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大会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进行交流。我跟张西平教授、张士江神父有过很多年的积极的合作，也参加了很多次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中国基督教研讨的回复、现状与展望》。我最近一直在出差中，没有写出文字的东西，在此表示歉意。
我边出差边把思路梳理了一下，这个题目比较切合我们大会的主题──「社会变迁中的宗教研究与宗教教育」，我把这个重点放于宗教研究。我想利用今天宝贵的时间，谈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把中国基督教研究作个回顾；第一个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第二个方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关于宗教史文化的研讨，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第三个方面，九十代以来的研究；第四个方面，世纪之交的研究；第五个方面，对研究的未来展望。
首先，从导论谈起。
谈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有个时间定位，一般来讲，我们是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我的理解，是定位这样一个基本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应该说是相对沉寂。
廿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教会内的基督宗教研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都非常活跃，涉及到对教义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很有特色。天主教的研究在当时还是比较活跃的，像辅仁大学的研究，上海以光启社为背景的历史传承的研究，包括河北献县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文献，涌现出一批研究方面有成就的学者。基督教方面也非常活跃，当时说，北有燕京，南有圣约翰大学，这样一个呼应。同时在教会内部也有很多的思想家。当时，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对本色教会、对基督宗教在中国发展的思考，在圣经的翻译上还是在神学的见诸上都有一些思考。一九四九年以后，这种局面慢慢就消失了，由少量的学说著作的发表，到渐渐的消失，应该说自廿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教会内部基本上没有研究的声音。
与此相对应的，教外开始出现对基督宗教的研究，当时的氛围下，六十年代，包括七十年代文革期间，对基督宗教的研究主要是以批判基督宗教跟西方列强的观点和角度。当时分析国际形式，尤其对美国的关注，翻译了一部分美国现代思想家的著作，在七十年代，在中国大陆以内部资料出版，其实内部在一些图书馆、书店也能买到，研究是以批评为主，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特色。也就是说，教会外的研究是少量，这种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不被人所注意，在其它的研究领域，比如在社会历史的研究，在思想史的研究中间，间接地提到了对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的这个关注，我们可以看，在当时编的，不论是中国通史还是中国思想通史，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进行一种批判的审视，应该说是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基督宗教研究的范围中间影响不大，也不被人所关注，这就是我们谈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在七十年代末之前基本的一个状况。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应该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具体来讲一九七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七九年开始，这样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历史阶段。
下面我们谈第一个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研究。
改革方面初期的研究体现为「早春二月」的特点，出现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由于历史的惯性，虽然还是在延续以往的批判这样一种研究的风格，但是能够有专门研究基督宗教的著作问世，这已经是零的突破，所以我们要由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比如在一九七九年，三联出的一本杨真的《基督教史纲》，这个著作是我老师写的，用的笔名。当时给他的评价并不是很高，第一认为他的观点比较左，第二认为他的资料比较旧。但是我们看当时的情况，作者在文革难局中间，潜心作学问。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但并不是那时候写的。在文革期间开始转向基督教研究，推出这个成果，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他是功不可没的。虽然是一种批判的眼光，虽然用的资料比较旧，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的状况，不可能找到新的资料，但是标志着一种零的突破，有一个从学术的角度对整个基督宗教历史的审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要还原到历史中间来看。
