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倡导也罢，有人怀疑也罢，有人热心也罢，有人漠然也罢，无论如何，尽管「汉语神学」这个名词的出现还只是新近的事情，但汉语神学自身却既不是一个有待催生的胎儿，也不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婴。何光沪先生称汉语神学为「母语神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并将「母语神学」定义为「以神学家自身的母语或主要语文为载体，以这种语文所表达的生存经验和文化资源为材料，主要为这种语文的使用者服务的神学」。1
依此来看，汉语神学在明末清初就应当说已初露端倪，而今已洋洋大观。但存在、意识与自我意识是分属三个层次的东西。汉语神学虽可说早已存在，但并未被人意识到，更不用说自我意识了。进而言之，自然的存在是一回事，自觉的建构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意义上，刘小枫、杨熙楠、何光沪大声疾呼「汉语神学」，又可谓汉语神学的「先知」。
呼吁汉语神学，其意义首在汉语神学自身的存在意义。在「本土神学」、「本色神学」、「处境神学」之外明确打出「汉语神学」的旗帜，旨在凸显语文与神学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所说的语文，并不仅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文，而是以这种语文为「存在家园」的文化传统。关于汉语神学的意义，刘小枫、何光沪已多次撰文解蔽，窃以为已无再饶舌的必要。唯对其建构中的几个问题，略陈管窥之见。
一 汉语神学与其他语神学的关系
认为历史上的「神学基本上都是『母语的神学』」，「所谓『汉语神学』，不过是正如英语神学、德语神学、法语神学、西班牙语神学一样，乃是『母语神学』大家庭中的一员」，2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汉语神学的倡导者们似乎更多地强调了各语系的基督神学在逻辑上的平等关系，而对其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则语焉不详。然而，这却是理解各语系的基督神学及其关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我们像何光沪那样承认历史上的「神学基本上都是『母语的神学』」，又承认母语神学这个大家庭中逻辑上的平等关系，那么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这个大家庭中并没有一个「实际的」「父亲」。刘小枫提出一种「理想形态」的基督神学，这个「理想形态」显然不可能是以经验的方式从历史上的和现存的各种基督神学中概括出来的，而应是一种先验的「理想」。但它无论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或者「目的」，都没有独立的实在性，因而也不可能成为各语系的基督神学的共同「父亲」。基督事件自然是所有基督神学的共同根源，但基督事件却是发生在希腊化了的犹太世界，并以希腊语记载下来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犹太－希腊神学」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基督事件也不例外，也必须存在于语言中。换句话说，现实中从来没有一种「一般的」基督神学，神学从一开始就是以某种人间语言为载体的神学。进一步说，汉语神学也并不是使用汉语的基督徒「直面基督事件」的结果，而是拉丁语神学家、英语神学家、德语神学家、法语神学家、西班牙语神学家等在中国传道的结果。或者说，中国人最初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通过西方人从上帝得到启示的。固然「闻道无先后」，但我们所闻的「道」，最初却不是「圣」言，而是「人」言。在这样的意义上，「大家庭」中虽然不应当说有繁衍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但却存在著传承意义上的兄弟关系。虽然我们在情感上不愿意如此，但事实上却必须承认这一点。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直面基督事件」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著我们不能面对基督事件。中国人有两个成语，叫做「得鱼忘筌」、
「得意忘言」。我们完全可以运用这种功夫，去体知基督事件那隐藏在犹太－希腊语言（文化）背后的「道」。而此时的我们，却也不是经验论意义上的一块「白板」。我们是以自己的语言（文化）去体知那「道」的。那为人所体知到的「道」，若不存在于犹太希腊的语言中，就必须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中。确切地说，我们是以自己的语言去置换犹太人、希腊人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即便不说基督神学的「中国化」，但说基督神学的「汉语化」也未尝不可。
二 汉语神学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
汉语基督神学在汉语之外的神学资源，除基督事件之外，还有不可忽视的基督教神学传统。这里所说的传统，并不是某一教派的传统，而是整个基督宗教的传统，或毋宁说是基督宗教的历史。即便是被现今所有基督宗教奉为圭臬的《新约圣经》，事实上也表现出对基督事件的不同（不同并不意味著矛盾对立）理解。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各地域基督徒「直面基督事件」的世纪，其理解之不同，造成种种后世所谓的「异端」林立的局面。尼西亚信经的制订，在教义上为后世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基督教对基督事件的思考一直没有间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系统，它们各自内部又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但派别的出现并不影响它们都仍然是基督教。随著各国民族语言取代拉丁语成为神学的语言，出现了近现代的英语神学、德语神学、法语神学、西班牙语神学等。
