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基督教研究》2025年第25期
网址：https://ccspub.cc/jrcc/en/article/view/436
赵亮芹 https://orcid.org/0009-0005-5808-2170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系
56105096@qq.com
摘要：《路得记》作为希伯来圣经中的一部短篇叙事，通过摩押女子路得的迁徙与融入以色列族群的故事，展现了地理空间的变化与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深刻关联。本文以地理空间为切入点，结合文本分析、历史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理论，探讨《路得记》中“摩押—伯利恒”的地理空间的转换如何象征以色列民族身份的边界跨越与重构。《路得记》通过地理空间的流动性与开放性，挑战了以色列传统族群的排他性叙事，强调以道德律法为核心的身份认同模式，为流散时期的以色列族群提供了身份整合的范式。
关键词：《路得记》、地理空间、民族身份
DOI：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11
一、引言
《路得记》是《旧约》中唯一一卷以异族女性命名的记述，被广泛认为是圣经叙事艺术的最佳范例。《路得记》文笔简约，结构精巧，全书分为四章，仅八十五句，中文译文仅千余字。朱维之先生曾说：“《路得记》犹如一曲悠扬的牧歌，通篇散发着令人陶醉的田园气息，作者善于运用简洁的文字，寥寥数笔便绘出富于诗意的场景，将人物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情感展露无遗，这些技巧，连同作品蕴含的深刻哲理，使《路得记》不但在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还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1]由于《路得记》文本内在吊诡的张力、各种叙事技巧的完美结合，以及令人陶醉的牧歌气息，使得现代学者们不断进行多种进路的阐释。正如伽达默尔所言：“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正是因为理解和解读的“创造性”，学者们对《路得记》的阐释从未穷尽。
《路得记》成书于以色列民族经历流散与回归的历史语境中（公元前6-5世纪），其叙事聚焦于外邦女性路得通过迁徙与婚姻融入以色列族群的过程。传统研究多从女性主义、神学伦理或律法角度解读该文本，但地理空间作为身份建构的隐喻[3]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试图对《路得记》中的地理空间变化进行探析，分析其与人物的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尝试探索以色列族群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对身份问题的思考，以期为解读旧约文本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地理空间在民族身份建构中并非中性背景，而是承载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通过空间实践、符号编码与社会记忆的互动，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本文借鉴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4]与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边界理论”[5]，分析《路得记》中地理空间如何参与以色列民族身份的塑造。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权力运作的场域。他将空间划分为三重维度：物理空间（如土地、道路）、表征空间（如被神圣化的宗教场所）与生活空间（个体通过日常实践赋予空间意义）。列斐伏尔的理论有助于揭示空间中的权力结构与文化编码过程。
史密斯在《民族认同》中强调“共享的神圣领土记忆”对族群凝聚的核心作用，地理标志通过神话与仪式被赋予永恒性，成为族群认同的“神圣锚点”[6]。其理论虽以现代民族主义为背景，但对理解古代族群的领土认同仍有启发。选用史密斯，正是因他关注记忆与象征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与《路得记》通过地理记忆重构身份的叙事策略相契合。