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就有一些著作问世。比如在上海的顾长声写的《基督教与现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另外还有四川的学者写的教案史等等，都是对基督宗教在华的历史一个回顾。当时这种回顾，应该说带着文革的对基督宗教评价的痕迹，基本上是负面比较多，批评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看到的，它是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把这种历史，把这种发展展现在中国的大众面前，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时期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开始在形成，虽然还有批判的痕迹，但是在慢慢减轻。当时的研究的重点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走面研究的前面。此外在福建，尤其在福建师大，史料的整理，主要是教案史，另外还有四川社科院有少量的学者开始关注资料的整理，在改革开放初期，迈出了中国基督教现代研究的第一步。
第二个方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关于宗教史文化的研讨。这是基督教文化研究的亮相，突破了已往仅仅从负面批判性研究的这种窠臼，开始这种客观、正面的评价，所以，应该说是跟中国社会的大气候有关联的。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对于基督教的评价和宗教的评价，经过了这么几次大的风波，一次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有一个非基运动和非宗教运动，应该说是既是文化运动又是学术运动，形成很多关于基督教在华作用和它的特点及性质的评价。这个基调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对基督教作一个负面的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这样负面的评价。
世界宗教研究所在一九六四年建立，有的学者总结有两大任务：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研究宗教，范围比较广，那么批判神学重点涉及到基督宗教，但是，今天对批判神学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从原出意义上的批判，也就是批判、学术批评，有的人是从文化革命的大批判，否定意义的打倒。这种观念，应该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现过动摇
。
这个新陈的评价有一个转型期。在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二十世纪第二次关于宗教的评价，也就是说甚么是宗教？宗教跟迷信的关系是甚么？在当时，以牙含章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讨论，有相关的著作或论文发表，这个讨论，就为我们当下今天这个讨论埋下了伏笔，因为当时讨论就是无神论跟宗教关系问题，所以这个有一种偏激的观点，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牙含章先生当时就提出一个观点，迷信不是宗教，但是他也承认宗教是迷信的一种。一方面对宗教有相对客观的评价，但是从本质上也是否定的。所以，宗教迷信为甚么并列了，跟当时的讨论是相关联的。有的认为迷信跟宗教没有分别的，都是一体的，牙含章先生强调宗教可能比一般的迷信身份稍高一点，从大的方面来讲，它还是属于迷信的范围，所以坚持无神论跟迷信跟宗教斗争的态势。这种斗争的态势，我们在今天看的非常的明显，还在延续。所以这是第二次大的争论，这两次争论有一个时代的定位，一个是在四九年以前，反映当时中国的文化认知的状况。第二个是在文革前，反映六十年代中国对宗教认知的状况。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真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在二十年代走出了对宗教包括对基督宗教否定性的评价，使基督宗教的研究能够在一个平等场景中间展开。
对宗教到底是不是鸦片，北方的不少学者，包括我们研究所的不少学者，认为宗教就是鸦片。上海社科院的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宗教不是鸦片，它是一种文化，提出宗教文化论。但是「南北鸦片战争」，只是相对而言，也不是说南方百分百都强调宗教是文化，没有认为宗教是鸦片的。这给我们学术界带来了很大的反思，包括我们研究所当时强调宗教是鸦片的一些学者，通过这个讨论以后，冷静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些分析，都有了自我的反省。
这场讨论应该说是在学术层面好推进了对宗教的研究、理解，可以从基督教文化来讨论基督教。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次关于基督教的国际研讨会是在一九九四年和爱德基金会合作召开的，当时中文的题目：《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而西文就没有文化这个表述，所以这个中西有别，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处境。如果我们当时不说基督教文化，光说基督教，这个会可能批不准，而且这个会可能就有麻烦，但是宗教是文化的讨论下，我们提出基督教文化就没有问题了，大家就可以讨论了。所以在这个讨论中间，我们也邀请了很多海内外的研究基督教方面的学者，对基督教跟中国现代化关系，展开深入的讨论。这是第一次开始以基督教文化，以宗教文化的角度，走出对基督教全面研究的模式。
这个时候，应该说有如下的特点：
