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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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翼婷
近代女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对中国妇女影响最显著者，莫过于教育事业的开展。英国女传教士阿尔德赛女士（Mary Ann Aldersey）1844年在宁波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寄宿女校，开启了在华系统教会女子学校教育。阿尔德赛女士曾是成立于1834年的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 [1]的传教士，该会也曾资助过这所学校，因而促进会对于在中国内地开办的教会女校可谓有首创之功。关于基督教在华女子高等教育，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十九世纪下半叶促进会在华所办教会女校大致属于初等教育。相对于教会高等教育，学者对于教会初、中等教育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以笔者所掌握的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资料[2]为中心，具体分析清末女传教士在华所办初等教会女校对中国女性，尤其是社会下层女性在宗教、家庭以及职业方面的影响。文章研究时间始于阿尔德赛小姐1844年创办第一所寄宿女校，止于1899年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解散。
一、促进会的成立与清末教会女校的兴办
1834年当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由于健康原因被迫离开中国时，途径英国，写了一封《为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妇女教育向女信徒呼吁》的信，呼吁建立专门的妇女团体，派遣女传教士教师到东方去教育妇女。为响应雅裨理牧师的号召，几个来自不同教派的女士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中国、印度以及东方女子教育会”的委员会。四年后，该组织简称为“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3]建立促进会的直接目的是在中国、印度及周边国家建立学校，在国内选拔虔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传教士教师，去监管这些学校，并培训本地女教师，其终极目标则是把女校作为宣教的重要手段，争取女性信教，同时为男信徒培养信教的妻子。促进会最初是针对中国建立，不久把印度加进来，后来又拓展到整个东方世界。[4]
清末教会女子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的命运与基督教和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促进会女校的发展，亦是如此。根据促进会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是促进会缓慢发展的阶段，从1844年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建立第一所女校开始，到1857年十三年间，在上海、宁波、厦门仅发展了3所女子学校。女校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最初步履维艰，困难重重，这从阿尔德赛女士的遭遇可以看出。
1844年阿尔德赛女士来到宁波，在中国内地开设了第一个女子寄宿学校。[5]女校建立之初，招生极其困难。这首先可从中国传统女子教育的状况找寻原因，近代以前在漫长的儒家传统的浸润下，“女子无才便是德”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中国妇女的教育状况是“没有女学，只有女教”。“学校教育对女子来说几乎不存在。妇女不得参与科举考试或担任任何公职。”[6]妇女被排斥在正规的教育制度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来源于人们对早期来华传教士充满疑虑，一直伴随着不利的谣言，尤其对于要为女孩子建立学校的传教士，更让人们对她们的动机充满怀疑，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往往被妖魔化，阿尔德赛女士也难逃此命运，她初来宁波时，住在城外，当地人认为她的目的是要偷孩子，没有父母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们认为“极其邪恶的洋婆子”开办的学校。面对不利的谣言，阿尔德赛女士初期招收女孩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招徕生源，她所办学校不但免费入学，提供食宿，还给家长补贴，以弥补女孩不在家中帮干家务而带来的损失。招收学生人数开始也不多，第一年仅有7名学生，第二年增至15名。经历最初的艰难后，阿尔德赛小姐在人们的怀疑中逐渐赢得信任，学生人数也在增加，由最初的几个学生发展到五十名学生。不过这些学生基本来自贫穷之家，有些是弃婴，这与促进会建立的最初目的即教育东方社会的上层女性有一定的差距，在1884年年度报告中，福州的戈尔迪（Goldie）女士信中曾提到“50年前，此会建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教育东方社会的上层女性。在那时这些阶层难以接近，委员会通过经验认识到，在能接近社会上层之前，必须首先从教育底层开始。”[7]
阿尔德赛女士最初创办的寄宿学校，在中国开启了系统的女子学校教育[8]，学习的内容大致有基督教义、汉语、英文、以及缝纫、刺绣、编织之类的家政课程，课程很简单，但已见系统学校教育的端倪。之后的女校，也开始实行西方社会通行的教育体系以及课程，这从促进会年度报告者中提到的几个学校的学习内容可看出来。如1861年一位女士曾拜访当年成立的香港本地教区女子培训学校，描述了此校女孩子一天如何度过，包括所学课程：“女孩子们早早就起床，然后整理宿舍，在早饭前准备中文课程。早饭后第一个小时祈祷，学习圣经课程以及重复赞美诗。接下来上午还有英语阅读，对单词的意思和课文的主题提出问题，写作，简单的算术或者object lesson（借鉴、经验），唱歌，地理，或者语法基础。有时会用一天或者一天的部分时间用来烹饪，洗衣，熨烫，或者完成针线活。中午有一小时的吃饭时间，下午的部分时间用来做针线活，晚饭半小时，八点就寝。”[9]
随着女校的发展，课程逐渐增多，另外各个学校课程的设置，有时也和女传教士教师自己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但基本课程大致差不多。其中，关于基督教知识的学习在每个学校都占据中心位置，这与促进会建立女校的最终目标相一致。除此之外家政课也是各个学校必不可少的课程，很多学校往往是用下午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教针线活、编织、刺绣、做衣服、学烹饪等。
