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飞亚、杨卫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中国大陆基督教历史研究发展到今天的局面，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史开始突破观念及条件的限制，逐渐成长为一个开放性的、甚具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大陆学者经常性地与港台及国外学者对话交流。同时，图书和史料资源也逐步在相当范围内达到共享，为高品质学术成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史学外，也吸引了来自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得到双重的更新。在研究队伍扩大的同时，梯队年龄结构逐步优化，并出现了一批能与主流史学界对话互动的优秀学者。以《历史研究》为例，1999-2008年10年间，发表中国基督教史文章共10篇，其中论文8篇，会议综述2篇，另有天主教论文4篇，是为主流史学刊物对其研究的反应。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大陆基督教史研究出版著作(包括资料集、工具书、论文集和专著)近300部，出版论文约3000篇，另有未刊博士论文40篇左右。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迅速增长，研究领域与对象渐趋多元化与完整化，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渐渐赢得圈外学者的普遍承认。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将其作为学科点加以建设，组建相关的研究所或中心，并作为学科方向招收研究生，培养高层次学术人才(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博士生的培养迅速扩展)。这些，大致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进展。
 
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成长历程
 
1.学术破冰的努力(1978-1988年)
 
据顾长声回忆，1978年他得到罗竹风和陈旭麓的支持，开始在过去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周总理1956年交代的任务：写作《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书成后作者将书名改为比较中性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于1981年出版。该书尽管还带有比较浓厚的时代政治印记，但在“有侵略也有友谊”的两分法中仍偏重前者事实的梳理，这是作者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而且，该书依据翔实的中外文资料，使相关研究在新时期的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但破冰之初的前景并不乐观，“文化侵略”的政治目的论判断仍在延续。“文化侵略”早在1920年代就由瞿秋白提出，但影响1980年代学术取向的主要是毛泽东的两段论述。其一是：“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其二是：“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1]在整个1980年代，这种政治论断仍频繁出现于学术话语中，被尊为一种学术研究的逻辑范式，制约着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此阶段相关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随着学术研究逐步回归理性，1980年代中后期另一种声音渐渐兴起，徐以骅、曹立前、史静寰、程伟礼、景钟等人开始走出政治判断的简单模式，主张深入分析传教活动在政治、宗教、社会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复杂面相。他们对传教活动中的西学传播、教育等活动加以肯定。不少学者还提出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传教运动。[2]这使得单纯的“文化侵略”定位渐渐淡出学术研究实践，为新的研究范式所取代。准确地讲，“文化侵略论”不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理论或方法，而只是对基督教在华存在的一种价值判断。在基督教的中国传播中是否存在“文化侵略”，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一点，大陆之外的学者也并不否认，其作为一种在具体问题上的评价意见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也是其影响到现在还未完全终结的原因)；但这只是历史复杂性中的部分面相，不是基督教在华活动的全部真相，以其作为一种范式涵盖整个在华基督教事业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这种情境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各个侧面在缓缓前行。整体来说，1980年代出版的有价值的作品不多。这一时期更多地是在谨慎地去除“泛政治化”制约的影响，为未来成气候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准备条件。唯一的热点，是附属于义和团范畴的教案研究。数年间召开多次学术会议，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教案史料及研究著作，触及教案本身的诸多侧面，如教案发生的原因、评价定位、教案与各种社会力量及义和团的关系等，逐渐改变了以往研究的单一化状况，基本理清了晚清教案的历史面貌。但在整个1980年代，对教案仍以反侵略、反封建为基本定位，尽管也偶有中西文化冲突论等声音。
 
2.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及基督教外围探讨的突破性进展(1989-2002年)
 
在1989年之前，有些学者如程伟礼等开始尝试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来探讨基督教在华发展，以纠正泛政治化的偏颇。但这不足以完全改变“文化侵略”范式的地位，学者们大都习惯性地“妥协”而认为传教士“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其后，在国内大力提倡这一视角的是章开沅。在1989年首届教会大学史会议上，章先生直言：“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3]后来，章先生还将其所主持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易名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以示重视。近十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论”已全面取代“文化侵略论”成为中国基督教研究中的重要范式之一，成为诸多相关文章、著作的关键词。这一范式注重对中西两种文化传统的比较、冲突、相互适应与融汇的考察，将基督教在华事业视为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的相遇，将其在华的种种摩擦视为两种文化的冲突，而将其归宿与出路则定格在中西文化的整合与汇通上。这种范式是对以往“文化侵略”范式的一种突破与矫枉，在审视基督教东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文化交流研究模式更多地是在敏感情势下突破以往研究偏颇的一种策略，意在矫“文化侵略”研究模式之偏枉，同时也与改革开放以来中西交往正常化的主流趋势相合，它在使基督教史研究正常化的旅程中功不可没。只是，其在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相遇问题时还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因为近代西方与中国的相遇与交流不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等交流，其中存在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碰撞与摩擦，其中，西方文化占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尽管也有些许的东学西渐，但西学东渐是主流，它更多地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延伸与拓展及中国文化对它的有限接纳、排斥乃至融合创新。学界的研究更多侧重在西学东渐上，如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章开沅看到了其中问题的复杂性，看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强势与弱势、高级与低级诸问题，认为异质文化的适应、改造和本土文化的包容、吸纳以致渐成两种文化的汇通是大趋势。[4]王立新也看到交流模式解释的局限性，认为其解释的空间主要在基督教来华文化事业上，而对诠释传教士所进行的非文化活动则明显乏力。[5]
 
1990年代以来，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一种研究范式是现代化范式。现代化研究范式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追求现代化而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在中国，现代化研究宏观理论的奠基人是罗荣渠。罗氏将现代化定义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近代中国的巨变只是这一世界大变革中的一个个案。而将现代化研究范式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者，则首属章开沅，他明确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段由传统宗法社会艰难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现代化研究在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后，迅速在大陆各个学科门类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实际上，在中西文化交流范式中，已隐含了现代化考量的成分。既然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是一部孜孜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又是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相遇，那么作为强势文化载体的西方传教运动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就需要重新审视。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传教士活动及其足迹所到之处，就成为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接触点，传教士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领域许多“第一”的成就者。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都能发现传教运动参与的影子。
 
较早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传教士的是史静寰。她的博士论文实际上在讨论传教士教育活动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其后她又与何晓夏出版了《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后来明确提出以现代化视角检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是庄维民1991年发表的《基督教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倡导用现代化线索来梳理基督教在华活动，肯定基督教的教育、文化传播及社会改良等活动对近代中国的积极作用。[6]其后，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则是现代化范式主导下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明确以现代化范式来考察美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王氏还对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传教史研究及该范式对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意义给予积极的评价。当然，现代化范式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庄维民的文章发表不久，就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用现代化理论来估价教会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带有美化近代中国教会的倾向，拔高了教会的正面作用和传教士的积极影响，不符合历史的事实。[7]
 