一个是教会外的学术界开始正面评价基督教，系统研究基督教。应该说，在中国大陆教会外的学者对基督教的正面评价是走在前面的。教会内部的情况不一样，由于整个社会氛围对基督教的批判，使教会内部为了表明自己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态度，自我批判非常厉害。从学术界角度来讲，有点过度，就是自我否定太多了。当时教会仍然保持自我批判的态度，有各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深层的底气感到不是很足，另外一个呢，有思想顾忌，说自己好会不会遭到社会的反感和批判。另外，在中国当时的氛围下，以左的方式来求生存，对自己批判多一些，社会会对我宽容一点。在教会内部当时开始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教外的学者开始对基督教说好话，教会的学者自我批评很厉害。由于这样一个不吻合，教会内的有些学者，包括基督教的一些领袖，开始直接间接对学术界肯定基督宗教的一种态度加以批判，所以这个当时是非常戏剧性的历史意义。教外的学者替基督宗教说一些好话，教内的进行反驳，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比如，当时一个是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评价问题，当时教会内的学者强调，传教士的历史作用是负面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下传教，整个传教士卷入这个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过程之中。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冷静，总体来讲，传教士卷入不平等条约，但是不等于每个传教士个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从宣教角度，宣讲自己的信仰，但是进入中国的时机赶的不太好，非常被动地成了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具体的分析，历史上讲，像伯格里传教士，学术界认为应该给他一个公平的评价，不能对传教士一杆子全部打倒，对传教士要有具体体的分析，这些观点并不被教会内部所接受，这是当时争论比较大的问题。
第二个，是对教会大学的评价。学术界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对中国的学术、文化、教育还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宗教教育，这也涉及到教育大学的问题，为社会、金融、经济、政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士，而且包括在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间有些人也是从教会大学里面毕业的，后来进入了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历程，所以对教会要有一个客观冷静的分析。当时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对教会大学的热，重点是以华中师大章开沅教授为引导。章教授当时是华中师大的校长，他的专长本来是研究辛亥革命，后来转向了教会大学的研究，这样带动了中国的学术界，包括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还有福建一些大学的学者，开始重点研究教会大学，出了一些关于教会大学研究的丛书。这方面的研究跟香港学界也有一些合作，这是当时学界的态度，当时教会内部，尤其是基督新教方面，对教会大学基本上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教会大学对中国社会起的是负面的作用，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是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服务等，所以当时出现的争论和分歧非常奇怪和独特，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宗教界之外的人士，来客观中肯的评论宗教，社会比较容易接受，而宗教内的的人士来评论自己如何好，社会上很难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界反而更多的侧重于自我批判，而学术界开始客观的进行评价，这是当时大的特点。由于这种历史包袱，使中国基督教会内，尤其是中国基督新教内的学术研究比较难加以充分的展开。其实最早有批学者相当不错，在海外留学，后来流散了，非常遗憾的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们社科院一九七八年开始招基督宗教研究的硕士研究生。我记得在当时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是一九七九年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在今天我们学术界无影无踪，有几位学者相当不错的，没能形成教会内尤其是基督新教内学术研究的强势。
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大致包括这些方面：
1.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以华中师大起引领作用。
2.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教内和教外都在展开，教内有几位学者，像陈哲民，还有老一辈的学者，他们曾经申请过一个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后来这个课题夭折了，没有完成。在教会外的学者，开始零星的关于基督教史的翻译写作。
3.当时比较热的教案的研究，尤其对清朝的教案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4.对基督教思想出现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个涉及的比较广，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开始系统地研究和翻译。另外这个时候也出现了跟香港学者的合作，如人民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系统翻译基督宗教的名著，应该说翻译之风在这个时期开始掀起。