可以看出，促进会的女校，已与西方近代系统的女子学校教育接轨，虽大多是初级教育，但这种系统的女子学校教育在传统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由其发端，此后成立的女差会，在中国建立越来越多的教会女子学校，也为中国自办女校提供了借鉴。促进会建立的最初目的虽是教育东方社会的上层女性，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传统女性观与仇视“洋教”的政治因素等原因，使得传教士通过正常途径争取社会上层女性进入洋教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却意外地通过利益诱惑这样的非正常手段，使得一些贫穷人家的女儿因此有了接受较为系统教育的机会，虽与促进会成立的初衷相违，但一些也给她们提供了改变社会底层命运的机会，对她们而言可谓是是意外之收获。
二、清末教会女校的发展——以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为中心
早期教会学校里的女孩子并没有像传言的那样受到迫害，一些女孩子进步显著，这出乎人们的意料，也使一些人逐渐改变对传教士的看法，妖魔化的谣言不攻自破。另外，洋务运动之后的中国，在西方的洋枪洋炮裹挟之下日益开放，除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西方的思想通过多种渠道也随之而来。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地向传教士开放，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华，在华教会学校进一步发展，促进会的女子学校也相应发展。据促进会1862年年度报告：“1861年是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历史上比较突出的一年。很多大门为传教士敞开……在东方，委员会很高兴地看到人们对女子教育的兴趣日益浓厚。当1834年促进会建立的时候，一些人轻视女子教育的计划，很多人表现冷淡。经过实践检验后，这种偏见逐渐消失；其它类似的差会，相继成立，证明这一工作不仅可行，而且或取了成功。”[10]
因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促进会的女校较快发展，从1858年到1863年，经过五年，“委员会能了解到的与促进会有联系的学校有16个”。 [11]不过此后促进会在华所办学校数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女传教士教师人才的缺乏。促进会对女传教士教师的要求较高，1874年年度报告曾提到1873年有11个人申请为促进会服务，但只有一人被接受，其中有两个人促进会还在考虑中，八个人由于各种原因被拒绝。对于要派遣的女传教士教师，促进会的要求是要身体健康、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虔诚的信仰、独立有爱心、有学习外国语言的能力最受欢迎。易焦虑、行为反常、脾气和性情怪异，皆认为不适合服务。[12]由于选拔的严格，造成了适合作女传教士教师的人员缺乏；其次一些女性认为教学工作没有挑战性，而想进行直接的传教工作，如据促进会1889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很多候选人拒绝平静但重要的学校工作，而要求进行更吸引人和富有激情的“在妇女中的福音传教工作”。[13]后来虽然申请服务的人数不断增加，但适合派遣的单身女传教士仍是难以获得，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在促进会的年度报告中，常有在中国的女传教士需要单身女传教士前来作助手的呼吁，但委员会却找不到合适的人，这种状况，也大大制约了促进会在华教会女子学校的数量的增加。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金的缺乏，这一点在女传教士的报告中也常提及，如1877年的年度报告中，在北京的埃德金斯太太（Mrs Edkins）谈到1876年“有很多人申请，但由于房子与资金的缺乏，不得已而拒绝。”[14]资金的缺乏，对女校数量的增加，肯定也会起牵制作用。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尽管促进会的女子学校的数量增加不多，但进入每个女校的学生数量却在不断增长，这反映出人们对女传教士以及教会女校态度的转变。很多人从最初的怀疑甚至敌视，到逐渐了解并接受，态度渐趋友好，女校的生源也愈来愈多。促进会早期成立的女校，一般只能勉强招收几名或者十几名学生，而后期成立的女校，往往供不应求，受条件限制，很多女孩被无奈拒绝。如在1875年的年度报告中，奥克斯莱德（Miss Oxlad）报告1874年香港一所女校有50人，但教室太拥挤。大约二十多个被拒绝，一些人时不时回来，看看是否有机会。因而奥克斯莱德（Miss Oxlad）认为“世俗之人没必要再说中国孩子不会去基督教学校学习。”[15]
除了学生数量的增加，来自社会上层的女孩也开始进入女校，在1875年的年度报告中，来自香港的奥克斯莱德谈到一所学校让她满意，部分原因是与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官宦富裕人家，学生有良好的教养，聪慧灵秀，在校时间稳定，父母和女孩子都能很好地理解教育的好处。[16]1885年的年度报告中，福州的戈尔迪女士谈到有一个官员的女儿进入走读学校，[17]这在女校建立初期是不可想象的。在1884年促进会成立50周年时，当年的年度报告认为“在东方，公众对基督教的感情几乎有了革命性的转变，本地士绅现在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受教育。”[18]这虽是传教士的看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校的社会影响确已扩大，女孩的父母已经看到教育带来的好处，女校初建时期靠利益诱惑才能有女孩进校的状况有了改观。相应地，学校开始能招到一部分愿意付学费的学生，如1887年的年度报告中，宁波的格特鲁德史密斯小姐（Miss Gertrude Smith）在提到自己的掌管的一所学校的 18名学生中，其中10个或者自己付费，或者是朋友为她们付费。[19]有学生愿意付费，对于解决学校的资金问题，扩大学校的规模有一定的好处。
不过，尽管与初期相比，促进会的女校有了较快发展，也有越来越多的女孩父母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学校，但总体来讲，这一时期教会女校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难。
首先，十九世纪后半期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范围虽然扩大，但清政府以及很多普通老百姓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在妇女中的活动仍充满敌意，这些成为教会女校发展的障碍，传教士也清楚这一点，如 1872年的年度报告中传教士提到：“这一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法令，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仍充满敌意，尤其是为妇女所作的工作。”[20]
其次，中国传统习俗认为女孩到了一定年龄就不适宜再抛头露面，“中国女孩11岁以后不允许离家随便外出。”[21]“12岁被迫离开学校，按照中国的风俗呆在家里，直到结婚。”[22]而且女孩到了能帮助干活的年龄，父母也会让其回家帮忙。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孩到了一定年龄就被迫离开学校，这对于女校的发展，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如1876年年度报告中，香港的奥克斯莱德信中提到：“四个学校学生的名单上大约160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能自始至终坚持下来，我们也从来不抱此期望。一些人搬家，一些年龄大的女孩被希望留在家里，以代替已结婚的姐姐们，或照顾新出生的弟妹。”[23]