需指出，这些理论原生于现代西方语境，应用于古代文本时需保持批判距离，避免生硬套用。本文将其视为启发式工具，而非权威解释框架。
圣经研究早已运用空间理论分析以色列地、耶路撒冷及圣殿的空间意义。伯奎斯特（J. L. Berquist）与坎普（C. V. Camp）所编《空间的建构 I：理论、地理与叙事》及弗拉纳根（J. W. Flanagan）、乔治（M. K. George）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古代空间认知融合物理、文化与社会维度。
《路得记》中，伯利恒与摩押的差异体现了三重空间的互动：伯利恒作为“应许之地”具有神圣符号意义（创35:19），摩押则因祖先罗得的乱伦起源（创19:30-38）被污名化；路得在田间拾穗，将物理空间转化为道德实践场域，使其从“外邦人”转变为“律法践行者”。以色列通过“神圣化叙事”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排他性身份符号，而《路得记》借路得的日常实践，挑战封闭地理观，重构身份边界。
史密斯的理论在此被修正：他主张民族基于血缘与历史记忆，但《路得记》表明，外邦人可通过遵行律法被纳入以色列族群，从而解构以血缘为中心的排他性认同。这种解构并非否定民族独特性，而是通过律法实践，将神圣地理的边界从物理空间转向伦理实践。
列斐伏尔与史密斯的理论共同揭示《路得记》中的地理张力：伯利恒作为“应许之地”象征独特性与排他性，路得的迁移则体现空间的包容性。这一张力通过“环形结构”（伯利恒→摩押→伯利恒）具象化：离开应许之地导致认同危机，回归则通过信仰与实践重建身份。路得在田间拾穗，遵循《利未记》19章9-10节的律例，将外邦身体转化为美德载体，最终通过族群认可实现身份合法化。
如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言：“地方（place）是安全与归属的象征，空间（space）是自由与可能的领域”[7]。《路得记》在地方的排他性与空间的开放性之间找到平衡，为民族身份注入弹性。地理空间既是权力斗争的场域，也是族群记忆的载体。身份的本质不在于静态的地理占有，而在于动态的律法实践与文化归属。
圣经叙事通过地理隐喻建构民族身份的本质，在于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神学意义与集体记忆的符号系统。从《出埃及记》中“流奶与蜜之地”的丰饶意象，到《以赛亚书》流散叙事中的“中心—边缘”重构，地理隐喻始终是以色列民族身份的核心锚点。透过迦南与巴比伦之囚，可以看到圣经如何通过地理符号的编码与解构，塑造族群认同的流动性，并为《路得记》的叙事提供深层语境。
迦南的神学意义始于《创世记》中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创12:1-3），在《出埃及记》中被具象化为“流奶与蜜之地”（出3:8）。该隐喻具有三重身份建构功能：经济上，迦南被建构为“反埃及”的乌托邦，以色列人通过占有土地实现自主（书24:13）；神权上，土地所有权与对耶和华的忠诚绑定（诗105:11），背离信仰将导致“地被吐出”（利18:28）；族群上，原住民被污名化为“可憎之民”（申20:17-18），地理征服与族群净化互为表里。
然而，这一静态隐喻在历史实践中遭遇挑战。进入迦南后，“流奶与蜜”的理想与现实农业困境（如旱灾、战乱）形成张力（摩4:6-9），迫使以色列精英重构隐喻：从“物理占有”转向“律法实践”。正如《申命记》8:7-10强调，迦南的丰饶取决于对诫命的遵守，地理隐喻从而从“土地神话”升华为“道德契约”。
公元前586年圣殿被毁与巴比伦之囚事件颠覆了应许之地的想象。流散催生两种新地理隐喻：一是去土地化的神圣空间，耶利米呼吁流散者“为那城求平安”（耶29:7），暗示上帝主权超越地理边界；二是回归叙事的乌托邦化，第二以赛亚将回归描绘为“新出埃及”（赛40:3-4；49:22-23），将地理回归神学化为末世救赎。
《路得记》既继承又重构了圣经的地理隐喻，将宏观救赎神学转化为微观伦理实践。对迦南隐喻的继承体现于伯利恒作为“粮仓之家”的丰饶意象（得1:22）；对流散叙事的表现则转为路得从摩押到伯利恒的回归，模拟“出巴比伦”模式，但落实为个体层面的律法实践（如拾穗与赎业）。摩押在传统叙事中为被诅咒之地（申23:3-6），但《路得记》通过路得的忠诚与波阿斯的接纳，将“外邦”转化为“信仰共同体中的一员”，表明神圣地理的边界可由伦理行为重塑。
