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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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欣（湖南师范大学）
摘要：作为花之安的代表作与成名作，《自西徂东》一书集中体现了早期传教士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思想与地理及科学知识。其中，《新闻纸篇》一文被视为该书精髓与浓缩，赅括地映衬出了花氏的新闻思想，即：勃兴“新闻纸业”的必要性和“业新闻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新闻纸的两大社会及政治功用。要之，不管是文化侵略还是传播文明，不论是普及教宗还是普度众生，以花氏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在事实上绍介和引进了近代化报刊思想与办报模式，并且推动了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与嬗演。
关键词：《自西徂东》 新闻纸篇 花之安 通晓天下 去塞求通
引言
《自西徂东》一书的英文名称为Civilization，China and Christian，可直译为“文明，中国与基督教”（如此则意蕴大减、涵义浮浅[1]），择取自中国古代著名典籍——《诗经·大雅·桑柔》中的“自西徂东，靡所定处”[2]一句。近代以来，这样的“冠名”方式比较普遍，它是来华传教士们创办报刊、杂志、文化宣传单、宗教小册子等印刷出版物所惯常的手法，也是早期宗教、文化甚或商业性质的外国报刊比较普遍及常见的出版思路与发行策略，主要缘由两大“版块”的缘故：一方面，主动迎合、顺从中国知识阶层或智识阶级，尤其是获取传统读书人、封建士大夫的青睐，破除他们的文化壁垒和消除他们的戒备心理，以期打开他们的心扉、得到他们的认可，从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他们（上层路线）的影响、带动来推广、扩大传教效果，普及近代科学技术及宣导西方思想文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降低出版、发行以及散布、传播“新知”的阻力或障碍，使之畅行无阻、行远弗届；另一方面，以与实际相结合的民智选择、以与本土化相结合的积极姿态、以与传统历史及封建文化相对（适）路的总思路、总原则，来符合、去策应普通民众的阅读习惯与广大读者的偏向喜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思考动机与情感共鸣，引发他们在文化与心理层面上的认同感，进而得到广大中国人的亲近感和信任感。早期的传教士普遍坚信，“只有基督教能够引领中国复兴，走向光辉的黎明，引领这个高贵的国度走向新生、走向自由和正义，不断拓展文明。”[3]对此，他们深信不疑且积极落实在行动上。
但是，传教之途荆棘丛生、阻力重重，传教士备尝艰辛、矢志不渝。可见，涤荡、教化或改观中国人的脑质决非一帆风顺的。在传教过程中遭遇沉重的打击和滞碍的阻力（甚至难以为继）之后他们才幡然醒悟过来，古老中国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教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柢太深厚、文明传统太强悍、思想习俗太坚韧。为此，他们通过观察与思考恍然大悟“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到无知官吏的阻挠”，[4]而且单靠少数学校在短时期内试图改变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恐怕难以奏效，他们发现“一个更迅速的办法，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5]终于，洋人找准了出版书籍、创办报刊的方式。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的“新闻纸”[6]，既可以指代报纸、杂志、期刊（小册子）等印刷品，也可以借指论说、社评、来论等论文或文章（统称为“报章”）。该“专属名词”，与“新闻馆”、“新闻官”等早期外来词语（不少是从日语翻译而来）的词义基本并列，有时还指印刷报纸的新闻用纸（即“白报纸”）。在近代报刊史或言新闻史上，表达和传递“新闻纸”涵义的词语，还有如“新闻纸篇”、“书纸”、“加西打”、“篇纸”、“新报”等词汇[7]，它们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有的则是延续传统口径。按照程曼丽教授的说法，“新闻篇”和“新闻纸”指的都是西方的报纸或印刷品（纸质印刷出版刊物），如果科学准确界定两者的主要区别，“‘新闻篇’”侧重‘刊物’而‘新闻纸’则指‘报纸’。”[8]此外，我国近代报刊史上曾出现了不止一篇“新闻纸篇”[9]的相关论述文章。比如，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0]上同样发表了一篇名为“新闻纸论略”（1834年）的专文，尽管全文只有332字，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关于“新闻纸篇”的专门论述[11]，被众多学者反复引用。那以后，花之安在《万国公报》撰发了《新闻纸论》，该文便是第二篇早期关于“新闻学”讨论的专文。无独有偶，“新闻篇”之后又在太平天国干王洪仁歼所撰写的《资政新篇》（1859年）再度出现，洪氏于文中透辟论析道：“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暗柜也。”[12]要之，若想舆情上传、上下情通，必然依仗新闻纸的发行与流通；如若要杜绝壅蔽、防止舞弊，同样必须依赖新闻纸的传播与化育。
清季以降，面对一个“如此广阔、人口众多、如此崇拜偶像的帝国，不能不引起基督徒们极大的关注。”[13]他们为之癫狂、为之雀跃，以为找到了寄托传教事业、以为终身职志之所在，乃至于引起了传教士集体欢呼（或许他们集体憧憬着传教辉煌生涯的由此开始）。不少传教士借在中国传播宗教之机，出于传教的需要和现实的考虑，他们“悉心研究中国文化，成为了学贯中西的知名汉学家。”[14]这批人之中，花之安[15]便是一位佼佼者与代表者。
花之安，剔除意识形态的偏颇与阶级斗争的禁锢来说，为宗教事业和文化传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著名的《自西徂东》一书是其代表作和成名作，也是近代中国影响力较大、传播范围较广的外来书籍（译著），因其思想先进、内容精彩、剖析到位、研判准确而暗中成为维新（派）思想的取法之源和改良举措的取材之泉（甚至成为维新派人士、新政制定者、政治改良家政策的依据与政论的出处）。概而言之，该书的创设与传播、出版与发行，不仅对于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等均产生了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同样地，也对彼时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洋务运动及变法志士起到了一定开智识、牖新知、促改革、谋变法的指导价值与历史作用。全书篇幅较长、最初以连载方式陆续发表在《万国公报》[16]上，后经由基督教会选派专人整理与删汰而汇集成书[17]，时间跨度长达五年之久（自1879年10月至1883年），总目的是源源不断、孜孜不倦和用心良苦地“将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输入中国、灌进民众”，[18]以传播新知、户牖民智。
综观《自西徂东》，全书共分五卷、七十二章、约二十余万字[19]，“论及了中西文明的方方面面，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医学、科技等无一不包。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论述之深刻、语言之精炼，堪称当时外国人撰述中西文化的绝美之作。”[20]可以说，这是一本富有启发性、极具前瞻性的（跨）文化论著，许多观点与提法，不单令当时尚处保守闭塞的国人眼前一亮，甚至还让不少封建士大夫脑质顿变、开悟良多。譬如，书中认为大清王朝最终走向覆灭的原因之一便是“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普遍缺乏一种对外开放意识。”[21]并且，它还被作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寻觅救国救民、振作图强过程中的智力取材与效法对象，是维新派鼎革的“智囊库”与施行变法的“葵花宝典”——这一点恐怕是传教士、外交家、政治家所始料未及的，他们自身的在华“角色”也在潜移默化之中转化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顾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此书透辟地提出并研判了许多“老大”中国创痛钜深且亟待（正视）解决的问题（揭破了中国问题的痛处与实质），有力地推动了国人变法的效应与极大促进了维新的探索。而且，机杼于外人的独特视角和参酌以西方近代文明与民主科学的视域，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非常深刻、看法相当透彻，触及了中国人自己触碰不到的视界、到达了中国人自身难以达到的深度。
此外，行文还略带有一些中国近代第一报——《循环日报》的印迹与风格（抑或且说两者互为借鉴与印证），笔调较为中国化、文词较为大众化，与中国古代书籍的特色较为符合、思想较为契合。因而，能够为彼时的文化界、学术界所接纳，和被知识分子群体所吸收、汲取，从而达到该书出版的宏旨与作者的初衷。
一、勃兴“新闻纸业”的必要性和“业新闻纸者”必须具备的综合素质
花之安认为，“今夫广览群书则闻见日博，纵观经史则耳目日新。而更有在书史之外，可以扩见闻以新耳目者，则莫如新闻纸。”[22]开宗明义，作者表达了这么一个鲜明的观点，即：新闻纸比对“博览群书”和“纵观经史”[23]两者，具有较大优势或长处——它既能够扩展见闻、又可以更新耳目，既能维新邦国、又能化育国民，这是以往任何传播媒介所不具备的特质。当然，之前尚未出现过新闻纸这样的人类第一次掌握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期刊）等印刷出版物，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无朋的社会效果与推动作用，鼓吹革命，组织民众，撼动了封建统治秩序、“粉碎了骑士阶层”（马克思语）、宣传了革命思想、传播了民主观念，给予欧洲封建统治者以极大的打击。
