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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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摘要：天主教自明末大规模传入中国后，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出现了许多“奉教”家族。这些信仰天主教的家族中一些，与其他中国社会中的许多家族一样，有着撰写家谱的行为。而这些“家谱”在中国历史人物研究中，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天主教在上海周边的江南地区也有蓬勃发展。透过考察上海图书馆藏的一些与天主教有关的近代家谱文献，可一窥这些天主教家族的“奉教历史”，并有助于深入研究与上海天主教的一些重要人物，尤其可以扩展对著名华籍神父诸如黄伯禄、李问渔、沈锦标等人的认识。
关键词：家谱 天主教家族 汉语基督教文献 上海天主教史 华籍神父
- 引言：家谱与中国天主教史研究
- 家谱的史料价值
在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厘定清楚家谱[①]的概念和内涵。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认为，“家谱，或曰族谱，系对诸如家乘、家牒、宗谱、世谱、房谱、支谱等的泛称。它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土人情等”[②]。这一对“家谱”的阐释，可谓全面而明晰。本文对“家谱”文献的认定和使用，也主要从这一概念界定出发。
众所周知，家谱具有学术价值。正如史学家冯尔康所言，随着历史的发展，作为古文献的“宗谱自然地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不能再像历史上那样起到它的政治作用了”，但作为保存了丰富而宝贵资料的家谱文献，可供历史学等学科“研究利用，因而有着巨大的学术研究价值”[③]。
家谱文献的历史研究价值除了具有宗族史和家庭史的本能特征外，也为研究历史人物提供了一种资料，因为家族谱文献中多收集有“传记文和碑传文”[④]。这些文献提供给我们更多关于研究对象的文字记载和其它相关信息。
当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有着相对而言的“轻重”之分，既有对伟人事迹的研究，也有对“帝王将相”功过的探讨，还应对下层人物或者“边缘人”予以关注。此外，家谱在提供学者以研究历史人物便利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对地方史予以关注，毕竟“作为家族史的谱牒，既然有宗族与地方关系的记录，可以视为地方史的一部分”[⑤]。可以说，家谱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 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对家谱文献的利用及其成果
具体到本文关注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天主教界学者方豪较早关注家谱文献的价值，提倡加以特别利用。方豪曾作《家谱中之天主教史料》[⑥]一文，介绍了一些家谱中的天主教史料，其中包括“玉山吴、徐二谱中之教会史料”，是对浙江地方家谱文献中教会史料的走访和梳理，并在文中提出了家谱文献的宝贵、史料范围、应用问题及所含教会史料的特征。方豪在文中并附录有六个范例：“上海徐氏及华亭许氏谱述例”，提到了徐光启后人、身为天主教司铎的徐宗泽[⑦]对其家族宗谱文献的整理，[⑧]并介绍了当时天主教学者对徐光启孙女许太夫人甘第大夫家家谱的发现；[⑨]另附有，“《圣教入川记》中之家谱史料”、“《圣教入安岳记》中之家谱史料”、“衢县后洋村王氏信房家谱支稿之史料”、“衢县蔴篷傅姓家谱之史料”、“《徐光启集》所收《徐氏宗谱》之资料” [⑩]。
此外，方豪在探讨“家谱教会史料之应用”问题时，提出几个应注意的方面，其中第一条即“不宜单独运用，须与地方传说、方志、教会史籍、碑铭、遗物等，相互参考”[11]，并另列其它九条注意事项，给后来者在应用家谱文献中的史料研究中国天主教史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建议和指导。
- 上海图书馆藏天主教家谱文献