再次，一些不信教的父母虽然对女儿接受教育已不反对，但对基督教还是抱有怀疑甚至是敌意的态度，而教会学校中基督教知识的学习至关重要，这使得一些不信教的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教会学校。如在1883年的年度报告中，福州的布谢尔小姐提到“让这些不信教的女孩去学校有巨大的困难。父母会有诸多理由，比如如果这些女孩成为信徒，没有人愿意与她们结婚，如果学习儒家的书籍她们可能会来等等。”[24]再如布谢尔1889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三个走读学校的本地老师，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劝诱不信教的父母送孩子到学校，遭遇重重困难，布谢尔深有同感：“他们说如果教儒家典籍而不是圣经，他们将会送自己的女儿进学校。”[25]
最后，如前所述，随着促进会女校的发展，社会中上层人家的女儿开始进入学校，但总体来讲，这一时期促进会女校的学生，还是以社会下层的女孩为主，富裕人家的女儿由于种种原因，仍是少数。例如1883年的年度报告中，福州的戈尔迪小姐提到女传道莉迪亚（Lydia）[26]“着急想开办一个走读学校，当然只有穷人家的孩子能来，因为富人家的女孩子不允许随便走动。”这反映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女校来说，让富裕人家的女儿进学校，仍存在一定困难。
促进会所办女子学校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基督徒，并为男信徒提供信徒妻子，因为传教士认为“教育女性为基督徒日益迫切，这样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年轻男性不再娶不信教的妻子。”[27]如前所述，教会女校的主要学习内容是基督教知识，考核内容也是以圣经知识为主。在女传教士的报告中，常常谈到对学生的考核令人满意，而实际上往往是对学生对基督教知识的掌握感到满意。如1868年年度报告中，上海的缪尔黑德太太（Mrs Muirhead）谈到：“最近女孩子们对圣经问题的回答让我感到非常满意，上帝的话语似乎已占据了她们的头脑，上帝的灵魂也将走进她们的心灵。”[28]1873年年度报告中，福州的马胡德太太（Mrs.Mahood）提到：“很高兴在莉迪亚（Lydia）的负责下学校已招收10个女孩，她们去年在圣经学习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非常满意。部分女孩刚进入学校时不信教，但经过上帝话语教导后，她们开始谴责偶像崇拜，公开承认信奉基督教……通过女子教育，很多妇女能读圣经，否则，她们可能不得不在迷信中度过此生。”[29]从这些女传教士的报告可以看出，她们首要关注者，乃是女学生的宗教学习，并对其进行宗教渗透，进而让她们皈依上帝。
有些女孩子刚进入学校时，不肯读圣经，如在1873年年度报告中，香港的奥克斯莱德信中提到“学生不学圣经，怕把她们变成信徒”，[30]这代表了一部分刚进入学校的女孩的心态，对成为基督徒有一种恐惧心理。但在学校的宗教氛围中，加上女传教士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女孩发生转变，由最初对基督教排斥，到逐渐产生好感，并进而相信基督。如1876年年度报告中，奥克斯莱德提到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孩受洗，其中一个女孩最初入学时拒绝读基督教方面的书。[31]1886年年度报告中，福州的布谢尔小姐（Miss Bushell）谈到：“在学校，女孩在精神上有了真正的变化；尤其是有一个女孩变化最大，像一只狮子变成温顺的羔羊，起初她脾气不好，难以相处，现在变得温柔、友善，当受到批评时，不再顶撞。很明显在上帝的帮助下，她克服了罪恶，上周四，在我们的小型祈祷会上，当我们讨论基督是如何感知我们的罪恶并帮助我们克服的时候，她脸上荣光焕发。”在学校的宗教灌输和宗教氛围中，很多女孩子成为基督徒，这样通过教会学校而皈依，也是女性信教的一种方式[32]。关于这一点，唐日安（Ryan Dunch）和鲁珍晞（Jessie G.Lutz）都认为教会学校是女孩子在基督教环境、宗教课程和虔诚的基督教教师的影响下进行社会流动的手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相信基督教，但很多人会皈依。[33]
教会女校除了直接培养女信徒，还以其为中心向外辐射，不论在学校期间还是离开学校后，女学生影响范围涉及父母和邻居。离开学校后，信教的女学生如果嫁到非教徒的家庭，有的还会对夫家的家庭成员产生影响。如果她们与信徒结婚，组成基督教家庭，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也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由此，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教会女校为中心的福音传播网络。[34]
首先，促进会的女传教士常常提及女学生对其父母家人产生的影响。如在1875年的年度报告中，北平（Peking）的柯林斯太太（Mrs Collins）谈到“有来自同一个家庭几个女孩子，姐妹和姑姑们，她们的祖父是一个看起来令人尊重的的男人，一个星期前,他找到柯林斯先生（Mr Collins），说他家里有八个人，他本人、妻子和儿子，加上这5个女孩子，都想受洗，最初孩子们带回家的书触动了他的心灵。虽已年长，但他无论体力和精神都充满活力，与儿子每天来接受指导，还参加我们的周日和周三的的圣经课程。”[35]1876年的年度报告中，上海的缪尔黑德太太谈到一个小女孩的父亲告诉她的丈夫，通过其女儿在学校学习的课程，他目前对基督教有极大兴趣。[36]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福州的兰伯特小姐（Miss Lambert）谈到一个学校：“无论什么时候我去督查，女学生的父母和邻居也来旁听，一些人站着听3个小时，而且显然大部分听得很专注。”关于另外一个学校，她谈到那个学校的首要成果是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当我对学生定期检查时，她也前来旁听，同时了解了基督教知识，直到有一天她拿来一个脏兮兮的小神像说：“把它给你吧，我不想再要它，现在我要拜真正的神。”后来这位母亲受洗。[37]通过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正如香港的艾尔小姐（Miss Eyre）小姐所强调的，走读学校在播种福音方面有巨大价值，她发现不信教的父母理解很多“教义”，都是从他们的孩子即学校的学生那儿听到的，“我确信在非信徒家庭，我们的走读学校派遣了很多孩子作为耶稣的使者。”[38]
