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利平：《利玛窦中国札记》中“Scielou”人名考辨，载《汉学研究》13（2011）：381－391，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文中对Scielou的三种中文人名即“石星”、“孙鑛”、“佘立”均提出质疑。
2、新发现利玛窦传记
（明）刘承范：《利玛窦传》，载《汉学研究》13（2011）：372－376。原载《刘氏族谱》，刘后清1914年修。
3、黎玉琴、刘明强：《利玛窦史海钩沉一则》，载《汉学研究》13（2011）：377－380。
此文是对刘承范《利玛窦传》的初步研究。
4、Scielou为佘立的考证，见下文：
柳州先贤为“西学东渐”开路引航
●柳风入韵
在名重乡梓的“明代柳州八贤”中，官至兵部左侍郎的佘立拥有很高的声望。旧志记载他曾在万历援朝攘倭之战中监军杀敌，异国扬威，立下赫赫战功。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赴京途中为“国际友人”提供的帮助，还使尚处萌芽状态的“西学东渐”潮流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利玛窦的领路人
公元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一个名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北京安详去世。这位被誉为“泰西大儒”、“西学东渐第一人”的文化使者，生前在布道宣教的同时，也为明王朝带来了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使士大夫们得以了解西方的哲学宗教、精密器械以及绘画艺术，开始放眼观察和认识国门之外的宽广世界。
那以后，人们开始将利玛窦与马可波罗相提并论，把他看作是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之一。
事实上，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最初12年里，只在广东建立了两处传教据点，始终饱受排斥，难有建树。他在肇庆的住所为本地官员所篡夺，韶州的房子几次受到暴徒破坏和劫夺，而在此期间入教付洗的信徒仅区区百余人。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他抓住意外降临的良机，在兵部侍郎“Scielou”的帮助下从韶州出发，走出广东，前往明王朝的“第二都城”南京；其后又凭借着Scielou的威望和影响力，在江西南昌得到官宦士子们的接纳，并以这座城市作为基地广交社会名流，最终等来了北上皇都的机会。
因此，走出广东并落脚南昌，也被视为利玛窦在中国全面打开传教局面、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重要时代节点。而那位名叫Scielou的兵部侍郎，则是他进入“天朝”大门后，进一步取得突破，从而登堂入室、大展宏图的重要领路人。
张冠李戴400年
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又恰逢中意建交40周年和意大利中国文化年。世博会期间，意大利艺术家迪奥尼西奥雕塑展在上海举行，在诸多展品中，他为盛会精心塑造的大型利玛窦半身雕像尤为引人瞩目。而在世博会开幕前夕，中研院院士、美国宾州州立大学讲座教授夏伯嘉先生也曾莅临上海大学，专门就《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出现的“Scielou”人名，以讲座形式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
Scielou到底是谁，多年来一直未有定论。一般认为此人系万历援朝攘倭之战中一味主和、“谄贼酿患”的重臣石星。但从发音角度分析，意大利语中的“Scielou”显然跟“石星”差别甚大；从官衔上看，石星当时的职位已是兵部尚书，并非侍郎。更何况利玛窦与Scielou结伴北上的那段时间里，石星一直身在北京，并频频亮相参议国是，这些史实在《明实录》都有明确记载。
夏教授认为，Scielou并非石星，而是浙江人孙鑛。然而，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也不靠谱。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公历4月，利玛窦跟随兵部侍郎Scielou从韶州启程，在途经南雄、赣州、南昌、安庆后，于5月31日抵达南京，行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三四月间。而身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御倭，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的孙鑛，当时正在帝国北疆积极备战，准备随时率军驰援朝鲜抗倭前线。他在这期间屡次现身议政，《明实录》亦有明确记载，此时抽身而出，乾坤大挪移般地出现在岭南韶州，简直是天方夜谭。
侍郎大号佘乐吾
很明显，石星、孙鑛均非“Scielou”真身。
