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琦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出版年: 2018-10
定价: 88.00元
ISBN: 9787108063229
本书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主题，系统查阅研读了国内外所藏清代历算著作、官方文献和清人文集，并与欧洲所藏第一手西文档案资料互证，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下系统阐述天主教传教士与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诸面相。
作者试图将天文学传播置于政治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完整勾勒清代近两百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历程。通过案例，生动展现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进而揭示了康熙皇帝如何通过西学来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之目的；深入分析了皇子、传教士、钦天监官员和士大夫群体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韩琦，浙江嵊州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毕业，获科学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科学史、天主教史、中国印刷史和民国地质学史。著有《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合著合编有《中国印刷史》《中国活字印刷史》《〈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Archive for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Annals of Science 等刊物编委。
序章 通天与敬天：欧洲科学在明清之际的传播 1
第一章 耶稣会士与欧洲星占术著作的传播 19
第一节 天启崇祯间耶稣会士有关天文星占的相关论述 19
第二节 汤若望《天文实用》之编纂及其在清初的流传 23
第三节 汤若望《天文实用》在乾隆时代的流传 27
第四节 异端“新”知：穆尼阁对欧洲星占术的介绍 32
第二章 康熙初年历法之争与耶稣会士的东来 38
第一节 西洋历法的改编与杨光先反教案 38
第二节 日影观测与康熙研习西学之开端 42
第三节 来自澳门的“西学帝师” 47
第四节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55
第三章 从观星台事件到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 62
第一节 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对历算的兴趣 62
第二节 康熙时代的历算活动与人才培养 70
第三节 蒙养斋算学馆的建立及其历算活动 75
第四章 科学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时代的历法改革 81
第一节 康熙热衷日影观测之经过 81
第二节 1692年乾清宫之日影观测 85
第三节 1711年日影观测与历法改革的缘起 89
第五章 “自立”精神与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 106
第一节 康熙西学态度的转变及其背景 107
第二节 康熙与“西学中源”说的流行 111
第三节 士人对西学态度的演变 116
第六章 欧洲天文学新知的传入与《钦若历书》的编纂 127
第一节 蒙养斋算学馆与格物穷理院 127
第二节 傅圣泽与欧洲新科学的介绍 132
第三节 《钦若历书》的编纂与内容 144
第七章 科学和宗教之间：耶稣会士、礼仪之争和日心说的传播 150
第一节 科学和信仰：耶稣会士、奉教天文学家与礼仪之争 150
第二节 耶稣会士和日心说的传入 168
第三节 “用其技艺”：康熙皇帝科学和宗教的两手策略 177
第八章 量天测地：耶稣会士与康乾时代的大地测量 182
第一节 康熙朝地图测绘的背景 182
第二节 “西洋筹人”安多与子午线的测量 184
第三节 地图测绘的缘起和展开：测绘过程及路线 187
第四节 乾隆时代的地图测绘 191
第九章 复古与求新：雍正、乾隆间耶稣会士与宫廷天文学的传播 195
第一节 宇宙体系的折中：《历象考成后编》的编纂 195
第二节 会通中西：《仪象考成》的编修 209
第三节 耶稣会士与朝鲜燕行使的交往 217
第四节 后耶稣会士时代的宫廷天文学家 221
结语 230
附录一 傅汎际、李之藻译《寰有诠》及其相关问题 236
一 傅汎际和李之藻：《寰有诠》的译者 237
二 《寰有诠》的底本及其翻译 240
三 新的天文观测如何用于解释亚里士多德宇宙论？ 242
附录二 新教传教士与天文学的传播（1807—1859） 247
一 天王星知识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城市的传播（嘉庆、咸丰朝） 247
二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早期传播 262
三 伟烈亚力：科学的传播者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开拓者 271
附录三 天文著作序跋汇编 296
附录四 钦天监西洋人任职表 323
附录五 外国人名表 325
参考文献 332
索引 390
后记 407
后 记
从1985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科学史开始，我从事研究工作迄今已经三十余年。岁月如梭，时光荏苒，许多往事回想起来犹在眼前。
