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1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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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含玉（上海大学）
本书是黄一农自1991至今发表的多篇论文组成的集合，作者用理性的思维重新审视古代天文，去解释开始作为政权借以统治工具的天文、术数如何去影响政局走向。对于科技史和人文历史的研究，在此之前研究者多是单独去探究天⽂和社会之间的作⽤，多数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梳理有记载的天文记录材料与天文科技之间的关系[1]。江晓原在这个领域做出了很多成果，也试图将社会历史与天文结合起来考虑，[2]他引用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 ( J.B.Coannt ) 的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同时,科学史之父萨顿博士 ( George Sarton) 也在呼吁：“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认为这座桥梁正是科学史, 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3]而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做到用同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相关的问题，正式提出了了社会天文学史（History of Socioastronomy）的观点，尝试探究古代天⽂与历史事件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促使学界打开围绕围绕这个问题的新思路[4]，影响了传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以及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学界对于天⽂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这⼀课题的研究，历史学家往往专精于推知历史脉络或执着于分析历史问题具体的细节影响，即使对于古代天文术数有所研究，也很难用现代科技去验证其虚实真伪。虽然关于中国古代天象的研究成果颇丰，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泛重视，黄一农作为历史⼯作者，应该更努力去还原天⽂术数在古人心中的真实⾯貌，并追索其与当时社会的密切互动关系。因作者本身长期从事于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亦接受了天文研究⽅⾯的专业学术训练，即使后期“更换跑道”从事于历史人文学科的研究，但是在天文科技这个领域里，黄⼀农的理性思维使他对这方面研究⼗分全⾯和逻辑。
黄一农具有十分广阔的理性研究视野同时，又具备严密细致的考据能力，通过对中国古代相关历史事件的考究以及对于天⽂术数的细致探索，无论是对于以往旧有史料的解读，还是观点的提炼和创新等方面，都极大的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将中国古代科技史和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从⽽使后辈学者对于这类历史研究更加的深⼊。笔者对本书的解读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主要涉及星占学、第二部分重点分析耶稣会士对于古代星占术的态度，第三部分则是对于选择术、通书的比较分析。
事实上，作者前期对于中国古代天象研究进⾏了⼤量的⼯作，剖析历史事件之前所做的工作集中在对于相关历史史料记载的勘误，得出的许多结论直接推翻了前人所提出的观点。第一部分主要针对某些自然天象，如荧惑守⼼、五星会聚等对中国社会政治⾛向的影响进⾏了深⼊的挖掘。引据汉成帝绥和⼆年丞相翟⽅进为塞荧惑守⼼之灾⾃杀，翟方进是中国古代唯⼀⼀位因天变⽽死的宰相，这⼀个案并非独立的事件，突显了天文与中国古代政治之间的联系。荧惑守心天象的解读最早是有记载自宋景公（此次荧惑守心亦被作者证实是一场“典范”的骗局）始，自景公后，荧惑守心有了更凶险的意义。作者通过设置程序回推史料记载中的火星位置发现，此次乃⾄以后多次荧惑守⼼皆是伪造天象。[5]作者通过清理朝堂上翟方进之死前后的变化，以及事前王莽与翟方进之间的纠葛以及事后翟方进之子在王莽改朝换代以后的态度和行事，梳理出此事最终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黄一农认为，翟方进自杀与王莽有很大的联系，本次荧惑守心很可能是王莽故意伪造的一次用于政治迫害的天象。[6]黄一农的说法结合确凿的实证，得到了研究相关方面历史学者的认同。
之后黄一农又详细的论证了中国历史记载上有详细记载的23次荧惑守心，通过对于历次天象记载的对比，发现有记载的23次中17次实际不存在，而实际出现的40多次荧惑守心也竟未见记载。[7]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政局中，职低位卑的天文官员或在皇帝皇权的笼罩之下，发挥着超越其职级的作用，古代通过伪造天象，达到自己政治目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