5.世界基督教研究，最早是在华东师大。徐开启教授以一个提纲开始讲课，徐教授去世后，他的弟子把他的讲稿整理出来，出了一本世界基督教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个纲要。在这个时候，南开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世界基督教问题，进行世界基督教的研究，这个时代的研究，全面开发，零零散散，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
第三个方面：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
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内出现了中国神学研究，形成中国神学建设的构想。当时丁光训主教，陈哲民先生等出了大量这方面的著书，还有相关的论文。当时教会开始形成关于丁主教爱的神学的讨论。再就是说，爱跟因信成义的关系如何也有不同的分歧。近的说，丁主教宣导的爱的神学的讨论，得到学术界的一些支持。这时教会内有些翻译，在香港翻译过的著作重新在爱德印刷厂印，重新形成中国基督教会内部研究著作的特点。中国神学建设开局不错，发展后劲不足，也是未来希望之在，中国神学建设走的道路弯弯曲曲，到今天这个任务还是没有完成，现在又在重新思考。它的真正发展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的研究，同样，天主教，像上海光启社等等，开始内部出版基督宗教名著，编撰相关杂志。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第二个层面，教会外的研究。教会外的研究当时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讨论，就是所谓的汉语基督教神学和文化基督徒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跟香港和内地的结合相关联，当时关于汉语基督教神学的讨论，尤其是文化基督徒的讨论，有着非常学术方面和宗教信仰方面的意义。再一个，文化基督徒的定位的问题，文化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学术界对基督宗教的研究是不是准确？有的学者提出，基督教学术研究者，而不是文化基督徒表述。应该说，这个发展态势很猛，最终没有形成领军人物和代表性著作。我们知道汉语基督教神学文化基督徒最早跟刘小枫提出有关联，刘小枫急流勇退，后来在汉语和神学文化基督讨论中间他完全隐退，但是他的观点留下基本的定位。比如说，他谈到文化基督徒，首先应该是基督徒，这样才有资格谈文化基督徒，所以有些人不太同意他的观点。另外教会内对他也有很多的批评，好像基督徒分成文化基督徒和非文化基督徒，这种分是不公平的，谁是文化基督徒，甚么叫作有文化的基督徒，这个概念比较模糊，由于刘小枫退隐，这方面就没有代表性的人物了。另外像何光沪先生曾经有些零星的表达，但也不是很系统。中国人民大学李秋零教授，因为他参加汉语神学翻译非常多，曾经做过一些研讨，但是总的来讲，也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论述。
最后出现一个转移，反而是香港的学者开始推出一些汉语神学著作，这应该说是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基督宗教研究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研究中间，应该说出现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分歧。比如说，学界中由于文化基督徒的出现或者说基督教学者的出现，在学术研究的韧性方面出现了变化，应该说，有些学者坚持了客观的学术的研究，有少部分的学者转向了基督宗教信仰，甚至有个别学者进入了家庭教会的方位。在这个发展中间，跟汉语基督教神学，文化基督徒的表述，相对应还有像复旦大学提出的基督教的学术研究，像中国人民大学，也提出学术角度来对基督宗教学术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一种神学的表述等。这个时候对中国基督宗教的思想、文化的研究还是比较热闹的，而且在整个中国学术界曾经掀起了一股高潮，引起了人民对基督教神学的关注，这是学术界当时的一个特点。
与此同时，中国基督教史，无论是天主教史，还是新教史的研究，异军突起，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研究机构，像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大，济南大学等等，他们都各有特色，开始对像基督新教、天主教的或是局部的传教士非常深入或全面的研究，这个时候，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全面开花，很多大学都有自己的相关课题，推出相应的研究成果。
另外，就是天主教神哲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早期，有两大课题没有完成，就是刚才谈到的，一个是中国基督教内部的学者，当时四个著名的学者引领的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可惜没有完成，夭折了。还有当时我们社科院的学者等进行的中世纪研究也没有完成，基本上夭折了。引领对天主教神哲学的研究，包括对托玛斯阿奎那著作的系统的研究的，一个是北京大学，像赵敦华教授等，代表著作《基督教一千五百年》；在武汉大学，他们搞了系列的对托玛斯阿奎那的研究，翻译《神学大全》，但是他们很遗憾在这个过程中间，台湾已经把这个《神学大全》完全翻译出来了，而且出版了。北大、武汉大学的合作还在不断的推出过程之中。当然，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表述。正如我们这一场的主持人张西平教授讲的，传教士汉学已经突起，形成了巨大的规模，传教士汉语一个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在中国人民大学，这些年我们搞了很多相关的研讨会，人民大学是以海外汉学中国学为主，中间很多的内容涉及到传教士汉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搞了系列的翻译研究，带了很多学生，从各个领域展开汉学跟基督宗教的观念研究。