近代报刊在被传教士带入、引进我国之后，其伟力渐次被觉醒的社会精英和负荷“先觉之责”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感受与获知。事实上，随着基于中国印刷术基础上的近代印刷技术、设备、方法、技艺等一系列的改进、更新与扩展、散播，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近代社会最为先进、最为高效的大众传播媒体，得以迅速扩张与广泛传播，伴随着鸦片、圣经、商船并以坚船炮利为后盾、拯救吾民为藉口、中西一体为掩护，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老大”的中国在内）迅猛地拓展、蔓延和演绎、嬗化，最终成为人民的精神食粮以及生活的必需品。进一步地说，作为人类首创的、也是第一次真正掌握的大众传媒，新闻纸在当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势力”与无法企及的“威力”：在广度上，新闻纸涉及广泛、囊括万方，其“知识面”明显高于或强于以前的广览群藉，甚或不及新闻纸之万一，高下立见；而在深度上，新闻纸洞悉世事、深透时政，无论是时政、还是评论，都显示出作者（编辑群体）的政治敏感与专业预期，使得人们知所趋从、知所取舍，其“专业度”同样优于或胜于过去的纵阅经史，是已往仅仅靠阅读、浏览图籍所难以比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作者在下面的行文中进行了读解和展开了阐释；并且，给出了充分而确凿的理由。
（一）创设新闻纸是一件非常必要的社会事业与公共事务
创设新闻纸是一桩非常必要和必须的社会事业与公共事务。花之安强调，“新闻纸之设，上自朝廷政事，下及黎庶杂事，与夫各国之近事、各处之教事。凡有关于世道人心、身心言行之益者，靡不毕登。”[24]新闻纸的创办，很好地构建起了现代舆论体系及媒介话语系统，勾连了上下、疏通了关系，也启蒙了近（现）代公民智慧、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大众）领域，给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发表言论的空间与表达意见的平台。《申报》在百余年前就看到了新闻纸是国家稳固的基石、人民安定的保障，它在“论说”中论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25]可知，其社会功能、舆论作用何其重哉！何则？展开论述：一方面，它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商业的繁荣、交通的便捷、经济的勃兴都离不开报纸、期刊等媒介的助力与推动，拥有或占有大量信息资源成为获得商业成功、政治成功乃至人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即便一般机关或普通公民的自身进步、也离不开发布信息和散播大量资讯；再一方面，它也能够充分地满足普通大众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知识需求，以及娱乐需求、审美需求、消遣（费）需求，成为大众的精神“食粮”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就新闻纸的所刊载及所发表的内容、涵盖的主体而言，亦不可谓不包罗万象、巨细靡具：从大的方面来讲，它关涉朝廷政治、政府行政的大事，用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和谐、政权稳定和政局安定，是稳固国家基业与政治统治的得力工具与手段，特别是符合近代中国“合群”、“保种”的需要；从小的方面来看，它包括黎民的杂事、百姓的琐事，用以引导、教化及鼓舞、组织民众，使之团结一致、形成团体、具备国民意识，也让百姓懂得礼义廉耻、抑且令人民知道何去何从。
关于新闻纸之内容与主旨，近代大报《申报》曾经这样声明：“……实有系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26]这一论述，所表达的经世济民、达体实用的思想，刚好与花之安所思考、阐扬的主旨（内容）相吻合，新闻报章与八股文章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是否经世致用。此外，新闻纸还将视线投向了国际的动态、国内的时事、当前的政治以及各地的宗教、商贸等事业，让人们知晓和周悉国际风云、世界大事和国内舆情，跟上时代大潮，跟上发展节拍。总之，但凡有利于世道人心、有裨于身心言行的大事小情，新闻纸没有不及时登载、亦不会不翔实披露的[27]。换言之，举凡国内外一切值得报道、值得传播、值得书写、值得记录的新闻及信息，无不登载、无不发表，既囊括皇皇大典、又涵盖诸子百家，既关注王公贵胄、又关照芸芸众生。循此以观，新闻纸大范围兴办与大规模推广（发展之迅疾、晋升之快速）是以往任何媒介之所无，使国民有了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也令知识分子有了一个瞭望世情的“窗口”。
花之安指出，“天下有担荷先觉觉人之责，以提倡真理，开导国民为义务，一言既出，而为数万人所瞩目，所信从，化野蛮为文明，警愚顽于睡梦，其机捷于影响，而莫之或爽者，其惟新闻纸乎！”[28]因此，国民文野之程度，以新闻纸之多寡为比例；民众智识之高下，以新闻纸之良窳为标尺。若论新闻纸之权力与效验，可以从这么两大层面着眼：第一，督导民众、整饬国民。报纸可以督饬国民，告诉他们什么可以为之、什么不可以为之，哪怕像师父对于徒弟那样的教训、也不能比其严格；第二，移风易俗、倡导有力。报纸可以转移风俗、引导潮流，哪怕是如朝廷对于百姓那样的政令、也难以与之匹敌。故而，“其责重，故其力大；其力愈大，而其责愈重。”[29]“百年老店”《大公报》曾在“论说”中表明了自己关于报馆（社）用途与报刊的功能观点与立场，它是这般论述的：“一、可以知政事得失；二、可以及时了解乱民蠢动及立约通商情况，以便趋利避害；三、可以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四、可以及时掌握新学、新艺。”[30]这在当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概括与总论了，反映出智识阶级对新闻纸的认识与思考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作为近世文明的一大动力的新闻纸，它“能以无厚入有间，能就人之喜怒哀乐与一切杂受杂触之情，而为之发扬，而为之布护。”[31]所以，新闻纸承载文明、衬托时尚、引领思潮、映衬舆情，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必有之物。正因为它能够反映人的情感、表达人的诉求、延续民族文化、凝聚精神气质，使得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社会的运行休戚与共。而且，真美善的东西则发扬光大、极力鼓吹，进行宣传与保护；恶俗假的事物便予以驳斥、批评指摘，进行喝叱与屏除。
（二）新闻纸行业对其主笔、撰述的素质与涵养要求颇高
紧接着，花之安又深入论述说：“而公是公非，秉笔寓劝惩之意；无毁无誉，持论操月旦之评。是故载笔者，非具良史之才，不能膺作新闻纸之任也。”[32]新闻纸的编辑、撰述与评议（包括写作与报道、评价与议论），对于执笔者提出了较高的能力（如写作能力）与素质（如人品道德）的要求。换言之，它对于主笔的综合“素养”要求很高、标准很严，或者说准入门槛及考核指标精准严格。作者认为，“非具良史之才，未足膺新闻纸之任。”[33]近代政论家王韬也曾反复重申：“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不参毁誉之私。”也就是说，“载笔者”必须具备中国古代“良史”之材才行——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硬骨头气质，要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设若办报及昌言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34]，必然以其昏昏、难使人昭昭了。清末重臣孙家鼐在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中宣称：“宜令主笔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宸聪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35]观此，他已对报刊主笔之人应具何种素质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希望朝廷（皇帝）予以高度重视。
为什么“主笔”非得具良史之才不可呢？这是因为，今日之报纸、即为记载当代之历史，书写当下的报纸、就是在记录既往之历史。责任不可谓不大！职务不可谓不重！角色不可谓不荣光！第一，主笔者要为人耿直、大公正直，没有私心杂念，不存偏僻之见，对朝野有清议、对社会存公理、对民众立公论、对国家有担当，做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做到劝善惩恶、褒奖后进，建立起是非标准，设立好价值取向，既重清议、又重批判，既看实际、又看效力。要之，主笔必须做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和公道正派、大公无私。否则，断然不是好主笔、甚至是欺名盗世之徒。第二，主笔者要无偏无私、无欲无求，持中秉正，一视同仁，对人物、对事件的陟罚臧否、褒扬贬斥，必须客观公正、准确到位，做到是非明晰、道德彰显。因而，如没有“良史”的才能与素质，就不能胜任新闻纸“主笔之人”的职务。抑或且说，哪怕勉强为之，也难荷其职，不仅影响社会声誉，甚或贻害社会、贻误国家。所以，中国“近代政论第一人”的王韬才会剀切直言：“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36]他的由衷之言，直至今天仍然极其重要。王韬之语犹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启人心志，告诫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矢志不渝地坚守道德规范与伦理底线，杜绝道德滑坡、伦理失范，努力成为社会责任感强、职业道德感强的“主笔之人”。
