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神学是教会在思考。
这种观念有如宿命论，把神学限制为一种教会内的思想运作。它预设的命运，就是神学如果超越了教会，它就会朽坏为无本之木、枯竭为无源之水。
然而，超越了教会和教派的汉语神学，却在对社会和教会的思考之中，十年树木。思想所及，早已蔚然成风。可以说，它建构了一种“无形的教会神学”，以社会、文化、同时亦以教会为思考对象的教会神学。因此，汉语神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的建构和成型，并不是教会在思考，而是对教会进行思考、对汉语世界中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公共讨论的必然结果。
1990年代以来，凸现在中国文化、学术领域之中的神学研究，不是作为神学异端，而是作为一种对固有社会、政治、思想的批评而展现身姿的。它的问世，首先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神学研究本来所具有的一种公共特征，从此以此为契机，逐步建构了当代中国汉语神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的路径。迄今为止，汉语神学汉语系统之中已包括的公共神学、政治神学、文化神学、宗教神学等等，基本改变了神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领域之中的缺席状况，特别是那种从神学的独特视角和价值关怀出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关注和公共参与，就足以使汉语神学作为一项独特的学术建构而自立于汉语文化学术圈了。
这一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中，应当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学意义。依稀记得，198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文化大讨论，实际上就已蕴涵有一股宗教讨论的潜流在涌动。曾有人预言在一场普遍的“文化热”之后，就可能是“宗教热”的出现。这种预示，并不是仅仅是中国人对宗教需要和信仰选择的可能性，而具有更深一层的神学意义。在一场普及全国的文化热之后，中国人应当留住些什么、并且能够依据一些什么思想遗产，以最终建构当代中国人亟需的某些价值体系，而不是局限于所谓现代化的建设、文化传统的改造，热闹一场而已。
就当时的社会结构而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才刚刚起步，在此之前以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划分社会层次、身份地位的体制功能依旧强大。人们的思想所及，不是政治，就是经济。这些问题紧紧缠绕着当时中国人的大脑，于是出现了“荆柯刺孔”的政治－文化异象。而有关的文化讨论，亦无法不被归因于政治－经济的汉语之中。所以，时至1990年代初叶，这些有关政治－经济问题讨论的话语权，一旦从投身于这场文化热的知识分子手中滑落之后，文化讨论就劣变为各路“游魂”，学人失语，四处飘荡，无处安身立命。这个时候，宗教研究及其神学进路应运而生。
文化作为一个公共需求，那是需要依托的，即使是一个独立的观念依托也好。但是在一个社会缺席的语境中，它在当代中国还缺乏应有的准入机制。就基督教在中国两百年的发展来说，教会与社会的二元性对应发展机制，早已在其本土化的建构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从而使中国基督教逐步构成了一种以教堂和聚会点为中心的运作模式。人们一旦提及基督教，可能首先想到的并非教会和教会神学，反而是教堂、信徒和聚会的规模。神学思想淡出，活动空间强化，教会植堂以及信徒人数，好像成为了考虑基督教发展的唯一根据。
在此背景之下，能够建构有一个参与公共问题讨论、直接进入中国当代学术、文化领域的公共神学，就等于跳出了三界，在彼岸与此岸的关联与互动之中另辟蹊径。
现有的教会体制，几同于政经体制，因为教会被镶嵌于固有的政经结构。超越固有的教会体制，实际上等同于对固有政经体制的超越。所以，神学参与社会思潮、公共问题的各种讨论，并且是借助于各个学术领域的专业学人，以他们自立的身份、独立的思想，挣开了一个公共型神学运作空间。这不仅仅使汉语神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亦建构了汉语神学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凸现了汉语神学的公共关怀视野。就此而言，汉语神学对于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公共讨论的参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它的运作方法已经成为了一股日益明显、备受关注的社会思潮。其运思成潮，学为神圣，汇学成社（society）；既内涵了个人的信仰选择，也建构了一个相对自立的学术群体，为当代中国学术重建奠定了一个具有真实超越取向的神学基础。
作为汉语神学主体的各领域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基于信仰，或者基于学术，把信仰转为文化，借学术而超越教会，以对教会、教派的超越，最终扩散于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信仰。于是乎，汉语是一种进入社会的方便，一种连结神学与社会、学术文化等公共问题的媒介，神学则是一种公共的价值关怀；神学成为文化核心，学术建构神学视野。他们以公共问题的讨论，作为汉语神学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建构路径，从而给汉语学术－文化圈引入了一股思想清流。它既拓展了基督教神学在汉语学术－文化圈之中的真实影响，同时亦深化了中国学人对中国问题及其人生问题的思考。因此，汉语神学的公共性与社会性，早已彰显，并以知识分子及不同领域学者的多层、多元互动，亦建构了一个“扩散型”（非制度型）汉语神学的学术共同体。
而那些围绕着这一汉语神学主体的诸项元素，如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各高校学术机构、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群体、再加上相应的杂志、书籍类出版机构，均已成为汉语神学进入公共领域的组织运作机制。它们是汉语神学这一共同体得以运作、功能发挥的基本要素，并已在一定程度上面具有了建构一种制度型学术共同体、乃至信仰共同体的基础。所以，汉语神学虽具有“无形的教会神学”的社会特征，但是，它并非没有基督教教会的制度支撑。香港道风山所在的基督教丛林，当为其神学的制度平台。只是这一制度支撑，既似教会、胜似教会、同时又出离了固有的教会体制。这一体制，深藏在丛林道风之中，颇具基督教教会组织模式；对于汉语神学，它惟有教会资源的最大支持；却又融解了固有教会体制所具有的约束限制。
余下的问题是，这一学术群体的互动模式、学术影响，如何获得更大范围内汉语世界的普遍共识？如何使其公共神学的规范功能予以制度化？倘若一直援用其形散而神聚的“扩散型”建构模式，历史一旦久远，则恐其命运时时扩散、亦处处扩散，或许会复制了传统儒教，缺乏了制度化或形式理性的支持，它会成为一个无所依托、飘飘荡荡的“一介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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