在我求学的最初阶段，选择的是中国数学史方向，主要从事明清数学史的研究。但是历算不分家，后来对天文学史也发生了兴趣，也颇为关注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受法国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荣振华（Joseph Dehergne）论著的影响，我在硕士期间开始了法语、德语和日语的学习，博士期间又学习了拉丁语，《华裔学志》主编弥维礼（Wilhelm Müller）先生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传授拉丁文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求学期间，日本关西大学桥本敬造教授造访北京，受杜师石然先生之命，陪同桥本先生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崇祯历书》，这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此书的明刊本。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桥本先生接连发表了多篇有关《崇祯历书》和历法改革的文章，有的还被译成中文，在《科学史译丛》发表，使我对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此后，无论在大陆，还是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乃至欧美访学之际，我都十分关注明清历算书籍，特别是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的作品，并作了系统全面的调查。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考察耶稣会士和西方数学著作的翻译和所用底本及其对清代数学的影响。1991年毕业之后，我以康熙时代为中心，对整个有清一代乃至晚明历算的传播作了更细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通过对大量文集、档案的阅读，转向对科学社会史的研究。1992年秋，我首次迈出国门，迄今游历二十余国，查阅图书档案历时近十年之久。徜徉于文献之中，触摸原始档案，体察书信的流动和人物的思想，如临其境，深感历史探索的极大乐趣。
在国外访问期间，我发现了很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文献，如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所藏汤若望《天文实用》、邓玉函《泰西人身说概》〔1〕，巴黎天文台所藏《御制历象考成表》，奎章阁所藏明刊本《历引》〔2〕，里昂市立图书馆所藏康熙时代宫廷历算手稿〔3〕，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数理格致》，等等，还有牛津大学所藏诸多晚清新教传教士的出版物〔4〕，都曾令我兴奋不已。对这些资料的解读，填补了明清科学史研究中的很多空白。近二十余年来，我陆续发表了十余篇天文学史的文章，并先后应约参与《中国天文学史大系》明清卷和陈美东先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相关章节的写作，日积月累，于是逐渐萌发了撰写一本传教士和天文学在宫廷传播的著作的想法，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本书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汤若望和欧洲星占术的早期传入和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和穆尼阁传入的星占术情形进行对比。对康熙南巡和观星台观测老人星事件，从中西史料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揭示了理学大臣李光地学习西学与此次事件的关系〔5〕。通过中西文献的互证，重构了康熙时代蒙养斋算学馆成立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对历法改革的缘起和日影观测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首次指出《历象考成》原名《钦若历书》，其编纂与康熙时代国人“自立”精神密切相关，分析了康熙帝与“西学中源”说盛行之经过，康熙时代“用其技艺”国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大地测量一般只考虑《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忽略了安多在子午线测量方面的重要作用，书中根据中西史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对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本书也作了探讨，主要涉及奉教天文学家在“礼仪之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康熙和乾隆时代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的传入，推断安多最早向黄百家介绍了哥白尼学说。此外，书中还考证了一些天文学译著的欧洲来源，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如指出闵明我所编《方星图解》译自法国耶稣会士巴蒂斯的星图；巴黎天文台所藏雍正刊本《御制历象考成表》由戴进贤所编，来自耶稣会士N. Grammatici的著作，牛顿月球理论由此间接传入〔1〕；指出乾隆时代天文学著作编纂背后的复古倾向，对此现象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根据中西档案和文献，对方济各会和遣使会传教士在宫廷的科学活动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填补了后耶稣会士时期（1805—1826年间）科学传播史研究的空白。书中的一些观点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所采用的史料与视角也屡为学者所征引。总之，本书通过中西史料互证，梳理史实，考镜源流，论从史出，尝试新解。原计划撰写贸易和科学传播的相关章节，特别是十三行行商、欧洲人和清代士人的交往，但由于时间关系，只得暂付阙如。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林力娜（Karine Chemla）教授、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博士和巴黎一大Bruno Belhoste教授的帮助，和他们的讨论，使我获益良多，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还应该特别感谢日本关西大学桥本敬造教授，由于他的邀请，我有机会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充分利用了关西大学、内阁文库、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等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关西大学图书馆最令我流连忘返，在那里接触了许多日文书籍，特别是增田涉文库，以及那里收藏的东西交涉史书籍。在图书馆书库曾多次见到令人敬仰的大庭修先生，亦是一生中的幸事。