但是这个判断的基础是荧惑守心在当时不曾真正发生过，刘次沅和吴立旻最新刊发文章的考证的认为：“虽然古代荧惑守心记录的错误率高于其他类型的天象记录, 但许多错误的记录 ,能够找出流传错误的痕迹。同时 ,故意写错时间的事例也是存在的。至于凭空伪造天象而适应人事 ,还缺少证据。”[8]从这篇文章来看古代天象记载存在几种错误：久远难考的史实不一定记载准确、传抄错误、类似异常天象发生难以解答时为往往向已知具有重大影响的天象靠拢附会，为还原事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而从这一角度来看，黄一农所做结论的准确率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刘次沅和吴立旻还指绥和二年春天确实发生了一次对翟方进不利的天象，翟方进之死或为荧惑守、掩东上相导致[9]。黄一农在原文中也提及翟方进本身通晓天文[10]，仅因为李寻和贲丽的诬陷而不多加辩解的告罪自杀，也确有不通之处。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吉天象——五星会聚，根据黄⼀农的推算，⾃汉及清，观测条件最佳的16 次五星会聚均未出现于记载当中，⽽在古代有限的技术设备和观测条件下，有见于记载的13次则是⽆法以⾁眼同时看见的，根本不可能有见于记载。中国古代对于天象的记载⼗分不完备，且带有⼗分重要的主观因素。汉代以后最容易观测的两次五星会聚竟是发生在吕后与韦后⼆人女主当权时期，时人确有附会此天象，但是后期随着政权重回正统，恐是史官在记载这一类事件时为了避免矛盾尴尬而抹去也不得而知了[11]。古⼈未能以客观的⼼态去对待和记录此⼀类天象，哪怕是当时的条件足以达到清晰记录的情况下，前后颠倒不一，也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极易被政治裹挟利用。
近年关于五星会聚也有一些文章[12]出现，也补充了一些其他的观点，吴蕴豪文章中总结了五星会聚的运兆观点，得出其在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并非吉兆[13]。仇鹿鸣关于五星会聚的分析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据史书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都是王朝革命的重要预兆，其中安史之乱中安禄山谋士严复墓志中有当年四星聚或五星聚的记载，而以此为安禄山阴谋叛乱服务的证据，官方《开元占经》的占辞为“有德则庆，无德则殃”，恰恰也印证了古代五星会聚并非吉兆的事实。[14]既由此来说，五星会聚在很大意义上是凶兆，以上提到的两次最容易观测到五星会聚是为了防止迎合附会女主当政是大吉而被认为抹去的结论也确实有待商榷，很大程度上是正史为了规避这一时期出现的王朝革命或兵乱影响而刻意进行的。
第二部分作者试图理清传教士对于对于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造成的连锁反应。从更深层次来讲，作者关注的中⼼是天⽂术数与古代社会之间的关系，要求在有限的条件下结合当时的社会事件去理解分辨。在明清之际，天⽂、择日等成为明清之际中西⽅两种⽂化交汇的主要接触点。传教⼠接触中国星占术数之初，普遍认为这些非科学的计算是中国⼈的迷信，同样在其教义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的星占、选择术十分拒斥，起初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寄希望达到的传教事业并未达到预期，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决定以知识传教的策略改善他们当前的局⾯，以此为突破接近统治阶级，进⽽达到传教的⽬的。为此，汤若望在顺治朝与一些对于西学西教友好的高官重臣官员如胡世安、龚鼎孳、金之俊等人结交，进行知识传教。
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等传教士以及他们培养的西学骨干逐渐掌握了钦天监，获得对此一系列事件的解释权。由于中西之间差异巨大，尽管传教士已经作出相当大的让步，矛盾的发生也不可避免，这一局面的转折点出现在康熙五年历狱的发生。黄一农提出发生康熙历狱的观点集中在荣亲王葬期的择日之争上，其前后经过详细的探讨论证，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此书一出，几乎是将这个问题盖棺定论。黄一农同时认为此次历狱充其量算得上是中西方在缺乏基本的沟通理解之下爆发的一次围绕着天算、术法的冲突，而不是两种文明难以调和而导致的对抗。
结合后期也有学者对这个观点提出疑问，但此时就变换了角度。有学者认为康熙历狱中，历法与择日之争仅为表面，根本焦点还是集中在政治斗争。[15]基本梳理几种观点，学界普遍对于康熙历狱的导火索是历法与择日之争，同时也包括后期吴明炫等人索斥责的汤若望颠倒觜参、删除紫气等问题没有疑问，问题在于统治者的考虑是否真的这么简单，是天文历法影响了政治还是政治在对天文历法发挥作用？历狱发生在顺治康熙两代交替的时期，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兼有批红和票拟大权的辅政大臣。在顺治一朝颇受重视的汤若望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西学势力此时受到了打压，詹嘉玲（Catherine Jami）发现这个借口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满人入关以来汉族人被强留发辫，强征土地，满人试图削弱汉家的影响力，辅政大臣皆是贵族，敌视汉族文化，却将汤若望以触犯汉族文化为由判决[16]。很明显辅政大臣并不在乎罪名是否确凿，目的是急于打击汤若望并将其置之死地，马伟华也指出：“孝庄称辅政大臣欲将汤若望“置之死耶”，一语道破了历狱审判的核心”。[17]最终天文学的取向还是成为政治博弈的结果。同时马伟华针对康熙历狱的发生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汤若望与汉族大臣一派利用上天天象示警阻止皇帝亲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在一系列朝务和党争的催化下，从而是的汤若望与满洲贵族结怨是康熙历狱的发生的重要原因。[18]