不过，海外及港台学者已较早用现代化视角进行基督教史研究，如林治平、梁元生、魏外扬等人，大陆的现代化研究取向也多少受其影响。尽管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解释力与理论视域对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例如，用现代化标准来评判基督教在华事业的开展，对一种宗教而言是否公平？某种宗教应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使命吗？正如罗志田所说，传教士正是西方不那么现代化的群体，基督教自身可能也有很多方面与现代化精神相抵牾。[8]因而，教会承担现代化这种使命也许是它力难能及的，也不是它的核心价值所在。胡卫清也曾质疑“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他在讨论中国基督教教育时认为，本质指向世俗化的现代化运动与具备特定宗教意识形态的教会教育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神圣与世俗的冲突时刻在场。[9]这一切表明，现代化研究范式同样有其局限性，其解释的空间更多停留在教会传教活动的外围，而难以触摸到基督教在华展开的核心与本身，以其来衡量传教活动全貌也有局限。
 
此外，另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研究视角来补充既有的研究范式，如胡卫清研究基督教在华教育时，提出普遍主义模式，认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展开是世界基督教普遍主义东传的结果，对上帝的统一信仰、普遍救赎思想、天国统治等教义是其普遍主义诉求的主要表现。基督教普遍主义与近代殖民主义的结合为其普遍主义理想的推行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其中的复杂性。[10]这种研究视角对基督教在华展开有一定的解释力，胡著《普遍主义的挑战》也是较为成功的学术实践。但作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需要有更充实的理论内涵基础，而且胡著较偏重于基督教在全球扩张的主动性，应该对基督教落地生根的本土语境有更多关注。此外，在研究范式方面有较多思考的王立新，提出过用后殖民理论来开展中国基督教某些领域研究的问题。[11]这些新的探索尽管还不足以取代原有的研究范式而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实践的研究成果也不多，但无疑对弥补现有范式的不足、拓展研究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无论是“文化侵略”、“中西文化交流”还是“现代化”等研究范式，实际上多停留在基督教的外围，而较少触及基督教本身，更多的是“关于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而非“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在其研究中更多是作为一种工具，与基督教本身之外的某种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这种研究取向，避免了就基督教本身谈基督教的局限，使基督教史研究能在一个较广阔的话语背景中保持其本身研究的开放性，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一批突破性的成果，但同时也导致了其研究的不均衡性。
 
除研究范式的更新外，在实践层面也有了厚重的累积。1988年，章开沅和美国学者林蔚汇聚大陆部分学者，拟合作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终于直接促成1989年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该会议包括9名北美学者、2名香港学者在内的30多位学者与会。会后论文结集出版为《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不仅成为中国大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对推动整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及与海外学者的合作交流意义重大。此后，在章开沅及吴梓明的推动与组织下，召开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相关论文集，使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继教案研究之后，逐渐成长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成果最多、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1994年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了章开沅主持的中国首家“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并组织出版“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丛书”(多种)，此外，吴梓明也联合大陆学者出版“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多辑)。其间高时良、谭双泉、吴洪成等一些教育学和史学的学者也出版相关著作多种。史静寰、徐以骅、胡卫清、董黎、王立诚等人的博士论文的出版，进一步把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鉴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及区域差异性，海内外学者都感受到有“分割”研究的必要性。受海内外区域史研究及历史人类学的影响，从1990年代起以区域眼光审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成果不断出现，是本时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另一特色。早期的两部专著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和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就是历史人类学介入的结果。陶飞亚和刘天路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则能较早摆脱以往研究中的帝国主义批判模式，对基督教在近代山东的活动给予较客观的评价。之后，又有一批区域基督教发展史的著作出版，以沿海各省及西南少数民族为多。
 
1990年代传教士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在中国学界，传教士的形象经历了负面——两分法——更多正面(也更完整)的转变。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和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两本博士论文是较早的代表。这一时期反教运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时段由晚清延伸到民国，有代表性成果的是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对1922年到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行了新的研究。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在充分汲取海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清理了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关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缺乏一部通史的遗憾。
 
此外，这一时期对海外学术交流全面展开。美国的裴士丹教授、马爱德神甫，比利时的钟鸣旦教授，香港的吴梓明教授等，都对推动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3.从“外围”转向对基督教本身的全面探讨：2002年以来的新趋势
 
2002年10月，由上海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在上海大学召开“东亚基督教再诠释”的国际学术会议，两年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东亚基督教再诠释》。以此为标志，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新的转向——改变以往在基督教外围徘徊的状态，逐渐转移到对基督教本身的研究上来，使基督教相关研究渐趋完整，研究对象更趋多元化。
 
随后，为了推动基督教本身及其薄弱点的研究，在吴小新的推动下，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联合中国国内多家基督教研究学术单位，合作召开了“本色教会”、“基督教与妇女”、“基督教与少数民族”、“基督教中文史料”、“基督教中等教育”、“基督教与地方社会”、“基督教医疗社会事业”、“基督教在边疆”等多次学术会议，吸引了本学科诸多学者的参与，会议论文集陆续出版，对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及扩大基督教史研究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
 
细观这一时期的发展，其研究走向渐趋明朗。首先是研究本已比较深入的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基督教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并由高等教育逐渐向中初等及特殊教育方面延伸。传教士的研究从宏观讨论转向更深入的个案探讨，如对马礼逊、司徒雷登等人的研究。区域研究逐渐由沿海区域向内陆扩展，个案探讨越来越多，教案研究在视角及方法的转变中获得不少突破。其次是以本土化为视角，对本土教会及人物的探讨逐渐增多。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与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随后论文集的出版，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内的各个门类——医疗、文字、青年会、妇女、乡村建设、宗派个案、基督教政策、神学等研究逐渐提到日程，个别领域有了较重要的作品出版。最后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等学术单位，培养了一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博士，在此领域渐露头角，为研究队伍的接替准备了条件。
 
二、研究成果分类述评
 
1.通史性著作
 
1981年，顾长声出版《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虽以传教士为书名，但内容关涉基督教在华整体，是大陆方面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且结构合理，对此领域贡献甚大，但因成书早，未能尽脱政治观念之束缚，对材料的解释与选择未免片面，影响其学术价值。该书其后又两次重版，内容略有增补。此后终1980年代，大陆没有其他通史性著作出版。
 