与第二以赛亚的宏大叙事不同，《路得记》通过路得的个体迁徙将救赎“去乌托邦化”。她的身份转换经由田间劳作、法律谈判与族群见证等日常实践完成，地理空间的神圣性不再依赖超自然干预，而是根植于对律法的践行与族群的包容。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以色列通过共享地理隐喻建构“横向认同”，而《路得记》将这种认同扩展至外邦皈依者，体现共同体的动态边界[8]。
圣经地理隐喻从迦南的“神圣锚点”到流散的“中心重构”，是以色列应对历史危机的身份策略。《路得记》通过在地化叙事，将宏观地理思考转化为微观伦理行动，为民族身份注入弹性。这种“隐喻的实践化”不仅回应了波斯时期的身份危机，也为现代多元社会中的族群认同提供了范式：民族身份的本质不在于对地理符号的固守，而在于通过持续的文化实践赋予空间新的意义。
摩押地在《路得记》中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之地”，更是伦理与神学矛盾的焦点。作为死海以东的高原荒漠（今约旦中部），摩押地与摩押人在以色列集体记忆中始终与“敌对”（民22-24章；撒上14:47；撒下8:2）“污秽”（创19:30-38、25:1-3）“诅咒”（申23:3-6）等负面符号绑定。然而，《路得记》通过路得的摩押身份与信仰皈依，解构了传统的地理决定论，揭示民族身份的本质在于伦理选择而非血缘与地缘。
摩押的地理环境在圣经叙事中具有双重矛盾性：摩押地以干旱的高原为主（海拔约900米），降水稀少，农业依赖季节性溪流，与迦南的“流奶与蜜”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贫瘠在《路得记》中隐喻为灵性荒芜——拿俄米一家因伯利恒饥荒逃往摩押，却遭遇更大的灾难（丈夫与儿子死亡），暗示离开应许之地将导致生存与信仰的双重危机。尽管贫瘠，摩押位于古代“王道”沿线，[9]是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的必经之路。这种地理枢纽性使其成为以色列与周边帝国（如亚述、巴比伦）的争夺对象，也强化了其“危险他者”的符号意义（王下3:4-27）。
《路得记》刻意淡化摩押的物质性，转而突出其文化符号意义。路得虽来自摩押，但其忠贞、勤劳等品格与摩押的负面地理意象形成反差，暗示地理身份并非道德判断的绝对标准。阿格尼特·西奎安斯在《路得记中的外邦性与贫困：贫困外邦妇女融入以色列的法律途径》[10]一文中指出，路得作为外邦贫困妇女，通过法律途径融入以色列社会，打破了地理和血缘的限制。
摩押的“他者性”根植于以色列的历史记忆：摩押人被视为罗得与女儿乱伦的后裔，其血统被赋予“不洁”标签。又因摩押王巴勒曾雇佣先知巴兰咒诅以色列（民22-24章），后摩押女子又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民25:1-3），导致摩押人被永久排斥于“耶和华的会”（申23:3-6）。此外，扫罗、大卫等以色列君王均与摩押交战（撒上14:47；撒下8:2），进一步加深其“敌国”形象。
这些历史记忆使摩押成为以色列身份建构的“反向坐标”——通过否定摩押的宗教与道德，以色列人强化自身作为“圣洁国度”的独特性（出19:6）。然而，《路得记》通过路得的故事，对这一传统叙事发起挑战：在血统上，路得虽是摩押人，却被波阿斯称为“贤德的女子”（得3:11），其子俄备得更被纳入大卫谱系（得4:17-22），表明摩押血统可通过信仰实践被“净化”；在信仰上，路得誓言“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得1:16），将以色列民族的独一神耶和华转化为普世性信仰对象，打破“神—土地—族群”的封闭绑定。[11]
摩押在《路得记》中的核心叙事功能，在于通过路得的身份转化，证明民族身份的本质是伦理实践而非地理归属。这一过程通过三重叙事策略实现：一是路得从摩押到伯利恒的迁徙，不仅是物理位移，更是从“伦理他者”到“信仰主体”的蜕变。她跨越的不仅是约旦河谷的地理边界，更是“洁净—不洁”“以色列—外邦”的文化边界。二是路得在波阿斯田间的拾穗行为，将摩押身体的“他者性”转化为劳动美德的载体。拾穗既是经济生存手段，满足拿俄米与路得的物质需求，也是律法实践，遵循《利未记》19章9-10节的律例，更是道德认证；通过劳动，路得赢得波阿斯与伯利恒其他以色列人的认可（得2:11-12）。三是路得的誓言“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以宣告和誓言完成身份转换。这一宣告和誓言不仅是放弃摩押的地理身份，更是通过委身于以色列的神与族群，重构了伦理身份的归属。
值得注意的是，《路得记》并未完全消解摩押的负面性。路得始终被称为“摩押女子”，其身份的彻底转化需要经过以色列族群查验（得4:9-12）。这种“济与未济”之间的张力表明，摩押的“他者性”仍是身份判断的起点，但最终会被伦理实践所超越，路得通过道德行为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了新的可能性。[12]