作者例举了古代的一些新闻传播现象及其所反映出的舆论思想，借古喻今，以史为鉴。他论述说：“夫古之盛时，夏谚周语，学士犹能传说；观风问俗，輶軒不忘采访。言苟有当于事理，安见刍荛之莫献乎？”[37]我国古代全盛之时，文明勃发，文化鼎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万邦来朝的大国，其他各邦[38]国则被视为追随者、学习者（当然，绝非传统士大夫眼里轻视的夷狄、蛮邦）。从“夏谚”、“周语”[39]开始，读书人和士大夫便能闻风奏事、清议朝政；同时，统治者在政治清明、国家开放之时，大都能够做到观风问俗、采访輶軒，以便了解民情、洞察民意，进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吸纳了管理经验、汲取了行政智慧，畅通了下层士子向上层流动的通道，使得国家治理更加健康，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固。如果有利于国计民生、又有益于公共事业，开明的君主和爱民的官吏时常鼓励民间献“刍荛”（本意指砍柴负薪之人，借代普通、甚至底层的老百姓）之言，听取民间意见、择取士子建议，扩大了朝廷的信息（政务、民情）来源，扩展了统治者耳目见闻，表达一种虚怀若谷、虚心纳谏的政治气度与胸怀。这是数千年封建王朝，得以保持生机与活力、延续与继承和得以稳固社会、驾驭思想和维护统治秩序的法宝，亦是开放的、成熟的、大气的、雄壮的封建王朝（譬如唐朝）得以繁盛与强大的坚实的文化及心理基础。
新闻纸的横空出世与行远弗届，不仅打破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钳制与文化垄断，而且灌输了民主观念、国家意识和普及了现代科学技术及知识、播撒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与社会理念，民主共和与人人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由此，产生进化之伟力和造成社会之威力。一如作者所陈言：“况此新闻纸者，拾元圃之积玉，成数卷之佳制，大论长篇，固足掞文人之丽藻，即街谈巷语，亦可考习俗之方言。”[40]犹如百科全书一般的新闻纸，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和精神必需品；沟通上下的新闻纸，成为统治阶级获得管理经验和维持秩序的最好方法。所以说，创办新闻纸之人，其才宜有潘、陆之富，其文俨操笔削之权[41]。即便他们没有官阶的尊崇、没有品级的等次，但确实在有循名核实之责，这就是为何非具良史之才未足膺其任的原故。
尽管，新闻纸以发布新闻、报道消息、进行评议、传播学艺（理）、娱乐消闲和登载广告为主体，它的章法万端、内涵丰富。而且积玉以储宝的资料蒐集、集腋以成裘的思想汇聚，令其愈发地精彩纷呈：仅仅数篇却多为佳作要文、哪怕几纸却多出锦绣文章。浏览其间、详实审读，不光是长篇大论、皇皇巨著足以让文人墨客一展身手、附庸风雅，哪怕是街谈巷议也可以作为考究、观察社会习俗与风土人情的依据与凭证。[42]综上所述，新闻纸的推广与散播，带给民众诸多教益，使得人们裨益匪浅。那么，作者自然得出结论：新闻纸之设，其益人不甚富哉？更何况，如今所谓的“新闻纸”，与以往迥然不同——它的社会功能与思想价值有了长足发展；或者说，新闻纸随着时代变迁与历史的衍变而日有所进、渐趋完美。它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飞跃与极大的进步，成为民主政治的靠山和现代文明的后盾。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新闻纸的社会功效与文化功能越来越重要，扮演着一种政治资源、思潮源泉和现实需求的角色而存在、发展。作为新闻信息的载体及商业资讯的通道，成为与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同等须臾不能缺失的必需品。试问：全球大通之后哪个国家或民族可以不需要新闻纸？现代社会，公民何以能够离开新闻纸？“业新闻者”地位之突出、价值之凸显，由此可见一斑，价值也不言自明。
我们必须承认，新闻记者乃“制造新闻之宗匠”[43]，新闻记者“应为国家意志所由表现之喉舌，亦即为社会民众赖以启迪之导师”[44]；据此，由朝廷或政府大兴（设立）的各省（郡县）“新闻官”必须是“性品诚实不阿者”[45]，必须是品德高尚、质朴忠直之人。那么，经由这些道德完美、品学兼优者的引领与作用下，报纸期刊等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46]由于报刊、杂志等早期大众传媒（印刷出版品）所传递与散播的是社会之中负责任、有担当的精英或先知及其理性的、思辨的、批判性的思考与声音而不是“非理性和被操纵的意志”[47]，因而可以产生深透人心的力量、浸入骨髓的效能。可以这么说，正直、忠诚、清廉、务实的新闻记者们越来越在这个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亦可以断言或预期，他们“在开明治化之国必占有高等势力，而在未开或半开之国则所占势力颇为微翡，而所肩之责任则校诸治化开明国转为重大繁钜。”[48]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及大众，往往将新闻记者视为与国王、法官、贵族同等地位的社会“第四等级”，承认他们是真正的“权贵阶级”、是不戴王冠的“无冕之王”和不着法袍的“大法官”——他们基于道德的立场、正义的指向和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对国家进行监督、对国民进行向导，出于公心，着眼公益，以报刊为工具、以文章为武器，去指点江山、评论事件，去谋划国是、建言献策。
有鉴于此，从事新闻事业绝非普通、亦非易事。那么，“从事斯业之人，思想浅陋，学识迂愚，才力薄弱，无思易天下之心，无自张其军之力，第四种族何时始见其成立。”[49]这些“业新闻者”，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与公论的标尺，他们确是社会的引路人、国家的瞭望者、大众的精神导师，应该而且必须道德高尚、品质无暇。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这样的先觉之人、忧患之士和尚德之群：德字为先、学识渊博且学贯中西；品高身范、一身正气又两袖清风。实质上，当今社会，职业新闻传播者[50]在日益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中，担负着极为特殊的社会公义、大众公论的职责。新闻事业具有强大的、隐蔽的、持续的且难以估量、无法抗拒的社会影响力与舆论作用力[51]，“注定”了新闻从业者的素质与涵养。
二、新闻纸的两大社会及政治功用
为什么“新闻纸”横空出世便拥有了巨大无朋的政治力量与深刻持久的社会影响呢？作者进行了透辟的阐释与深入的分析。
（一）足不出户，通晓天下
编者坦言：“是故得新闻纸而阅之，则上自家国之事务，下及各处港口之事务，与夫时势之得失、货物之低昂，无不可周知而洞悉，所谓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事者，岂外是欤？”[52]新闻纸上关国计民生、下及小民稼穑，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上下下的资讯都能通过新闻纸得以传播、发散与推广、普及。对此，文汇报总结得到位，它这样告白：“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市井琐屑，乃至切身痛痒，有意见不妨贡献，有问题不妨讨论，有义愤不妨控诉，有愁苦冤屈，或什么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也不妨公开提出。”[53]所以，通过阅读、浏览新闻纸，上自国家事务、下及各地情事，以及时事政治、国势情形、货物价值、国际形势等新闻及消息均可以周知和洞察，将一干信息尽收眼底、使得大量知识了然于胸。正如古代读书人所言的“不出户庭，周知天下”、也是士大夫正所谓的“一纸在手、万事无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知，开办报馆、举办新闻事业，决不是仅仅靠一、二个人或少数人才能够承担得起、完成得了的；特别是，报业进展到当代，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队伍、组织机构参与其中，必须进行分工合作，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其中，还需要更多的政府扶持、经济襄助与社会力量投入。当时，新闻纸的主要内容（版面）包括：上而国政、下而民事，各等学问、各种学说，以至小说俚谈、无不搜集。总之，凡当今辩论要者，亦书之以充识见；而无论事之巨细，糜不俱登载其中。近则知一乡一邑（小报、杂报），远则悉一省一国（官报、公报），统其功效即在于以寓劝戒、以备观鉴。如此一来，新闻纸可以言世事、可以知世情、可以求通达、可以去壅蔽。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新闻纸，则思想沉闷、文化颓唐、经济低迷。
同处19世纪的著名大报《申报》“主人”在其创刊号的《本馆告白》中谨白曰：“夫天下至广也，其事亦至繁也，而其人又散处，不能相见也，夫谁能广览而周知哉？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迁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可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54]近代四川《渝报》同样认为，“足迹不出户庭，而天下利弊损益，皆可自操其权也”[55]、“四民无论居于何处，凡各国之事无不得知，即偏地球之国，亦无有遗者”。[56]而在当代，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看《新闻联播》，就是因为在短短的30分钟以内，得以概括性、鸟瞰式地迅速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大事与政策动态。无独有偶，《申报》又在其《本馆条例》中坦陈：“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见闻、流布四方者也，使不事遐搜博采，以广我见闻，复何资兼听并观以传其新异，是不可徒拘于一乡一邑也。”[57]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亦有这般记叙：“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58]高度概括了新闻纸（大众化报纸）的通晓天下、传播宇内之功效。在1876年11月23日出版的《新报》第创刊号上，它曾这样详实地写到：“上至都门要事、省道除迁、泰西政治，下至万姓舆情、百农禄亏，甚而日内之异闻稗言，凡此种种，亦皆应为官商者所晓察，而断无疏漏之理。……通都政事，夷情洋务，事无巨细，尽皆登载，务使报事准确可靠。门祚兴替，里巷琐闻，凡为下民喜闻乐见者，亦有载焉，务使阅者收信手拈来之效。”[59]这段精辟的言词，详细论述了新闻纸采集信息、报道“要事”以及察探舆情的功能。