进入1990年代，中国大陆基督教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通史性著作渐增多。1991年有邹晓辛、吕延涛的《龙与十字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出版。该书是一本史话，时间范围大致从明末到1920年代，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程及其与中国的摩擦与交融，有一定的价值，且全稿论史尚客观，可读性强。其后有一定影响的是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虽上及古唐，但于近代以来新教着力最多，其最大的贡献在能突破以往的政治局限，参阅国内外论著，以翔实的史料将基督教在华史呈现出来，并给予客观的评价。该书诚如吕实强所言，“综观全书，不论在资料、内容以至文笔方面，均当属上乘。据个人所见，迄今仍为在所有相类之著述中，允推最好的一本。尤其难得的是，本书的作者几乎可以说已能完全摆脱大陆上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而秉持自己的理性和充分的史料，去作叙述、分析和判断。所以此书确为一本好书，不论参考价值和可读性都很高”[12]。此期还有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及卓新平《基督教犹太教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书较简略，后书内基督教志，包括了基督教的传入与历史沿革、教派组织和教义礼仪、重要经籍和汉译《圣经》、著名传教士和教会代表人物以及文物与教堂等，新教占篇幅不多，但在章节设置与内容选择上有一定的创见与新意。另有韩国人李宽淑1995年在韩国出版、1998年修改成中文版的《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对了解基督教在华历史有一定的价值，但学术水平似待提高。
 
新世纪到来，不仅再版了王治心1940年完成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被徐以骅誉为“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或全史著作”)，又有多本通史性著作出版，其中姚民权、罗伟虹合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是大陆学人首本中国新教通史，但该书内容比较简洁，论述深度略显不足。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出版的基督教断代史著作不多，特别是关于1949年之后的基督教史，多述之简略，乏有价值的作品。
 
2.资料整理出版与工具书
 
相关的资料整理也取得重大进展。综合性资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的《中华归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东传福音》(黄山书社2005年版)等。前书使用频率较高。后者信息量较大，与新教有关者主要在第13-25册，所收文献主要有中外教士的中文著述、传记等，诸多是不易见到的，但其侧重在基督教教理、思想本身，对其社会活动方面的材料则较少些。
 
这一时期也重新整理出版了一些近代教会刊物。如黄时鉴整理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日学者联手整理出版了《遐迩贯珍》(后附解题和索引)、南京1992年影印重版了《中西闻见录》和《格致汇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档案馆还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合作，以光碟形式重版了民国时期最大的基督教妇女刊物《女铎》。这些旧刊的重版，对推动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助益。张西平、卓新平编的《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围绕基督教本色化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主要选自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界代表人物的论文，以新教为主、兼及天主教，为一可用资料。李天纲编的《〈万国公报〉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学界还陆续重印、重译了大量的近代来华传教士的著述、自传与回忆录，进一步充实了此领域的研究资料，此类文献繁多，不再多述。另外，一些近代教会名人(如韦卓民、赵紫宸)的文集及区域教会的史料也有整理出版。
 
使用较为方便的专题资料也陆续出版。教案史资料方面，有廉立之、王守中编的《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四川省档案馆编的《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后陆续出版)等。《清末教案》共6册。前3册为中文档案，后3册为英、美、法三国议会文件选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基督教教育方面，则有李楚材辑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朱有、高时良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教会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等。
 
在工具书方面，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和郭卫东等编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两书虽以整个近代的来华外人及其文化机构为范围，但传教士及其在华机构为其所收条目之重要部分，是基督教史研究较常用的工具书。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的《基督教词典》、卓新平主编的《基督教小辞典》、雷立柏编的《基督宗教知识辞典》虽都以整个基督教为对象，但中国基督教历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也是方便的常用词典。
 
在文献目录的编辑方面，北京图书馆历经15年编订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是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书。其中的“宗教分册”是我们了解民国年间基督教论著的方便资源。上海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前已编有《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基督教图书目录初稿》，但该目录篇幅小且不全。“文化大革命”后又先后编辑出版有《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上海社科院1992年版)和《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不少关涉基督教在华历史。一些馆藏基督教文献丰富的馆所也开始编辑相关的书目。近年编订出版的有《中国教会文献目录：上海市档案馆珍藏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基督教文献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2003年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英文中国基督教史珍善本书目提要(一)》(《历史文献》1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方便研究者按图索骥的工具。对于研究论著目录的辑录，学界尤其注重，先后完成的有李海的《近代中国教案研究论著、资料索引(1949-1985)》(四川社联编：《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1987年版)、王维江和廖梅的《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1949-1993)》(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金以枫的《1949年以来基督宗教研究索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尤以最后者最新最全，尽管以基督教研究整体为范围，但中国基督教史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3.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
 
从基督教入华至今，基督教在中国一直就不只是个宗教问题，它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政治、外交等议题。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和纠缠一直是大陆研究的重点。较早涉及此问题的是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其相关的内容与评价对中国学界影响颇大。其后1998年上海书店再版了台湾学者王树槐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1998年版)，于外人对变法的贡献颇为肯定，为人所重。大陆王林则从相似角度探讨了万国公报与变法的关系。陶飞亚的研究也多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为主题，相关研究可见其论文集。[13]另外，中国基督教“两会”编辑出版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评》(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和《基督教爱国主义教程(试用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则从中国教会的立场对近代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的关联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近年陆续出版了关于宗教政策的专著，任杰、梁凌的《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虽不专以基督教政策为对象，但对晚清政府、民国政府、中共的基督教政策有较系统的探讨。其他较深入的断代探讨有于本源的《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重点阐述了清王朝对基督教的思想认识演变和政策变迁，阐明了对基督教欲禁不能、放任不忍的两难态度，以至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抵制，而任其自由发展的历史。杨大春在苏州大学的博士论文《晚清政府基督教政策初探》(金城出版社2004年版)，系统探讨了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其中亮点为对晚清与教廷通使交涉提出新的看法，对晚清新教与天主教的宗派冲突以及清政府的应对策略，在研究中有所突破。近年来，何虎生和陈金龙出版了两本中共宗教政策的专著，对中共基督教政策的演变及其运行逻辑进行了探讨。[14]
 