离校后的女学生信徒依然是传教士眼中的“耶稣的使者”， 她们大多在离校后依然与女传教士教师保持联系，女传教士对这些学生在离开学校后发挥的影响也感到满意，经常有女传教士有类似的报告，例如1871年伊顿太太（Mrs.Eitel以前的Miss Eaton）离开广东到香港，随后被迫关闭了为客家女孩建立的学校，女孩们无奈回家，伊顿太太（Mrs.Eitel）报告她的丈夫曾经“到她们的村庄拜访过两次，发现她们充满了爱心，无论是对信徒还是非信徒，干净整洁方面，她们都是榜样。在周日的礼拜上，看到她们举止优雅，专注地聆听福音并努力理解，深深地打动了一些年岁较长的人。”[39]在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福州的布谢尔小姐谈到在假期的一次旅行中，让她有机会看到了已离开学校的学生在自己的家里的情形，她心存感恩，很高兴听到这些女学生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善良正直，辛苦地为上帝服务，并受到所有认识她们的人的敬重。[40]在1899年年度报告中，香港的约翰斯通谈到经自己常收到以前学生的信，了解到她们无论在哪儿，通过基督教生活方式的影响，传播着自己在教会学校学到的福音。[41]在这些女传教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些女学生信徒在离开学校后对周围的人产生的影响，女传教士也看到了这种影响并为此而感欣慰。
这些女学生信徒结婚后对夫家也会产生影响。如在1869年的年度报告中，宁波的劳德太太（Mrs.Lord）提到一个女孩与身份卑微的丈夫结婚，这个年轻人也想学习福音，但由于没有受过教育，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助手。劳德太太还谈到“一个女学生将在这几个月内结婚，我们有机会见到她的婆婆，尽管我们出现在村庄时，她曾经显得害怕，但现在却很高兴接受我们的拜访，不管什么时候到她家宣讲福音，她都是一个热心的听众。我希望分散在各地的女学生将会成为传播福音的伟大手段。”[42]
从促进会所办女子学校为中心形成的福音传播网络，可以看出教会女子教育作为妇女宣教的重要手段，在传播基督教方面的影响辐射面甚广，有助于增加信徒的数量。另外，教会女子教育的发展也使女信徒的素质提高，在推行教会女子学校教育之前，传教士争取的女信徒大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而教会女子学校创办以后，一些受过教会教育的女学生皈依，提升了女信徒群体的整体素质。而且随着教会女子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女子接受教育带来的好处，也渐渐消除了对传教士的戒备心理，官宦富有人家的女孩也开始进入教会女校，女传教士接触社会上层妇女的机会也相应增加，从而给促进会提供了在上层社会争取女信徒的更多的可能性。
不过，虽然有了教会女子教育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使传教士在争取女性皈依方面与早期相比相对要容易一些，但并不意味着女性信教已无障碍。对此，女传教士也有清醒的认识，1895年福州的兰伯特小姐（Miss.Lambert）回国休假时强调：“对于熟悉本地风俗和偏见的人来说，深刻了解基督教对于一个中国女孩来讲要承受多么沉重的压力，因为它与中国传统女性的行为规则相悖。”[43]
对当时的女性来说，信教常常要付出代价，可能会遭到社会的排斥和家庭的压力，如1876年年度报告中，香港的奥克斯莱德提到一个女传道抱怨当有的妇女想听她讲道时，她们的丈夫或儿子不愿意她们加入教会。[44]1879年年度报告中，Lo Ngwong的女传道Mrs.Seng Sing（以前的新加坡的Chitnio）谈到：“我经常拜访不信教的妇女。一些人很友好并乐意听救赎的方法。但她们星期天不敢来做礼拜，因为不信教的人嘲笑她们，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她们。[45]
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最大的障碍就是放弃偶像崇拜和祖先祭祀，这也是女性信教最常遇到的问题，并为此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1893年年度报告中，福州的兰伯特提到了一个学生，一个年龄较小的聪明的女孩，与一个不信教的男人订婚，她急切想受洗，但她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她的亲属都不信教。当她的婆婆要带她走，这个可怜的孩子痛苦地哭喊，抓住老师的衣服。“看起来这么伤心，没有一个外国或者本地信徒能帮助她。”可怜的女孩按预定的时间结婚，在婚礼当天，她早早起来在客人来之前读圣经和祈祷。她写信给朋友：“我非常伤心。我告诉婆婆我不能祭拜天地，祭祀祖先……她告诉我必须祭拜。我告诉亲戚即使她们杀了我，或者打我，我也不祭拜神像，祭祀祖先，他们强迫我下跪也没用，我的心不在这儿。我确实想终生成为基督的信徒。”[46]虽然传教士强调的是这个女孩在面对困难时信仰的坚定，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等仪式的巨大冲突。就像李谢熙所指出的“对于原本生活于复杂的利益关系之网的女信徒来说，皈依不是发生在真空中。涉及到她们的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当遵守传教士界定的一系列的新的行为方式，社会期待和宗教仪式实践后，她们不得不转变传统的角色、职责和人际关系。但这样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有损于与其他人的互惠的关系，使非信徒的亲戚和邻居感到丢脸。除非皈依者塑造新的认同，建立一个强大的互相支持的社区，否则很难像传教士期望的那样摒弃传统的仪式。”[47]
四、清末教会女校与女性的婚姻家庭——基督教家庭的产生
促进会最初创办女校的目的，就是把它作为宣教的重要手段，并通过向中国女孩传播基督教化的家庭观念，为男信徒培养信教的妻子。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也让女传教士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1859年年度报告中，香港维多利亚主教的夫人史密斯太太（Mrs.Smith）再次强调“我们感觉培养女性为基督徒日益迫切，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年轻男信徒不再娶不信教的妻子”。[48]因而很多学校对女孩子进行的教育，也是以培养基督教家庭主妇为主旨，这种基督教家庭主妇，不同于中国妇女传统的家庭角色，同时又不突破现有的社会家庭秩序的框架，而是要在现有的父权制框架下培养能建立基督教家庭，并按基督教的方式管理家庭的主妇，而且“在这种基督教家庭中，也逐渐发展了一种性别关系的新模式，即对妇女态度更多包容的基督教家庭的新模式。”[49]
对女孩的这样的培养目标的设定，与十九世纪英美女传教士对性别角色的认识有关。十九世纪英美的女传教士虽然已开始走出家庭，但总体来说传统的性别规范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来华后，在特殊的环境下，与在国内相比，她们的行为更少传统性别规范的限制，但在一部分女传教士内心深处，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们希望用基督教的性别观念影响中国女学生，认为女性有不同于男人的特点，女人的重心仍是家庭，受过教育的女性应有能力营造温馨舒适的家。这从设立之初的教会女校，到后来的差会女子大学的教学内容，皆有体现。
因此包括促进会女校在内的早期教会女校里，女学生学习的课程内容，除了基督教义，以及仿照西方的课程内容外，大多数女校有缝纫、刺绣之类的家政课程，而且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做衣服，洗衣服以及缝补衣服，会做饭以及管理家庭生活。”[50]会料理家务，承担应有的家庭职责是大部分女校对女学生的要求。很多情况下，女传教士强调女孩子行为要得体，要淑女，而并不注重对女孩子知识与精神方面目标的培养。[51]如在1869年的年度报告中，广东的艾德夫人（Mrs.Eitel以前的伊顿小姐Miss Eaton）信中谈到她为客家（Hakka）女孩建立的一个学校时报告：“我主要的目的不是教给她们很多知识，我不能使她们不适合她们的地位。我会特别教给她们上帝的话语，让她们读，在心里学习圣经，并简单明了地向她们解释。我将教她们唱赞美诗，做衣服，洗衣服。”[52]显然，十九世纪这些女传教士教师关注的重点，不是女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掌握，而是基督教的渗透，以及在基督教家庭里作贤妻良母的能力，培育她们成为“聪慧的、自我约束的、 有教养的妻子和母亲”。[53]