清朝建立之初，汤若望进呈《时宪历》，顺治元年十一月，汤若望执掌中国历局钦天监，清廷将有关天文星占、阴阳选择事一并交付，⾃此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个崭新局⾯。汤若望既无法忽视中国传统历书的影响，却又无法回避与其教义之间的冲突，以务实的态度将其区分为实用与虚用两部分，仅在一些细微末节上略作改动。针对不同文化如何调和这个问题，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争论当中。其后接替汤若望事业的南怀仁持一反常态，他大肆批判阴阳选择术不能判定吉凶祸福，明确指出：“皆偷历日之高明，以混不知者之眼目，以便行其诳术也”。[19]要求彻底推翻中国传统星占学，想以此种文化优越感提高西学西教的地位，在顾全中国传统礼节问题的特殊性情况下，引入了教会认可的西方星占术，但是碍于历狱的前车之鉴，其仍承认选择术存在合理之用。康熙十六年三月后，南怀仁被迫开始奏报特殊天象的占验，且其题本上的占法完全是中国式的[20]，最终仍不得不屈服于中国式占法。虽然⾃康熙历狱之后因天主教在华活动陷⼊低潮，加之后期因未能很好的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官方禁教[21]，相关的西学科技在华的发展也日益艰难，使得中国丧失了引进西方科技文明的据点。
第三部分则是传统选择术和通书，其内容庞杂纷乱，涉及各个阶级，在政府的主导之下，流传于民间。各朝将其一并归属于官方天文机构的职责范围内也不鲜见，黄一农从出自江苏连云港的尹湾汉墓当中的简牍和传统古代社会对于嫁娶宜忌进行了深入挖掘，去理解选择术对人日常生活的影响。择日之说自商朝可见[22]由来已久，对中国古代选择术的研究比较多[23]，择日也涉及各个层面，古代官方和民间都对其笃信不疑。
尹湾汉墓其中一墓主功曹吏师饶信奉术数，简牍多见出行、占雨等内容，从中可以窥见早期选择术数的基本形态。作者对术法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与敦煌出土的具注历日相比，发现由于处在敦煌长期动荡且与中原地区联系不畅，战乱的情况下，其历日内容已有较大的差异。[24]至明代，择日之历已逾二十几种，内容多是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日在不同书中都是吉凶互见，后人为了完善出现的问题，在其内容中也增加了更多相关个人因素的材料。接着作者对行道吉凶术、刑德行时术和复日与相关神煞演变的历程进行了爬梳，作者认为曹镇圭或为已知最早利用“阴阳五行说”对复日铺注规则提出相对合理解释的人。[25]从纵向上来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复日规则随着时代变化，但是在横向上世界同时期的如本因袭中国早前的规则后，却几乎未作改动。作者续写此文机缘在于对比中西历法之争时接触过民历，寄希望于考据其编制的规则和内容演进，深耕其与时代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作者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辅助敦煌残历确定年代。
作者还分析清代至近世流传最广的谣言-闰八月不祥之说，但是对于民间结社或者宗教对于重大时间节点如起义等择日问题作者也没有另做深入的研究。从本质上讲，择日等选择术本身不带有吉凶属性，往往是后人因时因事附会而形成，诸多的巧合也使得后世对于事件本身进行了过分的解读。如陈纪然所说：“如果把“日”看作一个坐标的横轴, “事”就是纵轴。“日” 必须对应“事” , 才会有吉凶之别。”[26]闰八月不祥之说源自清朝康乾盛世之后的嘉庆朝，天理教徒定于嘉庆十八年闰八月起义，但同年官方颁布的《时宪历》竟无闰八月，仓促之下只得改成当年九月十五日，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但是造京师内外的恐慌，嘉庆帝连发谕令要求追惩教徒，下发“遇变罪己诏”以图自省，稳定人心，民间也出现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27]。在当时王朝逐渐走入衰落之际，在动乱不安的情况下，任何的符谶的存在，都会不断的放大官方来自民间的恐惧。或者可以说，清朝官方也默许了这种通过转移视线的方式，将天理教起义的原因转嫁到闰八月不详，而非清政府内部弊病上。
本书最后一节专门分析了“通天人之际”的通书，虽然难以出现在官方的文件当中，但是这种“民间天文学”往往在下层平民阶层深受信奉。通书分为百科全书式通书和年度通书，其影响范围可以延伸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古来渲染的鬼神思想和迷信意识使得“定吉凶，明趋避”的通书格外重要，官方和民间都有通书流传，官方一直想要主导通书的编写发行，但是禁绝民间私人通书难度阻力非常大，黄一农考据了民间私家流行的几种通书类型，详细展开了分析通书的内容、背后成就通书的家族以及代官方对于民间私印的态度。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于通书有着极大的依赖，同时通书的存在无疑是天学与民间社会沟通传递的一种方式。