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基督教和太平天国。其中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拜上帝教是否是基督教问题。针对这个传统话题，段本洛的《论太平天国革命与宗教的关系》认为，“‘拜上帝教’，决不是属于西方的基督教，也决不是西方基督教引起了中国的革命”，拜上帝教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区别。[15]罗尔刚早些年在其巨制《太平天国全史》中探讨太平天国宗教时，也认为“上帝教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本质的不同”：上帝教只是借用了后者的独一真神和某些形式，内容则有本质差异。一个是侵略压迫的工具，一个是解放的武器。这些观点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主流学者所继承。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宗教的夏春涛在深入研究上帝教教义并将其与基督教比较后认为，“上帝教的宗教源头虽来自西方基督教，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基督教或属于基督教的某一教派”，“上帝教和基督教在教义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上帝教独树一帜，自成教派”，从而否认了太平天国宗教为基督教一派的性质。[16]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出现新的看法，倾向于赞同港台学者的观点。邹明德在比较上帝教与基督教后认为，二者在一些主要教义上是基本一致的，尽管上帝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及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并不说明它的非基督教性，而恰恰证明上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东方教派”，太平天国是一场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中国基督教农民运动。王国平综述了前人的几种说法后也认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即持上帝一位论的基督教团体，是中国特殊时代情况下的特殊产物”。[17]新近有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一书，对上帝教的性质避免了以往简单化的看法，认为经历了前后期性质的演变，早期拜上帝会是中国建立本色化教会的最早尝试——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且主导者也没认识到这一点。早期拜上帝会在组织建制和礼仪方面都混合了中国民间宗教的某些方式，它的上帝也带有一点中国气息。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这一点看不失为基督教的本色化，只是由于以后随着拜上帝会政治化而逐渐变质，不仅脱离了基督教教义，而且后期极端的反孔反传统与当时中国人民思想脱节，走向了本色化的反面，成为基督教的异端。[18]
 
第二个问题是太平天国与传教士的关联。茅家琦198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探讨了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反应，前者有敌视、中立、赞成三种态度，后者也不仅仅是敌视，还有赞扬，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交往的历史画面。该书史料丰富，只惜分析不多。[19]夏春涛1992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宗教》一书，虽没有详细考察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但已初步提出太平天国对《圣经》态度的演变以及对《圣经》的删节改造。太平天国停止出版《圣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对拜上帝教的责难与否定而引起的。太平天国此举旨在应对西方人的责难，维护上帝教的权威，这也是上帝教与基督教日渐决裂的主要原因。2006年他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增补本《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则比较详尽地考察了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在宗教问题上的碰撞及其影响。两书都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色彩、天下一家理论是太平天国对西方政策比较温和并能吸引传教士的关键因素。[20]
 
教案研究追随于义和团反洋教研究，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显学，召开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出版论文集及专著十多部，论文约四百篇。其中张力、刘鉴唐合著的《中国教案史》虽然较为粗糙，观点也还未能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拘囿，但可供了解近代中国教案的基本情况。[21]近年来，此一课题仍在延续，逐渐改变了以往研究中的单一面貌，从深度与广度上拓展了教案本身的复杂面相，并吸引了一些博士生撰写此方面的博士论文，其中较成功的是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作者利用其社会学知识背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近代教案发生的历史，颇有新意。[22]而关于民国年间的反教——非基督教运动，也成果颇丰，代表性的是杨天宏1994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再现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呈现出的反教特征。2005年，作者将该书增补成《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至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出版，对部分观点文字稍做修正，并补充其最新研究成果，使内容更显充实。
 
与港台及海外相比，大陆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不够平衡，集中在反教及宗教政策方面较多，而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复杂处境中的政治参与及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互动探讨较弱(尤其是民国时段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
 
4.传教士研究
 
传教士的综合研究，除了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外，其他研究论著关涉传教士多个侧面。较早的有宋家珩主编的《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科技史研究学者尚智丛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讨论了1900年前传教士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偏重于天主教，但对新教传教士在晚清的西学传播也颇有探讨。复旦大学中文系游汝杰的《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对来华传教士所编写的汉语《圣经》和方言学文献的梳理与考辨，很见功力。新近则有何绍斌的《越界与想象——晚清新教传教士译介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从译介学的视角讨论了传教士在晚清的翻译活动，侧重文学译著的研究。邹振环的《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89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则主要探讨传教士在晚清的西史翻译与传播问题。
 
另有多本关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著作，其中何大进的《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侧重从中美关系的角度讨论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变革中的参与与反应。齐小新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则以美国传教士留下的一批口述史料为基本依据，在事实的梳理中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两本未刊的博士论文——南开大学崔丽芳的《被俯视的异邦：十九世纪美国传教士著作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和华东师范大学马少甫的《美国早期传教士中国观和中国学研究》，考察了19世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以现代化范式为准绳，探讨了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关联、贡献及其局限，对传教士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晚清重大历史活动相关联的问题有较深入的探讨。另外，关于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及大屠杀前后的记载，许多学者颇有关注，尤以章开沅为最。美籍华裔学者胡华玲也有相关作品。[23]
 
传教士人物研究，比较集中的是顾长声1985年出版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内容比较详细，探讨问题比较深入，可读性强，但对民国年间的其他传教士注意不够。个案探讨中最早的成果是翻译出版了传教士友人文幼章的传记，而关注较多的是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其中谭树林的相关研究较为重要。[24]另一个关注重点是是司徒雷登。作为民国年间影响甚大的传教士，大陆翻译出版了其回忆录，并有多本传记与研究著作出版，但多侧重其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其中郝平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是颇受好评的一本。[25]另有一本关于傅兰雅的小书——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及研究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论文集。[26]
 
与海外及港台铺天盖地的传教士传记书籍及深入研究的状况相比，大陆对传教士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出版的作品中研究深入者还不多，关注点也很不平衡，以美国传教士研究为多，对其他国传教士的关注明显不够。当然，这种局面正在逐渐改变。首先是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及传记，其中有马礼逊、戴德生、李提摩太、卫三畏、丁韪良、裨治文等，对相关研究颇有助益。另外，传教士个案研究吸引撰写了多篇博士论文，惜还多未出版。[27]
 
5.中国教会、基督徒研究
 
海外学者早期在传教史研究范式下，对中国本土教会和信徒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直到1986年，裴士丹倡导中国本土教会研究以来，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这种呼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陆的相关研究。但大陆起步晚，研究也还处于开拓阶段。在1980年代，较早关于中国教会的讨论，是1982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筹划下，中国两会的沈以藩、曹圣洁发表的《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一文。该研究虽将自立运动定位为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反抗，意在彰显本土信徒的爱国主义，但全文依据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了本土信徒寻索自立的整体轮廓。[28]在著作方面，1982年和1989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先后编印了《回忆吴耀宗先生》(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2年)和《吴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89年)，后来又在1995年编印了《吴耀宗生平与思想研讨》(编者同上两书)，但鉴于编者地位的特殊性，学术性的研究不多。
 