伯利恒在《路得记》中不仅是犹大支派的地理坐标，更是“应许之地”的具象化缩影。作为大卫家族的起源地与农业伦理的实践场域，伯利恒通过历史记忆与土地制度的双重编码，成为以色列民族身份的核心象征。
伯利恒在以色列历史叙事中具有三重神圣性：雅各之妻拉结葬于伯利恒附近（创35:19），赋予其祖先记忆的象征资本；先知撒母耳在此膏立大卫为王（撒上16:1-13），使伯利恒从农业村镇升华为“君王之城”；《弥迦书》5章2节将伯利恒定为未来救世主的诞生地，进一步巩固其神圣地位。
在《路得记》中，伯利恒的神圣性通过“环形叙事”被刻意凸显：以利米勒因饥荒离开伯利恒，导致家族濒临灭绝；路得随拿俄米回归，触发大卫谱系的延续。这一结构暗示，离开应许之地将瓦解神权秩序，而回归则重建神圣历史。与《撒母耳记》中大卫受膏的戏剧性场景不同，《路得记》通过平民的日常互动实现救赎。伯利恒的神圣性不再依赖先知或神迹，而是根植于普通人对律法的践行。这种叙事策略表明，伯利恒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君王之城”，更是伦理意义上的“律法之城”——其神圣性通过族群对契约的忠诚得以存续。
伯利恒的农田不仅是生产粮食的场所，更是信仰与道德之地。其中农业活动通过三个维度升华为神学意义的载体：首先大麦和小麦的丰收象征着上帝对忠诚族群的眷顾，是上帝赐福的记号，呼应《利未记》26章3-4节中“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的应许。丰收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神圣契约的兑现。其次，波阿斯允许路得在田间拾穗，这一举动看似平常，实则意义深远——他主动践行《利未记》中“不可割尽田角，要留给穷人和寄居者”的诫命。通过打破血缘垄断，土地权利首次向外邦寡妇开放，同时将所有的弱势群体都纳入神圣经济的保护网。再者，故事中的收割季恰逢春季，与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首次收割应许之地庄稼的时间重合（书5:10-12）。路得从摩押地来到回归伯利恒，被隐喻为一场“新出埃及”——从异教之地的“灵性枷锁”走向伯利恒的“灵性释放”。
波阿斯的田地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复杂的权力关系。在父权制社会中，寡妇因失去男性庇护常陷入经济与法律的双重困境。《利未记》19章9-10节规定田角与遗落的谷物需留给穷人和寄居者，但实践中女性往往难以直接参与收割活动。作为地主，波阿斯以“愿耶和华与你同在”的祝福，代行上帝对土地的看护之责；路得主动提出“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打破了性别分工的界限。路得通过拾穗劳动赢得波阿斯与伯利恒以色列民的认可，外邦身份被“遵行律法”的道德认证取代；拿俄米与路得通过收割、交易与法律实践，不仅维系了家族生存，更重构了女性在宗教、经济与公共领域中的角色。《路得记》以农业空间为舞台，揭示了律法的伦理潜力：当女性成为律法的主动践行者时，父权结构的压迫性边界便可能被打破，转化为包容与救赎的通道。
这一切最终指向一个颠覆传统的结论：土地的神圣性不在于归哪个家族所有，而在于能否按律法要求实现资源分享与弱势关怀。因此，伯利恒的麦田就成为实践宗教信仰的恩慈与公平的试验场。路得的故事表达了对土地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通过农业活动得以体现。[13]
伯利恒在《路得记》中扮演着族群整合的关键角色，表现为：在城门口的公共谈判中，土地赎买与婚姻契约是在公共空间中完成的，长老与民众的见证将私人事务转化为集体记忆（得4:1-12）。这一程序呼应《申命记》25章5-10节的律法，但突破其血缘限制——波阿斯赎买的是摩押女子路得，而非本族寡妇。
而以色列族群妇女们的颂赞，则是她们将路得之子俄备得称为“拿俄米的养育者”（得4:14-15），表明族群的认可超越血缘的关系，进而转向功能性的家族延续。
最后是谱系书写的开放性（得4:18-22）：大卫族谱以法勒斯（犹大与他玛的乱伦之子）开头，以路得（摩押女子）为关键节点，暗示以色列身份的本质是对救赎历史的参与，而非血缘性纯洁。伯利恒由此成为“信仰共同体”的模型：其身份边界既通过律法（如赎业制度）维持独特性，又通过伦理实践（如接纳路得）保持开放性。
《路得记》通过地理空间的转换与边界跨越，将物理迁徙转化为身份流动的隐喻。从摩押的荒原到伯利恒的田间，从私人领域的房屋到公共领域的城门，地理环境的变迁不仅是人物行动的舞台，更是身份协商的媒介。