新闻纸是观察社会的一面镜子，善恶美丑俱在目前，是了然世界大势的一个渠道，映射出新的思潮，表达了新的观念。新闻事业并不仅仅只是传播一条条新闻、发布一个个信息，同时更是在为一个越来越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一整套应付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和价值体系——这就更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做到的。近代不少知识分子，如王韬、梁启超、康有为、马建忠等均认为，报馆之设立可以达到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事的宏愿，并且主张一切循例、仿泰西报馆章程办理。“大公报主人”英敛之深刻地覃思并论扬：“报纸则合朝野而编摩，极体制之美善，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不出户庭而识天下事。……要在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大而国家政令之因革，远而人情风土之异同，中外交涉之要务，商买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惊愕可喜之事，凡是新人听闻者，无不具于尺幅。”[60]他以冼练的笔法、深透的观察及浓缩的笔调，高度概括出新闻纸居室内可朝闻天下、不出户可扺掌世事的巨大文化及精神价值，以及透过这一传播现象更深层次的思想表达之效用。无独有偶，近代思想家郑观应同样精辟论析道：“自新闻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闾阎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61]郑氏目光如炬地指出：从正面看，新闻纸有利于反映民生国情、有利于救助灾荒、有利于读书立品；从反面看，新闻纸有利于铲除作奸犯科、有利于杜绝弊政稗官。如此，则通达时务、卓为有用。
吴恒炜透析说：“报者，天下枢钤，万民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强，强之则政举而国立，教修而民智。”[62]古代人们所构想的“千里眼、顺风耳”，不正是藉助新闻纸（近代传媒）而成为了现实吗！再加上“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63]的令人惊叹的快速与便捷，更使之魅力无限、激情四射，先人可能从未想到过中国会有这样的媒介和巨大的伟力。广设新闻纸，以期“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沄海之遥如同衽席。是以琐事皆登诸记载，异事不壅于流也”[64]的目标变成现实。进而，彻底改变过去“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虚骄自大，不仅帝王宣传抚育四海，而且整个知识界也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寰之大，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65]的闭塞、短视及落后、昏昧的全民状况。正是因为“知识的落后也就是人的落后，由于缺乏外界的交流，人的精神世界苍白，眼光狭隘”[66]和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在于“民国智识水平的竞争”，所以，求知识于世界显得尤为重要。
（二）上情下达，去塞求通
揆诸既往，考鉴历史，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对于上下联通、内外相连的信息传播系统高度重视，以之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与社会管理的手段，正如史家论陈：“明目达聪，唐虞之盛德，采风问俗，三代之隆规。自古圣贤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今之论治者，皆以贫弱为患矣。臣窃为贫弱之患忧心，壅塞之患最深。”[67]维新派人士普遍要求“将报广为流通，以开固陋，俾周知中外时务。”[68]西方列强，更是如此，特别是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普遍建立，新闻纸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即梁启超所一直强调的：“泰西之人视报纸为人生要务，民智之开，报纸之多，国之所以强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美恶，可根据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衡量。”[69]通过比对西方列强可知，欧美之人高度重视报纸的社会作用，并将之视为与民智开阖、国家强弱、国民高下、智识通塞、风俗美恶休戚相关。此外，这位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的维新派知识分子，还在他撰写的著名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深刻指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漏；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则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好；内外不通，故无知已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70]梁启超在考镜和探究世界近现代史之后，找出了问题的根源与病灶的症结，他肯定地说到：“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梁启超之论断振聋发聩、声犹在耳。综观梁启超从业“言论”的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著文反复论说：“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所习惯与所信仰。”[71]求通达识、开悟知变，方法万千、途径多方，但开办报馆则总其端。此时，梁氏的观点较之前更为深入，他论证了“去塞求通”对开民智、增智识、立信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不宁唯是，闻名遐迩的百年大报《大公报》也曾赞誉说：“夫报者，诚一国之代表者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智识之开塞、风俗之美恶，要以报馆之多寡、销路之畅滞、记载议论之明通、猥鄙徵之。有人焉，古今成迹之得失、中西政治之优劣，全局在胸、燎若观火。陈一义也，而天下莫之或摇；发一言也，而是非因之以定。彰善弹恶，激浊扬清，心如鉴衡，目同秋水，夫安得不政府监督乃者？……夫报者，所以存三代之直，已堪唾弃，况复加以种种罪孽，种种痛苦，奸淫邪佞，臃肿溃烂，流毒传染，污我报界！予之为此说也，固非为个人而发也，独惜我国之颠连困顿，一至于斯，而更有些晦盲否塞之报，以痼蔽人心，闭塞风气，而国民岂复有飞扬发达之一日。”[72]对于报纸的社会功能、对于新闻的政治功用、对于论说涤清旧俗、激荡人心的效应，作了高度的概括和全面的总结，充满了肯定之词与赞赏之感。彼时，清季民初的不少时人俊彦普遍认为“君主立宪”道路是解决清末中国落后问题的关键，立宪国之言论如人身之血脉；也即是说，如果将一个国家比作一个人，报刊便是血管血脉：人身之血脉有所停滞，则其人精神必呈麻木不仁之象；社会之言论有所阻塞阻塞，则其国之政治必呈消沉不进之观。这与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也曾透辟指称：“人才之识，得诸见闻，若闭其见闻，则与塞其灵明无以异。盖见闻不广则思虑不长，思虑不长则谋猷必隘。……而思虑俱从见闻生，见闻多由日报而生。”[73]由上可知，唯有上情下通、方能明目达聪，亦唯有去塞求通、方可广开见识。报纸置身其中、参谋其事，为智囊与外脑、为参谋与助手，担纲发布信息、传递资讯及报道新闻、评论时政当仁不让的首要媒介。
为此，作者剀陈：“是故有此新闻纸之设，则下情得以上达，而不至疾苦有所难宣；有此新闻纸之设，则上谕得以下告，而不至政事多所隐蔽。其以通上下之情，资见闻之益，何快如之？”[74]果如此，我国能够大力推广和全国范围普及新闻纸，裨益无穷，善莫大焉。假以时日，中国广袤国土上可以新闻报馆林立、新闻报遍及，如此一来下情可以上达，民间疾苦可以上达天聪，让统治者知晓，民情不至被阻挠；同时，上谕可以下传，统治阶级的意图可以晓谕民间、通告全国，政事不会被壅蔽。所谓去塞求通，它的关键所在就是一个“通”字，亦即：打破传统模式与封建体制对各类信息的垄断、控制与封锁、独占，以求社会信息传播及新闻资源扩散的畅通无阻。试问，有什么事物可以达成这样的目的？又有什么利器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晚近以来，还有什么媒介能够比新闻纸更快速和高效的呢？可以说，新闻纸是近现代以来无法替代、不可逾越的互通有无、去壅解蔽的最佳途径及方法。
无独有偶，近代官报的模范、政府公报的前身——《北洋官报》亦曾郑重宣称：“大易之义，上下交而志通为泰，反之为否。诚以民与民相积而成国，必有人焉以治之。……古者鞀铎之设，刍荛之询，皆欲使下之性毕大于上。而象魏之悬书，月吉之读法，则欲使上之意遍喻于下。……然则求其所以交通上下之志，使人人知新政新学为今日立国必不可缓之务，而勿之狃习旧故之见疑阻止上法，因不能无赖于报馆也。”[75]就连被视为保守落后、封建迂腐的封建官报，都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表达了这样的政见，可知报馆之风行、报社之赞许。其实，交通上下、互通有无，使人们获得新知、使新（西）学得以推广、使朝廷新政便捷推行，则莫如广设报馆、大兴报刊，凡此种种无不有赖于报馆（社）之用。
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其职匪不重哉!
