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赵紫宸的宗教经验

一、前言
赵紫宸（1888-1979）是举世知名的中国神学家，著作不计其数。他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普世基督教协会主席，对中国本色神学建构及神学教育发展，作出许多深入的反省。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及贡献，一直为学者所关注，迄今已有数本论著讨论其神学思想。

二、宗教的平安与不平安
一八八八年二月十四日（清光绪十四年正月初三），赵紫宸生於浙江德清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赵氏自幼便与鬼神接近。民间信仰的鬼神观令他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但同时又有某种亲切的宗教经验，善恶报应观更深深地形塑赵的思想。十三岁那年，由於家道中落，赵父要他独居於商铺楼上，专心练学珠算记帐，这段日子，他感到生活异常孤独无聊，更多投入宗教膜拜。这种经验对赵氏日後的宗教追寻产生两方面的影响：认同宗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1 和由苦修行而成菩萨的伦理观。
赵家附近有耶稣堂，偶尔赵的祖母也会领他去「看礼拜」，因此结识了一位从镇上来的基督徒，并从中听到「变法」「洋文」等事。赵十五岁时，面对两个选择，上杭州读中国书或是上苏州读外国书。赵到灵泉山觉海寺去问观音，但他心中并不欢喜抽中的签，从此便不顺从菩萨的命令了。这个决定，标志著赵与民间信仰「分道扬镳」。在萃英书院2 就读的一年时间，赵氏「心热如火」萌生信教之念，但他却在「读洋书，信道理」之余，又客串作道士。赵後来形容自己，此阶段对耶稣言行虽有感动，「在生活上却依然毫无变化」。3
隔年，东吴大学预备科学习初期，赵成为「非宗教运动的小健儿」。在反教的同时，赵形容自己「有许多精神上的苦痛，无处诉说」。4 他所指的极大苦痛，是家庭经济的困境和婚姻问题。赵紫宸於十七岁（一九○五年）奉父母之命，和比他年长两岁的小商人之女童定珍结婚，两人在年龄及文化上的差距，成为赵结婚初期痛苦郁结的原因。两种痛苦的驱策，无形中把赵引入宗教。数名基督徒对赵的关爱与导引，把他领入基督教。赵深感「知遇之恩」，不到半年，便领洗成为监理会信徒。赵从反教的「小健儿」到信了耶稣，最大关键，就是精神上得到寄托，理性的因素并不是占有很大的位置。
赵曾描述自己清教徒式的生活：「我初作基督徒，只知祈祷、读圣经、作礼拜，参加教会的工作。我因问题渐多，心中忧闷，需要迫切，所以祈祷亦比较勤，每日几乎有三小时祈祷读经的工夫。有一个短时期，我竟觉得上帝亲切的同在，竟有异梦，生活非常有定向。」5 他过著十分虔诚的宗教生活，生病不延医、坚持信与不信者不能相交、渴望主再来、追求痛哭重生的经历。然而，「在这种苦行的状况中，我的痛苦仍旧没有停止，有时反来的更凶了。」他最大的苦处，是家人初期因其信教而给予的压力。
一九一○年，赵於东吴大学毕业後，留校任教中学的英文、算术、圣经等科。学生不乏因他的劝导而信教者，半年间，便有十七个学生领洗。赵的传教也有反效果，多年後赵形容自己是：「不知道人的心理，热忱有余，而智能薄弱，偏执甚固，而识鉴浅陋。」6 经过近两年家人的反对後，他最终带领了自己的父母及妻子领洗。7
赵与上帝的关系可说是在平稳中又带有反动。内在方面，他承认自己在「青年性欲的冲动」，在思想甚至梦境中堕入欲念。8 他内心对於清教徒式的苦修生活亦呈现张力。他曾说：「我从离开学校之後，兄弟病死，遭回禄，遇强盗，萎靡不振了两三年，睁眼一看，国家危弱，同胞沦落，自己则一筹莫展，几乎有精神待弊的危险。」9 两位弟弟英年早逝，难免对赵的信仰带来莫大的冲击。难怪赵说：「这两个人死了是死了半个我；在我血里也种了反动的种子。」赵氏「专用头脑的工夫」，使他的信心也冷淡起来。10
赵之昄信，主要是经验先於理解，他最大的挣扎在於，一方面他领受新思想，要破除迷信，为其宗教生活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又发觉要为自己的宗教经验寻找合理的解释，无疑是缘木求鱼。赵在《基督教哲学》中便把自己这种「理性」与「欲望」的挣扎道出：「理性找不到上帝，更不能解释基督教任何一个信念。欲望则要有上帝，要亲近上帝，更要将基督教的信念从死灰里拨出热炭来。为今之计，只有头做头的工，心作心的工，让它们不协作也罢。」11

