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漫谈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本文为2022年12月24日上海大学举办的 “交互与转折：1920 年代与基督教中国化”开幕式上的特邀发言稿。）
本人脱离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圈子已经多年，现在只有客串的水准。遥想20多年前，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先生率领我们一众学生学生者投入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使该议题一度成为热门。当年我们还有所谓四大学术会议，分别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台湾中原大学举办，成为两岸三地学术交流的佳话。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基督教史的综述文章。其中讲到基督教研究“从险学到显学”，后来被台湾宇宙光杂志和中原大学的林治平先生用来做他主编的一本书的书名，即《从险学到显学：2021年海峡两岸三地教会史研究情况研讨会文集》（2002年）。“显学”的说法当时就很夸张，现在连“乍暖还寒”也不准确，更像是“门庭冷落”或者“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培养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即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宗教学研究队伍的目标和任务，这是我国在宗教工作领域的战略性布局，它的好处就是政教学三界密切合作即“三合一”，宗教研究领域也应该落实这一重要工作。
上海大学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多年来在陶飞亚教授的领导下，异军突起，取得了很大成绩。此前我国的宗教研究除“学主教从”外，我观察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南人务虚、北人务实”（即南方学者研究基督教会史的较多，北方学者研究基督教神/哲学的较多），但此两种学术地缘特征现在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或者说被逐渐抹平，这主要是因为教会内学术研究人才的崛起以及南北宗教研究的人员流动性和学术趋同化走势加强，但中国基督教史仍然作为上海宗教研究的特色领域，上海大学功不可没。本次研讨会聚焦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史，尤其是非基运动，研究问题的切口小，但学术和信息含量都很高，有的研究已经是解读的再解读，修正的再修正，并且明确发出了基督教史研究再出发的信号。表明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后继有人。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基督教的流金岁月也是转折时期，其中非基运动无疑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分水岭，影响十分深远，我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总体看法，可以说至今仍受到非基运动的影响。对这十年尤其是对非基运动长时段影响的研究，非常值得关注。
在过去20多年中，本人在中国基督教史领域发表的文章很少，一些计划中的研究因为心有旁骛而搁浅，比如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只写了序言和第一章。今天陶飞亚和肖清和两位教授请我作个发言，只能勉为其难，在此不揣简陋地谈一些研究心得，没有太多的准备，先请各位见谅。
过去20年中我做的一项研究工作，是关于河北正定天主教文致和主教的事迹的。文主教是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曾任河北正定教区主教。1937年在正定为保护中国妇女儿童，连同其他8位外籍天主教神父被日本军人枪杀，史称“正定天主堂惨案”。此惨案铁证如山，当时日本国为此立碑谢罪，但因年代较远且涉及天主教，长期湮没无闻，直到2014年年初荷兰天主教会成立宗教法庭，要把文主教事迹上报教廷圣礼部请求进入封圣程序，见诸报端，才引起国内宗教界和学界多位人士的关注。我曾将有关情况向我们中心（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许嘉璐先生作了汇报，后来有幸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德文化研究所于2014年10月28至29日在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正定天主堂惨案暨宗教在战时人道主义救援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70多位学界、教会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史学界的两大巨擘章开沅先生和张海鹏先生，以及9位被害外籍神父（来自5个国家）的亲属等，对天主教在我国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作用做了较充分的评价。“正定天主堂惨案”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而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七七事变”爆发77周年之际，因此格外具有意义。正如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在致研讨会的函件中指出：在抗日战争“这场民族空前浩劫中，中国人民并不孤立。许多国际友人，包括忠于基督宗教信仰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灭绝人性的野蛮行径面前毫不退缩，以其中立国国民的身份救助了无数中国人民，像文致和主教及其教会同工，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于在历史上做出各种贡献乃至殉难的教内外国际友人，我们将永远缅怀；他们许多已近湮没的勇敢事迹，我们还要进一步挖掘、宣传”。我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所撰之文当年还获得上海社科奖。上述这些都是在年内完成的，是我们中心作为智库参与策划的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该会议后不久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抗战期间天主教会的正面作用得到更多的关注。