方豪对家谱中教会史料的研究文章，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启发。而本文在史料运用上，主要集中于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三部家谱文献。这三部家谱文献形态各异，成文时间为晚清民国期间，分别为：《崇明黄氏谱》、上海南汇《李氏家乘》、《吴兴沈氏奉教宗谱》。它们分别对应近代上海天主教史有名的三位华籍神父：黄伯禄（1830-1909）、李问渔（1840-1911）、沈锦标（1845-1929）。[12]故而，本文尝试结合近代上海天主教史，对这三本家谱文献予以介绍，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做初步梳理。
总之，本文对天主教家谱文献的使用，总体上是在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框架下进行的，重点对近代上海天主教个别历史人物加以关注。
- 两位上海天主教界“汉学家”的家谱
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德礼贤（Pascal M. D’elia）所著的英文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13]（《中华本国主教》）一书，对自公元1300年至1926年间中国天主教国籍神职人员的形成和发展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 德礼贤将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发展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1300-1844年，第二阶段是1844-1926年，第三阶段以1926六位中国本籍主教的祝圣为开始。德礼贤在举例第二个阶段的成果时，提到了黄伯禄和李问渔，“在华籍神职人员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上海不隶会籍的黄伯禄神父、或者上海天主教会的李问渔神父，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汉学家（Sinologues）, 从事于翻译和写作书籍，或者管理杂志”[14]。
因而，本文在此部分分别介绍《崇明黄氏普》、上海南汇《李氏家乘》，并尝试阐述这两部家谱文献与晚清上海天主教两位汉学家黄伯禄、李问渔的关系。
- 黄伯禄与《崇明黄氏谱》
黄伯禄，江苏海门人，晚清江南地区华籍神父中的“佼佼者”[15]。黄伯禄作为一名学者型神父，中外文著述颇多。去世之后，上海天主教教会为黄伯禄作传，称赞他“华学极博，其超性学亦有过人之明”，而他的著作则“久已风行，驰名海外”[16]。1910年的《通报》上，刊出了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为黄伯禄写的一篇“讣告”[17]（Nécrologie），印证了黄伯禄汉学家的地位和成果。
在本人参与“汉语基督教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时，接触到了一份与黄伯禄有关的特殊文献。这份文献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登录号：94317B。该文献为手抄本，封面题写为“崇明县志”、“黄氏谱”，后有红色笔记划去，重新题写为“崇明黄氏谱”。封面并有徐家汇藏书楼的拉丁文印章“Bibliotheca ·Major”，并有黄伯禄神父刻有“伯禄”字号的私人藏书章。根据对比上海图书馆藏其它盖有这两个印章的抄本文献及书内笔迹等信息，初步判断这一文献属于黄伯禄神父的手抄本。
黄伯禄的这一抄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崇明县志”，一是“黄氏谱”。经过考证，“崇明县志”部分主要抄自光绪七年（1881）《崇明县志》刻本。[18]抄本第一页标有“光绪六年《崇明县志》”字样，实际上即是前述光绪七年刻本之误，因此刻本“序文记为六年，故各家书目有误以记六年者”[19]。除简要摘录崇明地区行政变迁的资料外，另抄有一些关于民间信仰和节庆风俗的资料。
而“黄氏谱”部分，透露了黄伯禄家族的“奉教”历史。该抄本首先是辑录了同治九年（1870）年镌崇明《黄氏宗谱》中的谱系信息，又附有一张简单的世系表，该世系表上自黄伯禄祖父黄越迁，下至黄伯禄侄辈诸人：
祖父母：越迁（方济各），室施氏（路济亚），乾隆季年，迁海门大安镇；
父母：廷锡（若翰），室邱室（定纳）[20]，“冰霜守志，金石其心，训子耕读，承先启后，奉旨旌表”；
兄弟辈：成志，字益之，室沈氏（玛利亚）；
成茂，字业山（巴尔多六茂），从九品职衔，室沈氏（玛利亚）；
侄辈：再奇（若望）；
○[21]更奇（伯多六）；
成德，字松山（马豆），室沈氏；
西庚；
○贤庚；
成惠（依纳爵）；
成宪，字静山，（玛弟亚），室蔡氏；
凤奎，室陈氏；