不过，这些教会女校出来的女孩子，尽管仍遵循传统的性别规范，但毕竟与中国传统妇女有所不同，她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在学校里，女传教士教师“努力训练妇女和女孩把房子整理得干净整洁”[54]，引导她们学习不同于传统的家庭管理方式与生活方式，另外，如前所述，女传教士自身的生活方式也会对她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女孩子离开学校后，一些人与男信徒结婚，建立基督教家庭，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彰显基督教，向周围的邻居展示与中国传统不同的夫妻关系和家庭管理模式时，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传播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从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一些女传教士也强调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信徒对家务的管理与传统妇女的区别。如1884年的报告中提到一个神职人员拜访圣公会的传教中心时的经历：在一次旅行中，在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由于天气原因耽搁了，他想在到达的第一户人家里借宿。主人不在家，但家里非常干净整洁，与一般中国人的家不同，他马上得出结论，自己肯定是无意中进入了基督徒的家。看到房间里的一张矮桌上平摊放着的一本圣经，他更确信自己的判断。圣经上写着书主人的名字，她原来是在新加坡由促进会的库克小姐（Miss Cooke） 掌管的女校的学生，这本圣经是她离开新加坡时，库克小姐作为礼物送给她的。这位神职人员特意延长在此居留的时间，考察这位妇女和她的丈夫（英国圣公会的传道者）所进行的工作，强调了他们工作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周围的非信徒中的影响。[55]还有在1893年的报告中，福州的兰伯特小姐提到很多以前的学生在乡村地区从事教学，她们的家整洁有序，与周围的非信徒的家形成鲜明对比。[56]
另外，在基督教家庭里，女信徒与其丈夫之间，还有可能形成志同道合的伴侣关系，在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女传教士的报告中，经常看到女信徒与男牧师、男传道或者教会学校的男教师结婚的例子，这些女信徒往往跟随丈夫到其工作地，作为女传道或者女教师，在妇女和儿童中工作，辅助其丈夫。如仅在1878年，福州的休斯顿小姐（Miss Houstone）就报告当时有6个离开学校的学生，在这一省的不同地方，与她们的丈夫以基督教的方式生活，在教授孩子和指导妇女方面帮助她们的丈夫。[57]与丈夫能较为平等地工作和生活，这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几乎不可能，基督教家庭的这种较为平等的家庭关系对周围的邻居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有传教士曾记载由受过教育的妇女管理的基督教家庭对邻居的影响：“我们也想要这样的家庭。我们不知道女人还有可能和男人平等。我们也没有想过在夫妻关系中还能获得快乐，夫妻能成为情趣相投的伴侣。”[58]这段评论，也应适用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些由男女信徒组成的基督教家庭以及他们对周围人的影响。
五、清末教会女校与早期女性“职业群体”——女传道女教师的产生
在1878年的年度报告中，福州的休斯顿小姐（Miss Houstone）提到：“这些女孩离开学校后可能要做女传道或乡村妇女的老师，实现学校的目标，帮助福州及周边地区的乡村妇女从无知与落后的生活状态中摆脱出来。”[59]从休斯顿小姐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从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女校出来的女学生，已有了不同于传统妇女的出路，作女传道或女教师，在本地妇女中展现一种新的形象。女传道[60]的产生，本不在促进会的计划内[61]，但由于促进会的女传教士除了教学外，还经常到女学生的家里或者本地人家里进行拜访。对于女传教士尤其是单身女传教士来说，家访时女传道的陪同常常不可或缺[62]。促进会的女传道有的是来自经过培训的信教的妇女，还有的是女校的学生发展而来。
女传道作为女传教士的助手，陪同女传教士挨家拜访，在村庄之间巡游传教，为女传教士作翻译，传教士不在时，她们还独自承担传教的责任，向人们诵读圣经，指导祈祷和集会等。到十九世纪晚期，这些女传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促进会女传教士的报告中看出来。如在1890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香港一个本地妇女仅仅几天功夫，就能向大约80人传播福音，这些人几乎都不识字，这恐怕是传教士很难做到的。[63]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香港的艾尔小姐（Miss Eyre）提到她监管下的5个女传道，其中年龄最大者宣称去年给1548名妇女传播福音，还有一名女传道曾给2008名妇女传教，而且可以接触到所有阶层的妇女。除了要经常家访，这些女传道一星期要去一次公立医院的女病房；在周日，她们要跟随约翰斯通小姐去the Chinese Female Mission ；在一个日校一周主持一次晚上的集会；还要拜访三个村庄。艾尔小姐对这些女传道的工作充满感激：“所有这些亲爱的中国传道，她们在履行职责时忠诚能干，对此我深为感激。”[64]从艾尔小姐所列举的五个女传道所做的工作，可以看出到十九世纪晚期，在妇女宣教中，女传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了作女传道，有些女学生还成为女教师。随着女校的发展，学生数量增加，来华女传教士的数量远远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促进会的一个女传教士有时建立好几个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依靠传教士一人显然不行，因而学校往往是由中国女教师实际负责，女传教士主要起监管作用。中国女教师在学校里成为女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她们一般也是信徒，有的是从学校里年龄较大的女孩中挑选出来的，这些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校的女孩身上，对工作充满热情。1874年年度报告中，在香港的奥克斯莱德小姐对她监管下的老师作了如是的评价：“对老师我日益满意；她是一个稳重、精力充沛的年轻妇女，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孩子身上，通过学生对所提问题的回答，显然可以看出老师出色地向她们阐释了所学的圣经和赞美诗。”[65]