第二项研究关于所谓后传教时代，或后传教时代中美（或中西）宗教互动。我任教的是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注重所谓框架性研究。后传教时代是一个叙事和分析框架，把中美宗教交流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传教时代、零传教时代或宗教零互动时代，以及后传教时代。通过“后传教时代”的视角来审视中美宗教交流会有很多发现，其中包括宗教互动的多样化和双向化，官方与民间交流并举，以及隐性或离岸传教等，既反映了美西方宗教多元化的深度，折射了中国社会开放的广度，也显示出当前中西宗教关系的复杂性，具体体现在宗教学术交流、宗教书籍翻译、宗教领域的反恐、宗教民意调查、宗教团体互访和公共外交、高层宗教对话、围绕宗教议题的博弈和冲突，等等。国内基督教史研究的发展，包括教会大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后传教时代的产物，或受益于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学术交流。“后传教时代”的提法尽管更多出于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考量，但其叙事也是基于史料的，所以框架性研究同样讲究文献资料尤其是一手资料。研究的理论化而没有史料支持，或者史料至上而无学理分析，都有缺陷。
第三项研究与传教运动有关，讲的是对当代传教运动的研究要实现“四个跨越”，即旧与新、圣与俗、教与教、虚与实之间的跨越或结合。“旧与新的跨越”指就老传教运动与新传教运动之结合：上世纪下半叶国际基督宗教传教运动发生了从全球处境、运动方向、传教战略、差会构成、传教学、传教士来源国和种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用美国著名福音派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的话来说,就基督宗教而言“在过去50年里人们见到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宗教重新分布”，基督教人口中心发生根本性和颠覆性的转移，“环南教会”或“第三教会”的发展和崛起使我们关于传教运动的传统观念大部分过时。我们还局限于研究老传教运动就很难得到新的启迪和灵感；“圣与俗的跨越”指的是传教运动研究已经开始走出宣教学和教会史的“隔都”，与外交和国际关系等所谓主流学科的学者展开越来越频繁的对话。传教运动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以及传教士所在国（即所谓大本营，home base），这类研究近年来在美国越来越多，值得关注；“教与教的跨越”指的是传教运动并不局限于基督宗教，而是存在于几乎所有宗教，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有的宗教比基督宗教更依赖传教或更热衷于传教。把传教运动等同于基督宗教传教运动是用狭义的传教运动来僭越广义的传教运动，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虚与实的跨越”指的是结合线上传教与线下传教，线下传教或实体传教已大有被线上传教或离岸传教取代之趋势，尤其在禁止传教的国家。总之，世界宗教的版图已重新划分、世界宗教的花名册已大为扩充、国际传教运动的时空范围已日益扩展，而世界传教史也已被重新改写。中国学者要做宗教传教史和世界传教史，而不能局限于基督宗教传教史或其在本国的历史。要跳出舒适区或主营的一亩三分地。当前有关佛道教的国际传布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国内基督教学界还需要做好传教运动的世界史，而不仅仅是世界传教运动的中国史。
第四项研究是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学术史或学术地理应是基督教史学工作者必要的训练之一。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发端于教内的中外研究者，解放后其重心移至台湾和香港地区，改革开放后又回归大陆，但回归的是大陆学界而非教会界，形成我所称的上述“学主教从”局面。目前这种局面已有相当改观，并且学界与教会界已开始形成某种学术分工。这一研究重心的数度迁移不仅反映了学术史，而且反映了政治史和社会史。两岸三地中国基督教史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这类学术史研究或绘制学术地图目前在其他学科领域已相当普遍。不过近年来随着学术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有趋同走向；但又因相关方的政治化倾向而又有分离倾向。融通与分殊也是海内外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个主题。
第五项研究是关于纽约协和神学院的研究。前几年做了纽协大牌教授华德(Harry Ward)的研究，他是“革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此次会议聚焦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中国很有影响。其实纽协更大牌学者是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尼布尔是基督教现实主义的鼻祖，被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誉为“我们众人之父”，近年来更有“20世纪美国的灵魂”之称。最近一直在读尼布尔的书，量太大，目前还没有什么成果。卓新平老师就写过《尼布尔》一书。华德和尼布尔同为纽协基督教伦理学的两大掌门，但对中国学生的影响前者要大于后者，这值得研究。一般来说，做思想史和大思想家、大神学家研究比较难。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有所谓组织学进路、考古学进路、观念学进路、形而上学进路等，组织学和历史学进路被认为比较好上手。国内基督教史研究过去也比较重事件和人物，轻思想和神学。加强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应该也是今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更多用力的方向。
还有一些研究就不讲了。拉拉杂杂讲了一些个人研究心得，不成体统。下面还与大家分享下其他一些观察，亦属于有感而发。