拿俄米一家的迁徙轨迹（伯利恒→摩押→伯利恒）构成环形叙事结构，其环境转换对应身份的解构与重构。饥荒迫使以利米勒离开“应许之地”，其迁徙动机被文本刻意模糊——未提及“求问上帝”，暗示信仰动摇。摩押的暂居导致家族男性灭绝，象征脱离神圣地理的身份瓦解。路得与拿俄米的回归被置于收割季节，与《利未记》26章3-5节的农业祝福形成互文。路得在途中誓言“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将地理回归升华为信仰皈依，预示身份重建的可能。
这一迁徙路径映射以色列民族的流散经验：巴比伦之囚事件中，以色列人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其身份在异乡遭遇危机（诗137:1-4）；《路得记》将宏观的民族流散转化为微观的家庭离散，暗示个体层面的伦理选择可逆转集体厄运。[14]
路得的以色列民族身份通过四重地理场景的互动逐步建构起来：①拿俄米的房屋（得1:9），作为离散家庭的残存空间，房屋的破败象征父权结构的崩溃。路得在此以“外邦儿媳”身份介入，通过誓言重构女性主导的家庭纽带。②波阿斯的田地，田间拾穗将路得的身体从“他者”（摩押女子）转化为“劳动者”。通过遵循《利未记》律例，她将外邦身份“去污名化”，赢得经济自主权（得2:17）与道德认可（得2:11）。③夜间的打谷场（得3:6-13）：打谷场作为性别化的阈限空间，路得通过“掀开波阿斯衣襟”的象征性举动，挑战男性主导的婚姻制度。[15]此场景呼应《申命记》25章5-10节的“寡嫂制”，但突破其血缘限制——波阿斯作为远亲，自愿承担赎业责任。④城门口的公共广场（得4:1-12）：城门作为以色列民族活动与律法的交汇点，路得在此作为一个沉默者却助力波阿斯在此公开赎买土地并与路得完婚。十位长老的见证赋予程序合法性，民众的祝福则将私人契约纳入民族的集体记忆，完成路得身份的公共认证。
路得的行为完全诠释了法国思想家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路得通过“弱者战术”，如拾穗、夜访、沉默中的法律谈判等，在以色列父权与族群的霸权空间中开辟生存缝隙，将边缘性转化为主观能动性，最终将“他者”的身份变为新身份的资源。[16]
《路得记》中地理边界体现双重张力：物理上，约旦河谷是民族屏障，但路得的迁徙表明地理界限不能阻止信仰传播；文化上，伯利恒人最初以“摩押女子”称呼路得（得2:6），透露排斥心理，但随着路得遵行律法，称呼变为“贤德女子”（得2:11），最终视其为“以色列家的一员”（得4:11–12）。
路得的身份问题在“城门”场景达到高潮。波阿斯赎买土地时未仅遵循血缘优先原则，而是将路得权利置于前面。民众将路得与拉结和利亚相提并论，将其纳入以色列母系祖先谱系，表明身份认同可通过历史文化记忆重塑。路得作为身份混合体，挑战了身份固定不变的观点，为信仰共同体注入新活力。[17]拿俄米一家的迁徙与以色列流散经验形成深层互文：《路得记》通过路得成功融入，批判《以斯拉记》的排外政策（斯10:10–11），主张以律法实践而非血缘界定身份。
《路得记》的核心张力在于如何将“外邦他者”转化为“信仰子民”。路得的身份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地理迁徙、誓言皈依、宗教委身与婚姻契约的多重互动逐步完成。这一过程既是对传统族群边界的解构，也是对“何为以色列人”的重新定义。
路得的以色列民族身份建构通过三组空间实践实现，分别对应语言、宗教与婚姻维度的边界跨越：
语言：从“沉默”到“誓言”的权力翻转，在摩押时，路得作为儿媳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仅由拿俄米代述其命运（“我女儿们哪，回去吧！”）；路得的摩押语言未被文本记录，其“失语”象征路得身份的边缘性。[18]但在回伯利恒的路上，路得用希伯来语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不仅是语言的转变，更是权力关系的颠覆——外邦女子路得通过运用“神圣语言”宣告自己的信仰主体性。
宗教：从“异教”到“一神”的仪式重构，路得在田间拾穗时遵循《利未记》的律例，将摩押的农耕习俗转化为对耶和华的忠诚实践。拾穗行为既是经济生存，也是宗教礼仪。在夜间打谷场的盟约中，路得请求波阿斯“展开衣襟遮盖”，这既呼应了《以西结书》中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意象（结16:8），又颠覆了异教文化中的性仪式，将身体接触转化为神圣盟约。