19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逐步兴盛与深入，但多为论文，著作比较少见。直到最近，比较重要的是前已提到的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全书洋洋40万言，时间跨度大致囊括19、20两个世纪，贯穿基督新教入华后的整个历程。该书从本色化的角度映现出一幅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中国流播以至逐渐生根发芽的艰难图景，颇有创见。前叙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的学术会议，反映了学界对这一题目的兴趣。另外，陈晓嫚的《对立抑或融合：从民国早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看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和刘家峰的《诚静怡(1881-1939)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也讨论了相关问题。[29]
 
除吴耀宗外，教会人物受到关注较多的还有赵紫宸。除整理出版其文集外，中国基督教协会还出版了德国学者古爱华的博士论文《赵紫宸的神学思想》(中国基督教协会1999年版)，2004年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纪念赵紫宸的学术会议，并出版了《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新近又有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面世。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集众家所长，侧重讨论赵氏神学的伦理化倾向，是比较有见解的一本著作。近年来，当代教会领袖丁光训也渐受注意。大陆整理出版了其个人文集和纪念文集，马佳还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丁的传记《爱释真理：丁光训传》[30]，此外，有两位红色基督徒也分别有传记出版。[31]
 
另外，一些致力于教育的基督徒受到关注较多，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界者。在这方面，得力于章开沅和吴梓明两位著名学者的推动与组织。如钟荣光、吴贻芳、张伯苓、陈裕光、李登辉、韦卓民等都有传记或纪念文集出版。香港学者吴梓明组织编写了《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燕京大学校友们还出版了其系列人物志。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陶行知，也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总的来看，关于中国教会和人物研究，大陆与海外及港台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现有的研究多为传记式作品，缺乏深入的个案讨论。对开明派教徒的研究有一定的积累，但不均衡。对教会保守派人物的研究几为空白，个别人物仍为禁区。
 
6.中国基督教“事工”研究
 
(1)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基督教教育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起步较早且成果最多、研究相对成熟的领域。但在1980年代所写的几本中国教育史中，教会教育基本很少提及。偶尔提及的，除语焉不详外，便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以李楚材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最为典型。[32]其后，一批学者逐渐摒弃简单化的做法，开始深入分析教会教育在政治、宗教、教育等方面的复杂面相。从1986年徐以骅的《基督教高等教育初探》开始，评价趋于多元化，1980年代还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鲁珍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该书是一项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33]
 
有规模的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始于1980年代末。在章开沅和林蔚等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大陆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很多学者参与，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章开沅领导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还组织出版了各教会大学的校史及一批教会大学的专著。[34]除章先生的大力推动外，香港学者吴梓明联合大陆学者组织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至2003年陆续出版)，出版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等多种著作，覆盖了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
 
另外，一些处于历史学和教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先后有中国教会教育的通史性著作出版，如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谭双泉的《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何晓夏与史静寰合著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吴洪成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忠欣的《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其中几本著作都有一定影响，唯吴著不大引人注意，实际上，该书作为一本从教育学角度关注教会学校历史的著作，较早地关注到了教会教育的分支，如女子教育、特殊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等。
 
对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深度研究，几本博士论文值得一提。较早的是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以两个在华影响很大的教育传教士为个案，讨论了其在华的教育活动，促使研究者抛开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政治、宗教背景，而专注其活动中属于教育的层面。但对教会大学教育功能的强调并不表明其宗教功能的消失，在为教会大学教育功能正名的过程中，确有不大注意其宗教功能的迹象。对这种现象进行纠偏的是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以圣约翰大学为个案，讨论了作为直接或间接宣教媒介的教会大学，这是教会大学研究走向深入和全面的一种体现。此外，鉴于这一研究中“文化侵略”与“现代化”范式存在的某种缺陷，胡卫清在《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提出普遍主义的评价模式，认为基督教教育是西方宗教普遍主义的产物，而后者又是近代西方普遍主义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看法，胡的观点有一定的创造性，但似乎并没引起广泛的认同。而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考察了沪江大学的历史旅程。作者认为沪江大学在华的展开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过程与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文化过程结合的结果。近年来，教会教育研究吸引了一些新生力量的参与，成为诸多历史、教育等学科博士论文的选题领域，内容涉及教会大学个案、区域研究及其他西部课题，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为深入、全面。[35]
 
教会教育的研究尽管成果丰富，但其研究仍是不均衡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明显是研究的重心。近年，学者们也看到了这种偏颇，开始将研究扩展到中等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召开“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会议，以推动相关研究，有《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论文集出版。其他则有关于盲人教育、特殊教育的论文多种，使教会教育的研究更趋于全面。
 
(2)中国基督教医疗及其他社会事业研究
 
大陆关于中国基督教医疗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论文不超过一百篇，关涉宏观探讨、个案或区域研究、医学教育、人物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文章重要的有赵璞珊的《合信〈西医五书〉及在华影响》、加拿大学者邝北江的《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田涛的《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等数种。近期有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一文，辨明“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确定与传教士德贞《全体通考》之间的关系。[36]近年来有3本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一是2001年李传斌在苏州大学的博士论文《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该论文201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文是大陆在该领域的第一本博士论文。除引言外，分上下两篇，时间跨度在1835-1937年，上篇主要介绍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在探清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总结出教会医疗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及其合作化、世俗化、中国化、专业化等发展趋势。下篇主要考察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治、中西文化交流、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变迁、医疗与慈善事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从而彰显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医疗现代化以至中国现代化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该文资料发掘甚为用力，对该领域的研究甚具参考价值。另一本博士论文是何小莲的《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该文与李文写作期差不多，同年先后完成，故在内容上颇多重复。本书的特色在其将西医主要是教会医疗在近代中国的展开拉入文化交流、渗透、调适的框架中，解读其在中国引起的文化、思想、制度变迁。该文在资料发掘上略显不足，影响了其论述的深度，但问题意识强，视野较开阔，是为本领域出版的较少的专著之一。邓杰的《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则主要讨论了抗战爆发后基督教边疆服务中的医疗事业。[37]
 
基督教的社会事业中另一大宗是慈善事业，研究散篇不少，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另有刘家峰关于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对相关历史的重构颇力，已出版《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福音与犁——在华农业传教之研究》(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版)等多种。
 
2008年，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与山东大学犹太教和跨宗教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学术讨论会，是为相关研究的推动。
 
