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卿:《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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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640-1710):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天主教海外扩张
作者:谢子卿
Publisher: 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 edition (2019/1/1)
Series Title: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
平装: 530 pages
Language: 简体中文
开本: 16
ISBN: 9787547614310
作者简介
谢子卿,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曾在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师范大学,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天主教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与近现代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与大国兴衰、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在海内外发表文章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目录
丛书总序 1
序言 1 导 论 4
一、中国礼仪之争概述 4
二、近年来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综述 7
三、中国礼仪之争研究中的问题 11
四、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介入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 16
五、研究内容和意义 20
正 文 25
第一章 26
17世纪上半叶中国礼仪之争初入法国 26
一、中国礼仪问题初入法国 26
二、 杨森主义和中国礼仪之争 44
本章小结 67
第二章 69
17世纪下半叶法国传教士入华 69
一、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立和入华始末 70
二、巴黎外方传教会和葡萄牙保教权的争斗 96
三、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入华 106
本章小结 123
第三章 124
法国传教士将中国礼仪问题带入法国 124
一、 巴黎外方传教会和中国礼仪问题 124
二、 十七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将中国礼仪问题带入法国 145
本章小结 184
第四章 186
中国礼仪问题在1700年的法国达到最高潮 186
一、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支持者 187
二、法国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反对者 209
三、中国礼仪问题在1700年的法国被谴责 234
本章小结 267
第五章 269
尾声:中国礼仪问题传回中国 269
一、1704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礼仪的过程 269
二、多罗出使中国失败的经过 280
结论 290
一. 法国和礼仪之争的联系 291
二、 中国礼仪在法国的争鸣 296
三、宗教扩张和大国崛起的历史互动 301
附 录 312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阎当主教1699年1月11日致信沙尔莫的信》 313
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二)《一位索邦大学博士的日记》(节译) 344
主要人物事件编年表 372
主要参考文献 378
附录:主要译名对照表 396
序言
徐以骅
本人主编的“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自2010年问世以来,前后共收入了三部关于中外天主教的史著,即王首贞博士所著《中世纪法国民间宗教思潮研究——以卡塔尔教派为中心》、谢子卿博士所著《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640-1710)——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天主教海外扩张》,以及即将出版的段世磊博士所著《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活动研究(1549-1650)——以印度、日本和中国澳门为中心》。此三部专著虽均为高校青年学者所撰的史著,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外天主教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中国天主教史这一研究领域中,中国礼仪之争当属最热门的议题之一。特别是近10多年来,该研究领域的名篇佳作层见叠出,有关专家学者不胜枚举,而相关研究空白亦正在被逐一填补,以至仅仅列举有关成果和学者也颇费周章,有关综述更难能做到准确周全。因此只有在理论、方法、资料、视野等方面另辟蹊径,方能在不断增加的现有成果中脱颖而出,在该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谢子卿博士这部专著实施“学术突围”的策略有以下几种。首先,本书摆脱了天主教在华或对华传教史的既定框架,试图从天主教世界传教史的视角下来讨论中国礼仪之争。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礼仪之争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教运动的国际面向,如国际传教团体内部的争斗等。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围绕着保教权和传教领导权而展开的教廷内斗、教廷与葡萄牙的争斗,以及葡萄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传教大国的恶斗等相互交织的冲突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不仅如此,本书在详尽披露了天主教会内和传教团体间折冲尊俎和互相争斗之内幕的同时,还仔细考察了天主教会宣教利益与天主教国家海外扩张之间互为表里和错综复杂的外相,把作为天主教会史和中国明清史一部分的中国礼仪之争放在更广阔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史、17、18世纪世界史以及所谓“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审视,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礼仪之争的内涵和外延,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研究中国礼仪之争的世界史意义。