一些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已经不满足于仅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她们希望走出家庭从事一定的工作，尤其是希望作教师，把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教给自己的姐妹，这是不少离开学校的女学生的愿望，而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也给她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1883年年度报告中，香港的约翰斯通小姐信中谈到自己的一个叫阿英（A-king）的女教师，她是一个小的寄宿学校的老师，除此之外也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走读学校的老师，她的丈夫在官府里有较高的职位，希望她放弃教学，但她非常爱自己的学校，不想放弃。“我很高兴她对学生以及母亲们产生的良好影响，其中几个母亲来听她的圣经课。我不在的时候，她领着大家唱赞美诗，在圣公会的教堂弹琴。”[66]1884年的年度报告中，福州的戈尔迪小姐（Miss Goldie）提到离开学校的一名学生，结婚后在她丈夫作传道者的村庄，为女孩办了一个班，后来丈夫去世成了寡妇，在她父亲家里，戈尔迪小姐见到过这个年轻的寡妇。在她父亲家所在的村庄，没有妇女和女孩进过教堂，因为信徒在离Tang Tong城市很远的的地方，因而她没有机会教学，为此她深感遗憾。[67]
与促进会有关的女传道与女教师的界限有时并不是很清晰，一些女学生离开学校在当地传教的同时，也会办一些小型的学校，教授当地的妇女和女孩，这在女传教士的书信报告中经常会看到。而在学校负责教学的女教师有时也会跟随她们的女传教士去家访，承担组织妇女集会等工作。如在阿尔德赛小姐的寄宿学校，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成为信徒，作了女传道，一度有九个学生成为女传道，加上两个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两个做刺绣活的女信徒，一共12个人，她们分为六组，经常两两相伴，由一个佣人陪着，进行家访，通过多种形式传播福音。她们还邀请听她们讲道的人，去参加在阿尔德赛小姐家里举行的周日礼拜，并参加当天举行的妇女读经班。 [68]
蒙哥马利（Montgomery）指出成为一名女传道获得收入对一些人确实很重要。[69]但有些人成为女传道女教师并不全是为了报酬，而是出于信仰上的热忱，或者寻求一种精神上满足，如跟随丈夫从香港到福州的女传道莉迪亚（Lydia）写信给伊顿小姐（Miss Eaton）问她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为教学收钱？因为她自己是免费接受的教育和照顾。传教士认为“爱财深植于中国人的天性中，莉迪亚（Lydia）的询问可以视为上帝具有使人转变的力量的显著证明。”[70]1877年的年度报告中，上海的缪尔黑德夫人提到一所学校的一个年轻的教师，她自己又创办了一个小学校，本来学校运营不错，但当时迫切需要缪尔黑德夫人提供资金，否则要关闭，在这种情况下，缪尔黑德太太的一个照管3个学校的女传道，原来每个月领12美元，但两个月没领报酬，以便使缪尔黑德小姐能够维持这个年轻教师的学校，直到得到来自国内的帮助。[71]在1879年年度报告中，缪尔黑德夫人谈到由于资金紧张，一个女传道Mrs.Sing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巡防她在上海的创办的所有学校，并与她一起到乡村拜访，有时还拜访学校女孩的母亲，虽然缪尔黑德夫人当时不能给她报酬，她仍然不辞劳苦地工作，没有信仰的支撑和精神上的需求，恐怕难以做到。[72]1898年年度报告中，福州的兰伯特小姐（Miss Lambert）提到一位教师在收到她的报酬后说：“我不是为了钱在学校工作的，只是因为我想为耶稣基督作一些事情。”[73]
像她们的女传教士教师一样，这些女传道女教师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女性中间，但有时也会跨越性别的界限，因为在很多场合其听众不可避免地也包括男人，有时候还有男人邀请她们到家里拜访。例如有一次阿尔德赛小姐和她的学生拜访一个偏远的小乡村，当地的一个寺院的主持把她们看作外国的尼姑，因而允许她们住在寺院并在寺院讲道，在庙宇的神像前，阿尔德赛小姐的女教师向大约20个在当地受人尊重的男人讲读圣经的部分内容，并尽其可能地在四邻的男人中工作。[74]1886年的年度报告中，香港约翰斯通谈到女传道Sam-yan到了离香港6里的一个小渔村，她很高兴地发现人们对福音如此感兴趣，满怀热情来听道，一个年轻的男人很努力地学习圣经，还免费让她在自己的船上居住。[75]
这些女传道和女教师，可算得上近代中国早期的女性“职业群体”，体验着当时大多数妇女没有经历过的生活与工作，她们担任着着多样的任务，在教会妇女团体里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没有传教士参与的情况下，组织妇女的集会，领导祈祷会，组织圣经学习以及妇女唱诗班等，如1869年的报告中，宁波的劳德夫人（Mrs.Lord）提到“我经常病倒，不能参加妇女的集会，但她们在一个女传道的指导下，总能组织起来，互相启迪。”[76]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也使这些女传道在教会妇女群体中承担了领导角色，对于增强她们的自信，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起促进作用。另外，她们还可以通过作传道和教师，领取一定报酬，这也是传统中国妇女所没有的体验，通过从事这些工作获取收入，为她们摆脱在家庭里的附属地位，实现一定程度的独立提供了可能性。女传教士尤其是单身女传教士教师是这些中国女性效仿的榜样，而她们又成为自己的中国姐妹效仿的榜样，也是女传教士必不可少的依赖，她们的活动也增强了女传教士的影响，扩大了基督教的传播范围。
因而这些女传道女教师可谓是中国最早超越家庭局限，拥有“职业”开始尝试独立的女性，当然，这种超越是初步的，在所有的教会工作者中，她们地位最低，报酬最少。如1877年的报告中，上海的缪尔黑德夫人信中提到的一所学校的一位年轻教师，每个月只有12先令的（shillings）的报酬。[77]另外，她们虽走出了家庭，但并没有完全进入社会，她们的活动范围虽有时也包括男人，但基本上仍局限在女性群体中，而且具有极强的宗教性，对于进入包括男人在内的公共领域，以及进入与宗教无关的其它公共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起来讲，十九世纪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所开启的教会女子教育，给中国受过教会教育的女性带来了婚姻家庭领域的些许变化，也让她们开始有机会担任女传道、女教师，初步进入职业领域，迈出独立的第一步。因而这一时期包括促进会所办女校在内的教会女校虽主观上是为了传教之目的，但客观上却从实践层面启蒙了中国妇女，尤其是中国社会下层妇女，对于她们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有一种启蒙作用。同时代的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问题也有关注，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启蒙作用，但他们主要只是停留在观念层面的呼吁、讨论，影响也主要限于这些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对女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女传教士在教会女子教育的实践中，真正深入中国女性中间，对她们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相对于中国人数众多的女性人口而言，能接受教会教育的女性还是少数，因而十九世纪女传教士的这种教育实践，对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影响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但序幕已经拉开，随着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社会变革加深，到二十世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是势不可挡。