(3)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
 
关于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陆的研究相较于海外及港台为弱。在一些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中，有附带的论及，以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一)》(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为代表。该书第1卷，教会出版史占有较大的篇幅，特点是梳理比较细致，但分析不够深入。该书时间上则偏重于早期，对民国年代的关注不多。近年来最着力于此项研究的是四川大学的陈建明，除翻译出版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外，还将其论文结集出版为《激扬文字、广传福音——近代基督教在华文字事工》(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版)。陈2006年在四川大学的博士论文《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主要探讨了基督教文字事业在华西(包括西南少数民族)的演变历史，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经营管理与特点、存在的问题和社会影响，是为区域研究的一例。关于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则有陈林《近代福建基督教出版事业考略》(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出版，比较全面地追溯了基督教在福建的出版事业及其对福建社会的影响。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虽不是基督教文字事业研究的专著，但基督教出版文字事工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占据了该书大部分篇幅。该书的部分统计目录对了解基督教早期在华的文字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
 
基督教文字事业的大宗是报刊业，其中以对《万国公报》研究为最多。[38]较早的是李天纲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近年有两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出版，即王林的《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和杨代春的《〈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两书。前者侧重探讨《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与变法之间的关联，后者侧重探讨《万国公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教会新报》的研究，有姚兴富的博士论文《儒耶对话与融合：〈教会新报〉(1868-1874)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比较重视思想层面的探讨。[39]
 
“圣经”汉译及其在中国的流传是基督教文字事业中的重项，也是学界甚为关注的研究对象。海外及香港有多本专著出版，大陆甚为薄弱，但也发表了几篇较重要的研究论文。[40]
 
(4)中国基督教与妇女研究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大陆大致从1980年代后期起步，至今论文约60多篇，还没有出现较重要的系统专著。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基督教与女子教育领域及女性启蒙方面，除前面论述到的女校长吴贻芳研究成果外，另有两本相关专著出版。其中李湘敏的《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地讨论基督教教育和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论著。另有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鉴于大陆此领域研究的薄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合作召开了“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的国际会议，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为中文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41]
 
(5)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研究
 
大陆学界对青年会的关注起步较早，但相较于海外及港台的成熟，则显薄弱。顾长声1981年出版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专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一章，简要记述了青年会的在华活动。随后陈秀萍编著的《沉浮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是大陆首本介绍青年会的专著，是了解男女青年会在中国的基本论著，对青年会的评价比较正面。当然，该书时间跨度较大，未能很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以简短的篇幅论述了青年会在中国的发展并分析了其迅速进展的原因。
 
近年来对青年会研究较力的是左芙蓉和赵晓阳。左氏出版了其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其书及系列论文主要以北京青年会为个案，以社会学和跨文化理论为基本研究方法，探讨其在社会福音影响下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服务事业。该书最大贡献在对抗战爆发后的青年会的探究，是个案研究中较深入的一本著作，唯史料发掘略显不足，部分内容稍显重复。赵氏出版的专著《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详细讨论了青年会在中国成长的中外背景及其组织、人事与事工，除便于对青年会的整体了解外，对部分相关问题的讨论也颇显深入，作者另有相关论文多篇。
 
7.宗派个案与区域研究
 
基督教区域发展往往与宗派性或本土教派纠缠在一起，相对而言，大陆学者较注重区域研究，比较忽略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宗派性，这与大陆1949年后所倡导的“后宗派时代”息息相关。而海外及港台学者则较注重宗派个案及其与区域发展的结合研究，区域研究是大陆相关研究的重点，曾有两次区域研究的会议。[42]
 
在有限的宗派个案中，陶飞亚的《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一书讨论了信奉五旬节派教义的山东土著教会的社会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广泛关注。另外，近年出现了几本宗派个案的博士论文。[43]
 
除以上夹杂在个案研究中的区域研究外，专门性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大陆在各省编纂的地方志系列中的“宗教志”内都将基督教在各省的发展列为重要内容。近年又有不少有分量的基督教区域研究著作问世，尤以广东、福建、上海、北京和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的研究为多。
 
广东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可见研究成果有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和论文集《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尤以前书影响较大。该书利用大量的中英文资料，甚为细致地再现了基督教早期在华南的历史，在史实清理方面做得非常到位。赵春晨、雷雨田、何大进的《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也是一本很扎实的区域研究著作。
 
福建是近代基督教发展最为深入的区域之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最多，大陆以福建学者的研究最力。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林金水等的《福建基督教史初探》(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版)、朱峰的《在信仰与实践之间：福建基督教史钩沉》(香港，汇美传意2002年版)、福建师范大学编的《闽台基督教问题研究专辑》(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等4本著作，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和影响。林立强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与晚清福州社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讨论了早期传教士卢公明在福州的活动和影响。
 
上海和北京都是近代基督教发展的重镇。在上海学界出版的几本宗教通论著作中，都把基督教作为重点记述。近年更出版了姚民权的《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4年)是专涉上海新教的专著。北京则有王毓华的《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5年)和陈月清、刘明翰的《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书及佟洵主编的关于北京教堂文化的专书。
 
少数民族与西南地区与基督教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和东人达的《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都是关于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的研究。钱宁主编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版)和韩军学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是关于云南少数民族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成果。以张书和钱宁主编书较有特色。秦和平在西南少数民族和四川基督教的研究上用力甚勤，出版了很有特色的区域基督教史《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基督宗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其他的区域研究还有一些。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莫法有的《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年版)、王雪的《基督教与陕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赵英霞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西社会》(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3年)，分别讨论了基督教在这些省区的历史。
 
8.基督教与中国文学艺术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是近年文学研究学术界的一支奇葩，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参与，好几本博士论文便选了这一领域的选题。[44]大陆学者从1980年代起，开始关注此一课题的研究，但真正较深入的开掘，则始自1990年代。1995年，马佳出版其博士论文《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资料扎实、视野开阔、理论新颖，广受学界关注。其后，王列耀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是其中较重要的一本，不乏见解独到的章节。同年，杨剑龙博士论文《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刊印，该书以作家个案研究为突破口，串联成书，详细探讨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的关联，也是相关研究中评价较高的一本。2000年，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出版。作者把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着重讨论了基督教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历史意义及其对话语方式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王列耀推出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一书，讨论了现代中国戏剧中的基督教影响问题。其后许正林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从个案研究入手，将近代作家对基督教的授受作为一种文化摄取现象来体现，抓住了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相遇的关键面相。同年，喻天舒出版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从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密切相关这一基本立论出发，考察了基督教文化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发挥影响的途径、机制。该书介于文学史和思想史之间，着眼于学界研究的薄弱点，较有新意。另有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则是国内第一部专注于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的著作，作者力求为汉语诗学现代性的演变找寻某种解释可能。新近有刘丽霞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被认为是首次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概念的专著，该书的创见是集中于以往学界着墨的盲点，分新教和天主教文学两条线索分别讨论，并注意到教会杂志中的文学作品，是一本甚有新意的著作。陈伟华的博士论文《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讨论了基督教元素的引入，促使中国小说在多个层面的更新与转型，为中国小说的变革提供了一种解释路径。
 