三、自由人自走他路
一九一四年，赵紫宸赴美进修，12 入读监理会背景的梵德比（Vanderbilt）大学攻读神学，同时又兼读哲学和社会学，至一九一七年回国。他形容自己在美数年，「思想虽渐有新机，经验则并不加深」13 在教义方面，他以理性来审视所信的内容，甚至认为，如果有人能够使他确信基督不足以作其救主，并提供充分的理由，那么他便立即把基督教丢弃。14 宗教经验方面，赵形容自己几乎「停止了祈祷」，在信德上大大倒退。教会内某些伪善的敬虔者促使赵在宗教经验方面产生极大的反弹，进一步把赵推向思想反动的一面。他决定打破旧有传统的桎梧，扬弃与现代思潮相违背的宗教思想。
一九一七年，赵紫宸学成回国，任教於东吴大学，同时又为监理会工作。此时，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赵亦深受影响。15 他全盘否定使徒信经的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主要是理性及科学标准），重订信经。赵的思想被教会斥为「讲异端」的人。赵为＜我的宗教经验＞一文作结时表示，他已从神秘生活中转入了纯粹的伦理生活。由於受到「实验主义」及「现代主义」的影响，赵既不能为宗教信仰找到哲学上的基础与理解，其「修养」亦进一步「懈怠下来」。16 在他心目中，伦理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至於宗教的神秘经验，就著赵的思想而言，显然已为他所扬弃了。17
赵觉悟到，人生无上的价值与真际，就是得到良师益友的关爱。而耶稣完美的人格及至善的行为，便把「人生的真诠诂订了」。这样，「从前超越的神，见而为今日贯注的神了」。而宗教就是人「最忠信的朋友」。18 此时赵紫宸最为折服的就是耶稣的人格。他感受到耶稣的「人性人心」最与他接近，成为「我心我人格的救主」。19 耶稣所能吸引赵者，并不是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他是一位完全的人（thoroughly human being）。20 《基督教哲学》及《耶稣的人生哲学》两书，成为赵紫宸二十年代经典著作，反映其早年自由主义神学的格局。

四、我的心不宁息
二十年代中叶开始，赵逐渐摆脱那种走出神秘宗教经验的自夸，肯定修养及祷告在宗教经验上的重要性。一九二五年赵母离世前一个月，赵忙於写作，而无法见其母最後一面。那期间，他曾在梦中与母亲相遇。但他却有意无意地不予深究，高呼「不肯迷信」。
这时赵紫宸的内心，却有著深层的孤单与不安。「我心深处的恳求是莫可名状的，只可以说，我要得上帝。我所要求的，哲学也不能给。」21 神秘生活在赵紫宸的宗教经验中的角色，变得愈来愈重要。22 他反过来指出，全然否定「神秘生活」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迷信与诈伪。他再次肯定祈祷在宗教生活的位置及重要，将之视作「宗教的中心」。23 一九三一年，他出版首本祷文集－－《祈向》，强调科学哲学即或能改变宗教的观念，却不能「侵占宗教的领域」，废止祈祷。24
赵转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後，标志著他投身神学教育的工作。从三方面来说：（一）当赵紫宸对於什么是基督教的「真在」作出深切的反省时，便愈益对旧日从哲学及伦理的角度来为基督教定位有所不满。他觉悟到自己的需要，并且不应惧怕顺服「权威」；25 （二）他体会到，他所扬弃的神秘宗教经验，原来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三）他对教会（有组织的信仰群体）的重视程度也渐趋增加，明确宣告不能只要宗教而不需教会。26 不过，他也觉得自己不能完全扬弃「老我」，要在「学识的路途」上探求宗教正解。，他在《耶稣传》（1935）中，却又以人本主义色彩来诠释耶稣，把他曾一度承认耶稣的「超越性」也全然扬弃。27