[1] 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缩略FES)成立于1834年7月，是由英国女性成立的超宗派的具有教育性质的传教团体，1899年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委员会关闭，它原来的工作随之分给其他的差会，对于该团体的机制和活动尚无人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担任过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理事的阿尔德赛小姐 （阿徳希Mary Ann Aldersey）1844年在宁波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寄宿女校，开启了在华系统教会女子学校教育，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曾资助过这所学校。本文研究时间就始于阿尔德赛小姐1844年创办第一所寄宿女校，止于1899年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解散。
[2]材料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英国圣公会档案（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中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从1858年到1899年的年度报告资料（The Annual Reports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1858-1899,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 History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p. 7; D.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p. 457.
[4] History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pp. 8-9.
[5] 开始几年她独立运作这所学校，后来随着学校规模扩大，开始接受促进会的帮助。但她本人从未从促进会领取过薪酬。1857年，由于健康原因，阿尔德赛小姐把寄宿学校转给美国长老会，后来学校里50名学生与美国长老会的学校的30名学生合在一起，由Mrs.Bausum管理。阿尔德赛小姐离开宁波，最后在澳大利亚去世。Whately,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Written for Young Persons, p. 93;D.Mac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 pp. 457-458。
[6] 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第251页。
[7]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8] 上述苏精的文章《阿德希及其宁波女学》，研究了阿尔德赛小姐1844年在宁波建立的这一所寄宿女校，文章以1830年代自英国东来对华人传教，直到1860年才退休离华的阿尔德赛小姐为对象，讨论她投身传教的经过，在宁波从事女子教育以及与当地中国人的互动。文章还对宁波寄宿女学的学生来源与入学、课程与教学、学生出路、学校里的中外教师以及学校的经费与补助来源等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9] Miss Whately,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Written for Young Persons, p. 86.
[10]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62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1]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6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2]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3]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4]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7,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5]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5,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6]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5,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7]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5,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8]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19]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7,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20]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2,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21] Whately,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Written for Young Person, p. 32.
[22] Whately,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Written for Young Person, p. 37.