成亿，字志山，又名伯禄，又名裳，又字斐默，又号绿斐，圣名伯多禄，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生；二十三年三月弃家行道；咸丰十年四月十四日晋升司铎，传教于海门、通州、上海、苏州、南京、镇江等处。后理修院、公学，著有《集说诠真》、《圣女斐乐默纳传》、《真[22]教奉传》、《函牍举隅》等书行世。[23]
在这一简单世系表里，包含了黄伯禄的一篇小传，若确认此抄本为黄氏亲笔所为，则可谓是其自传。此外，根据这一家谱手抄本，我们可以知道，黄伯禄的父亲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生，其祖父于乾隆六十年（1795）由崇明迁居至海门。该抄本内另标记“《黄氏宗谱》同治九年镌”字样，查嘉庆十四年（1809）有刻本崇明《黄氏家乘》，[24]又有同治九年重修本，[25]而且该抄本始祖与后两部族谱始祖相同。那么，或可以说该抄本内族谱信息应是据同治九年重修本所抄。而根据所抄内容推算，黄伯禄为该族第二十八世，其家族的奉教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十四世祖黄晋荣，“二十二世旭先，室袁氏，墓在新开河镇后救民墩边，有二子肇祥、士天；二十三世肇祥，室徐氏，有五子：圣传、晋荣、载公、圣如、载元；载公出嗣，典士天，圣名若亚敬，室加拉；二十四世晋荣，圣名斐理伯，室苏氏，银■，[26]有二子：献涛、献元；二十五世献元，圣名保禄，室徐氏保拉，继陆氏依撒伯尔，有二子：君选，越迁”[27]。“家族世系是家谱的核心内容，也是区别是否为家谱文献的唯一标准”[28]。这一世系表的存在，也提出了对这一家谱文献作进一步考证的要求。
实际上，据黄伯禄在其他文献中的所言，他的家族早在清顺治年间即信奉天主教，而他自己则是这一“奉教”家族的第七代。这一信息见黄伯禄为《圣教源流合表》一书所写“弁言”：“窃维寒族自顺治朝即蒙上主启牗，信奉圣教，至余已历七世”[29]。
《崇明黄氏谱》除了透露出黄伯禄家族的奉教历史外，还可作为记录晚清海门地区天主教史的早期资料：“定纳终傅道光廿二年九月廿三日，西历十月廿六日，即诸圣瞻礼前六日，杨铎安德肋来家。魏铎初到家于道光廿六年十月，为若翰追思。杨铎圣名安德肋，名广智，字适■，[30]直隶河间府河间里，杨家集人。郑铎，圣名保禄，蒙古人。”[31]
在这段记述中，包括了三位晚清时期在海门地区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杨铎安德肋、[32]魏铎、[33]郑铎。[34]结合其他天主教史料，可以丰富我们对晚清江南地区传教情形的认识。黄伯禄一家“奉教”虔诚，在宗教生活中与传教士往来密切，或可说明黄伯禄“弃家行道”的内在动因。杨姓与郑姓为华籍司铎，而魏道未（魏道味，Theobald Werner,耶稣会士）于1846年8月30日到达上海，随后到崇明、海门地区传教。《江南传教史》记载到：“海门教区教友也多，几乎全部是由崇明迁来的。他们耕种江水退潮露出的土地，他们分散在广阔的土地上，以前从来没有欧洲传教士到过。所以，魏神父的到来激起了民间的波动，可能会给教友带来十分不幸的后果。但是由于魏神父的谨慎和温良，使人家知道圣教是有贡献的。”[35]以上记载也与《崇明县志黄氏谱》这一抄本文献中的内容相互印证。
- 李问渔与上海南汇《李氏家乘》
李问渔[36]在晚清以来的近代上海天主教史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创办《益闻录》、《圣心报》等天主教报刊，教会学者称其为“中国天主教第一报人”，李问渔除办报外，著作丰厚，自称“无年无书”[37]。
李问渔的这一价值，在其去世后，也得到徐宗泽等教会学者的持续关注。1936年，正值李问渔去世25周年，也是《圣教杂志》创办25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教会先贤，徐宗泽在该年第12期的《圣教杂志》上，发表“李问渔司铎逝世二十五年纪念”一文。徐宗泽在文中介绍了李问渔与《圣教杂志》的关系，“李公是报界的先驱，创办《益闻录》、《汇报》，而本志又是《益闻录》、《汇报》之承继人，所以为李公做此篇传略，是不可少的”[38]。
徐宗泽在完成纪念文章后，觉得在史料方面不甚满意。于是，前往浦东“唐墓桥西李家”，也即李问渔的家乡，采访他的家属，寻找更多有关李问渔的信息。徐宗泽后将此次采访经过，以“李问渔司铎家属访问记”为题，发表于同期的《圣教杂志》。在这篇文章中，徐宗泽透露出他在李问渔家属的帮助下，翻阅到该家族的家谱：
家谱取来了，我于是受而阅之，并按谱问从何代始进教的，他们说自永锡公起进天主教的。计数之下，至李神父已七代了。他们的一世祖名景春，世居南汇县之沙图村，（或谓今之沙图庙），二世祖名天培始迁上海县东四牌坊。天培生永锡，永锡赘于南邑张江栅龚氏因家焉。永锡有四子：如渭，如滨，如渊，如源。如滨承祖业，遂家上海，如渭，如渊，如源，仍居张江栅，从此三支居乡，一支居申。[39]
实际上，李问渔家族的这部家谱名为《李氏家乘》，编者为李曾耀。李曾耀虽与李问渔同族，但当时居上海，并不“奉教”。此家谱“先世轶事”记叙到：