要揭开这个谜团，离不开利玛窦本人的描述：“兵部的第一副手，中国人叫做侍郎（silan），离任退休了。他在国内获得过很多崇高的赞誉，在广西省人人都很尊敬他。”由于属国朝鲜遭到倭寇入侵，“中国皇帝决定派遣一支八万多人的队伍”前往援朝。“他（皇帝）必须选择能征惯战的将领去打仗，于是兵部的第一副手再度被任命为他原来的职务，但这次是在京城。”——摘自《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文译本。
在日本学者平川佑弘所作的《利玛窦传》中，关于这段描述的译文大同小异：“这位Scielou相当有名。广西人。已经任过许多要职，这时正好无官在家。当时日本国主关白对中国的进贡国朝鲜发动了战争，皇帝希望他率领八万军队出兵朝鲜去救援。所以这次召他入宫。”
中日两种译本相互参照，足以将札记的原文信息尽可能完整的反映出来。而那一时期官至兵部左侍郎的广西柳州人佘立，则与这些描述完全吻合。
中国古代士大夫之间的酬答交往，一般都互称别号。利玛窦入乡随俗，在札记中，他对中国朋友也都以别号称之。佘立别号乐吾，而《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出现的Scielou，其实就是“佘乐吾”在意大利语中的译名，发音几乎一模一样。
毫无疑问，札记中那位名叫Scielou的兵部侍郎，就是上年九月刚刚被钦点为兵部右侍郎的柳州名贤佘立！
赴京途中的相遇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佘立以广西解元的身份赴京参加会试、殿试大考，结果金榜题名高中全国第七（二甲第四名），其后在京城以及鲁、闽、黔、赣、浙等省份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七月申请退休前，佘立曾先后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和南京大理寺卿——巡抚一般均加兵部侍郎及右副都御史的兼衔，此次他奉旨升任兵部右侍郎，利玛窦的说法是“官复原职”，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利玛窦的描述中，Scielou这次起官的原因也写得十分清楚：率军东征援朝。此事在柳州地方志中有相应记载：“佘立……历升兵部左侍郎……万历间，监军往朝鲜，平倭寇……复朝鲜故地……”
之前已退休闲居近7年之久的佘侍郎，此次从岭南家乡赶往北京赴任，将肩负起领军8万增兵援朝的光荣使命！
佘立于万历二十三年二月奉旨起复，携眷登船，离柳后曾在象州短暂停泊，前往当地名胜濮泉（即温泉）游览。此事有碑刻为记，尽管石碑久已佚失，但在《象州志》等文献中却能找到基本完整的碑文辑录。
随后，船队沿西江顺流而下进入广东，过肇庆后又船头一转，溯北江直奔韶州。在那里，他遇到了利玛窦。“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因此而峰回路转。
贵人相助局面开
在佘立的帮助下，当地长官给利玛窦发放了通行执照，使之得以同行北上，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不过，由于时局不靖，利玛窦在南京遭到了驱逐。随后，他又依照佘立的建议，凭借佘立为他争取到的临时居留许可证，到江西南昌开拓传教事业。
在南昌，利玛窦结识了王继楼，此人正是佘立早年在江西任职时的侍医。利玛窦通晓中国礼仪，又稔熟中国的各种典籍，还把自己打扮成中国儒士的模样，通过王的引荐，结交了许多社会名流，与这座城市的官绅阶层建立了融洽的关系。他在南昌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取得了超出此前12年总和的成绩。
南昌，也因此而被视为“西学东渐”之风刮向中国内地的首站。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1月24日，利玛窦终于成功进京，献上西洋“方物”之后，他得到皇帝恩准，在北京定居下来。
但此时佘立已不可能再同他一起分享喜悦了。援朝攘倭之战凯旋班师之后，这位老臣已于万历二十七年（1600年）三月退休回柳。兵部繁重的工作使佘侍郎积劳成疾，就在利玛窦抵京几个月后，佘立在家乡病逝的消息传到京城，万历皇帝深悯忠劳，谕赐祭葬。
这位为“西学东渐”开路引航的柳州先贤，在他的外国朋友奔赴京城之际，或许已经油尽灯枯。利玛窦若是有知，应该也会虔诚祈祷，请求天主将他的灵魂带往天堂吧。
江西赣州储君庙，旧称广济庙，是旧时舟行赣江十八滩前必拜之庙。利、佘同行途中，佘立等人曾前往拜谒滩神。
利玛窦是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之一。
梅岭古道上的梅关，位于粤赣两省交界处。在佘立的帮助下，利玛窦当年就是从这里走出广东，进入江西的。
5、另一条佐证：庞迪我《具揭》
“蒙府给与河西地土，起盖房屋，暂得息肩，随同傔伴数人，谨持贡物，诣京进献，途遇兵部侍郎佘，携历江西省会。旅寓久之。”其中“佘”即指“佘立”。
另参见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89。
6、有关佘立生平事迹参见：http://blog.gxsky.com/blog_view_671186.html
7、有关夏伯嘉考证Scielou的信息，参见：http://homepage.ntu.edu.tw/~history/public_html/09newsletter/08/0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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