婚姻：从“血缘”到“律法”的信仰体的拓展，波阿斯作为远亲赎回路得，突破了血缘限制，将婚姻义务从血缘繁衍转向律法性责任。在城门口，婚姻在十位长老的见证下公开缔结，使私人契约获得公共效力。路得从“外邦寡妇”变为“以色列新妇”，其身份的合法性也由以色列族群的共识所确认。
这三重路径表明，身份转变本质上是地理空间实践的神圣化过程——路得通过语言、宗教与婚姻的边界跨越，将地理迁徙升华为信仰皈依的“宗教仪式”。
在《路得记》的结尾（4章17-22节），路得被纳入大卫的族谱中，完成了身份建构的终极认证。这种族谱的书写方式不仅解构了以色列血缘的霸权，也重构了族谱的历史记忆。
族谱的开头是法勒斯，而法勒斯是犹大与迦南女子兼儿媳他玛乱伦所生的儿子（创38:29）。族谱本身就包含了“不洁血统”，从而消解了“纯正血脉”的合法性。此外，路得作为摩押女子，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再次打破了族谱的纯洁性，同时也显示以色列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外邦皈依者来重构。此外，与《马太福音》1章1-17节中强调父系传承的族谱不同的是，《路得记》突出了女性在救赎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母系记忆的书写，将以色列身份从“男性血缘继承”转变为“女性伦理传承”。此外，族谱评价路得“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得4:15），说明其价值不在于生育数量，而在于她内在“贤德”的品格，这进一步表明了实践律法比血缘更重要，是以色列身份建构的最高标准。这为后流散时期的以色列民族提供了新的身份范式——“以色列人”的本质在于参与神圣历史，践行律法原则，而非单纯的血缘性延续。
路得的以色列民族身份的建构对旧约的神学观念产生了革新性的影响：从“土地中心主义”到“律法中心主义”：传统上，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依赖于对迦南地的占有（如《约书亚记》所述），而《路得记》则表明，即使离开应许之地，只要坚守律法，依然能够保持信仰身份和民族认同。从“族群排他”到“伦理包容”：与《以斯拉记》10章中驱逐外邦妻子的排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路得记》通过路得的故事，将以色列民族边界从血缘传统转向践行律法和伦理道德，为外邦“皈依者”开辟了救赎之路。
这种神学观念的转变在先知文学中已初见端倪，如《以赛亚书》56章3-7节就提到外邦人可以进入圣殿，但《路得记》通过叙事而非律法条文，将这一理念具象化为一个可效仿的生命故事。
《路得记》的叙事隐含着对流散经验的深刻回应。面对圣殿被毁、土地丧失的历史现实，以色列民族不得不重构身份认同的根基。本文认为，《路得记》通过弱化地理中心（如圣殿、耶路撒冷），转而强调律法实践与伦理共同体的建构，发展出一种“去地域化”的身份模式。这种模式不仅适应了波斯时期以色列流散族群的需要，更通过路得的皈依叙事，将以色列身份从“血缘—地理”的封闭体系转向“律法—伦理”的开放体系。[19]
在波斯时期（公元前539-330年），以色列族群面临着双重地理困境：一方面，回归者重建的圣殿（第二圣殿）失去了昔日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大部分犹太人仍然散居在帝国的各个省份，无法回到故土。《路得记》的叙事策略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语境：
圣殿的缺席：《路得记》中没有提及圣殿、祭司或献祭制度，这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中对圣殿重建的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路得记》中，宗教活动的核心从中央圣所转向了田间、城门等日常空间。[20]律法的日常性：神圣性不再依赖于圣殿礼仪，而是通过具体的律法实践来实现，如拾穗（利19:9-10）、赎业（利25:25）和寡嫂制（申25:5-10）。路得在伯利恒田间的日常就是将律法从文本教条转化为生存伦理的一个例子。
这种去地域化的身份认同与先知耶利米的神学相呼应：“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圣殿不再是信仰的必要条件，持守律法成为散居的以色列族群的生存条件。正如扬·阿斯曼所言：当“地点的记忆”（圣殿）被摧毁时，“文本的记忆”（律法书）便成为族群认同的新锚点。[21]