作者在这部分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大量中外资料以及影印残本，这些史料之间可以互为援引，也使得本书更具特色。本书分别从三部分进⾏了深⼊的分析，作者使用了很大一部分第一手材料，对原始历史记载当中的疏漏甚⾄⼈为的错误进⾏了订正，借传教⼠对于中国古代星占的态度与相关事件的最终⾛向可以清晰的看出中西⽅社会在科技观念上的差异。作者提出的结论与展望对于未来社会天文学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理想的思辨方式是从“社会天⽂学史”的⻆度出发，将科技史与传统历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尝试呈现蕴藏于中国传统天⽂学浓厚的⼈⽂精神及其丰富的社会性格，并从“侧面”突破为二者的研究提供⼀不同的视野[28]。
中国古代社会科技缺乏严密的推算，甚⾄在人为或者其他因素干预之下充满了非科学因素，⾄于星占、择⽇⼀类演算繁琐，创造性不⾼的学问的研究⼤都集中在⼀个有限的⼩圈之内，或官⽅或民间，从事这项研究的⼈员人数有限，能力所及必不敢求突破创新，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黄一农对于历史事件本身的推求考据，深耕历史脉络，直接改写了历史记载的谬误，为以后进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客观的角度。首先，天⼈感应”思想由来以久，这种思想长期做为统治的思想基础，间接影响了自然科学理性因素发挥作用，导致了中国古代天⽂历法始终⾛不出“经验总结”这⼀阶段，也就⽆法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天⽂学。其次，西⽅传教⼠来华传教，东⽅在认识到他们在这⽅⾯科技⽔平⾼于⾃身的情况下，仍采取利则⽤，不利则弃的态度，从根本上说还是帝国需要更加精确的历法，而非西学或者宗教信仰，官方的这种态度也直接导致了中国明清时期的科技成基本上随着官方对宗教的态度而产生起伏变化，最终天文学科技也随着禁教政策的施行停滞不前。当然文化包容相互成就，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明清中国在固守传统礼仪的同时，西方同时怀有狭隘的优越感，以至于中西方两种文明之间并没有碰撞出很大的火花。[29]
黄⼀农的《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从社会天文学史角度出发，将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结合，人文社会和自然科技相结合，互为援引，使得许多之前学者缺乏依靠的观点得到了新的解答，为古代人文社会与自然科技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历史例证。但是本书由于是多篇论文所汇总，论文写作时间距今比较远且写就时间不一，对于内容的连贯性和层次性都还有欠缺，许多章节内容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系与过渡，对于一些事件取得的结论还缺乏更加全面的考证，其结论在今天来看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当然上述问题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从多个角度还原历史真相，为所处时空当中人事寻找一个更加合理的答案，才是为史者孜孜不倦以期望达到的目标。
[1] 在此观点之前的主要成果有以下一类情况：田川久：《中国古代天文历算科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1期；张汝舟：《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航海天文》调研小组：《我国古代的航海天文》，《华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2期；方晴、洪韵芳：《我国古代的天文仪器》，《学习与研究》1982年，第6期等等；
[2] 江晓原：《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3期，第52-57页。
[3] G.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51页。和G.萨顿: 《科学的生命—文明史论集》，刘冤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6页。
[4] 在此观点之后的主要文章有：张骞：《星占学与汉代政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6年；康宇：《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6期；孙险峰：《空间与时间：北魏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8年08期；付玉凤：《天文星占与南北朝政治》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8年第10期；陈敏学：《秦汉政治视野下的天象解说》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7年第8期；孙小淳：《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作用》，《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等等；