我族素奉天主教，其原始已不可考，迨康熙雍正间，因时局关系，四世二房如滨公因居在申改奉佛教，其大房如渭公，三房如渊公，四房如源公居张江栅，至今仍奉天主教。[40]
此外，在这本《李氏家乘》中，列有李问渔小传，多采自《圣心报》上的记载。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现藏有此家谱，成于1925年，铅印本，1册，索取号：长305674。这一家谱，除列有世系外，另刊载了该家族一些人物的照片，其中包括李问渔的照片。这一特色在下面将要介绍到的《吴兴沈氏奉教宗谱》中，尤为明显。
- 一部上海地区家族的“奉教家谱”
前文提到的《崇明黄氏谱》和南汇《李氏家乘》，分别与晚清上海天主教界的两位汉学家有关。前者如判定为黄伯禄抄录，那么可以说黄伯禄留下的这份手抄文献，透露出了他对自己家族“奉教”历史的整理意识，而且凭着他整理和搜集方志及其它史料的能力，有着试图为自己家族修谱的能动性；而后者是李问渔的教外族人所编修，编者并不讳言李问渔的天主教神父身份，反以有李问渔这么出色的族人为荣，也反映出上海天主教会在20世纪初有着良好的存在环境。
本文在此部分，着重介绍前文提到的近代上海天主教另一外著名神父沈锦标与《吴兴沈氏奉教宗谱》的关系，并梳理与之相关的天主教历史。
- 沈锦标与《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沈锦标，字宰熙，青浦人，其家族世代“奉教”，祖上以捕鱼为生，后经商，至其父时，颇有产业。沈锦标也是一位多产的天主教学者，著有《中西齐家谱》（译）、《正心编》、《益寿诀》、《诸巷会记》等书。[41]此外，《吴兴沈氏奉教宗谱》也是在他的主持下编纂而成的。笔者所见该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索取号：JP617。封面题有日期“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七年民国六年岁次丁巳”，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铅印本。
沈锦标在“序言”中，提到了修纂家谱的初衷与经过。沈锦标认为家谱对一个家族有着重要的作用，家谱是对家族历史的梳理和记载，即是对先人的纪念，也以此为后代树立表率：
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所以纪统绪，录事迹者也。是故，族中人或有节行可风，或有功志可誌，必录之无疑，以垂后世。非特以为纪念，亦寓诱掖奖励之意也；
沈锦标也提到其家族本出身“渔夫”，向来未编有家谱，此次编修难免遇有困难：
自吾先代僻处淀滨，世为渔夫，无名爵可传。而诚朴之风，世世相承，有足道者。顾吾族中素无家乘，非特先代之轶事，已属茫然，即承继之次序，亦将不易稽考。宰熙心焉憾之。于是，访耆老，询同人，沈氏之遗迹，稍得其梗概焉。爰不揣冒昧，将所知同宗名字，汇立谱末，以垂永久。
凡事能发观感者，或详言，或略叙，以誌不朽。惟宰熙职忝司铎，敷教异乡，族中诸事，少见寡闻。此谱所载，未免挂一漏万。倘得族中同志，共匡不逮，使吾族家庭史略，此后常得随时修纂，则宰熙所深望也夫。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六年冬至，耶稣会司铎宰熙序于修心斋。[42]
该家谱除列有传统模式的“世系表”外，另有极具“奉教”特色的“修道表”该表分列“乳名”、“考名”、“字”、“父名”，以及“诞期”、“进会”、“晋铎”、“大愿”等日期。沈锦标在内，该家族共六男离家修道，其中三名司铎，沈锦标（字宰熙）、沈麦良（乳名良能，字野求）为耶稣会神父，沈焕章（乳名平生，字香亭）为不隶会籍司铎；其他三位为修道生，沈绿桢（乳名永生，字宽裕）、沈兆椿（乳名风岗，字初鸣）为第四年“超性“生，沈安芳为第二年“辣丁”生。[43]此外，尚有其家族女性入各修会的情况表格。
沈锦标除了是其家族“离家修道”族人中任神职最高、时间最长的一位之外，其时在沈氏家族内部，他还担任着“族长”的角色与重担。1914年，是沈锦标的七十寿庆。当年8月30日“为沈锦标神父七十大庆之辰”，在其族人沈志贤住宅内举行“谢天主弥撒”，“合族同堂与祭，并有神父七位，修女五位，更有许多至亲好友”。沈锦标在弥撒后的讲道中说：“铎有何德，躬逢此盛，惟有感谢主恩而已。窃思父辈早已观光天国，同辈亦已少去数人，而幼辈继起者，林林总总，几有‘相见不相识，笑问何处来’之景象。人丁之兴旺，正如天主赏赐亚巴郎子孙有星辰之数。铎年高无德，忝居族长，理当发言几句，以尽我心。”[44]身为天主教神父的沈锦标，担起了族长编修家谱的责任。
- “离家修道”与编修家谱
“修谱是家族大事，要求所有成员的参与”[45]，身为族长的沈锦标组织了多位“修道”的族人承担了修谱的主要工作。当时在徐家汇大修院的读第四年神学的沈兆椿在“跋”中，表明了他们对修谱重要性和功能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家谱有“收族”的功能：