在京都一年的宝贵时光，对我而言，无论是日语还是学业多有长进。当时我主要集中关注日本学者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日本接受西学的历程，也就是洋学、兰学史的研究，还有东洋史学的相关研究，目的是比较16世纪至19世纪中日接受西方科学和文化的不同历程。其间我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田中淡先生主持的王祯《农书》讨论班，村上嘉实先生、杜师石然先生、桥本敬造教授、坂出祥伸教授、宫岛一彦教授和新井晋司等先生，还有美国席文教授的学生Lowell Skar博士，多是班中的常客。最令我难忘的是，在京都期间有机会和薮内清先生数次见面，他慈祥可亲的面孔，长者的风范，令人肃然起敬，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还专程到岚山附近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拜访山田庆儿先生，并参加过伊东俊太郎教授所举办的科学史讨论班，得以认识在那里访问的韩国学者金容云先生。在京都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山田庆儿先生还请我作了中越科学关系史的报告。那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学习，日语有了较大的长进，于是鼓起勇气斗胆用日文报告，这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用日文作讲座。
京都是文化古都，风景优美，学术交流频繁。1992年底，“京都赏”颁奖，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发表演讲，得以躬逢其盛，聆听高论。当时听者甚众，可惜的是，演讲后波普尔走下台，竟无人与他对谈，颇有曲高和寡之感。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在日本期间，何丙郁先生曾短期来访，因筹备东亚科学史会议，日本友人邀请何先生至奈良餐叙，何先生热情邀我同往，这也是我一生中首次品尝正式的西餐。在京都时，伦敦大学Warburg研究所Charles Burnett教授应矢野道雄教授之邀，在京都产业大学访问，因此得以相识。Burnett教授是研究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史的权威，发表了大量有关伊斯兰和欧洲交流史的文章，他兴趣广泛，对耶稣会在东亚的活动也多有研究，我们一起讨论，十分愉快。蒙其不弃，视为同道。不久就应他的邀请和推荐，我于1995年春赴伦敦访问，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三个月，因为这个机缘，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现了牛顿著作译稿《数理格致》，真是欣喜万分，其间还对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又发现了南京教徒沈福宗在英国期间的亲笔信件。
和中山茂先生的交往也值得怀念。中山茂先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是著名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培养的第一位博士，用英文发表了日本科学史和东亚科学史的多部著作，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他为人谦和，与人交谈，总是滔滔不绝，尽管带有浓浓的口音。他多次来华访问，1993年夏在京都召开东亚科学史会议，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会前他特意乘新干线从东京到京都，请杜先生和我吃饭，并当面邀请我们在会上作大会报告。之后每次来北京，他都会到研究所，约我聊天、吃饭，话题最多的莫过于耶稣会士和科学传播的相关问题，当我告诉他相关新史料或新结论时，他都不吝赞许和首肯。我曾与他谈起过欧洲人对黄赤交角变化的理解，告诉他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的相关研究虽然启发了拉普拉斯对黄赤交角的研究，但宋君荣自己却怀疑黄赤交角变小的结论，他听后觉得十分讶异。令我意外的是，199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东亚国际科学史会议上，他一见到我，就对我说“I admire your work”，并说正是我的提示，他才进行了研究，并写了会议论文。〔1〕他对我称赞有加，2002年曾发表论文讨论薮内清先生的研究范式，我的名字忝列其中〔2〕，真是惭愧莫名，更让我感受到无形的压力。
还应提到的是与日本东北大学吉田忠教授的交往。吉田先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对兰学在日本的传播有深入的研究，并系统调查过耶稣会著作在日本的流传。就读研究生期间，吉田先生访问北京，我有幸在杜师家中第一次见到他，后来与他多次在澳门、台湾、首尔一起开会。2010年10月，他应邀来京授课，并专门查阅西方解剖学译著的不同版本，询问《泰西人身说概》的情况，我随即将1997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发现的明刊本复印给他。他又问我是否看过明刊本《历引》，当我告诉他韩国奎章阁还收藏有此书时，他高兴万分。2007年10月、2011年12月，有幸与他同在韩国首尔大学参加科学史会议。2012年7月26—27日访问仙台，承蒙他热情招待，陪我参观博物馆，并得以饱览东北大学的丰富藏书，并讨论佛教天文学、天文方问题，实为平生快事。同年12月1—2日，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召开东西文明相遇的会议，我们又得以再次相聚，重叙旧谊。