与之相应的济南大学的澳门学的研究。汉学研究的第一步是澳门学，因为汉学的发迹是在澳门这个地方。另外，法国的汉学应该说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第二步，体现出耶稣会由葡萄牙、意大利的传教士转向法国传教士，这种研究形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这样把基督宗教的研究跟文化传播与语言翻译转换的传播有机的结合起来。这种研究，在中国当下社会中间敏感程度是比较小的。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有种自豪感。所以，从国际汉学这个角度，从海外汉学这个角度，他乐于看见这些成果的出世。相比而言，传教士汉学的研究，应该比纯基督教思想教育的研究要顺利些，这方面发展比较迅速。
第四方面：世纪之交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国大陆基督宗教开始的比较系统，比较全面。这种研究一方面在很多的研究所和高校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或是宗教研究中心，或是宗教学系，或是专门的基督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等等。由学者个人的零散研究，进入了一种建构性研究发展。从资料的收集、整理转入中国学者的一种学术思想的阐述，开始有中国自己的思想跟阐发。
这方面的研究有这样几大特点：
第一，基督宗教研究涉及到基督宗教的各大领域。比如，基督教史研究领域、基督教思想领域、中国基督教研究领域。
再一个，是圣经与经典研究。圣经与经典研究异军突起。早期，学者跟教会内的关于基督教研究的一个冲突，学者一般是从文化学术角度介入，而不是从经典角度介入。教内的朋友对学界有个批评，你们不懂圣经，也不研究圣经，你们失去了对基督教文化思想研究与基础。所以，后来有些学术界朋友专攻希伯来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这样，就把经典研究的所需要基本语言补充起来了。比如，在北京大学、中国民族大学，侧重于圣经的旧约研究，与香港圣经学院有合作，这是一个特点。有些学者侧重于新约的研究，跟北美有不少的合作。还有一些涉及对经文的浅说的研究，北大、人大侧重于旧约、新约的研究。今天中国大陆有不同的研讨会，比如，北大跟香港合作的旧约圣经的研究会，河南大学跟香港合作的基督教圣经文学研究会；包括北京大学、青岛海洋大学、河北大学合作的关于基督教圣经、外国文字的研究，推出了很多的著作，这是一个发展的热潮。
第六个层面，对基督新教研究有一种工具书方面的开拓，基督宗教的词典、百科全书开始推出。像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的词典，复旦大学跟天主教、基督新教联合编的基督教百科词典。
第六个层面，基督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展开。
以复旦大学为代表，徐以骅教授在基督教与国际关系方面有很好的开拓，使我们把世界风云的变幻跟基督宗教是一个甚么样的关系纳入了学者研究的眼帘，这是一个大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开始关注现状问题，从以前的历史学、哲学研究、语言学的研究转向了一种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作调研，比如浙江大学开展的温州基督教的研究，后来像李向平教授开展的老板商人基督徒的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改革经济发展大潮中有甚么观点，有甚么参与，形成这方面的讨论。社科院展开了基督宗教国情的调研，比如对基督教信仰人数的统计全面展开。最典型的，前几年，我们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发布的关于在中国大陆基督教信仰人数的统计：二千三百零五万，这样一个数字的推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基于我们按照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的方法调查的结果展开的，而且几乎每年都有开展对基督宗教的国情调研。在现状方面，开始探究基督教发展与中国的现状到底有甚么样的观点，基督宗教在中国大陆今天应该如何的定位，它的社会影响，它的作用，它受境外的影响，和它带来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作用，都是现世研究方面的话题。
第三个特点，对基督教学术研究的批评，这也是在世纪之交开始的。早期的研究曾经出现过教内的学者，对中国学术界基督宗教研究一种质疑，或是批评。但是这个批评是比较温和的。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对基督教研究比较严厉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语气是比较重的。一个是对研究者身份的批评，现在有一种误解，你只要研究基督宗教，好像就成了基督徒，研究者对信仰者在有些人眼中是不分的，这样的文章在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频频地出现，这个就是把宗教学研究者跟神学家这样一个定位混淆起来，这个批评在近些年出现。第二个就是对神学跟宗教学关系的定位方面出现的批评，批评者有的认为，宗教学从西方传来，因为它最早是作为神学的分支，宗教学就是神学，神学对我们中国社会不适应。这样，中国大陆宗教学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陷入一种发展的困境。
