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大陆已近二十年的汉语神学实践来看，文革后一代文史哲专业的知识分子，对基督宗教兼及所有宗教现象的认识，有一个渐进深化的过程。初始时，青年学者们从中外文学中发现基督宗教的精神价值，从古今历史中肯定基督教会的存在意义。往后，学者多集中于基督教哲学，深入诠释基督信仰的特殊性，进而开启了一扇神学之门，使「汉语神学」成为可能。可喜的是，汉语神学经过二十年的发端之后，方兴未艾，且呈现出不同倾向的多种进路。然而，进入现代以后，神学退居二线，人文学突在前台，学者们通常都要透过人文学的重帘才能窥见隐退着的神学。「在中国发现神学」令哲学找到了来源，把文学变得深刻，还让各式各样的史学文本更容易理解，这是二十年来大陆学术界的巨大建树。
中国人文学界有一点「神学」，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基督教神学对于丰富中国学者的视野，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源，乃至于对于在中国历史和汉语文化环境下的基督宗教之地位和意义都有益处。但按明末天主教徒徐光启提出的「翻译－会通－超胜」的文化原理，光有「神学」是不够的。翻译之后得到了「西学」，还不能算是完全地引进了一门域外学说，必须经过一个「化西」的过程，褪去「西化」色彩，基督教神学才能真正融入汉语文化。因为有本土语言、语义、语境的限制，国人只有在「会通」之后，形成「超胜」，进而「中西融通」、「大同大公」，「西学」才会成为中国人内在的「神学」，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神学其意义庶几在此。
二十年的汉语神学现在已经度越了「翻译」时期，渐渐进入了「会通－超胜」阶段。也就是说，累积多年的神学储备，已经可以供学者们做一种独特的中国诠释，渐成真正的汉语神学。在这个意义上，汉语神学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眼前的路径有很多条，虽可说条条都是罗马大道，但是对我们这样思想史背景的宗教学者来说，标明「经典」和「历史」的两条进路特别诱人。「回到经典」重视本教文本，是中西宗教学的基础和通例，也应该成为汉语神学的基本进路。另外，因为原本属于西方基督宗教的神学、圣经学融入了中国文化，必然与中国人的经验密切接触、相互激荡，因此「回到历史」，用中国经验诠释基督宗教，也应该是汉语神学的必修课。
正是在「回到经典」和「回到历史」的进路中，我们注意到明末以来的「天学－儒学」话题，也发现了清代存在的「经学－神学」关系。在近二十年的「汉语神学」氛围中，反思五四以来「中学－西学」的争议，对基督宗教的神学又有了较深的体悟。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看到：四百年来，中国的儒家基督徒翻译、诠释、融会基督教神学，早已留下大笔的精神遗产。中国基督宗教的信徒们已经循着「经典」和「历史」的进路行走了很远，有关基督教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值得我们非常珍视。更可贵的是，在中国基督宗教徒的信仰经历中，满了对话的经验。汉语神学基本上是一种「对话神学」，即是西方基督宗教所包含的圣经学、神学、哲学和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佛学、道家及民间信仰全面对话的跨文化的「系统神学」。踩着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说：在四百年的中国思想史领域内，发现和探寻汉语神学的进路是一件完全可能的事情。
用「回到经典」、「回到历史」的进路探索汉语神学确实不算是一条独辟的蹊径，它们仅仅是欧洲文艺复兴和清代古文经学的老路。然而老路未必不能拓新，也可能就是正路。当代中国学者对于基督宗教的「神学」还很生疏，中国大陆的圣经学（无论教会内外）几乎还是空白。在中国传统学术方面，儒教经典被弃置很久，经学、国学在五四以后便越来越乏人问津。在这样基础薄弱的学科情况下，如果还不强调文艺复兴式的中西学术基本功：语言文字、版本考证、正义正解，进而深入到人物环境和历史背景，经典中所包含的神学奥义就不能正确地诠释出来。比如说，在目前信息爆炸、中西方学界密切互动的环境下，各国学者在谈论中很容易发现经院哲学的殿军人物阿奎那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颇有相似之处；还有，新教改革之父路德和陆王心学的破立者王阳明也有很多可比较的地方。但简单的模拟只会徒然地导致歧义和纠纷，难以说明不同文本、不同经验中表现出来的复杂信息。只有对不同经典和历史作出具体的分析，才能细致地发现中西信仰中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回到四百年的基督宗教历史来看，我们还发现另一条比较确定的原理：汉语神学的大方向是「合」不是「分」。亦即是说：中国基督宗教的各教会、各教派和西方基督宗教各教会、各教派分立的情况不尽相同，它们需要一个大致统一的汉语神学。换句话说：汉语神学不是由世俗统治者规定的统一的政治条文，而是由基督宗教内部讨论协商的成就。从中国基督宗教四百年的历史路径，进到汉语神学的堂奥，可以令我们今天的汉语神学研究更加深厚、扎实，也更加容易找到明确方向。为此，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更加重视对于历史与文本的借鉴。这里的「历史与文本」，稍稍地做一点狭义化的理解。「历史」是指明清以来中国基督教会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新贡献，以及他们在汉语神学建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文本」是指中国文化给中国各个教会的信仰文献留下的深刻印记。
显然，从历史的进路探讨汉语神学需要更多的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参加，尤其需要来自各大教会的帮助。换句话说，大学和神学院、学者和布道家、社会和教会在这一点上并不矛盾和冲突，反而可以进行更多的合作互动。二十世纪中世俗学者与各类宗教的紧张关系，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得到和解。二十一世纪热烈兴起的全球性宗教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和环境，使汉语神学可以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发展。在中国目前的宗教文化环境中，已经比较熟悉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世俗学者，应该更加重视对于基督宗教神学思想的理解。世俗学者如果不同情，甚或是抵触基督宗教，就很难理解真正有价值的「神学」；同样，事情也有它的反面：中国的基督徒，如果因为入教、在教，有了信仰，就觉得能够天然地获得正确的理解，可以不顾文本和历史的制约，随心所欲地诠释经典，这也是有违现代理性的。现代基督徒的信仰需要理性的支撑，如果拒斥汉语环境，一味强调自己信仰的独特性，也会陷入狭隘的思想困境。汉语神学一边是中国处境，一边是神学造诣，两方面都不能偏废，方能求得一个通观、豁达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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