和普林斯顿大学Charles Gillispie教授的交往也是一种缘分。Gillispie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史家，对法国科学史有精深的研究，又主编《科学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享誉世界，功德无量。1996年6月22日，我在巴黎访问期间，接到巴黎天文台Suzanne Débarbat教授电话，邀请我参加家宴，当时我不明所以，去了后才发现，Gillispie教授、法国著名科学史家René Taton教授、法国哲学家Bernard Bourgeois和巴黎某高校校长在座，大家都西装革履，Gillispie教授则更为正式，还打了蝴蝶结，十分庄重。坐定之后才得知，是因为Suzanne刚获得骑士勋章，大家纷纷致电恭喜她，于时她趁机邀请几位科学史家相聚，我得以陪列。这次聚会时，Gillispie教授和我谈到了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当我提到拉普拉斯对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记录的利用，他很感兴趣，但因碍于礼貌，当晚要和主人聊天，觉得和我聊得不够尽兴，于是约我隔周到Centre Koyré续谈。到了那天，我应约赴会，等了好久，未见他的到来。事后他十分歉疚，为此专门写信解释失约的原因，并把信寄到Centre Koyré和北京。后来，我给他寄去一些拙文的抽印本，承蒙他的赞许，这也是他后来写信推荐我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原因。
除Gillispie教授之外，我还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道本周（Joseph W. Dauben）教授、法兰西学院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教授的推荐，2000年上半年我有机会作为研究员（member），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其间我有幸和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时相过从，并定期参加研讨班，深受教益。与余英时教授、裴德生教授、吴以义博士数次晤谈，也令我获益良多。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半年访问期间，我系统翻阅了20世纪欧美西方科学史家的重要著作，特别是有关科学革命和17、18世纪欧洲科学史的研究著作。每当借阅相关书籍，看到卡片上科学史界前辈（如Alexandre Koyré、Otto Neugebauer等人）的签名，仿佛重现这些前辈伏案工作的场景。每天去图书馆看书，我常常会遇到高等研究院的荣休教授、中世纪科学史研究的权威Marschall Clagett教授，与他的对谈，让我了解到前辈科学史家的一些往事（如Neugebauer教授如何敏锐连缀巴比伦不同文献的残片），并获赠Wisconsin科学史会议文集的签名本。在访问普林斯顿大学时，Gillispie教授多次请我共进午餐，并给我讲述许多轶事，如Alexandre Koyré先生在普林斯顿访问时，Koyré伉俪和他交往的往事，并谈及他当年编辑《科学家传记辞典》，因与中国交往渠道不畅，认识中国学者很少，因此书中所收古代中国科学家很少，觉得十分遗憾，他并送我他有关拉普拉斯的新著。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组Heinrich von Staden教授的交往也令我难忘，von Staden教授精通多种语言，对希腊科学史有精深的造诣，与他的交谈令我颇受教益。当时夏伯嘉院士作为普林斯顿大学Davis Center的访问学者，我有机会聆听他的报告，之后时常往返，或在香港，或在台湾，或在北京，或在欧洲，饮酒畅谈，实平生快事。
在我学术生涯之初，曾多次得到美国旧金山大学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S.J.）教授学术上的帮助。1993年夏，当他得知我将赴西班牙Zaragoza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便安排我到巴黎耶稣会档案馆查阅资料，并介绍我认识Robert Bon.ls神父；1997年初还安排我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查阅资料，我在罗马停留一个多月，在那里感受了查阅档案、破解历史之谜的快乐。在罗马期间，罗马大学教授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先生专程陪我到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看书，并请我品尝那里醇香浓郁的咖啡，令我十分感动。我还要特别感谢杜鼎克（Ad Dudink）博士，每当我写信向他请教传教士人名或其他天主教史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圆满解答，或告诉线索。有这样一位博学的友人可以时时请益，实是一生的幸事。1993年夏，我第一次在比利时安特卫普见到鲁汶大学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之后时相往返，或蒙赐大作，至为铭感。