家曷贵乎有谱目，夫孝莫于显亲，义莫先于聚族。先人之善言美行，懿德芳表，非谱何以载焉？子孙之思慕追远，……，非谱何以稽焉。无以载则不传，无以稽则不知。先人之德业日就湮没，子孙之析居日以离散，数世之后，视同祖之兄弟，犹如路人。于亲亲之仁，收族之义，无奈有亏欤！则谱之作，其不可稍缓也。明矣。
2．家谱延续“家风”，维系家族：
吾族自先祖仁先公奉圣教以来，至于今二百六十余年，凡十代，其始由浙江迁于清溪之诸巷，再迁于沪渎之董家渡。或谦俭以克家，或忠厚以处世，而所以修德于其身，遗训于后人者，不无可载也。然无谱以为之传，则后世子孙数典忘祖，将何以守法以绳继家风？
3．修谱的组织和编纂工作需族人的经费支持和“修道”者的智力付出：
伯父司铎锦标公良用惋惜曰：斯谱不可不作。乃商之伯叔父、家严等，以吾族子孙繁衍散处者众，駸将不知先祖之由来，是非所以守先而传后也。伯叔父、家严等深然之。于是各出巨资，以为剞劂费。
然锦标公传教他方，不果供事。适宗兄司铎良能公奉上游命调任徐汇本堂，公余之暇，可以从事于此。遂以谱事诿之，良能公亦不辞劳瘁。凡先人之传略散佚于伯父锦标公及宗兄平生司铎处者，皆罗而致之。
4．《吴兴沈氏奉教家谱》在体例上的创新：
时鸣在修院，于读书余暇抄录本族贞女贵秀等事迹，亦昼交良能公自谱编纂。后良能公又寓书吾族各户搜集各家之照相，考察每人之生辰名号，与本族之配给他姓及他姓之给配本族者，览表便知，源源本本，朗若列眉。为谱中之特色，尤为良能公之创法，所收照相，亦饰置精雅，容貌无致。
良能公之苦心实匪浅鲜，后世子孙读先人言行，仰其遗型，想见其音容笑貌，爱亲之心，恺弟之风，不油然而兴乎？良能公之有功于吾族，顾不大耶？[46]
1917年是沈宰熙入耶稣会50周年的金庆，他在庆祝会上发言说：“我家沈氏子孙之昌盛，得信从真教，皆由老祖宗保存信德，相传而来，光于前者裕于后。”[47]沈宰熙编其家谱的动力，除“感谢主恩”，巩固家族信德外，也有着向天主教内外树立表率的目的。在沈锦标看来，所谓“真福”，有两处着力点，一是“成己之道”，在于通过参加宗教礼仪，实践宗教信仰的途径坚固信德；一是“成人之道”，在于奉献天主和教会，也在于追随“圣召”，鼓励族人离家修道。做到了“成人成己”，则“天主降福于生前生后，并降福于尔之子子孙孙。祖宗积德，子孙昌盛”[48]。可以说，《吴兴沈氏奉教宗谱》作为家谱而着力强调“奉教”，也是以“成人成己”为出发点的。
- “先人传略”与“禁教”时期的信仰状况
前文已述，家谱文献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那么，《吴兴沈氏奉教宗谱》对于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来说，同样有着史料价值。它的史料价值在于编撰有一系列的“先人传略”，为我们了解近代以前也即“禁教”时期的天主教信仰状况提供了新的史料。
江南地区的天主教信徒中，有许多被称为“网船教友”也即以渔业为生的天主教徒。据教会史料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上海周边有一位叫冯保禄的天主教渔民信徒，死于“江南地区官吏迫害教会”的行为。[49]据家谱记载，沈锦标家族的一世祖“仁先公”，即是渔民“经商太湖长沙山下，开设渔行，与德配先妣王氏，首先奉教。男名若瑟，女名则济利亚，生四子：长元良，次贤良，三曰志良，四乃志芳”[50]。
而其二世祖“贤良公”，则生活在雍正时期。雍正朝的“禁教”政策，直接影响到了普通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前清雍正朝，圣教遭难。贤良泛舟湖中，藉避凶锋。历十余年，数遭荼毒，绝无怨尤，其信心可云坚矣。年至半百，尚无生育。血抱金家庄陈碧煞之子云高为嗣，配潘氏，生大德、大富、大法。至今仅及十代，子孙昌盛，数逾千百，谓之曰：大主报其坚忍恪守也”[51]。可见，沈宰熙的先祖在“禁教”时期，生活艰苦，但“信德”坚固。其三世“云高公”、四世族“大德公”都在这种环境中维持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
沈锦标祖父“永茂公”去世于道光十九年（1839），“忠厚性成，勤俭自持。虽家道小康，除圣诞瞻礼外，隆冬不衣裘。所以示子孙节俭也。生女一，适陆姓。子共五，曰瑞全、玉全、贵全、裕全、珍全，即俗呼为‘五老班’是也”[52]。
“瑞全公”即是沈锦标的父亲，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洗名雅各伯。“持己守规，待人谦和”，参加宗教活动“历七十年如一日，决不以忙碌而或废”；到了晚年“不理家务，专心祈诵”；后失明且年老行动不便，“终前数年，除饮食安歇外，终日诵经不缀”，“延至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备领圣事而终”[53]，享年94，葬于徐家汇圣母院南首。
沈宰熙曾坦言其“祖宗信德坚固”：
