根；若无早期教会法的规范，教团或教会将难有鸿图大展的愿景与先机。
教会法虽有信仰准则和指导原则的短暂地位，但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国族主义等氛围下，教会法无宗教经典的恒常地位；加以全球化的多元发展，教会法于现今教会、教徒、教团等多已失势，以宗教渊源为视野，可分析出教会法在教会历史中的兴衰与存殁，作为新兴宗教发展的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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