此外，我还有幸得到如下学者的帮助：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博士（Würzburg，Germany）、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教授（CNRS，Paris）、蒙曦（Natalie Monnet）博士（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Suzanne Débarbat教授（Observatoire de Paris）、詹嘉玲（Catherine Jami）教授（EHESS）、Knud Lundbaek教授（Denmark）、高华士（No.l Golvers）先生（Leuven University，Belgium）、魏若望（John W. Witek）教授（Georgetown University，Washington，USA）、孟德卫（D. E. Mungello）教授（Baylor University，USA）、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保罗（Paolo de Troia）教授（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鲁保禄（Paul Rule）教授（Australia）、Eberhard Knobloch教授（Technische Universit.t，Berlin）、朗密榭（Michel Lackner）教授（Erlangen-Nürnberg Universit.t）、莫菲特（John Moffet）先生（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Cambridge）、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教授（澳门大学）、梅欧金（Eugenio Menegon）博士（Boston University）、金永植教授（首尔大学）、林宗台博士（首尔大学）、葛谷登教授（爱知大学）、陈美东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澳门利氏学社赵仪文神父（Yves Camus）、张隆溪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萧文强教授（香港大学）、黄一农院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徐光台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古伟瀛教授（台湾大学）、张嘉凤教授（台湾大学）、周维强博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祝平一研究员（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帮助，或馈赠书刊、或提供资料、或给予指教，在此谨表谢意。还要感谢蔡鸿生教授、章文钦教授关于中西关系史和澳门史的研究，以及金国平先生对葡文史料的深入挖掘、汤开建教授对中文史料的广泛收集，他们的成果都令我长期受益。
同时，我还要感谢日本学术振兴会、爱知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法国人文基金会（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巴黎教育学研究所、巴黎天文台、伦敦大学Warburg Institute、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e）、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柏林工业大学、Erlangen-Nürnberg Universit.t、普林斯顿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中心）、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等机构的邀请，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
三十余年来，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以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澳门利氏学社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便利。也要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为我提供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使我能心无旁骛，安心从事研究。
1993年以来，笔者数度赴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查阅相关资料，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法国科学院档案馆、巴黎耶稣会档案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法兰西学士院（Institut de France）图书馆、法兰西学院汉学图书馆、Bibliothèque Mazarine、里昂市立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传信部档案馆、方济各会档案馆、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伦敦大学Warburg Institute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慕尼黑国立图书馆、慕尼黑档案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图书馆、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关西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爱知大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查阅资料的便利，在此深表谢意！
学术是一项庄严、纯洁的事业。大凡治学，都应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字字都要有来历。舅父张秀民先生生前时时提醒，做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对他人的成果，无论是新史料、新论点和新方法，都应抱以万分的敬意，“不能掠他人之美”。谆谆告诫，时时铭记在心。希望此书的出版，在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诸方面，都能为学界提供一些参考。
内子吴旻阅读了全书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学生们帮助查阅、核对相关书刊，在此一并致谢！
韩琦 2017年冬于海淀新科祥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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