之所以，中国在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受尽欺凌，国力日见萎靡、国势一蹶不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制度落后、思想停滞、朝廷腐朽、民人闭塞，以及人文精神缺失、国民意识未萌。反观西方列强则不然，它们之所以迅速得到发展和强盛，就是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国民智识大开（智力水准提高），以及经济水平的上升、文化事业的普及、社会教育的推广。“新闻纸”这一行业或领域，都是为了拓宽人们的学问、增加大众的识见，也寓意规谏朝廷、劝善惩恶。自传教士报刊传入中土之后，我国传统报业爆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各种各类的新报喷薄而出、汹涌而致。进一步讲，如果“新报”（按照传教士模式和以资本主义国家报纸为蓝本而创行的新式报纸，它与旧时代的报刊迥然不同，于本质上而言是区别于传统的封建邸报和官报的），采风问俗，寻贫访苦，探求真相，求索事实。要之，它既承荷史家之精神，又担负当代之价值；一边作民间的公共话筒，一边为官员的政治表率。
（一）报馆及其主笔拥有巨大无朋的伟力
表面上看，西方各国新闻馆（社）鳞次栉比、广泛设置，想来与一般机构并无太大区别、又如芸芸众生一般不足轻重；而且报人无官职、无权势，似乎也属于无职无守、无位无权者流，他们没有掌握特权、没有占据高位，如何能让大众听命或顺从呢？然而，新闻业吁衡世事、目击时艰，“其立论甚公，其议事甚当，不避权势，不畏奸豪”、“苟有非理之处，皆得从容论议，寓规谏之意，陈事势之机，叙事则质而不俚、曲而善达”[76]，则非报馆担责不可、非报人担当不可，以期许作为监督政府的“第三等级”和成为化育人民的“大学堂”。督考政府、导向国民、检测社会、导引舆论，历来就是新闻传播事业首屈一指的社会功用和大众传播媒体首当其冲的媒介功用。对此，新闻业责无旁贷、义无反顾。
概言之，新闻报馆（社）林立、遍及城乡，它们表面上看上去无权无位，既没有政治的强制力、也没有法律的制裁力、还没有道德的约束力，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然而在实质上，它们却非常有分量、有价值、有政治作用力、有社会影响力、有舆论引导力——它们既能权衡国是、斟酌损益，又能针砭时弊、毁誉褒贬，可谓一言可以兴邦、一文重于九鼎。进言之，由它们所引发的舆论力量具有无可比拟、巨大无朋的威力，丝毫也不亚于政治强权或军事势力。试观，任何人（包括总统、将军权势人物在内）在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面前都不敢肆意妄为、心存忌惮，不仅普通大众畏惧、连政府高官也时感害怕。可以想见，报馆推动公言或促进舆论的正面力量是无形且巨大的、深透且久远的，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可能也不敢忽视、漠视或挑战、抗拒其伟力。
《申报》诸君在比较与研析中西新闻事业之后不无感慨地说道：“总主笔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臣皆与之交欢恐后，常人之踵门求见者、罕睹其面。是以皆愿为是馆之总主笔，而不愿为英国之宰臣。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笔所操者清议也，清议之足以维持国是，泰西诸国皆奉以为矜式。由是观之，日报一道安可忽乎哉！”[77]一份有影响力的知名报纸，它的总主笔虽然没有行政（政府）职务或级别，但却名贵一时、朝野倾慕，不仅王公大臣争先恐后地予之交往，而且普通民众也非常尊崇。与位高权重的宰相相比，主持报刊舆论的总舵手——主笔，毫不逊色、丝毫不差。就这个意义而言，报馆总主笔是不是宰相的“宰相”、“不戴皇冠的王者”（集中体现在舆论引导力与民望所归上面，是传播学所谓舆论领袖）。为什么报馆总主笔如此受人尊重与推崇呢？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清议之权，而清议又恰恰是维持国是、维持社会的重要力量，为社会所遵从、为人民所尊奉。
不过，报馆的仗义执言，报人的挺身而出，必然引起贪官污吏的忌恨与嫉妒，使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以至于不可调和。一方面，新闻纸想方设法报道真实新闻、传播客观信息、进行舆论监督、臧否时政人物；另一方面，独裁者、强权者千方百计限制、遏制新闻监督权，打击、破坏敢于发出己声、敢于秉持公论的新闻人。论者曰：“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何自起，必起于民气之不平，民气之不平，官场有以激之也。是故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者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然后官场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78]生发民隐，导育民众，不惧官场，不惮官吏，以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福祉为根本是每一份报纸、每一家报社、每一个报人的正确选择与追求，不平则鸣，不默而生，执著坚定、不惧牺牲争取笔的解放和言论自由。
（二）报馆及其主笔担荷维持清议、主持公论之角色
花之安指出，“且夫儒生立说，其劝善惩恶，或寓之诗，或作之文，或发之于稗官野史，劝忠而抑邪，褒善而贬恶，亦娓娓动听矣。然未若新闻纸之近事足征，士农工贾皆可备览，其劝戒为尤广也。”[79]况且，通过对传统的儒生立说（儒家学说）和新闻纸的比较不难发现，社会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了，精英式或小集团式的授受模式在逐步地解构并在大众传播媒体的辅助与作用下再度重构。近代以来，通过报纸等大众媒体报导新闻、传递消息、告知情况、解释时政显得多么地重要。中国，向来以文物昌盛著称，素称声名文物之邦，但是在报馆的建设与报社的推广方面却泛善可陈，甚至多年来未有所闻(实际上是在委婉地讥讽与劝谏中国异常强大的保守势力)。如此一来，必然导致上下隔绝、情意不通，社会难以整合，民心难以收拾。而朝廷之政事、官吏之设施，以及普通百姓对其是非得失、毁誉褒贬的评价与判断，亦有所莫辩、难以获知。尽管，当前朝廷已经颁布旨意——在这道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上谕中明确宣称：要求京师及各省广泛颁行《京报》，其内容与主体则以“叠发百官升迁、太史陈奏之事”为主。可是，这些所谓的“京报”，与现代的政府公报很相似，局限于各级衙门流通，绝不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大众读物”，全然没有跳出“邸报”的藩篱；并且，它还仅限于官吏、缙绅、读书人阶层的阅览，普通人不仅无从获得、更无法知悉其中内容，亦所谓的“惟缙绅阀阅、衙署幕僚乃得备览，而庶民则于京报亦鲜得全窥”，这是朝廷“京报”或曰衙署公报的“天生”（统治者对此却视而不见）的一大缺陷，使之无法成为真真正正的“新闻纸”。实质上，《京报》等封建官报的推行与普及，只不过是旧时代封建邸报的翻版或者更新而已，和新瓶装旧酒并无二致。哪怕这之后发展到“政府公报”（如北洋政府时期）阶段，它仍旧在根本或本质上无法、无力、也无心突破。综上所述，封建时代的所有“报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纸，它不具备近代报纸的诸多特征。严格地说，京报、小报等封建官报即便带有一定的商品经济特点，但依旧不能完全算是近代化报刊（如仅供封建统治阶级及传统士大夫阅览，便是相当严重的局限性）。
论者有言：“今夫朝廷寄封疆于督抚，民隐实难周知，倘据一面之词，则诈伪作奸者易于蒙蔽，以故委员访查，而见利忘义，不能无曲直混淆之弊。而新闻纸则查察真确，不敢妄谈，而于民间疾苦冤屈，亦可借以遍达。”与以往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一样，清朝实行的同样是君主专制体制（中央集权政体），皇帝总揽一切国事、对大小事务进行裁决。但是，皇帝不可能仅靠一个人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度，他必须依靠各级官吏及国家机器来运行，这些各个层级的官僚成为了皇权的“代理人”。有清一朝，封疆大吏权力很大，主管一省或几省的民政、财政、军政大权，成为实际上的“一方诸侯”，就连府官、县官也被讽刺为“破家的知府、灭门的县令”，可见各级官吏对百姓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对于这批位高权重之人，朝廷虽然有各种监督机制（如御史制度、巡按制度），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漏卮与较大空白。无怪乎，雍正等皇帝使用“秘折奏事”这种关涉隐私的方式来加强督察督办了，就是为了直接获得来自底下或基层的声音、了解掌握真实情况。作者认为，“为国家者，新报馆之设，曷可缓耶？虽朝廷设有御史，劾奏百僚之过举，申理庶民之冤抑，然御史一途，满汉十二员，其属十三道，每道满汉各一人，只得三十八员，又皆萃于京师，于各处民间利弊，安能洞悉？纵或不平则鸣，但多得之风闻，以故动费朝廷委吏查察，因此官吏多方回护，莫得真情。”然而，御史不足恃、清议不足畏，仅仅依靠过去自上而下、有名无实的言官考评、清议监督往往会失灵（效）。监测或督考那些主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当权者，创设新报馆无疑是一种全新的途径与全息的视角，既可为民申冤、代民上诉，又可监察百官、弹劾酷吏。