[5] 参读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6] 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页。结论：据上文分析结合王夫之的看法，则隐约可见翟氏与王莽之间的嫌隙与权力斗争很可能是促使翟氏自杀的重要原因。
[7] 参读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页。
[8] 参读刘次沅、吴立旻：《古代 “荧惑守心 ”记录再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07页。
[9] 刘次沅、吴立旻：《古代 “荧惑守心 ”记录再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13页。计算表明绥和二年春天,的确有一次对翟方进很不利的星象。公元前 7年 3月 25日(二月廿四日 )凌晨,火星“犯 ”太微东上相星,距离只有 0.2°,肉眼几乎分辨不开。4月19日,火星在东上相以西 4°留 ,距离 “左执法 ” 1度余。也就是说, 绥和二年春天 ,火星在东上相周围徘徊了一个多月,并且一度几乎掩盖了它。这是很罕见, 也是对丞相极为不利的天象(凶占参见《开元占经》卷37)。
[10] 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曾提到：《汉书》卷84，第33421页：“翟氏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欲，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翟方进在星历方面的造诣足为人师来看，应该深知荧惑守心在星占上所代表的意义。
[11] 参读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12] 吴蕴豪：《“五星会聚”是何运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第A05版；张培瑜：《伐纣天象与岁鼎五星聚》，《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仇鹿鸣：《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严复墓志>考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等等。
[13] 吴蕴豪：《“五星会聚”是何运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第A05版，第1页。唐代的《开
元占经》为我们保存了唐以前关于五星会聚星占含义的各家说法。此书曾经失传，明末重新出世，为李冶所未见。以下对《开元占经》所录试作一个简单的梳理。第一，少数典籍认为五星会聚是吉兆，但是有别的附加条件……第二，大多数典籍认为五星会聚对于当权者而言乃是凶兆……第三，在认为五星会聚代表“王更纪”的基础上，多数典籍持有辩证的看法……第四，五星会聚可涉及外交、农事、军事等各方面事务……第五，大多数典籍认为五星会聚预兆将要天下大乱……
[14] 仇鹿鸣：《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严复墓志>考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18页。据《宋书·天文志》所引《星传》之说，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都是王朝革命的重要预兆，如周武伐殷、五星聚房; 汉高入关、五星聚东井; 四星三聚而曹魏受禅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唐代官方编定的《开元占经》引《海中占》亦云: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罚，离其国家，减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由此可知，《新唐书·天文志》所引“有德则庆，无德则殃”一占，便是与此占词同源文字的节略，即使所谓的“有德受庆”，也是与改立天子联系在一起的，绝非是当朝皇帝的吉兆。因此无论是有德或是无德，“五星若合，是谓易行”，确定无疑是王朝革命的重要征兆，这也是安史起兵以此为号召的缘由所在。尽管《宋书·天文志》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提出五星聚未必一定是易代之兆。但即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之符，亦意味着皇权失驭，霸者迭兴，而四星聚则至少预示着兵丧并起的大乱之象。
[15] 马伟华：《一场政治斗争——康熙历狱的审判过程再辨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5期，第82页。结论部分：满文档案中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康熙历狱不是因选择葬期发生的择日之争，而是辅政大臣陷害汤若望的政治斗争。
[16] Jami, C. 'Revisiting the Calendar Case (1664-1669): Scienc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arly Qing Beijing'. 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5, Vol37, No.2: 459-477.
