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清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段怀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及国际汉学。著有《〈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白璧德与中国文化》《苍茫谁尽东西界——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清末民初报人—小说家：海上漱石生研究》《赛珍珠的小说中国》等。《西学东渐与晚清语言文学》系段怀清教授辑相关论文而成，按群体与文学之关系分为三部分，一述晚清来华传教士，二述口岸文人代表王韬，三述其余口岸文人如沈毓桂、孙玉声等，结合各自文本及行动，梳爬理清语文变化发展之脉络线索，探究历史成因及文学发展要素。该著作以晚清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王韬、邹弢以及海上漱石生这三代沪上作家的个案研究，试图揭示晚清上海文学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以及文学性。该著作以专题形式展开论述，尤为注重新的文献材料的发掘及使用，注重历史景观中的细节与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注重由作家、作品所生成的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之间的互动生成机制。总序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语言文学
超越陌生化与在地化的绝对界域：基督教中文《三字经》文本的语文书写实验考评
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中心
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米怜为中心
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Literature概念——以《遐迩贯珍》为中心
Literature作为一个西方概念在晚清中国的“旅行”“落户”与“入籍”——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晚清中西跨文学交流的一种历史考察
Literature是怎样“变成”“文学”的：晚清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文学”实践及评价
“深文理”：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文言”及“文言文”——以马礼逊、湛约翰的中文观及翻译实践为中心
口岸文人与晚清语言文学之一：王韬
王韬与《艳史丛钞》《香艳丛书》及《艳史十二种》
王韬与志书、艳史及《申报》——兼论晚清沪上文人的“俗写”传统
“书写怀抱”与“降格求真”——论王韬文学的两个思想支点
在“经史”“诗文”及“西学”之外——试论作为通俗作家的王韬
在翻译中翻译：王韬与《圣经》“委办本”及《普法战纪》的翻译
西方文学还是西学？——王韬的经验及其评价
晚清翻译中的“译者安全”与“译本安全”
口岸文人与晚清语言文学之二：沈毓桂、蔡尔康、海上漱石生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沈毓桂与晚清“西学东渐”视域下的文学书写
沈毓桂：“杂事”及《万国公报》的文学平台
沈毓桂：晚清民间文士的“西学”“新知”及“洋务”
沈毓桂的思想及其周围：传教士、晚清文士与《万国公报》
“中西两不似”：晚清“翻译文学”及其“第三条道路”
海上漱石生生平考
海上漱石生之小说观考论
19世纪一二十年代，当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远离中国内地的马六甲英华书院，开始就《圣经》中译的语言选择问题进行商议讨论之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启了晚清“西学东渐”与本土语言文学改良的序幕。今天来看，至少他们当初在马六甲所创办推动的三件事业，与上述“西学东渐”及本土语言文学改良关系密切。其一是英华书院这样一所双语式的教会学校的创办，以语言双轨、知识双轨为肇始，开启了“西学”在近代意义上的学校这一空间平台的教育传播；其二是通过《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样的中文刊物的创办，开启了“西学东渐”在报刊这样的公共媒体平台的展开以及向全社会的开放；上述第一、第二两件事业，后来与本土“洋务运动”当中兴办的新式学堂以及新兴报刊媒介合流，成为推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以及中国近代化乃至现代化事业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相比之下，《圣经》翻译一途，似乎长期局限在来华传教士群体及差会内部，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事业”。马礼逊、米怜当初开启《圣经》中译之际，语言选择问题一度成为一个颇令人困扰的难题，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以及所形成的分歧，亦不“逊色”于“术语之争”。