《路得记》的突破性在于将律法实践转化为流动的“圣殿替代品”，它用田间劳作的锄头代替了圣殿的香炉，以市井街巷的对话取代了祭司的祷词，为流散中的以色列人描绘了一幅全新的信仰图景。当波阿斯在麦田埂上对路得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金黄的麦穗成了祭坛，农人的草帽代替了祭司的头冠。路得弯腰拾穗的身影，仿佛在告诉后人：神圣不在高墙之内，而在诚实劳动的汗水中。这一刻，劳动现场转化为神圣临在的场所。城门口的赎买程序模仿圣殿法庭的审判功能，十位长老的角色替代祭司阶层，没有祭司主持，没有圣殿台阶，但每个路人的点头见证，都让这场平民审判充满神圣分量。律法的权威不在象牙塔，而在市井百姓的共识里，日常族群成为律法权威的载体。
路得的皈依不要求改变血缘或地理归属，只需遵行律法（如拾穗）与婚姻盟约（如赎业），表明神圣契约可超越族群边界。这个摩押寡妇用行动证明：上帝的契约不是刻在地契上，而是写在对上帝律法的践行中。
当公元70年罗马军团焚毁第二圣殿，犹太拉比们正是沿着《路得记》的智慧，把会堂变成课堂，让《妥拉》研读替代牛羊献祭。这部看似温情的家庭故事，竟为五百年后的信仰巨变埋下了伏笔——它像一粒麦种，在圣殿的废墟上长出了犹太教的新生命。
《路得记》作为一部以地理空间的转换为叙事核心的圣经文本，通过摩押女子路得的迁徙与融入，深刻揭示了以色列民族身份的动态建构逻辑。本文以地理空间的变换为切入点，结合空间生产理论与族群边界理论，系统分析了地理符号与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解读《路得记》及以色列民族身份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路得记》通过“摩押—伯利恒”的地理空间转换，解构了传统身份认同的血缘与地缘霸权。摩押作为“异域”象征，承载着以色列人对“他者”的伦理污名与历史敌意，但路得的忠诚与律法实践打破了地理决定论的桎梏，表明身份的本质在于践行律法和道德选择而非出生地的归属。伯利恒则作为“应许之地”的缩影，通过农业伦理、赎业制度与族群互动，将土地的神圣性从物理占有转向律法实践，重构了“信仰共同体”的开放边界。迁徙与边界跨越的叙事，进一步将身份问题置于流动的阈限空间，路得从“外邦寡妇”到“以色列新妇”的蜕变，既是对传统族群排他性的挑战，也是对伦理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本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通过跨学科理论框架，揭示了地理空间在圣经叙事中的符号功能，突破了传统释经学对文本的单一维度解读；其二，将《路得记》置于流散时期的历史语境，阐明其如何通过“去地域化”策略回应身份危机，为后流散族群的生存提供了范式；其三，通过对比《以斯拉记》的排外政策，凸显《路得记》在伦理实践上的革新性和独特性，为当代多元社会的身份政治提供了经典的思想资源。
然而，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例如，可结合更多圣经文本（如《以斯帖记》《约拿书》）比较地理隐喻的异同，深化对以色列身份流动性模式的理解；或引入人类学“阈限理论”，分析路得在迁徙中的过渡状态如何象征族群身份的转化机制。此外，结合当代移民社会的现实问题（如文化冲突、双重认同），探讨《路得记》的伦理实践范式对建构包容性社会的启示，亦是值得拓展的方向。
《路得记》的智慧在于其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民族身份的本质并非固化的标签，而是在跨越边界中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路得的故事不仅为古代以色列人提供了身份整合的蓝图，也为今日全球化语境下的个体与群体指明方向：真正的归属，不在于对地理符号的固守，而在于对共同价值的践行与持守。这种以伦理实践为核心的身份观，恰是《路得记》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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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Israel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Space Changes in the Book of Ruth
Liangqin ZHAO https://orcid.org/0009-0005-5808-2170
Department of Englis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6105096@qq.com