基督教文化中凝聚着诸多的艺术元素，对于基督教在华的艺术呈现，近年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较重要的学术性探讨是董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建筑形态的构成》(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讨论了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汇中的教会大学建筑形式及其构成的背景与意义。佟洵主编的《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以内涵丰富的北京教堂为个案，讨论了其形成特点及其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关于基督教在华艺术的研究成果有顾卫民精美的图文论著《基督宗教艺术在华发展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三、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大陆基督教史研究已渐趋成熟，逐渐形成了与海外及港台三足鼎立之势，但从上面的叙述来看，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空间。
 
首先，要关注研究领域的新陈代谢与平衡发展问题。以往研究关注相对较多的领域是反教运动、基督教教育、区域研究及传教士研究。其中反教运动是老重点，学界对著名教案的梳理相对细致，但更多教案则缺少研究，而民国年间的反教个案的研究近乎空白。基督教教育作为研究最为成熟的领域，已逐渐改变以往的研究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平衡现象，将研究对象扩展至中初等教育及特殊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后者数量繁多，资料收集更为困难，想短期内改变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差距是不现实的。区域研究已经关注的重点为福建、广东、山东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陕西、山西等省也受到研究者注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探讨也提上日程。未来区域个案涵盖得会更为完整。区域间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传教士人物研究与海外及港台相比差距最大，对民国年间传教高峰时期的传教士研究得很少，且集中为英美传教士，对欧陆传教士关注较少。如果能中西文材料并重，加强传教士人物研究，这方面可以有许多新问题的发现。
 
在笔者看来，有几个领域值得加大研究力度。其一，关于基督教妇女研究。早于1992年旅美学者郭佩兰就已出版《中国妇女与基督教1860-1927》一书，但大陆迄今还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这一课题处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边缘，也不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学者所重，这种双重边缘导致其研究的匮乏。其二，关于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陆对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的探讨较为广泛，但较多的是事实性的梳理，总结性探讨基督教在华出版的著作也付之阙如。像广学会这类延时日久、影响巨大的出版机构尚缺乏全面清理，报刊研究也集中在中文刊物方面，仅个别报刊如《万国公报》的探讨较为深入。对在华传教英文刊物的研究更是缺乏，对一些相对保守的刊物的研究则根本未见。其三，关于《圣经》汉译，海外及港台已出版多本较深入的作品，大陆尽管也有较重要的单篇论文，但多为译本考辨，涉及译本本身内容不多，整体性梳理的专著也未有。此外，关于基督教人物研究，海外及港台特别注重本土教会人物的研究，其传记或研究个案甚为发达，但大陆在这方面相当薄弱。
 
同时，还有一些急需拓荒的新领域。大陆1949年后号称“后宗派时代”，因此，学界几乎不讨论近代宗派个案及相互关系，这与海外及港台的取向大异其趣。但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中宗派存在及其对基督教的制约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因此，这是中国大陆基督教史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欧陆差会及小宗派的研究迄今仍为空白，这一状况需要改变。另外，1949年后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在大陆甚为沉寂，几乎没有出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个别人事仍为禁区，而这在港台及海外是研究的热点。这种研究现状不但阻碍了国内学者与海外交流对话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大陆学者的失语会使海外学者形成某种解释垄断与霸权，这种现状对学术或现实都是一种“伤害”。此外，在世界传教运动及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中审视基督教在华的发展，还需要注重传教运动、差会与其母国关联，探讨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外围背景。
 
其次，要转换研究视角，改变在外围讨论的现状，真正进入中国基督教史内部，研究基督教的历史。中国大陆基督教史研究以史学界为主。这样的研究者几乎没有受过宗教学或者神学方面训练，对《圣经》、神学及教会礼仪、组织等属于“基督教本身”的东西了解不够深入。这致使大中国大陆基督教研究多为一种外围研究，围绕基督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展开，他们关注点的不同往往使他们忽略了教会内部的许多东西，那些不大会在公共平台——如报刊、政治舞台、文化事业等频繁亮相的教会组织或人物，往往难以进入其研究视野(如保守派教会或基督教在乡村)，而甚多属于教会本身的资料也不大引起其注意(如神学著述、灵修资料)，而这些方面对于基督教本身而言，也许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外围的研究，称教会史或基督教史颇是为难，实则更多的是“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强烈的社会－文化取向[45]，但这一取向在大陆最为明显。这种研究取向使自由派(包括晚清开明派)的事业得到优先的关注，而执著于福音宣传的保守派则处于话语弱势。自由派的医疗、教育与其他社会文化事业及与政治的关联更易与文化侵略、文化交流、现代化等某些宏大的叙事联系起来。自由派多走精英路线，善于掌控公共平台，集中在城市，较少走向乡村，资料保存为多，研究相对容易入手。而保守派多进入腹地、走进乡村，教会建立在山野之间，默无声息地践行着“上帝的道”，主题多与福音本身相关，研究起来难度较大。这促使自由派和基督教在城市的研究双双兴盛，而造成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研究的双重贫困。要摆脱这种研究的残缺与不平衡，实现研究的完整性，必须加强对基督教自身的理解及神学知识的修养或训练，从内行的角度研究基督教。同时，加强对保守派和基督教在乡村的关注，保守派事业和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之于底层的过程，中外传道人必然留下部分的纪录，结合口述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会产生出新鲜的成果。
 
从新的视角看，还可能要重新探索基督教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与影响。基督徒人数在近代中国人数最多时也不过百万，但其本身的能量并不能以其教徒人数来加以衡量。在以往研究中，除了政治化倾向外，就是受其制约的人为淡化、刻意弱化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中国许多人事、机构组织都有基督教色彩或影响的踪迹，比如张伯苓、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和晏阳初的乡村事业就受到基督教影响，民国外交界人才多为基督徒，医学界人士教徒也不少，民国年间一些影响巨大的报纸如《民国日报》、《申报》等几乎每天都发表基督教新闻等等，所以对以往研究中淡化忽略的部分要加以重新探讨。当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就基督教本身谈基督教，要有比较的视角，将其影响与世俗的或其他宗教的事业加以比较，避免夸大、评价过度的倾向，给其一个客观、恰当的定位。
 