（明末）当年人民奉教，不能昭著显扬，传教士每省一二，奉教人各处隐居，往往乡僻之间，传教士终年踪迹不到。甚至教友之开四规，求之本省不得，而要出省求得者。而我老祖宗谨守圣教严命，千方百计，往求四规之恩，奔走数百里，川资数十千，皆有所不计也。
有时教友病重，垂危将死，欲求神父终缚，不若今日之易，可请神父到家。往往扶助病人，坐船而往，即半途而死，不及终傅，亦无怨恨之心。我老祖宗看四规与终傅圣事之重要，皆从信德中发出来者也。又加当时圣教艰难，弥撒圣事，常在半夜之后。
及至康熙时代，京都建堂，圣教稍觉昌明。然外省人民，依然反对阻扰，奉教之人，尚不敢显扬于外。凡望弥撒者，于寒冬腊月，深夜长征，戴月披星，扶老携往。我老祖宗知弥撒之宝贵，亦从信德中生出来者也。至于祈祷之热切，或公诵，或默诵，削竹为十字，结绳为念珠，以圣物圣像、圣书圣经为极宝贝之非买品，亦从信德中产出来者也。
总之，我老祖宗嗜义如饥渴，吾主不但以真福赏报我老祖宗，更赏报其子子孙孙，而有今日之昌盛也。[54]
《吴兴沈氏奉教宗谱》作为一部天主教家谱文献，既是沈锦标家族的历史记忆，也是对中国天主教史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记录。
- 家风与天主教信仰的结合
此外，《吴兴沈氏奉教宗谱》在谱末列有“注意”一项，总结了“可引以为荣，尤堪激勉”的“沈氏宗族特点”，有如下六个方面：
一、诚朴忠厚，未失祖宗遗风；
一、乐善好施，尤为祖传特性；
一、子孙昌盛，昆仲和悦；
一、离俗修道者，男六，女二十余，守贞不字者尤多；
一、或富或贫，处境虽异，安分守规则同；
一、享长寿者甚众。[55]
可见，沈宰熙家族的这几个特点，是中国社会普通家族家训与天主教信仰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家风”，与沈宰熙提倡的“成人成己”的信仰之道相契合。
- 余论
前文提到方豪、徐宗泽等天主教会学者，对以家谱形式呈现出的天主教文献已有所研究。而实际上，当代学者也已对类似文献和一些家谱予以重视。厦门大学张先清教授借助家谱文献，研究了明清时期天主教福安乡间教会的发展特点及信仰状况，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56]上海图书馆副研究员宗亦耘也曾撰文介绍家谱文献中的一些基督教历史遗迹，其中也提到了李问渔的家谱上海南汇《李氏家乘》。[57]可以说，这一类型的汉语基督教文献，值得加以深入整理与研究。
本文主要介绍了上海图书馆藏的三部与近代上海天主教著名人物有关的家谱文献，重在梳理这些文献在研究中国天主教史中的史料价值。除此之外，如要深入挖掘这家谱对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意义，还应以这些华籍神父的历史活动和思想文献为中心。正如沈锦标在其入耶稣会50周年庆典上所言：“欲中国光扬圣教，非中国人传中国人不得也。如是者，教友人家，不栽培子弟，多出现几位修道人、传教士，应尽之职，有所未尽。”[58]对他而言，家谱在“收族”的同时，也在坚固家族内每个个体的“信德”，促使一部分人走向“圣召”，成为天主教神职人员。
沈锦标的这一思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位华籍神父自觉或不自觉的天主教本地化道路选择。我们知道，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又以神职人员的本地化最为关键。[59]而天主教家族的家谱对个人的影响，除了促使成员对家族有更多的认同，也提供给他们鉴定信仰的动力。这正是本文的落脚点所在。
Abstract: A large amount of Chinese had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since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a result, many Catholicism lineages had formed. They still retained traditional social custom in editing their pedigrees like other non-Catholicism lineages did. It is universally known that Pedigree Documents are valuable in studying Chinese historical figures. Remarkably, there was a flourish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K’iang-nan district including Shanghai,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By studying several