五、我被逮住了
每次赵氏向理性及学识方面追逐到高峰後，则会出现思想逆向，作出深切的自我检讨与反省。二十年代中叶，他在完成两本自由主义典范－－《基督教哲学》及《耶稣的人生哲学》後如是，三十年代中叶，《耶稣传》出版後的反省亦可作如此观。赵对於自己单纯在信念上的讲信并不满意，而是更深地渴求要在生活中学习交托及依赖上帝的功课。赵觉悟到，除非自己彻底扬弃「依靠学术」、「把知识认作信仰」的旧路，否则他永不能得到宗教的「正解」，要信就必须要「冒险」。他承认基督教是个启示的宗教，「先要相信而後知道」。他的改变毋宁是出於其信仰上的新觉悟。
促成赵紫宸在三十年代末对「活的信仰」的渴求，一是受到欧洲神学的影响，二是「受到自己实际需要的驱策」。28 第一，是他仍面对许多「不能免除的试诱」；第二，是赵生活上的处境切实驱策他作修养的工夫。一九四一年七月，赵紫宸毅然接受牧职，他受牧职不仅是期望「加入圣品」（in order），而更是希望「顺服圣品」（under orders）。29 赵紫宸再一次宣告，他不再追求新的信念，而是认信与肯定旧的信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赵紫宸等十一位教授被日军囚禁，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获释放。赵在狱中经历了五次特别难忘的梦境。梦境对赵宗教经验的深化，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他重新肯定梦境的意义，不再动辄以科学及心理学来作解释，而将之视作上帝的指示。他寻见上帝的「真在」，让他与教会的关系变得更密切，30 而他对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关系，亦有了更深入的反省。31
按著赵紫宸四十年代以来的自身觉悟，他相信人不能证实有没有上帝，人只是寻求摸索，「在无可奈何之时」，得著了信仰的「恩赐」。他从六方面来阐释人如何被上帝逮住：
第一、 人在追求到绝境时，走到尽头，经历到「边界局面」，确切认知到自己不能逮全上帝，始能在宗教生活中觉著被上帝逮住；
第二、 在苦难危机的阅历中，人心向上帝，上帝就临在；
第三、 在寻求真理的时候，经验到绝对标准的重要，「我逮不著真理，却被真理逮住」；
第四、 人在参与时代历史的动程之中，在此时此地的努力工作时，经验到「那超乎我的力量」，因而被上帝逮著；
第五、 人被爱所感动，不论是在爱人或是被爱的经验中，体会到上帝就是爱，而确信上帝的实有；
第六、 耶稣基督的启示（道成肉身），使人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

六、结论
赵紫宸在宗教经验方面的转变，本质上就是他寻索信仰与上帝的实在（Reality）的历程。我们往往以「三期说」的方式来解读赵氏神学的演变：（一）自由主义神学时期；（二）新正统主义神学时期；（三）共产中国时期。32 但是，赵氏在宗教经验以至神学思想方面的发展往往是充满著张力与挣扎的。唯有明白赵紫宸在宗教经验上的反复性，我们才能更持平与恰当地去解释及评检其神学的意义与贡献。
赵紫宸在宗教经验方面的调整，跟他企图为基督教在现代社会建立相关性，确立其现代基础，有著十分密切的关系。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指出，基督教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有三个不同的选择：（一）重新肯定传统，例如基要主义及新正统主义；（二）扬弃不合时的传统，为基督教寻找现代的角色，例如自由主义；（三）以经验取代传统，例如士来马赫。33 赵显然也没有偏离上述轨迹，他在宗教经验中所以能安身立命，是因顺服传统，重新肯定信仰及教会的权威。
赵紫宸把基督内的救恩与教会连接在一起，强调人不能离开教会而独自使耶稣基督的形象启现在生活里。赵紫宸在宗教经验方面的深化与觉悟，使他思考基督教的使命与贡献时，持定了「基督以外无救法」及「教会以外无救法」的立场，并以此来建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完全扬弃了昔日伦理式的「效法耶稣」与「人格救国」，而是突显教会与个人是否能得著真正的宗教经验。
五十年代以後政治运动的冲击使赵紫宸与教会生活脱节。赵并没有作出「殉道得永生」的选择，而是「埋首为奴隶」，「成了机器，身不由主，力不从心」。赵紫宸既与教会脱节，也就难以「存著上帝至终胜利的信仰」了！34 一九七八年九月赵妻离世，对赵有极大的打击，赵再次阅读圣经，试图从宗教信仰中获取力量。35 人生岁月走到尽头的赵紫宸，充分经验到自我的孤单，人生的空虚。面对人活著的意义这个终极的问题，他实在难以找到合理的答案，最後他揭开「瓦器」，面对「宝贝」，并在其中获得心灵与灵魂的安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赵紫宸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岁。虽然他在离开世界时，已无法承担一位神学家应有的责任与使命，但最终他仍能回到信仰中，实证出信仰的意义与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对信仰的寻索与追求，对於今天
中国神学的发展，仍有著划时代的意义。

