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籍耶稣会士聂仲迁神父（Adrien Greslon，1618~1696），1618年生于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佩里格市（Perigueux）；1635年11月5日在波尔多（Bordeaux）加入耶稣会；1655年被派往中国，并于1656年到达中国澳门后不久，因参与澳门与广东巡抚的谈判而被捕入狱，后因汤若望神父（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0）的搭救安全出狱。此后，他先后被派到海南、南雄府和赣州府传教，并在教难（又称“康熙历狱”）之后，于1671年返回赣州府传教，直至1696年去世。
《鞑靼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Paris：JEAN HENAULT，1671），是其著作中影响最大者。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以与传教士有关的事件为主线，描述了1651年至1669年间在中国发生的所见和所闻。按照时间次序划分，第一部讲述了顺治朝时期的事件；第二部讲述了康熙幼年时期的事件；第三部讲述了康熙成年初期的事件。此书随后于1672年在巴黎单独出版了一个续编，内容主要取自聂仲迁神父摘录其同仁的几封信，补充叙述了1609~1670年间，教案被平反的曲折过程，以及他们向欧洲同仁发出邀请的呼吁。
从整体来看，著作中所描述的事件经过和各位传教士的经历，除了小部分是著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之外，大部分应该是来源于著者与其他传教士之间的书信沟通，由于书中一共涉及到五十多位传教士在华期间，特别是在1665年教难期间的经历，因此，本书也经常被后世所引用，在耶稣会士的历史记述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野。尽管可能带有一些著者个人的和宗教的观点，但依然不失其历史价值。因此，具有翻译的价值。
本次翻译，正文部分，依据由JEAN HENAULT在1671年于巴黎出版的该书第一版，《续编》为JEAN HENAULT在1672年于巴黎出版的该书第二版。
本著作与其说是讲述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片段，不如说更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片段。这个片段正好处于“礼仪之争”在中国爆发前的那段时期，作为其历史背景，有助于后人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政者的态度、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传教士们的想法。在清初的顺治和康熙年间，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重要的机遇，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其背后的原因纷繁复杂，有社会的原因，有当政者的原因也有教会内部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在早期都对天主教抱有好感，这也得益于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所制定的传教策略。而汤若望作为经历了明末和清初两个朝代的耶稣会士，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并将之发扬光大，他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科技发展史和中国天主教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此著作以杨光先掀起的打击天主教的事件为主要脉络，讲述了以汤若望为首，遭受严酷迫害的传教士和钦天监奉教官员们的经历。
杨光先（1597~1669），江南歙县（今安徽）人，因不满“西洋历法”以及天主教的教义，曾经多次上书攻击汤若望等人意图谋反，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康熙三年（1664年7月），康熙皇帝时年11岁，由索尼、鳌拜、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四位顾命大臣辅政，他再次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反对“西洋历法”，攻击汤若望等传教士勾结澳门的葡萄牙人，图谋颠覆清朝。于是身在北京的四位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原文名见“表一”，译者注）以及钦天监以李祖白为首的五名奉教官员首先被捕入狱。随后，清廷又命令缉拿外省的传教土到京议奏。案件经过多次审理之后，其结果是汤若望被判处凌迟（后被赦免），钦天监的五名奉教官员被斩首，其他传教士除了原本在北京的四人以外，其余25位传教士全部流放广东加上在狱中去世的郭多敏神父，一共关押了30位传教士。
当然，影响如此巨大的案件，其本身远非简单的历法优劣之争。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科学这个词是不存在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不存在的，传统中对于时辰、吉凶日、节气、日月食等的确定，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因此历法的制定历来是由朝廷所垄断的（作为对比，欧洲的历法自古罗马时代采用儒略历，至1582年采用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的格里高利历，也是由皇权或教权所制定的）。另外，从传教士们的角度来说，历法的计算是他们的优势所在，更是他们到中国来传教的立足之本。对于这一点，刘松龄神父（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1703~174）曾经于1766年明确写道：“艺术可以取悦于朝廷，是有用的，但是在此，天文学和数学是我们所必不可少的。”可见，历法的精确性对于当时的清廷和传教士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清朝的历法，承制明末的《崇祯历书》（主要编纂人员是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汤若望），再经汤若望改编为《时宪历》。这就使得当时的西洋人在钦天监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对于钦天监中回回科的官员们来说，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地位，因此成为被杨光先所利用的矛盾之一。然而事件的发展，并没有因为传教士们拥有更精准的计算结果而使他们免除牢狱之灾，也没有免除那5名奉教官员被砍头的命运，这也说明，虽然整个案件被冠之以“历狱”之名，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历法之外，在于朝堂之上的计较，在于对天主教和西洋人的考量。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时年16岁，亲政之后为汤若望平反，并启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随后又允许被软禁在广东的传教士们各回各省。此后直到“礼仪之争”在教廷和清廷之间爆发前的这段时间，可以说康熙皇帝对传教士们礼遇有加，不仅亲自向他们学习各种知识，还于1693年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为特使返回欧洲招募更多人才，此为后话。但是他之所以对传教士们求贤若渴，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先进的数学、几何、天文等知识。他曾训曰：“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相互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由此可见，这个案件不仅严重影响了清朝人对于来自汽的知识的接受和分辨（科学和宗教就是这么诡异地裹挟在一起），面且年幼的康熙本人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尤其是与清史文献相互印证（如《清史稿》列传五十九《汤若望》（杨光先》（怀仁》），更有助于后人理解和挖掘事件的真相。
此著作在翻译过程中，对于书中所引用的传教士人名的处理，基本上是参考1932年出版的费赖之神父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日》，面对于书中只写出教名的中国人，能考证出来的列出真名，例如：孙依纳爵是孙元化，徐保禄是徐光启；而对于一时无法考证的只得照搬教名，例如伯多禄、路加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著作出版于1671年，当时西方人对于中国和东方的认识尚有许多模糊之处，所描述的历史又是处于明末清初阶段，对于国名、朝代和民族等称谓难免不甚准确，例如“鞑靼利亚”（拉丁语：Tartaria）是中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人对于中亚的里海至东北亚鞑靼海峡一带的称呼，尤指蒙古帝国没落后泛突厥人和蒙古人等游牧民族散居的区域，在当时的语境下包括中亚诸汗国、天山南北麓、蒙古诸部满洲等，因此，“鞑靼利亚”是欧洲传教士、探险家等常用的地理用词再例如书中所说的“中国人”与“鞑靼人”，字里行间是将“明朝人视为“中国人”，将“满人”或“女真”视为“鞑靼人”，而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分别指我们通常所使用的“汉人”和“满人”；又比如，书中所说的“鞑靼战争”，指的是满清灭明的这段战争史。翻译时，均做修改。
对于书中所引用的地名，由于是音译，个别暂时无法找到对应的地名只得直接引用原文，供研究者参考。
译者
2020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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