宗教学在前些年曾经想争取从哲学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但是由于这种批评，使教育部不敢往前走了，所以我们宗教学到现在还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但是批评者不甘心，觉得宗教学整个就该取消，认为宗教学就是一种宣教学，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分支，这种批评在这两项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研究宗教学的历史，曾经观察到，它早期是依服于神学系，是作为神学的分支，但是，后来跟神学各有各的特点，更多的在人文学中间形成了独立的发展，批评者不看后面的发展，只看早期，所以把宗教学作为神学的方式否定掉，这样就提出了一种间接的所谓无神论学代替宗教学的声音，这对于今天的宗教学研究尤其把宗教学跟基督教神学研究绑在一起，形成一种严重的挑战。对于基督教研究的社会影响也开始提出批评，比如说，认为基督教研究是学术研究，就称为学术宣教，认为基督教研究是文化研究，就称为文化宣教。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切入对基督宗教研究，好像都是一种宣教学，这个批评在这几年出现，对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形成冲击。涉及今天讨论的宗教教育，有些批评者认为，宗教跟教育要严格区分，宗教研究不应该进入研究领域，不应该进入大学，研究机构或是大学，不能谈宗教问题，不能谈神学问题。这个就是对于宗教教育出现的一种误解，对于基督教在学术研究机构、高校的身份、任务、意向或者说走向进行了一种错误的评价或者说批评。这是近些年来出现的现象，所以我把它看作是自中国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第三次关于宗教的激烈讨论：第一次是六十年代，第二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第三次就是现在。这个讨论在不断地升温，而且方向不明，将来是一种怎么样的走向还有待观察。
现在这个时候，在世纪之交，中国宗教研究形成了由高潮跌入低谷的这样一种态势，所以这是从基督宗教研究方面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不仅影响基督教学术研究本身，也影响到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个社会变迁，跟中国社会对宗教包括对基督宗教的评价是密切关联的。这个是宗教在世纪之交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在基督宗教研究方面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这个最早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学者提出的，而且推出了系列的丛书，也有相应的研究著作，也得到了教会一些学者的积极回应。
目前，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提出得到了国家宗教局和中国教会两会的接受和认可，而且开始推广，今年已经召开了多次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应该说这个目前也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与讨论。
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现在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个研讨会之后，马上在汕头和福州师大还有两场专门讨论基督教中国化问题的研讨会。大概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我们在北京也召开了一个专门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研讨会，涉及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教在中国需不需要中国化。有些学者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她强调的应该是她的普世性，而不是中国特点，所以没有必要进入或依附于中国文化，这是反对者的声音。赞成者的声音就是：入乡随俗，这是基督宗教传播学上的一个传统，而且只有吸纳、融入相应的文化，她在这个社会中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中国的处境中，我们可以比较外在的宗教，进入中国化比较成功的是佛教。佛教中国化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政治的中国化，再一个就是文化的中国化。政治中国化以释道安居士「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样政治方面有一个转向。而文化的中国化就是构成中国特色的宗派，尤其禅宗等，这是印度的佛教所没有的。应该说中国的基督宗教在中国化的问题上，政治化的转向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像三自爱国运动、天主教爱国运动这些，有的人说已经解决了，但我个人认为，有个很好的开端，但说彻底的解决还为时过早。也就是说，政治上有一个表态，服从我们这个现行的社会政体，在这方面有一些发展，但是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文化上的基督教中国化，应该说任重道远，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我们现在谈的基督宗教研究，更多的是翻译、介绍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的基督教研究，更多的是回顾、梳理、总结基督教发展的历程。至于中国基督教怎么实行中国化，这方面基本上还是没有比较突出的研究。在教内教外，关于需不需要中国化，都有很多的讨论。
第二个层面，在承认需要基督教中国化的前提下，中国化怎么来进行？怎么来体现？它的具体举措是甚么？应该怎么来推行？比如基督教的生活方式、礼仪节日，基督教的语言表述等等，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甚么？这个呢，现在感觉很模糊，就像现在很多教内学者和教外学者商量，就这方面是不是需要来研讨，找出相应的方向，把怎么「化」落到实处。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基督教的中国化。这个是在世纪之交慢慢形成的一个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有相应的批评的声音在出现。这就是我要谈论的宗教在世纪之交的研究的第四个特点。这是目前我们在基督宗教研究现状上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处于这样一个局面。
最后，我想谈第五个方面，对基督宗教研究未来的展望。