第二,本书把中国礼仪之争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拓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并在此基础上对与西学东渐相对应的汉学西进作了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本书对主要由中国礼仪之争所激发、或以中国礼仪之争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了这样的描述,即主导西学东渐的来华传教士把西学传入中国,然后把汉学传到西方,再把西方对中国看法和态度传回中国的循坏反复、相互作用的曲折过程。诚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不能只聚焦西学东渐而忽略汉学西进。西学东渐成就卓著,虽然主要还是在浅表的技术知识领域,但汉学西进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与西学东渐相比,由中国礼仪之争所引发的这一波汉学西进并不逊色,它不仅使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现了“质的飞跃”,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刺激了对民族崛起和国家强盛所不必可少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倘若我们穿越一下时空,把17、18世纪的天主教传教运动描述为全球化运动的先声,或者把中国礼仪之争说成是东西方世界观、价值观直接碰撞的早期版“文明的冲突”,就像本书所做的那样,那么发生于同时的西学东渐和汉学西进则是现代公共外交的雏形。在中西交流史乃至一切人类交流史上,宗教传播通常总是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难分难解的。
第三,中国礼仪之争既有若干主角,也有众多利益攸关方,这也造成了关于该议题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本书选择聚焦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角之一的法国,并将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究竟起何种作用作为主要预设问题。对聚焦法国本书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在17世纪末巴黎外方传教会取代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而成为反对中国礼仪的主力,使礼仪问题被激活和激化而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舆论焦点,并最后促使教廷决定禁止中国礼仪;二是引起中国礼仪之争以及对礼仪问题争辩最激烈的场域并非中国和罗马教廷,而在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
因此中国礼仪之争其实不仅是传统上所说的北京与梵蒂冈之争,而且更是中国与法国之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礼仪之争;三是法国全面介入中国礼仪之争,不仅是法国国内天主教复兴的结果,而且是法国国力强盛,在远东扩张国家利益上欲与其他欧洲强国一争高下的必然选择。研究传教运动的所谓国内基础(home base)是近年来国际传教学界显见的趋势,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传教运动都是如此,有学者甚至称传教运动对国内教会乃至社会的影响要超过对传教目的国的影响。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把作为中梵宗教关系之一部的中国礼仪之争处理为中法宗教和文化关系之一部。此种处理方式是否纠正了以往中国礼仪之争过于关注中梵关系而忽略中法关系、侧重中外宗教关系而漠视文化关系的偏颇;或是否既符合历史事实,又符合学术研究潮流,相信读者在读完本书后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人早年在武汉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时,对任课老师之一的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关于人们只见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难觅学富五车的青年史家的一番言论印象极深。在今天,这番话依然成立,不过由于高等教育的进步、互联网的发达、资料的易得以及语言能力的提高,国内学界已经出现青年史学工作者群体性崛起的现象。包括本书在内的国内一大批青年史学者撰写的史学论著已经以较大的幅度超越我们这一代当年的学术水准,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诚如本书作者所言,研究中国礼仪之争的法国因素不仅在进一步澄清历史,探明历史真相,而且在考察或者说解释历史。不过本书尽管“弥补了过往研究礼仪之争叙事的重要遗缺”,并且提出诸如从中国礼仪之争来窥视“天主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从而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内在关系”、要研究“宗教扩张与大国崛起的历史互动”、以及把考察中国礼仪之争的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以求获得近代中国落后世界潮流之启示”等学术洞见和诉求,但本书的主要贡献仍是补白性而非框架性的。历史学者负责从史实中提炼观点和论题,而国际关系学者则通过理论建构来阐述历史。本书作者的“早期全球化”或者说天主教传教运动国际化的提法,把研究世界基督教宣教学的著名学者、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达纳·罗伯特(Dana L. Robert)教授提出的“第一次全球化”(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新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整整提前了约300年,但却缺乏对全球化及全球化理论的必要论证。基于本书的高质量和高起点,以及作者目前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所受的训练,我们有理由期待本书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对中西宗教和文化交流史研究作出更多创造性的贡献。
本书作者谢子卿博士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专业、上海师范大学外国哲学专业以及宗教学专业,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明清中国天主教、东西交通与中西文化交流史、法国对外关系史、天主教海外传教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等,目前已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近十篇。
2016年9月谢博士加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及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作为他的合作导师,本人对其大作不仅得以先睹为快,而且还遵嘱写序,深感荣幸。借此机会,本人对谢博士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协助我编辑《宗教与美国社会》和《基督教学术》等期刊以及办理其他事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7年12月24日夜于上海西郊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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