[17] 马伟华：《一场政治斗争——康熙历狱的审判过程再辨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5期，第82页。提及：“综观康熙历狱审判的全过程，可以发现置汤若望于死地是整个审讯的关键所在。孝庄称辅政大臣欲将汤若望“置之死耶”，一语道破了历狱审判的核心。历狱审讯之初认定汤若望传播邪教的罪名成立，可是顺治曾经对汤若望的褒奖又使得无法以此判处汤若望……康熙历狱有一条很明显的主线，就是如何才能以重罪判处汤若望。”
[18] 马伟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觐与康熙历狱的发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08页。作者在结论部分指出：“顺治年间，满汉大臣围绕顺治是否应出京迎接前来朝觐的五世达赖喇嘛一事产生了激烈的论争。汤若望因宗教因素，同汉族大臣一道使用天象示警的办法成功阻止顺治出京迎接达赖，从而使满族大臣稳定边疆的希望部分落空，以致与索尼等满族大臣结怨。康熙三年，在厄特鲁蒙古侵扰内地的严峻形势下，索尼等辅政大臣要求五世达赖喇嘛惩治作乱之人但无果。当时汤若望是曾经反对五世达赖喇嘛进京且仍处于权力中心的唯一一人，此时杨光先状告汤若望谋叛清廷，最终引发了康熙历狱事件的发生。汤若望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政治恩怨是引发康熙历狱的重要原因。”
[19] 南怀仁：《妄择辩》，原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ARSI Jap。Sin II45D，笔者未见原本，引用自：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9页。
[20] 参读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1页。
[21] 康熙朝官方下令禁教是1721年，道光时下令驰教是1846年。
[22] 岑仲勉：《周金文所见之吉凶宜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58，第157页。岑先生认为：甚盛, 岑仲勉先生认为:“ 商人每事皆卜, 则似固定之宜忌日尚少”，应是选择术最早之雏形。
[23] 对选择术研究较多的有：岑仲勉：《周金文所见之吉凶宜忌日》，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58；江晓原：《天学真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1；陈纪然：《两汉时期择吉之风探析》，《北方论
丛》第2006年，第4期；李零：《中国古代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和年版)、《中国古代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胥志强：《择日：时间与生命形式》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等等。
[24] 参读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8页.
[25] 参读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119页。
[26] 参读陈纪然：《两汉时期择吉之风探析》，《北方论丛》第2006年，第4期，第106-107页。
[27] 参读尚秉和：《辛壬春秋》陕西第四卷,民国十三年刻本。中提及：“陝被山帶河，沃野千里，古所稱天府之國，雄制六合者世。自近世，中外大同沿江海利交通文明之滙，形勢之集，趨重東南。陝遂同於邊僻，顧民俗强悍，輕生黨人，于右任在滬創民呼日報，昌言革命不諱鄉人化之，辛亥八月朔省垣四城，忽張匿名紙云：‘秦陸軍及武備學堂革黨將起兵’，於是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謡，充盈街巷。”
[28] 参读万辅彬：《从天文到人文——黄一农教授访谈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8-12页。
[29] 参读黄⼀农：《制天命⽽⽤—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