pedigree documents colleted by Shanghai Library which have relevant relation with Catholicism, will be helpful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ose Catholicism lineages and some famous figures of modern Shanghai Catholicism church, especially in expanding our knowledge about several Chinese native clergies (e.g., Petrus Hoang, Laurentius Li, Firmino Chen, etc.).
Keywords: Pedigree; Catholicism lineages;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Shanghai Catholic History; Native Clergy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与研究” （12&ZD128）的资助与支持。
**李强，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99号上海大学文学院，邮编：200444。
[①] 关于“家谱”的研究，已有学者做出了许多涉及各方面的贡献和研究成果：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此外，存有大量家谱文献的上海图书馆亦编有相关目录和提要：《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国家谱总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另据学者统计，“1950年后正式出版或已编纂而未出版的家谱目录有35部。如加《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则合计为36部”，转引自，陈建华：《略论<中国家谱总目>之特点》，《中国家谱论丛》，第48页。
[②] 王鹤鸣：《前言》，《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提要》，第1页。
[③] 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第31-32页。
[④]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⑤] 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第31-32页。
[⑥]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911-1939页。
[⑦] 徐宗泽（1886-1947），中国天主教学者，字润农，教名若瑟，上海青浦人，徐光启第十二世孙。1923年任《圣教杂志》主编，兼任徐家汇藏书楼主任。1938年代理《圣心报》主编。参考自，丁光训、金鲁贤主编，张庆熊执行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724页。
[⑧] [明]徐光启：《增订徐文定公集》，[清]李杕编辑，徐宗泽增补，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1933年。此书内附有徐光启家族宗谱文献。
[⑨] 徐宗泽：《随笔》，《圣教杂志》1937年第5期，第306-307页。
[⑩]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第1920-1939页。
[11]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下），第1917页。
[12] 这三位神父在上海天主教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三者生平简介参见《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00-701页。
[13] Pascal M. D’elia, S.J.,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being an outline of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1300-1926，Shanghai: T’usewei Printing Press, Siccawei, 1927.