言而总之，既然创办报社（纸）如此重要、怎么能一刻可以延误、一时可以耽搁？近代发展起来的“新报”能够访采及探索，较之以往的邸报、京报、小报而言，其先进性表现在：哪怕穷乡僻壤也不忽略、即便偏远地区也不忽视；无论事之大小、巨细与人之高下、贵贱，皆得以全部录入其中；不特传之本国，而且传之异邦，国内国际一体照录。如此一来，下（小）民等弱势群体受屈、有不能自鸣者，新报可代不平之鸣——在事实上成为民间公共舆论的发声器。质言之，即便是偏远乡镇、崎岖山区，其益处也能一体均沾；无论是大事小情、轻重缓急，都能详尽记录在案。不单是记述本国之事务，连外国[80]情事也悉数记录下来，这些对于开阔学者识见、拓展国人眼界、具有世界意识，同样大有裨益。显而易见，报纸是现代文明的灯塔与思想文化的启明星。
尽管在当代报纸已然式微、报业“寒冬”已经降临，被电视、网络、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挤压到逼仄狭窄的空间、生存不易，但它昔日文化引领、思潮勃兴所创造的辉煌不容置疑或否认。
四、余论
“自西徂东”一语，单从字面意思来看，意思为“从西到（往）东”的简单之义。然而，这样的释义似乎过于简陋与粗疏，熟知和深谙中国文化与习俗的“洋学士”、“中国通”和传统历史文化长期培植与熏染的“秉笔华士”绝不会这般草率、亦断不会这么浅薄[81]，显然，这是一语双关（暗喻）之意。这里，透过字面上的解释稍作深入思索可以探知，它既指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地理（物理空间）意义上的从西到东，又是其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的散播与扩充（精神气质）上的自西向东，还意味着东方文明[82]的衰微、西方文明的崛起——工业革命极大地推进西方社会生产力的飙升与飞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83]资本主义世界迅猛崛起，便汲汲于扩张资本市场、攫取海外（殖民）利益，带了文化思想、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一系列的变化与更新。
由此，“中国在古代一直是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日本、朝鲜、越南周边国家深受儒家文明熏陶”[84]的情况被改写与颠覆——无知、野蛮的番邦与洋人们逐步翻身、反要做主。挟持先进生产力的巨大能量、资本主义强国将世界裹挟而前，对外扩张、侵略之路，“企图通过掠夺、占领、殖民贸易和强迫改变信仰，将东方卷入一个更大的世界”[85]，试图瓦解中国这个自在自为的文化实体，于实质上成为全球化的滥觞与一体化的先导。从此以后，西方文明（世界）傲视全球、雄霸天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撬动”了寰球——它们以炮舰为后盾、以传教为掩饰，意欲挟资产阶级强大鼎盛的势力，迅速囊括瀛海、彻底席卷宇内，整个世界或主动或被动、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益的，任何回避都是不切实际的。对此，刘禾先生有过精辟的阐述：“在一四零零——一八零零这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86]这是因为在历代封建王朝的世界体系概念中中国是中央之国，几千年来有很多附庸国附从、对中央朝廷马首是瞻并按时朝拜、定期进贡。约定俗成的“进贡关系”，才是中国惟一认可的国际关系准则；反过来说，国与国之间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观念，就中国历史观念考察是不可思议的。行文至此，笔者着力指正的是思想文化的国际交流，要做到“面对西方探寻自己的认同性，立足中国的实际状况迎接现代性，从单纯的革故鼎新或盲目的模仿学习中挣脱出来构建自己现代文化的可能性”[87]，始终维护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极力避免“邯郸学步”的盲从和“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媚外。
其实，文化或文明犹如河（水）流般产生巨大的惯性及势能，总是从先进文化（明）、灌溉或输入到落后文化；反过来说，落后文化（明）总是会被先进文化（明）所最终征服。事实上，近代以来西洋文化灌入中国，致使“各种现代学科植入中国，培育了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才，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各门学科逐步发育起来，启动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对接。”[88]主观上考察，来华外人没有使中国富强的意意思、更没有让中国振兴的意愿（当然也没有这样的义务），但在创刊办报、发表论说的过程中，客观上传播了新知、启迪了智慧、开拓了眼界、教化了民众，带来现代思想文化与文明制度，还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据此，凡事不仅要看主观愿望，更要看客观效果；不仅要看理论述求，更要看实际运行。就这个意义来看，这些不远万里、甚至历经劫难的传教士们的身份并不那么单纯，其目的也并不那么简单，除了正常的传播教义之外，他们还经常性地从事过其他的“工作”（诸如搜集消息、刺探情报、充当间谍、煽惑战争、参与外交活动等）。再者说，“西方的各种思潮慢慢渗透到中国所有的孔穴，直达古老民族最脆弱的地方，它可能会成为一种药方，也可能导致病变的危险。”[89]西方传过来的东西，包括各类思想、各路学说，不完全是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它们究竟是毒药还是解药、是迷幻剂还是清醒剂，还得中国人自己去甄别、去删汰、去遴选。
当时，已有先见之士对传教士所作所为保持着警醒的头脑，冯焌光、郑藻知等在1870年4月3日的《拟开办学馆事章程》一文的第十六条中这样写道：“查耶稣教之流行中国也，往往借传教为名，实则觇我虚实，为彼间谍。”[90]先知者的目光深邃，犹如火眼金睛般一眼看穿了披着和平外衣的传教士真面目，保持这种清醒与睿智实属不易。改革开放之前，对宗教“贩子”（含报刊实业家）的评价整体偏低，特别是在“革命范式的历史书写里，对早期传教士的评价显然多为负面，比如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务、间谍以及文化殖民的先驱等等；而在现代化范式里，传教士又摇身一变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现代文明传播的先驱”，[91]走了极端化。也有人说，传教士是发自内心深处地热爱中国，甚或对待中国比对待己国还要真诚。到底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造成论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提出各色不同的看法与观点，正是出于集团或个人政治立场、利益诉求、思想主张、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包容与开放是总趋势）的不同，从而产生前后迥异的结论。笔者认为，应该秉持中立、客观和公正、全面的原则进行判断，置于当时的语境下进行“打量”分析。
据相关资料表明：第一个（晚清著名）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每次前去布道、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着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则可以自尽。[92]当时的洋人被视为异数，是不允许进城的，更是不允许传教的，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必须冒极大的风险，甚至常有性命不保之虞。另据马礼逊夫人记载，他们被认为是“潜入中国引诱众百姓走入邪路、受欧洲人指使宣扬洋教扰乱人心”[93]之人。那么，他们如此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新闻出版及信息传播行为，是文明输入还是野蛮征服？是思想渗透还是文化侵略？排除少数传教士强烈的宗教责任意识、文化传播的事业心和传教布道的使命感以外，就本质上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船坚炮利打开了清王朝尘封已久的大门，在给中国带来无数血腥与耻辱的同时，也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宣传其思想文化的报刊移植到了这片保守的土地上。”[94]诚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传教士所谓的传播“基督福音”或者标榜的“周济穷民”，并不是真的想要拯救“被上帝抛弃的人”，无非是其巧妙且智慧地采用的一种文化策略而已，以便他们披着友好、伙伴与恩惠、慈善的“外衣”与“糖衣炮弹”更好地软化和怀柔中国人，以此麻醉国人的意志、弱化人民的反抗。