Abstract: The Book of Ruth, as a short narrative in the Hebrew Bible, through the story of Ruth, a Moabite woman, migrat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Israelite community, demonstrates the profound connection between geographical space chang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is article takes geographical space as the entry point, combining textual analysi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theories, to explore how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ransformation from Moab to Bethlehem in the Book of Ruth symbolizes the cross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Israelite national identity. The Book of Ruth, through the fluidity and openness of geographical space, challenges the exclusive narrative of the traditional Israelite ethnic group, emphasizes the identity recognition model centered on moral law, and provides a model for identity integration for the Israelite community in the diaspora period.
Keywords: Ruth, geographical space, national identity
DOI: https://dx.doi.org/10.29635/JRCC.202512_(25).0011
[1] 朱维之、梁工，《古希伯来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96页。
[2] 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383页。
[3] 《路得记》中身份建构的隐喻，核心在于通过个人选择、族群接纳与神圣计划的交织等，揭示身份并非由血缘或种族固化，而是通过忠诚、道德行动与信仰皈依动态重构的过程。参见Robert Leonard Hubbard Jr., The Book of Ruth,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8).& Kirsten Nielsen, Ruth: A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Library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7).& Yair Zakovitch, “The Book of Ruth: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Universalism”, Hebrew Studies, vol. 48, (2007), pp. 39-52.
[4] 亨利·列斐伏尔，刘怀玉译，《空间的生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5] 安东尼·D·史密斯，王娟译，《民族认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6] 安东尼·D·史密斯，王娟译，《民族认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第77-82页。
[7] 段义孚，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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