[14] Pascal M. D’elia, S.J., Catholic Native Episcopacy in China: being an outline of the 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lergy 1300-1926， p.61.
[1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643页。
[16] 《黄斐默司铎传》，《圣心报》，1909年第12期，第358-359页。
[17] Henri Cordier，”Pierre Hoang 黃柏錄 Houang Pe-lou (斐默 Fei mei)”，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1, No. 1 (1910), pp. 139-141.
[18] [清]林达泉等修，李联琇等纂：《（光绪）崇明县志十八卷》，清光绪七年（1881）刻本。
[19]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编：《上海方志资料考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1987年，第60页。
[20] 据教会史料记载为“亚纳”，见徐家汇大修院編印：《江南修院百周年紀念（1843-1943）》，1943年，第52页。
[21] 原文标记有“○”符号。
[22] 原文如此，刊行本题名应为《正教奉褒》。
[23] 《崇明黄氏谱》，抄本，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藏，登录号：94317B。
[24] [清]黄绮、黄堉辑：《黄氏家乘》（崇明），23册，残本，堂号：怡政堂，清嘉庆十四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索取号：5236。
[25] 作者不详：《黄氏家乘》（崇明），木字活体，1册，残本，堂号：怡善堂，清同治九年。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摘要：“此谱为嘉庆十四年之重修本，存册载传记”。索取号：5239/B。
[26] 字迹辨认不清。
[27] 《崇明黄氏谱》。
[28] 王鹤鸣：《绪论》，《中国家谱通论》，第4页。
[29] [清]黄伯禄：《弁言》，《圣教源流合表》，抄本，上海图书馆藏，登录号：93861B。
[30] 字迹辨认不清。
[31] 《崇明黄氏谱》。
[32] 据《通崇会口根由查账》，上海图书馆藏，登录号：94415B。“有杨姓司铎，山东人，道光二十年来，二十三年去，至二十四年又来，十二月去”。
[33] “魏道未，西洋人，耶稣会士，道光二十六年来，廿七年四月去，廿九年又来，咸丰三年七月死，葬于仙景沙”。见《通崇会口根由查账》，上海图书馆藏，登录号：94415B。
[34] “郑，蒙古人，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来至二十八年八月去”。见《通崇会口根由查账》，上海图书馆藏，登录号：94415B。
[35] [法]高龙鞶（Aug. M. Colombel, S.J.），佚名译：《江南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第三册（上），第一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辅仁大学天主教史研究中心主编，陈方中审校，新北市，辅大书坊，2014年，第106、125页。
[36] 近期关于李问渔的研究成果可见参见，郭建斌：《“公教作家”李问渔及其思想研究——以<续理窟>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4年，第6-12页。
[37] 《上海宗教志》，第700页。
[38] 徐宗泽：《李问渔司铎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圣教杂志》1936年第12期，第722页。
[39] 徐宗泽：《李问渔司铎家属访问记》，《圣教杂志》1936年第12期，第730页。
[40] 李曾耀纂修：《李氏家乘》，居地：上海南汇，1925年，第77页。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藏，索取号：长305674。
[41] 《上海宗教志》，第700-701页。
[42] 沈锦标编：《序》，《吴兴沈氏奉教宗谱》，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17年。
[43] 沈锦标编：《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44] 朱鸣岗：《记沈司铎七十大庆演说词》，《圣教杂志》1914年第10期，第472页。
[45] 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第293页。
[46] 沈兆椿：《跋》，《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47] 《圣教杂志》1917年第8期，第372页。
[48] 《圣教杂志》1917年第8期，第372-374页。
[49] [法]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第三册（上），第48页。
[50] 沈锦标编：《先人传略》之《仁先公》，《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51] 沈锦标编：《先人传略》之《贤良公》，《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52] 沈锦标编：《先人传略》之《永茂公》，《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53] 沈锦标编：《先人传略》之《瑞全公》，《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54] 《圣教杂志》1917年第8期，第372-374页。
[55] 沈锦标编：《注意》，《吴兴沈氏奉教宗谱》。
[56] 张先清：《宗族、官府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57] 宗亦耘：《中国家谱文献中的基督教历史遗迹》，《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4期，第96、112-113页。
[58] 《圣教杂志》1917年第8期，第374页。
[59]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