马礼逊们当时需要无差别地向本土士人、民众传播“福音”，但无论是在马六甲地区，还是在中国沿海口岸，士人与民众的阅读能力与阅读意识迥然有别。最初，马礼逊他们注意到了《论语》的语言，也基本了解这种语言对于本土士大夫阶级或者知识精英阶层的意义，但他们意识到，如果选择这种语言来翻译《圣经》，那么无差别地传播“福音”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于是，他们将《圣经》中译、“福音”传播的语言选择，转向了为底层社会、普通民众所熟悉并使用的语言，也就是方言口语。当然他们也注意到了方言口语的局限性，于是作为一种折中，他们选择了一种半文言、半语体的语言，也就是米怜所提到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一类的文学作品所使用的那种语文。后来，这种语文被来华传教士团体在翻译《圣经》时所沿用，并将这种语文称之为“浅文理”（Easy Wen-li）的语文。众所周知，后来传教士团体开发出了所谓深文理（High Wen-li）、浅文理、口语方言以及官话等不同语言的汉语中文《圣经》译本。《圣经》汉语中译的语文实验，也是清末民初由来华传教士所开启并推动的一场影响深远的语文实验。最终，20世纪初期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出版，宣告了这种经过传教士团体改良的“官话”，成为《圣经》“福音”在中国传播的广泛认同的共同语言。简单地将传教士们的语文实验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关联起来，实际上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某种程度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文实验，尽管他们可能都带有推进近现代知识的普及、启蒙民众以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目标诉求。但实际上，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那些先行者们，当初对于来华传教士们的白话文实验几乎毫无所知，尽管他们早已在新式学堂或学校里接受“西学”及“新学”的教育，而且也通过报刊这些公共媒介，来接受知识、思想及社会信息。在来华传教士团体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间，或者与五四知识群体之间，还隔着一两代本土知识分子。如果说王韬、邹弢、沈毓桂、蔡尔康、海上漱石生等人为一代人（或一类人），梁启超等又为一代人（或一类人），有意思的是，王韬等一代人，不仅都是清末江浙沪一带的民间士人，而且也都是晚清最早从官方体制中退出或逸出或最终失意于这一体制，并在近代都市上海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生存空间的知识群体。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称近代以来的上海文艺，是从《申报》开始的。而王韬这一代或这一类人，都是早期《申报》文人群的骨干甚至领袖。他们所发起并推动的清末民初上海文学，亦就是今天所谓“海派文学”的先声。如果稍微清理一下，就会发现王韬、邹弢、海上漱石生等人所实验的文学书写，其中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后来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近代滥觞。而其中关涉现实、西方与社会政治的那一部分，又实际上直接影响了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及晚清的政治文学，甚至与“南社”的革命文学主张，亦能够从这里找寻到一丝半缕的关联。而无论是来华传教士所开启的“西学东渐”及语文实验，包括各种类型的翻译尤其是文艺性翻译，还是王韬等沪上文士参与对接“西学东渐”并开创出晚清海派文学这样一种事业，无疑都是中国的知识、教育、思想、语言以及文艺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构成内容。而上述思路，亦就成为《西学东渐与晚清语言文学》一书的基本架构。其中对于来华传教士的讨论，集中于语文实验，以及Literature这一概念名词进入到汉语中文语境之中的历史进程的清理考察。而对于本土文士作家，则集中讨论了王韬、沈毓桂、蔡尔康以及海上漱石生。其中对于王韬在艳史题材以及文类方面的考察，以及他的小说观及文学观的分析，揭示出王韬在晚清社会与思想语境中，突出强调个人的意志、思想及情感的意义与价值在文学上的贡献。而作为一个小说家，王韬对于“自抒怀抱”和“降格求真”的两个面向的重视与实验，为晚清小说的抒情性与现实感，提供了具有小说家个人自觉意识和审美追求的个案示范。而王韬也一直为后来的海派作家包括“鸳鸯蝴蝶派”作家们所尊崇。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总监陈麦青先生和编辑郑越文，来我这里商谈编纂一套“海派文学研究丛书”，我甚为赞同，并提议可以出一套研究丛书，另编辑一套文献丛书。文献丛书的建议，后来扩容成为一套卷帙浩繁的“海派文学大系”。而研究丛书，则初出三种，其中就有《西学东渐与晚清语言文学》。在此感谢麦青先生和越文，让我有机会将这几年在上述研究方面的一些文稿汇总成集。其中部分论文已经公开发表过，另有部分则是专门为此书而撰写，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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