我们是一个学术研究，它有一个客观的立场，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分析，所以对基督宗教的研究展望，它跟整个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是双向互动，相适应的。我想谈这么几点：
第一点，现在中国国内研究的环境出现的变化。我们对基督宗教研究曾经有过「早春二月」，那是「乍暖仍寒」，感到丝丝的寒意，但是觉得春天要来临了。然后我们收获著喜悦。但是现在感觉到有点季节变换。由于前面讲的对于基督宗教研究的专门的批评，我们研究注意到，对宗教是普遍性的批评，对基督宗教研究是重点的批评，对整个基督宗教外部的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但这种不利的影响不仅仅是国内学术界的变化，它是跟国际形势发展相关联的。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国际形势并不是很理想，欧美跟我们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有在加剧的迹象，港台这几年的发展也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包括这中间基督教会的一些参与，引起了大陆舆论界、政界和社会的一些思考。我们有很多香港的学者、香港的朋友在这儿，我们是要认真分析关注这个问题的。
有时候发展是跟机遇相关联的。比如，二零零八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境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个时候我们中国非常希望国际舆论站出来，对中国的奥运会有所支援，这个时候基督教界是比较失声的，没有声音。我谈一个细节，当时罗马一个历史教授发表了声明，说是支持中国举行奥运会，所以在报道中把这个大学的名字念得有点像一个教宗的大学，像乌尔班甚么大学，有关部门觉得这是不是天主教的一种新的表态，非常关注，后来了解那是所世俗大学，跟天主教大学没有关系。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在梵蒂冈举行的那场音乐会，这是我们上海，尤其是邓小平的女儿带队在梵蒂冈举行的音乐会，当时的教宗本笃十六世提出要为奥运会的顺利举行祈祷，这应该说是境外比较高的层面的发声，对中国奥运会的支持。这对当时改善基督宗教的关系赢得了一些机会，也失掉了一些机会。
今天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基督宗教的学者，领军人物如何表态，这非常关键。我说得直一点，最近香港出现的「占中」事件，基督教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占中，一派对占中提出了批评。我也看到一些牧师发表的对占中批评的文章，它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大陆看基督宗教，对基督宗教研究的一种心态，或一种立场，这也是我说的双向互动，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基督宗教的研究评价出现的变化。这形成了一种张力，就是把基督宗教是看作内力还是外力，看作是「我」还是看作是「他」，看作是敌还是看作是友，看作是好还是坏，现在开始出现一个激烈辩论。就是内与外，我与他，敌与友，好与坏，在一种隐蔽的方式下进行。应该说学术界的绝大部分希望把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整个宗教界拉进来，纳入我们和谐的社会共同体，这是一种态度，但是另外一种比较强势的力量，把包括基督宗教在内的，尤其是基督宗教踢出去，因为觉得它不可能与我们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与我们的主流社会价值合作，它完全是异类。所以这一拉一踢之间正在博弈，还没有分出胜负。
第三个就是学界的研究。由于这个方面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术界跟港澳台的合作，跟国际学术界的合作，随着这种合作的影响，学术界对基督宗教的研究面对这种批评有可能从曾经达到的高峰转入低谷，我看得不是很乐观，但愿它是个错误的估计吧。
第四个就是中国教会的研究遇到了机遇但是也面临着困难。比如，刚才说的中国化如何抓住这个机遇，神学建设是不是应该重提，这是对未来展望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中国教会内抓住这个机会，可能在学术界基督宗教研究走向低谷的时候，基督教会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形成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动态的发展。对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期待，也有很多的对话和支援、参与。
最后一个方面也应该是最关键，对基督宗教未来研究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战略的制定，我们的顶层设计。如果我们有一个统观全域的国家战略的制定，有一个非常睿智、海纳百川，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积极引导宗教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样一个雄才大略，如果有这样一个顶层设计，那么会走出当前面临的低谷，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目前来讲，我们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这么「型」怎么转，往哪个方向转，我们还要观察，等待。
最后，有几句话的结语。中国的基督宗教研究，在改革开放卅多年以来应该说是基础良好、潜力巨大，信心需增，希望仍存。目前我们需要增强信心，对未来我们还是抱着非常期盼非常乐观的希望。这是我一个学者非常坦率，非常直接的分析和研究，不当之处，请各位朋友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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