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9日，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暨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以“汉语文献与中国基督教研究”为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包括4个主题演讲和14场专题报告，发表论文57篇，海内外专家近百人与会。会议围绕世界各地基督教文献特别是汉语文献的整理研究展开讨论，涉及明清天主教、基督新教、上海基督教文献特藏等内容。 主要观点： 1. 整理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意义 陶飞亚(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指出，中国基督教研究正从“西方传教运动在中国”(Wester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或者“基督教在中国(Christianity in China)”转向“中国基督教的研究( Chinese Christianity)”，强调中国基督教自身的内容与特点，就必然注重汉语写作的基督教文献资料。汉语诠释的基督教既影响到基督教在中国环境中的呈现，也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董少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提出了“耶藏”编纂的设想和计划，指出：一种宗教或思想学说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便会整理、编修该宗教或思想学说的文献总集，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补或重修，这是中国的传统。编纂《耶藏》，将是首次从文献的角度全面总结近1400年的基督教在华发展史，其规模可能比不上儒、释、道三教之藏，但编成后可形成鼎立之局面，起码可提高基督教传世文献的地位，甚至为中国基督教的合法性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依据，因此具有重要的宗教、文化、学术和历史意义，成为“中国基督教”(Chinese Christianity)的一座丰碑、一个标志。 马西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认为，在国内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资料的大型整理工程开启之后，上海大学关于基督教资料的大型项目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将会为中国基督教研究提供便利，有助于学科水平的提升和转换视野;同时，也项目进展中会遇到的资金、版权等难题，希望重大项目建设能得到学校的支持。 2. 目前汉语基督教文献的整理现状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回顾了学界对明清来华传教士中文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但主要局限于耶稣会文献，对其它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道明会)、奥斯丁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等修会的著作注意不够，不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经出版的文献范围有限，至注重传教史，而对科学、艺术、语言学、社会学等相关重要方面，几乎没有反映。已经出版的文献范围，在体系上不统一，甚至有的未经任何整理鉴别，较为零乱。 董少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认为，有关唐、元景教和也里可温的文献甚少，且已有较多的整理、标点和校注，因此这部分文献的编纂工作相对而言是最容易的。明末至清嘉庆时期的天主教书籍，大约有千余部，诗词、信函、档案等其他类型的文献，则起码有数千种之数，尽管数量不少，但近二十年来学界多有发掘、影印和整理出版。清代后期出现了大量的基督教文献至今未被系统地收集、整理，更无较完备的目录可查，大都仍沉积在国内外的馆藏机构乃至私人手中，民国至今的中国基督教文献，数量更是汗牛充栋，关于这些时期的中国基督教文献的调查、收集、整理与编纂是亟待开展的工作。 3. 各地汉语基督教文献的介绍 唐日安(Ryan Dunch，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东亚系主任)指出，晚清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出版物，从宣传册页到厚重的学术著作，形式多样，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和非宗教题材，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分散在中国之外的图书馆或档案馆，未经很好的研究。 狄德满(Gary Tiedeman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介绍了欧洲馆藏的中国基督教相关资料，指出这些文献可根据内容分为西语基督教文献的中译本、传教士与中国信徒的中文著作、中国反教文献、太平天国宗教文献、教案档案等几种类型，在英、法、德、比等国都有大量收藏。 郭信焕(韩国崇实大学校哲学系教授)以20世纪初的韩国年汉城监狱为例，指出当时汉城监狱开设了学堂和图书室，其中藏有大量汉文基督教文献，至今可查的尚有223种之多当时是监狱中活跃的读书人通过阅读这些文献，日后都成为了韩国社会和基督教界的中流砥柱。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认为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这批文献保存了明清西学东渐的最重要历史文献，对理解基督教在西方与中国的传播有巨大意义，是理解清代天主教史的最基本材料，没有这些材料无法写好清代天主教史。 黄薇(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研究员)指出上海图书馆藏汉语基督教文献资料数量庞大，主要优势在书、报、刊三大传统类别，账册资料、会议记录、历史照片等非传统特色项目也有相当藏量。其中不乏珍本，如上海地区天主教创办的最早的报纸《益闻录》、上海天主教所办历史最长的刊物《圣心报》，都是研究在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重要资料。下一步将着力于撰写全目书志和电子数据库的相关工作。徐锦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研究员)指出，尚贤堂是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及其子李约翰二代人悉心经营的社会文化机构，其图书馆藏书1万8千余册均归入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图书馆，解放后随原亚洲文会图书馆藏书被上海图书馆所接收，经过几次馆址迁移后，目前这批藏书的主体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内。 陈建明(四川大学教授)指出，西南地区是基督新教来华开发较晚的传教区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落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文字作品的印刷质量、出版发行数量、作者的质量和数量均远低于中国东部地区，但在抗战时期成为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的后方基地。西南地区的汉语基督教文献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反映了基督教的传播和本色化情况，以及抗战对西南地区基督教的影响。 吴巍巍(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研究院)认为福建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理区域，基督教在该地区活动有着较为悠久的传统和持续的过程，留下的文献资料也是浩如烟海，难以胜数。福建地区相关机构所藏的汉语基督教文献时间跨度较长，从明末于泉州发现的十字石碑文，到当代政协文史资料，持续不断;分布地域广泛，从地级市到各县，再到乡村，乃至民间家庭，都有发现;资料来源形式多样，有碑刻、方志、档案、会议录、报刊、契约、账簿、谱牒、图照、文集、口述资料等;内容上更是丰富多彩，涉及基督教人物事迹、教会传教活动情况、教案事件、教会与社会关系、教内财务、教育、医疗、出版、慈善等。这些文献是研究福建基督教史乃至中国基督教史的基本史料，同时也是汉语基督教文献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 4. 汉语文献与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方法 吴梓明(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退休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认为，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学者已经是可以较方便地接触中国方面的资料，尤其是有关汉语的文献、拓展创新的研究视域。1990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尝试寻找更多有关中国的元素、创造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鉴于汉语文献超越了西方传教士教会档案的范畴，采用了更多有关中国本土的文史资料、地方志、家族史料、书信记錄、或其他相关机构的歷史档案资料等，因此，尝试以家族网络视角切入，应用“以华人信徒、家族史为对象"的研究方法，开创一种“具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研究"的创新方向。 陈方中(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结合其研究近代中国天主教史的个人经验，谈了对汉语基督教文献研究方法的认识。他指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史实，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依靠分析史料。近代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范畴中，特别是在民教冲突的研究上，有官方档案、传教士报告、时人笔记、地方志及报刊报导等类型的史料;义和团运动由于其特殊性，还有事后多年的访谈记录。由于数据的多元化，使得建构客观叙述的工作更复杂，但也使得更客观叙述的可能性提高。今后的工作应加强史料分析与史实建构，经由对类似事件的反复处理，建构更全面或立体的叙述，进而能建立各种不同来源史料的内在理路，使得研究者有可能在阅读单一类型史料时，有更深入的理解。 陶飞亚(上海市宗教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认为，汉语文献的整理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区分基督教不同教派如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等不同教派;二是根据不同教派结合时间顺序区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也即明末清初、晚清和民国。第一步工作是要厘清晚清汉语天主教(兼含东正教)文献的馆藏信息、基本规模及内容概要等，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编目和撰写提要索引，为研究者提供新的全面的研究资源信息，扩大研究视野，以探讨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传播中产生的问题及其本土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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