究其实质，花之安等洋人不惜一切代价、挖空心思去千方百计的传教布道，决非“真心想要警示、唤醒中国人，促使他们发愤图强、以实现自救自强、成为外国人的竞争对手，而是引导中国民众追求耶稣之理、崇拜西方之法”[95]，以便让中国人民犹如“温水中的青蛙”安于现状、不知反抗（甚至感激洋人的“恩典”、“赐予”），浑然不绝亡国亡种之祸、四分五裂之惨就在眼前。从此，国人变得如同鲁迅笔下“看客”般的麻木不仁、愚昧昏蒙；而后，便甘心被奴役、侵略和殖民化。但是，近代的中国倘若要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必须高度自觉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社会及政治改革，不然就不能与列强竞争。既然，古老的中国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工业文明的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那么我国就应该主动策应、积极转型，尽早融入世界新秩序、尽快进行社会改良、尽量扭转挫败之势，而且融入得愈早愈主动、改革得愈彻底愈进步——这一点，我们的邻邦日本做得很出色。只要我国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只要我国真正地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以我们的物力人力，必能转祸为福、转危为安，必能与别的国家并驾齐驱、在国际上取得荣光的地位。
总而言之，在19世纪来华的众多传教士当中，普鲁士人（即今德国）花之安是其中的深具代表性的著名人物，他的中国文论、报章及研究可谓蜚声遐迩、驰名中外，他所撰述的《自西徂东》也成为各式各样传教士当中的典型著述。这是因为：花之安来华居留多年，对中国社会现状与政治实情颇为了解和洞悉，对中国基本国情也有过较为深入的体会和观察，对中西文化、道德伦理、思想学术等诸方面均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思索和进行了详实的对比研析——除了对中国学术的兴趣以外，他本人的勤勉刻励也是重要因素。可以说，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或时人所谓之“外国进士”。由此，花氏对中国存在的诸多通病与弊端比较通透并加以了大力鞭挞与批判。所有这些，都在他办报创刊中有所体现——他的新闻报道与时事评论，反映出他的诸多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文化定位和价值主张。通过办报创刊和发表言论，他在事实上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了解全局的窗口，擦亮了中国士人的眼睛；同时，也开出了他以及他身后一批传教士所认为可行的科学的有效的“解蔽的良方”，满足了向西方学习、向西国求知的国人的需求。所谓“知术须巧、行旨尚谐”，学习历史是为了知悉未来、回溯既往是为了观照当下。审读、考鉴和品析该篇“雄文”，至今仍然可以获取不少参酌、得到不少启发。无论如何，花之安有意无意地帮助了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而他的《自西徂东》一书也引领和撬动了我国新闻事业向前发展。
[1]书名呈现“一语双关”之义，表面上看无甚惊奇、根子上讲还是一种融入“本土化”的尝试与努力，映射和衬托出“西学东渐”的灌输、“欧风美雨”的浸渍的倾向与趋势。而实质上，则是作者或主编者试图将中西两大迥然不同的文明（化）进行比较和对照，极力揭示出彼时中国社会、道德、文化、思想精神层面及大众生活、处境的真实现状，惟有比较才有高下，亦惟有比对才有区分，目的是让西方了解“老大”的中国、让真实的中国呈现在西方社会。藉此，严重指出中国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差距与不足所在，让中国人能够慢慢醒悟并意识到已然之后及落后之处，从而改变中国人以往的盲目自信、狂妄自大的心理。与此同时，它还不忘宣扬西方文明的先进、文化的渊博、制度的优势——介绍了不少科学技术知识，提出了改良中国社会的方法与途径，以便号召并呼吁中国人、特别是担负“先觉之责”士人阶层——知识分子积极向西方学习与取经，改变保守闭塞、昏聩愚蒙的状态，促使中国开放国门、融入世界，继而迅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或者说自觉地成为构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件。当然，这不过是“副产品”罢了。
[2]大概意思是：我自西边而来、向着东方而去，或者说，我不畏艰险、不辞辛苦，执著地从西往东去，没有什么固定的住所、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这种四处流浪、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情形与心态，恰好与早期来华传教士们的心境与形势相吻合，这批洋人在对外传教与文化扩张的过程中，如此踽踽独行、形单影只，又那么地落寞无助、悲伤失意，甚至忍受贫困与疾病。其实，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社会和迥异的文明国度里，传教士等西方人初来华夏时的不合时宜、不被理解和有心无力、茫然四顾的历史，由此可略见一斑。
[3]（英）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M】.吴相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1.
[4]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二卷）【M】.上海：三联书店，1956：290.
[5]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转引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19.
[6]对此，新闻学者田振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人类在原始时代，文字尚未发明，语言流传亦有限制。这个时候，如遇发生事件，只赖运用各种信号互相传递。……以后由于交通发达，人类间往来关系密切，新闻事件乃赖语言相互传递，而有“口述新闻”的产生。这种“口述新闻”的流传，虽在文字发明以前，可是“带口信”和“讲新闻”的方法则现在仍有应用。文字发明以后，新闻事件就应用文字的记载来传播，于是又有了“笔写新闻”的产生，而“新闻信”和“手抄报”的报告新闻的方式，至今仍有流行。直至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后，乃有今日新闻纸的产生。参见田玉振著.新闻学新编【M】.重庆：新闻出版社，1944：105.
[7]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研究中心等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境——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24.
[8]程曼丽主编.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6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81.
[9]《新闻纸论略》全文如下：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意大利）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法律之事也。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其每月出一次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莫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晚近时期大凡翻译夷人国名、地名、人名、物品名，都带有含贬义的“口字旁”，以区别于华夏文明）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参见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2.
[10]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创办并主编，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刊的最早的一份中文期刊，共出版12期。
[11]周光明著.近代新闻史论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43.
[12]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汉语大词典（第六卷）【K】.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1078.
[13]（英）艾莉莎·马礼逊.马礼逊回忆录（一）【M】.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90.
[14]高翠峰编著.中国人要知道的中国事儿·交流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79.