再次，要在新史料的基础上构建新基督教史。大陆学者的基督教研究，长期以来倚重中文史料。但恰恰中国基督教史是一个双边的历史运动，注定了必须运用双边的史料，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一运动的全貌。特别是在过去的教案研究中，如果只有一方面材料，那很可能就成了单边的原告的申诉或者被告的辩护了。利用双方的资料，常常会发现许多新的解释。比如对照《教务杂志》中的史料，可以发现新教传教士对干预词讼持很严肃的反对态度。在武汉的杨格非总结出一套如何处理平民教民冲突的所谓“迫害”问题的办法，他们坚持，如果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世俗原因，传教士是不能干预世俗行政权力的。他认为：“对虚假和不重要的事情不要插手，一旦卷入就要以公正和爱的精神来处理。问题不应该是，谁是教徒，谁是异教徒，而应该是谁是谁非。如果平民对，就支持平民，如果教徒错，就批评教徒。这样的话，你就有公正的名声，平民和教徒都会信任你。”[46]再有1899年清政府颁布《地方官接待传教士章程》，这一为天主教所接受的章程，在新教传教士群体中遭到普遍的反对。美国南长老会于1899年9月8日到15日在上海举行年会，会上通过决议，规定“南长老会传教士将不要求超出美国私人公民身份的任何东西”。其原因是：1.传教士的作用是在精神方面的。他的伟大工作是照看人的灵魂。在现实中承担政治权力，即使在表面上也是与他的职责不一致的。2.正常的教会与国家关系禁止传教士要求与“总督、巡抚有平等的权力”，“要求会见他们”和他们“谈判和了结”事情。传教士不是国家的官员。美国驻华公使和领事将保护和确实保护所有公民同胞，传教士一定不能篡夺和无视他们的权威。3.无论为美国公民所获得的何种向地方官或更高级别官员申诉的权力，传教士都要恰当地运用，他必须在与其他美国私人公民平等的基础上行使这种权力，不能声称自己是美国官员或者与中国官员有同等的权力。[47]这些材料和我们过去对此事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要注重新材料，尤其是网络资料和西文档案资料。这些跨文化下的新资料和新视角，将成为这一研究的新增长点。
 
注释：
 
[1]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6页。
[2]徐以骅：《基督教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曹立前：《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及其影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景钟等：《“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程伟礼：《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复旦学报》1987年第1期。
[3]章开沅：《〈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序言》，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章开沅：《〈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序言》，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5]王立新：《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主要范式述评》，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6]庄维民：《基督教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青岛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7]何桂春：《也谈目前教会、教案史的研究现状——与庄维民同志商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8]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9][10]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1章。
[11]王立新：《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12]吕实强：《评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台北，国史馆1999年版，第30页。
[13]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陶飞亚：《冲突的解释——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政治》，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版。
[14]何虎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陈金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段本洛：《论太平天国革命与宗教的关系》，《苏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6]罗尔刚：《太平天国全史》第2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7-659页；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5页。
[17]邹明德：《太平天国上帝教：基督教的东方教派》，《学术月刊》1987年第11期；王国平：《略论太平天国上帝教对基督教的认同》，《史林》2001年第3期。
[18]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章。
[19]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0、271-318页。
[20]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第230-248页；《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第266-287、312-328页。
[21]周健钟：《贵阳三“教案”》，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时岳；《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庚裕良：《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胡齐畏：《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大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版；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戚其章、王如绘：《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近代中国教案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冯祖贻等编：《教案与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教案学术研讨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司卫编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夏春涛：《教案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梁勤主编：《曾国藩与天津教案》，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赵树贵：《江西教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2]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邓常春：《晚清四川教务教案视野中的官绅民教及其互动(1860-1911)》(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系2005年；程玲娟：《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东教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系2006年；刘国平：《1895年古田教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
[23]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章开沅等编译：《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魏特琳传》，南京出版社2001年版。
[24]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谭树林：《马礼逊与中国文化论稿》，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2006年版；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25]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版；罗义贤：《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罗义贤编：《司徒雷登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26]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李颖：《基督拯救中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张施娟：《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5年；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2005年；孔陈焱：《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的发端》(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历史系2006年；胡素萍：《李佳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06年。
[28]沈以藩、曹圣洁：《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29]陈晓嫚：《对立抑或融合：从民国早期基督徒知识分子看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2004年；刘家峰：《诚静怡(1881-1939)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博士后报告)，中山大学历史系2004年。
[30]丁光训：《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刘华俊编：《天风甘雨：中国基督教领袖丁光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王光远：《红色牧师董健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王盛泽、钟兆云：《从基督徒到红色“御医”——傅连暲传奇》，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2]杨少松、周毅成编著：《中国教育史稿：古代、近代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219页；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吕达：《近代中国教会学校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张奇：《教会学校和美国对华文化渗透》，《学术论坛》1991年第2期。
[33]徐以骅：《基督教高等教育初探》，《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景钟等：《“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史静寰：《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专业化》，《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34]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顾学稼、林蔚、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5]孙崇文：《抗战以前中国基督教大学及其学生生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赵厚勰：《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2006年；章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基督教大学的发展——以华中大学为中心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孟雪梅：《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1868-1952)》(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07年；夏泉：《明清基督教教会教育与粤港澳社会》，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6]赵璞珊：《合信〈西医五书〉及在华影响》，《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邝北江：《马尚德：谭嗣同熟识的英国传教医师》，《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37]邓杰：《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近代医疗事业：边疆服务中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1939-1955)》(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系2007年。
[38]杨代春：《〈万国公报〉研究综述》，《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39]李天纲：《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0]马敏：《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谭树林：《〈圣经〉“二马译本”关系辨析》，《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1期；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赵晓阳：《基督教〈圣经〉的汉译历史》，《维真学刊》2004年第3期。
[41]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2]“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大学，2005年10月21-23日；“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中山大学，2007年11月14-15日。
[43]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3)》，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照：《清末民初循道公会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2005年；卢在轼：《中华内地会在华传教活动研究(1865-1905)》(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6年；颜小华：《美北长老会在华南的活动研究(1837-1899)》(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2006年。
[44]笔者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门外汉，本节主要参考杨剑龙的《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及笔者的有限阅读而作。
[45]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46]杨格非:《怎样处理迫害？》(Rev. Griffith John, "How to Deal with Persecution?"),《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98年11月，第530页。
[47]《传教士的政治地位》(“The Political Status of Missionaries”)，《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99年10月，第513-514页。
 
（作者陶飞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卫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来源：《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引自哲学在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