[23]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6,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24]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25]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26] 在香港的教区女子培训学校接受教育，并是它的学生中第一个受洗的，结婚后跟随丈夫到福州。
[27]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5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28]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68,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29]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0]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1]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6,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2] 学者总结中国女性信教的原因有很多种。除了像鲁珍晞（Jessie G.Lutz）说的个人救赎的渴望外，郭佩兰认为还有人是由于受与传教士有关系的的亲属和朋友的影响；一些人为了学习认字、唱赞美诗和或在基督教团体里担任一定的角色。有时由于社会政治压力，经济困难，政治暴乱，饥荒或不如意的婚姻安排，迫使一些妇女向传教士和教会寻求避难。见《中国妇女与基督教：1860—1927》（Kwok Pui-la,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 1860-1927,p.29. ），另外还有的是接受了传教士医生的医治而皈依，教会学校也有此作用。
[33] Jessie G. Lutz, "Introduction",in Jessie G.Lutz(ed.),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p. 16-19.
[34] 王成勉、李谢熙和Margo Gewurtz认为像男人一样，妇女也有自己的女性网络，并可以运用女性网络传播福音。这种网络常常超越家庭范围，延伸到同族女性成员、邻居、朋友以及同村妇女，也可能包括娘家的亲戚，甚至同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参见“Living the Christian Life,Introduction”,in Jessie G.Lutz(ed.),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Gender, 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 161.在笔者看来，教会女子教育之所以成为妇女宣教运动的最具影响的领域之一，在于以教会女校为中心，也形成了一个福音传播网络。
[35]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5,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6]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6,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7]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8,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8]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8,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39]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2,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0]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8,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1]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2]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6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3]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6,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4]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6,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5]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6]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7]Joseph Tse-Hei Lee, “Gospel and Gender:Female Christians in Chaozhou,South China”, in Jessie G.Lutz(ed.),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p. 190-191.
[48]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5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49] “Living the Christian Life,Introduction”,in Jessie G.Lutz(ed.),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 164.
[50] Ida Belle Lewis,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 p. 20.
[51] Flemming ,Women’s Work for Women: Missionary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p. 127.
[52]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6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53] Flemming ,Women’s Work for Women: Missionary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p. 127.
[54]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7,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55]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56]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57]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58] Helen Barrett Montgomery, 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 An Outline Study of Fifty Year’s of Women’s Work in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0, p. 218.
[59]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8,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60] 女传道一般是指经过专门的圣经培训，协助外国女传教士传教的信教妇女。在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成立之前，女传教士在乡村的家访巡游就常由女传道陪同，关于女传道的情况早在1910年出版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在东方国家的西方妇女》（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就有介绍。近年一些学者对于女传道也颇为关注，如郭佩兰（Kwok Pui-la）在《基督教与中国妇女》中曾提到女传道，另外在鲁珍晞（Jessie G.Lutz）主编的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中凌爱基（Ling Oi ki）专文研究了女传道。传教士一般称女传道为Bible-women，女传道作为女传教士的助手，陪同女传教士挨家拜访，在村庄之间巡游传教，为女传教士作翻译，传教士不在时，她们独自承担传教的责任，向人们诵读圣经，领导祈祷和集会等。早期的女传道多是由较少家务负担，行动相对自由的年老的妇女和寡妇担任，随着传教工作的发展，日益需要受过训练的女传道，于是传教士开办圣经培训班，培训女传道，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传教士又开始建立培训学校来培养女传道，女传道的培训逐渐组织化。本文所指的女传道，是从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泛指通过各种形式帮助女传教士传教的女信徒。有的是促进会培训的妇女作女传道，有的是女校的学生离校后在自己的村庄妇女间的传教，有的是女学生与男传道或男教师结婚后，跟随自己的丈夫到其工作地传道。1884年年度报告中福州的Miss Goldie信中谈到在中国女孩必须要结婚，一个已结婚的妇女频繁外出也不合适，因此她们只能在自己的家里教学，或者在教堂。教会只允许年老的妇女作女传道。戈尔迪小姐（Miss Goldie）所指的女传道，应该是指的经常进行巡游家访的女传道，以年老的妇女为主。但实际上促进会的女传教士经常报告自己的学校的学生作女传道，这些女学生传道者是年轻的女性。
[61] 1868年报告中谈到这一点：“过去的几年有时会提到女传道，不在差会最初的计划内。”见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68,CMS archive [microform].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 FES in China, India and the East.
[62] 女传道有与传教士相比的优势。如凌爱基认为，首先她们掌握本地语言，熟悉同胞姐妹的的道德观生活以及思维方式，因而能够用比传教士更有力的方式介绍基督教。第二，她能够去拒绝接近外国人和反传教士情绪比较激烈的地方。第三，她能用较少的开支接触大量的人。雇用女传道被认为是一种合算的传教方式，能使差会有效地利用第一批人力成果，最后，通过动员女传道自己的宗族网络和联系，传教士能够到乡村，从而扩大她们的影响范围。Ling Oi Ki, “Bible Women”,in Jessie G.Lutz(ed.),Pioneer Chinese Christian Women—Gender,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Mobility, p. 251。
[63]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0,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64]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8,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65]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66]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3,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67]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68] Whately,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Written for Young Persons, p. 121.
[69] Helen Barrett Montgomery, Western Women in Eastern Lands: An Outline Study of Fifty Year’s of Women’s Work in Foreign missions, p. 219.
[70] Whately,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Written for Young Persons, pp. 87-88.
[71]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7,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72]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73]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98,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74] Miss Whately,Missions to the Women of China,Written for Young Persons. p. 121.
[75]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86,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76]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69,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77] The Annual Reports of FES for 1877,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 Section II, Missions to women. Part 1-5 [microform] Marlborough, Wiltshire : Adam Matthew Publications,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