作者为香港建道神学院教授。本文全长约三十万字，感谢作者准於撷录。

1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徐宝谦编，《宗教经验谭》（上海：青年学会，1934），页67。
2 赵的後人赵梦蕤与赵景心却指赵在苏州就读的是桃坞中学（圣公会主办），参黎新农：（寂寞深时悟亦深－－采访赵紫宸先生在京子女札记），《金陵神学志》，第29期（1996），页40；另赵梦蕤、赵景心：＜我们的父亲赵紫宸＞，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4。不过，赵紫宸本人从来没有提及自己曾进桃坞中学，笔者仍据赵紫宸本人所言。
3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34），页68。
4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0.
5 赵紫宸：＜谈谈我的心灵修养＞，徐宝谦编：《灵修经验谈》（上海：青年协会，1947），页18-19。
6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34），页69。
7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1-12.
8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9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苏州：中华基督教文社，1926），页23。
10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23），页15。
11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页23-24。
12 这次赴美，并不是监理会资助，而是向东吴大学借款。赵回国後，东吴大学每月从其薪金中扣除若干。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23），页4，15。
13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34），页71。
14 同上，页12-13。
15 他说：「回国之後，……因鉴於中国社会需要根本改造，故对於新思潮及种种爱国运动，亦颇注意。」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34），页71。他於一九一八年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发表的文章，便充分反映其在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时抱持的「新旧」「中西」对立二元观。参T.C. 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Chinese Recorder XLIX:5 (May 1918):288-296, XLIX:6 (June 1918):371-380.另参邢福增：＜赵紫宸早期本色神学评析＞。氏著：《寻索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页42-43，52-55。
16 赵紫宸：＜谈谈我的心灵修养＞，页19。
17 赵紫宸讲，徐曼笔记：＜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生命》，第3卷9册（1923年5月），页3-4。
18 赵紫宸：＜宗教与人生序＞，简又文：《宗教与人生》（上海：青年协会，1923），页3-5。
19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23），页14。
20 T. C. Chao, "Jesus and the Reality of God," 1.
21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34），页72-73。
22 参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1934），页72。
23 赵紫宸：＜祈祷＞，《真理与生命》，第2卷17期（1927年12月），页14-15。
24 赵紫宸：＜序＞，氏著：《祈向》（上海：广学会，1931），页1-2。
25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2.
26 参邢福增：＜赵紫宸的教会论－－兼论其在中共建国後的教会改革观＞，氏著：《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页127-130。
27 赵形容《耶稣传》是一本从「本色玻璃」来看耶稣的著作。赵紫宸：《耶稣传》（上海：青年协会，1935），页3。後来，他形容自己写《耶稣传》，「纯系艺术的写作，一任想像的转移，行文施墨，全无羁束」。参赵紫宸：《圣保罗传》（上海：青年协会，1947；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页16。
28 同上，页22-23。
29 David M. Pat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Bishop Ronald Hall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rco and the Hong Kong Diocesan Association, 1985), 104。关於赵紫宸与何明华的关系，参邢福增：＜赵紫宸的教会论－－兼论其在中共建国後的教会改革观＞，页136-139。
30 古爱华（Winfried Gluer）以「教会神学」来概括赵紫宸在四十年代的神学建构。参古爱华著，邵肇明译：《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页233-265。
31 参邢福增：＜寻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自由神学以後的赵紫宸＞，氏著：《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页63-91。另＜赵紫宸与共产主义＞，《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
32 林荣洪是这种「三期说」的代表，参氏著：《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第12章。
33 Peter Berger, The Heretical Imperative: Contemporary Possibilities of Religious Affirma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9), Ch. 3-5.
34 邢福增：＜赵紫宸的教会论－－兼论其在中共建国後的教会改革观＞，页224-226。
35 他在一九七四年致函於吴芷芳时，曾提及他所读的《红旗》、《学习与批判》、《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均「不能解决我的要求」。他又提及自己正在读《马克思恩格思选集》、《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惟「头脑子不够玄奥，往往停滞难进」。参＜赵紫宸与吴芷芳书＞，《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页90-91。。(原载《福恩》杂志总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