一是目前国内人文和社科研究的“扁平化”趋势：因为资料的易得、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外文水平的提高、国际交流的频繁，等等，本来名校与普校、沿海与内地、海归与本土、老辣与青椒、教内与教外、中国与外国之间较大的差距被逐渐拉平以至于不那么一目了然，普遍水准都得到提高，但脱颖而出的成果却为数不多，出现了我所称的“中等学术陷阱”，在中国基督教史领域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要考虑学术如何突围，路径无非是史料、理论、方法、田野、跨学科/跨文本/跨档案。我在我们中心提出要结合身边与天边、神圣与世俗、田野与文献、社科与人文、定性与定量、历史与当代、小众和普罗、学术与对策，这些主要是对国际关系学生而言，其实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来说，这些结合也很重要，尤其现在历史研究已有部分社科化趋势。
二是要形成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元理论、元叙事。中国基督教史的元理论、元叙事，真正出于本国学者的并不多，包括基督宗教历史上四次入华这一基本叙事，有说出于陈垣先生，但可能另有其人如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教授雷麦（C.F.Remer）。我曾经指出，中国基督宗教史的多数“游戏规则”、叙事方式和研究术语，都是西方学者所设定的。不仅分析性的观察，如在华差会的三次权力移交、中美新教权力建制、保守主义与现代主义争端等，都源自西方；而且研究性的分析框架，如“冲击—反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文化帝国主义、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自立、本色三种路线，乃至所谓“以人为本的研究路径”等，也主要出自西方学者。因此，虽然去西方化的研究路径是由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但这却是一个艰巨的、西方学者所难以胜任的研究议程。
这种状况亟需改变。从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角度来看，正定教堂惨案及其基督教会在抗战时的人道主义救助实践，有可能为重写中国基督宗教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例。我在关于“正定天主党惨案”的文章中提出，20世纪中国基督宗教与中国人民进步事业有三次重大结合，并因此导致两个中国化。“三次重大结合”分别发生于辛亥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当时教权被完全收回，基督教会成为人民团体。由此中国基督教经历了两个中国化，第一个中国化是教会管理权或主权的“中国化”，这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三次重大结合”中已经基本完成；第二个中国化是基督教教义、神学和仪轨等的“中国化”，而这却是更为漫长和艰巨的过程。长期以来，基督宗教在我国社会一直被指为“洋教”，这便使人想起了另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在新中国建立后，每当开一次大型运动会，媒体就会宣称我们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到黄浦江、长江、东海乃至太平洋去了。问题是这顶帽子一次次被扔过后，什么时候又一次次被重新戴上？我在复旦国际政治系的一位老同事曾经指出过这种反复“摘帽”和“戴帽”的逻辑错误，但从中可见改变国民和社会印象的困难。一个教会的政治和民族属性应该是衡量该教会是否为“洋教”的具有本质性的标准，而仪规、神学、社会和文化结合度等则是重要的但非决定性的标准。正如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在握是该国独立自主的根本标志一样，尽管该国在经济、教育、文化甚至体育等领域对前宗主国还有不同程度的甚至是较长期的依赖。概言之，一个殖民地宣布政治独立大致上只能一次，不能反复宣布；在宗教领域当然也是如此。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很好的元理论框架，应该充分加以阐述和运用。
三是谨慎对待各种形式的例外论，中国基督教有其开创性和独特性，但也是普世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普世教会的异端；我们要具有既开放又有批判精神的教会史观，在总结本国历史和经验的基础上跟踪国际宣教学和传教运动的学术趋势。我们基督教史学工作者对当代传教学（missiology）的发展不甚了解，对拉尔夫·D.温德(Ralph D. Winter)等传教学权威的著述估计也所知不多，这与国内基督教史研究一般不逾越1950年的默契有关。问题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当今西方的传教学，就无法掌握国际基督宗教史研究的新动态，也无法准确研判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和博弈，
四是要注重学术规范，尤其是注释问题。本人在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曾亲炙的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有一句名言，即“文章见识力，注释见学力”。与历史学等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科不太注重注释，而在互联网时代学术论著中“繁丰细密”的注释已属多余，因此有的青年学者干脆奉行“极简主义”，对重要引语和数据等不注明出处，或虽注明出处却不标注具体页码，重要的学术论著被视为专业领域的“共有知识”亦不加注，并且外语注释不按国际标准且前后不一致，等等。历史学者一般注释比较好，但容易犯“按图索骥”（即按他人著述中的引语来查找原文或直接引用）等涉及到学术伦理的错误。我们都要进一步树立尊重学术规范和对读者友好的态度。至于文风，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的表述，他的一首诗这样写道：“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 意思无非是大道至简，去芜存菁，朴实无华，不哗众取宠，这首诗与国际关系学生分享也许更适合，其实国际关系大师的文风都是平易近人的。
最后要分享的一点是敢于创新，超越自我；而不是故步自封、复制自我。2019年夏天，我去了四川巴中通江县毛浴镇，那里有个当年红军标语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召开的全军党政工作会议颁布的16字“红军训词”，即：“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早在将近90年前红军就提出了创新口号，非常令人敬佩。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与时俱进，在此提出来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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