[15]花之安（1839-1899），原名福柏（名字非常中国化），外文名为Ernest Faber，是优秀的汉学家和早期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出生于德国科堡，青少年时期受到过良好的神学教育，积淀了不少的历史与宗教知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近代科学技术及文化知识，出于自身的兴趣他还曾专门选修过植物学。他的传教生涯大致如下：1864年，二十五岁的花之安参加了基督教的早期组织——礼贤会；1865年，受该会派遣，他来到了极富传教挑战性的中国（四月二十六日抵华），并长期在广东等地传播教义；1880年，由于教会及个人立场的分裂、利益的冲突，他脱离了礼贤会，但仍以个人身份、独立开展传教布道活动；1885年，他加入了德国的另一个基督教组织——同善会。此后，便一直在上海地区（此时的上海已经逐步取代广州等地成为列强在东方殖民利益的根据地和扩大侵略的大本营）进行传教活动。而且，他积极从事报刊和出版事业，期间撰写了不少著述、发表了大量论说；1898年，他选择北上、移居德国租界地青岛；1899年，因病去世。
[16]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9月5日创刊，出版时间1874年9月至1883年8月（9年），共计450期。
[17]该书于1884年在“化外之地”——香港正式结集出版，并由中华印务总局承印，成书得益于冯勉斋和洪士伟二人的修饰与润笔；不久后，又由在华基督教最大的图籍出版销售组织——“广学会”再度整理重印。
[18]孙立新著.近代中德关系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3.
[19]全书遵从并按照中国儒家学说（派）的“仁义、智信”的五大准则被划分为五大部分或曰分为五集，与中国儒学传统文化及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联系紧密，体现出传教士暗合中国主流文化思想的努力；同时，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它还无意地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科学的西方基本价值与宗教理念。
[20]张硕著.汉学家花之安思想研究=A Study of Ernst Faber's missionary work and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22.
[21]﹙美﹚白瑞华著.中国近代报刊史【M】.苏世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4.
[22]（德）花之安.新闻纸论.自西徂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8-181.
[23]刘剑涛编.编辑出版史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54.
[24]（德）花之安.新闻纸论.自西徂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8-181.
[25]申报馆.论新闻纸之有益【N】.申报，1886.8.11
[26]申报馆.本报条例【N】.申报，1872.4.30.
[27]报刊的新闻报道应真实可信、政治评论应公平正道、副刊娱乐应高尚道德，那么便开卷有益、多多益善。
[2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260.
[29]佚名.来论·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关系【N】.大公报，1902.9.12.
[30]大公报馆.阅报之有益.【N】.大公报，1902.7.7.
[31]佚名.论说·告新闻记者【N】.俄事警闻，1903.12.15.
[32]（德）花之安.新闻纸论.自西徂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8-181.
[33]刘剑涛编.编辑出版史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55.
[34]梁启超.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转引自徐新平.通才·史家·政治家——中国新闻人才观的变迁【J】新闻大学，2003（1）：55-58.
[35]黄彰健著.戊戌变法史研究（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319.
[36]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
[37]（德）花之安.新闻纸论.自西徂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8-181.
[38]大多数封建官吏和传统士大夫并不认为其他国家是“国”，在奏章、书信、诗文中，往往称它们为“邦”，以示区别。他们认为，中国居天下之要，文明（化）、国（实）力均是天下的中心，各国都是仰望我大中华的“小跟班”。因此，唯有中国才够资格称之为“国”，而且是“泱泱大国”，其他地区或民族没有资格称之为国，他们只不过是附庸（属），甚至都是围绕、拱卫我国的化（域）外城邦、小民，并不与中国地位对等。比如说，朝鲜、越南国的最高统治者只能称为“王”（尚须得到中国的认可才行），而绝对不能称谓“皇帝”。一言以蔽之，在传统士大夫眼中外化之邦、蕞尔小国都是庇护于华夏文明的跟随者，“朝贡体系”的进贡者。
[39]夏谚，相传流行于夏代的民谚、俗语，指普通百姓的呼声；周语是《国语》中篇章，指忠臣良将的谏言。
[40]（德）花之安.新闻纸论.自西徂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8-181.
[41]李开军著.中国记者历史专题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76.
[42]不弃涓滴细流故能成江海、不辞泰山微尘故能成泰山，即作者所譬喻的“拾元圃之积玉，成数卷之佳制”，扩大了新闻范围、扩充了信息内容、扩展了报道速度，亦成就了新闻纸的广博与厚重。基于此，则有两大好处：一方面，新闻纸包含长篇大论，可以是文人相互唱和，也可以是士夫彼此呼应，形成和助力新文化、新思潮；另一方面，新闻纸包括了街谈巷语，也就是老百姓的话题，透过它可以知悉风土习俗、人情世故、方言土语。如此说来，新闻纸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不无裨益，增添了生活的情趣，营造了文学的氛围。
[43]赵建国著.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8.
[44]蒋介石.今日新闻界之责任【J】.新闻学季刊，1940（3）.
[45]洪仁轩.资政新篇·新闻官.//转引自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41.
[4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
[47]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128.
[48]佚名.告新闻记者【N】.俄事警闻，1903.12.15.
[49]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N】.清议报（100册），1901.12.21.
[50]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是一种专门化职业，媒体从业者是一批专业化的群体，它/他们主要以现代化的新闻传播手段或渠道，主动、积极且认真、负责地向社会与公众提供、共享与发布、报道确切的消息与真实的新闻以及传播其它各种各类商贸信息与服务资讯，以期实现大众媒介对社会价值的调控、公众舆论的引导。
[51]刘继忠等.农业新闻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02.
[52]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自西徂东【M】.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96.
[53]文汇报馆.请大家都来讲话【N】.文汇报，1946.1.1
[54]（美）格里德尔著.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110.
[55]胡太春著.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增订本【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214.
[56]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4.
[57]（英）柏德逊著.中国新闻简史：古代至民国初年【M】.王海等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26.
[58]张之洞著,孙甲智点校.劝学篇·輶轩语【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4：70.
[59]（美）白瑞华著.中国近代刊史=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80-1912【M】.苏世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93.
[60]英敛之.说报【N】.大公报，1904.1.6.
[61]夏东元编，郑观应著.日报·上.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45.
[62]吴恒炜.知新报缘起【N】.知新报（第1号），1897.2.22.
[63]解弢.小说话【M】.上海：中华书局，1919：16.
[64]韩丛耀等著.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4.
[65]王德志等著.清末宪政思潮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2.
[66]严瑞珍等.山区的综合发展——理论分析和太行山区经验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5-236.
[67]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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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英敛之.原报【N】.大公报，190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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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刘剑涛编.编辑出版史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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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胡太春著.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增订本）·下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463.
[78]苏报馆.论湖南官报之腐败【N】.苏报，1903.5.26.
[79]（德）花之安.新闻纸论.自西徂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78-181.
[80]在清朝士大夫眼中，外国始终只能叫“邦”或“藩邦”，并非与中华对等或并列的国家。他们普遍地认为，
只有中国才能有资格或配叫“国”或“大国”、“上国”，是普天之下的文明中心、政治中心与统治中心。这
样的论述，在清人的奏章、报表、文集、诗词等之中很常见，可见“华夷之大防”在他们的脑中根深蒂固。
[81]赅括来说，《自西徂东》（含“新闻纸篇”）一书的独到与特殊之处在于：它以我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又结合西学西艺西法，进行了中西汇通和中外杂糅，既满足了文化侵略的需要、又符合中国士夫的要求。其基本写作脉络为：一是正面讲明所探讨的中国及世界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列举中国在该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或缺陷，引起当轴者的重视与反省；三是引介西方在该问题（处置）上的优越之处；四是念念不忘传布、颂扬基督教义，提出中国社会必须以宗教的教理与方法进行改良；五是口吻、语气等与士大夫相似或相近。
[82]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是唯一一个赓续至今、从未间断的东方文明，尤其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具有强大且深邃的向心力、凝聚力与同化力，同化了多少外邦异族，感化了多少酋长藩领，以博大的胸怀、不凡的气度涵养、悦纳四海，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长期雄踞东方、傲视寰宇，深厚的文化与强势的国力造成了万邦来朝、诸夷来贺的局面，日、韩等国一直都是中国虔诚的“学生”。东方，英语为the Orient，也泛指东半球、亚洲。考究该词的词根即是“太阳上升的地方”、“新生的、闪闪发光的”、“根本的”、“主要的”、“基础的”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寰球大通仍未发生之前，西方视东方为世界的根本和文明的源头，西方人士普遍对东方大国——中国充满了好感与尊崇，带着好奇、羡慕与向往，特别是通过马可波罗的视角使西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富庶之地。
[83]许知远主编.东方历史评论（第3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05.
[84]吴少进著.马克思民生思想及其中国化探论【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88.
[85]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研究（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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