传统的形成虽然使神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封闭性，但同时也保证了神学的稳定性。如何对待这一基督神学传统，是汉语神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唯有基督事件才是基督教神学的真正泉源，一切基督神学都应当也可以直接从基督事件出发，而不应当受制于传统。「传统」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保守」的同义词。但在实践上，汉语神学作为基督神学大家庭中的后来者，却也不能无视基督神学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否则便会有误入歧途的危险。在这方面，只要我们想一想清末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就可以明白。其实，只要我们承认基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那就必须也承认，其他语系的神学家们从他们的文化资源出发对基督事件的思考也包含著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成分。他山之石尚且可以攻玉，更何况，这个「他山」也不是绝对的「他」。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情况下，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全人类的问题。语系、地域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各个语系、地域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所做的思考在很大的程度上也适用于整个人类。我们在利用汉语文化资源的同时，也不可忘记使自己融入全人类的思考。刘小枫、何光沪在大声疾呼汉语神学的同时，都非常重视西方神学著作的翻译，可谓是明智之举。
三 汉语语言与基督神学的关系
由于基督事件是在犹太－希腊语境中发生的，由于汉语神学在基督神学大家庭中是一个后来者，由于基督教是由不同的基督教会在相互几乎隔绝的情况下分别传入中国的，由于汉语语系与印欧语系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汉语神学在语言的表述方面面临著特殊的困难。在西方，希腊语、拉丁语本来就是基督神学的原初语言，近代不同的教派虽然在神学理论上有分歧，但使用的术语却是相同的。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翻译也往往只需要变换一下词根而已，而汉语神学却没有这些优势。如果说人言在表述天道时本来就已有「词不达意」的困难（刘小枫、何光沪都曾强调过这一点），那么，汉语语言在这方面的困难就更为严重，因为他要表述的「意」与它所使用的术语并不是在同一个系统中生成的。清初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力图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使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现成的术语翻译基督教的神学概念，例如将拉丁语的Deus翻译作中文的「上帝」。这种作法在天主教内部引起了争论，最终以教皇的禁令告终。平心而论，教皇的禁令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汉语的「上帝」是一个有其固定含义的词汇，其含义与基督教的Deus之间的差距几乎是无法敉平的。用它来翻译Deus，虽然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符号的代换，但却极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乃至误解。且不说缺乏神学造诣和语言造诣的会众，即便是以神学思维为职业的神学家，有时也不免为此而困惑。笔者在香港曾有幸听过一位资深神学家的讲演。此公旁徵博引，力陈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多少处谈到过「上帝」，试图证明中国人早就－－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认识了基督教的「上帝」，听后不免令人担忧。其实，即便不将Deus译作「上帝」，而译作「神」、「天主」，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在使用汉语的文化圈里，神学概念术语的混乱已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天主教是一套言说系统，新教是一套言说系统，人文学界又是一套言说系统。最简单者莫过于人名、地名的翻译，但即便如此，也是各行其是，互不统一。你坚持说「若望」，我偏说「约翰」；你说「保禄」，我则说「保罗」。至于其他含义丰富的词汇，就更是译得五花八门了，以致到了如果不加注西文，大家就无法交流的地步。这个状况如不改变，汉语神学的发展谈何容易。统一汉语的基督神学术语，已经成为汉语神学的发展必须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值得庆幸的是，汉语神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与台湾辅仁大学神学著作编译组联合主持编纂的《外语－汉语基督教神学辞典》，搜集了汉语神学各界神学术语的译名，力图为各界之间的交流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可谓功莫大矣。但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术语混乱的状况。因此，尚望汉语神学各界继续努力，为最终敉平汉语神学内部的语言障碍而努力。
注释：
1. 何光沪，〈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维真学刊》，1996(2)，页41。
2. 何光沪，〈汉语神学的根据与意义〉，同前；参见刘小枫，〈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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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汉语神学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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